郭佳：重阳节为啥跟老人挂钩呢？

郭佳：重陽節爲啥跟老人掛鉤呢？

九月九日重陽節是中國的傳統節日之一，根據《歲時廣記》彙集整理的有關重陽節的文獻資料，南宋之前每年九月九日古人都會舉行各式各樣的節日活動，雖然這些習俗隨著時代的變遷、地域的變換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但重陽節宴飲、登高、食糕，以及有關菊花、茱萸等主題的活動一直貫穿始終。關於重陽節的源起，當代研究節日的學者眾說紛紜，楊琳《重陽》一書做了簡略的總結，概括有祈壽說、嘗新說、辟邪說、大火星祭儀說等，作者則支持重陽節源於辟邪，並引用古今各地方的民俗資料加以證明。

節日的產生與發展與曆法制度的演變息息相關，因此，考察節日的源起必須在曆法制度演變的背景下進行。就重陽節而言，第一，瞭解干支紀日到序數紀日的轉變，由此看四大重數節日的出現以確定九月九日真正的產生時間；第二，梳理魏晉南北朝時期有關重陽節的文獻記載，弄清九月九日的觀念習俗與當時道教中儒家災異論和神仙方士思想的關係；第三，成文曆法與節日的前身是觀象授時與節氣，四大重數節日的主要觀念習俗往往與農時週期中對應節氣的儀式活動息息相關，九月九日的核心即來源於先秦秋季的養老節與秋嘗之祭。

一、從四大重數節日的出現看九月九日的產生時間

一年中的節日與節日的觀念習俗構成節日系統，屬於曆法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古代中國推行陰陽合曆的曆法制度，最先運用的紀日方法是干支紀日，後來才出現序數紀日，如今人們熟悉的節日系統更是在序數紀日普及之後才得以發展。

中國傳統節日有不同的類型，一是與太陰曆相關的歲末、年初以及滿月等特殊日子作爲節日的情況，如除夕、春節、上元節、中元節、中秋節，二是與太陽曆相關的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節氣作爲節日的情況，三是由節氣與干支紀日配合決定的節日，如三伏、臘日等，四是表面看來只與序數紀日有關的節日，如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這一種節日的月和日爲同一數字，故被稱作重數節日。池田溫在《中國古代重數節日的形成》一文中考察了重數節日形成的時間與背景，認爲四大重數節日大致形成於東漢末期，穩定下來並得到普及則是在三國時代，而重數節日的形成是以序數紀日的普及作爲背景的，它的固定又進一步促進了紀日方式與干支的脫離。

四大重數節日產生之前在東漢時期的情況可參考崔寔所撰的《四民月令》，該書按一年十二個月的次序記載了東漢中葉一個士大夫家族的莊園經濟生活，其中記載了重數日時要做的各種工作：

三月三日可種瓜。是日以及上除，可采艾、烏韭、瞿麥、柳絮。

(四月)，是月四日，可作醯醬。

(五月)，是月五日，可作酢。合止利黃連丸、霍亂丸、采葸耳。取蟾諸，廿合創藥；及東行螻蛄。

(六月)，是月六日可種葵。

(七月)，七日遂作麹。及磨。是日也，可合藥丸及蜀漆丸；曝經書及衣裳；作幹糗，采葸耳也。

(八月)，是月八日，可采車前實、烏頭、天雄及王不留行。

(九月)，九日可采菊華，收枳實。

在《四民月令》中，重數日還不是節日，同書中作爲節日記載的有正月之旦、清明節、立夏節、芒種節、伏與臘等，不過重數日之行事有些已與後來的重數節日相關，如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九月九日采菊花等。

到了魏晉時期，周處的《風土記》就已經對四大重數節日有了詳細描述，《風土記》全書已佚，通過隋代杜臺卿《玉燭寶典》的轉引可以看到書中對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的記載，由於《玉燭寶典》的九月篇亦佚失，關於《風土記》中九月九日的記載可參考《藝文類聚》、《北堂書鈔》等：

《風土記》云：壽星乘次，元巳首辰，袚醜虞之遐穢，濯東朝之清川。注云：漢末郭虞以三月上辰上巳生三女並亡。時俗迄今以爲大忌，是日皆適東流水上，祈袚潔濯。

《風土記》云：仲夏端五，方伯協，極享騖，用角黍，龜鱗順德。注云：端，始也。謂五月初五也。四仲爲方伯，俗重五月五日，與夏至同……

《風土記》云：夷則應履，曲七齊，河鼓禮元吉。注云：七月俗重是日，其夜灑掃，於庭露施機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筵上，熒重爲稻。祈請於河鼓，織女，言此二星神當會……

《風土記》曰：九月九日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此月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除惡氣而禦初寒。

《風土記》云：無射紹候，上九考祥。注曰：俗尚此九日也。折茱萸房以插頭，言辟惡氣也。

可見，包括九月九日在內的四大重數節日出現的大致時間應是在東漢中後期到魏晉時期，當時還沒有七夕、重陽等固定的節日名稱。因此，僅因《楚辭·遠遊》中出現“重陽”一詞，就認爲重陽節源於戰國時期的說法，完全忽視了節日產生與發展的機制，九月九日被命名爲重陽節的具體時間不得而知，但“重陽”首次作爲九月九日的節日名稱出現，已經晚在南北朝時期梁朝庾肩吾《九日侍宴樂遊苑應令詩》“獻壽重陽節，回鑾上苑中”的詩句中。另外，四大重數節日形成以後，出現在了許多記載西漢時期故事的小說中，例如《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中有漢武帝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以及漢武帝與西王母七月七日相會的記載，《西京雜記》更是列舉出了漢高祖時期宮內三月三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等節日的習俗，其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的記載更被認爲是重陽節源於西漢的證據。這些小說雜記一方面是魏晉間士人所爲，另一方面也不符合序數紀日與重數節日產生與發展的時間順序，故重陽節出於西漢說亦可視爲無稽。

到了南北朝時期，梁朝吳均的《續齊諧記》記載了當時廣爲流傳，同時也爲如今人們熟知的四大重數節日的起源故事，至此，四大重數節日的觀念習俗已大體固定了下來：

晉武帝問尚書郎摯虞仲洽：“三月三日曲水，其義何旨？”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爲怪。乃相與至水濱盥洗，因流以濫觴，曲水之義，蓋自此矣。”帝曰：“若如所談，便非嘉事也。”尚書郎束皙進曰：“摯虞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三月上巳，置酒河曲，見金人自河而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諸侯，乃因此處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洽爲城陽令。

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常年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當以楝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並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已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去當何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復三年當還。”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因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飲菊酒，禍乃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之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因此也。

三月三日臨水祓禊、五月五日紀念屈原投湖、七月七日織女牽牛相會、九月九日登高辟邪，這些耳熟能詳的節日起源故事絕大部分帶有虛構成分，但古今只要說起四大重數節日的起源，幾乎無不引用此類典故。特別是九月九日，該則故事將九月九日追溯至東漢桓景在神仙方士費長房的指導下舉家外出避難之事，將登高、飲菊花酒、佩戴茱萸等節日習俗歸結成爲了辟邪消災，因此“辟邪消災”成了後世民眾理解九月九日的基調，如今節日研究的學者也將其作爲九月九日源頭的切入點。

二、道教的儒家災異論與神仙方士思想對九月九日的影響

雖然《續齊諧記》中的起源故事將九月九日看作辟邪消災的日子，但就實際情況而言，東漢末期至魏晉南北朝時期，九月九日主要是聚會宴飲、戶外娛樂的節日。《北堂書鈔》引東漢士孫瑞奏事云：“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賜公卿近臣飲宴。”《晉書·王敦桓溫列傳》所記載的龍山之會、孟嘉落帽也無疑是展現東晉時期王公貴族階層九月九日登高聚會宴飲的最好例證。到了南北朝時期，許多以“九日侍宴”爲主題的詩賦反映了當時朝廷九月九日宴飲之事，而梁朝宗懍《荊楚歲時記》中有“九月九曰，四民並籍野飲宴”的記載則反映了南北朝時期除了王公貴族，普通民眾也有於九月九日戶外宴飲的習俗。那麼，爲何這樣一個氣氛歡樂的節日會被賦予“辟邪消災”的含義？究其原委，主要是由九月九日的日期數字引申而來。

重數節日的日期原本只是月、日數重復以便於記憶，不過西漢儒家災異論給陽九這一數字帶來了災異之意，從而影響了重陽節的含義。漢武帝時期，董仲舒、夏侯始昌、京房等儒生將陰陽五行說與《春秋》、《洪範》、《周易》等儒家經典結合起來論說災異、附會人事，其中京房的《易》學災異論在戰國《易傳》陰陽變易學說的基礎上，正式提出了“物不可極，極則反”的觀念。陰陽消長、物極必反的災異論產生了九爲陽數之極，極則窮變，轉而爲陰，標誌著災異出現的觀念。值得注意的是，陽九不僅具有上述含義，在西漢中後期說災異者蜂起的潮流中，還出現了一種“陽九百六”的災期說。漢成帝時期儒生谷永上書云：“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厄。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其中“當陽數之標季”指漢高祖至漢成帝共九世，九爲陽數之極，當有災厄；“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厄”指當時流行的一種災期推算法。據《漢書·律曆志上》記載，此災期說以4617年爲一個週期，稱爲一元，這其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一段旱災或水災年，“陽九百六”指的是初入元106年後，有一個9年的旱災。

吳羽在《“陽九百六”對中古政治、社會與宗教的影響》一文中指出，以太初元年(前104年)爲曆元，按照此災期說推算，第一個“陽九百六”的災期始於漢平帝元始三年(3年)，止於王莽始建國三年(11年)。故“陽九百六”與王莽當權並篡漢正好相合，《漢書·王莽傳》、《漢書·食貨志》載王莽多次下詔稱自己“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可見基於曆法推算的災期說與現實中的政治動盪產生了實際聯繫。作者還指出，隨著東漢的建立和穩定，很長一段時間無人提及“陽九百六”，到了東漢末年，“陽九百六”之說再興，然而此時的“陽九百六”很大程度上已經脫離了曆法推算，成爲了一種國運衰弱、時局不穩、天災人禍的比喻。到了西晉末年，按照魏晉新的曆學推算法得來的“陽九百六”之說又起，使得道教的上清派和靈寶派在“陽九百六”基礎上構建出了劫運說和終末論。

毫無疑問，“陽九之厄、百六之會”的災期說，對魏晉南北朝的政治、宗教產生重大的影響，而九月九日在這一種特殊的風氣下，由於日期中陽九相重，也被附會爲災厄的體現，原有的習俗被解釋爲“辟邪消災”，之後新的習俗基本上也由“辟邪消災”而來。《夢粱錄》記載：“今世人以菊花、茱萸，浮於酒飲之，蓋茱萸名‘辟邪翁’，菊花爲‘延壽客’，故假此兩物服之，以消陽九之厄。”可見，後世民眾早已忘了“陽九之厄”原本作爲災期說的含義，而把它與象徵災厄的九月九日畫上了等號。將“陽九之厄”災異說與九月九日結合的，極有可能便是當時大肆宣揚修習道教經典便可度過“陽九百六”災期的道士，上述《續齊諧記》中的九月九日起源故事，指導桓景避禍的費長房正是東漢時期的神仙方士，其事蹟見載於《後漢書·方術列傳》。劉曉峰在《重陽節在日本》一文中提到了該則故事另外一種較早傳入日本的版本：

九月九日祭者，昔有費長房者，於少室山登去之。則遇之仙人韓眾乞語房云：“汝家當有一厄之”，則長房問云：“何者爲得免災乎？”眾答云：“九月九日登山，而取柏葉上露，和合丹砂，點於汝家內人等額上，灸三壯之。則除去之。”房則隨教而修理，災移側家也。

對比兩個版本，第一，九月九日登高辟邪故事的主人公發生了變化，由費長房指導桓景避禍，變成了韓眾指導費長房避禍，韓眾即韓終，《史記·秦始皇本紀》中韓終是爲秦始皇求不死之藥的神仙方士，到了東晉葛洪的《神仙傳》中韓眾已是躋身神仙之列的高人。第二，避邪用的方法也不一樣，佩茱萸、飲菊花酒變成了采柏葉上露配丹砂點額。綜合以上兩點，日本保留的版本所採用的主人公時代更早，所用的方法與《四民月令》、《風土記》所涉及九月九日有關菊花、茱萸的習俗無關，可能爲更早的、還沒有與九月九日充分結合的版本，這一版本更能體現原始主旨，即故事主要是借由九月九日告訴民眾道教的神仙高人能幫助人們驅邪避難。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九月九日發展與定型的時期，同時也是道教走向成熟、定型的時期，這使得九月九日與道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九月九日不僅與“陽九之厄”有關，體現了道教中儒家災異論的一面，同時在道教中神仙方士思想的影響下，九月九日還有另一種解釋，九月九日“重陽”之名極有可能由此而來。《楚辭·遠遊》“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一句雖不能說明重陽節源於戰國，卻能看出魏晉南北朝時期九月九日被命名爲“重陽”源於神仙方士思想中的升天觀念。洪興祖《楚辭補注》解釋“重陽”爲“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九月九日兩九相重也爲重陽，無怪乎在道教看來是九月九日是升天成仙的最佳時刻，據說此日清氣上揚，濁氣下沉，地勢越高，清氣越多，人往高處就可以乘清氣升天。據《歲時廣記》記載，五斗米道創始人張道陵與妻孫夫人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於閬中雲臺山白日升天位於上真。可見，在道教的影響下，九月九日體現出了越往高處陽氣越多陰氣越少有利於“升天成仙”的觀念。

此外，神仙方士思想中的服食觀念使得九月九日采菊食菊、飲菊花酒、佩茱萸等習俗披上了追求“延年益壽”的道教色彩。曹丕的《與鍾繇書》反映了曹丕九月九日贈菊予鍾繇，希望有助於延緩衰老、延長生命：“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思飧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還提到：“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宴高會。”同樣，陶淵明在《九日閒居並序》中稱：“余閒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又言：“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頹齡。”食菊在身體上有益健康、飲酒在精神上祛除憂慮，此處九月九日仍然爲名字寓意美好長久的節日。可見，魏晉時期的上層社會，九月九日還沒有災厄之意，除了是聚會宴飲的好時節，更有爲了延年益壽服食菊花、飲菊花酒等的觀念習俗，體現了當時道家養生文化。

簡而言之，一方面，《夏小正》曰：“九月：……榮鞠樹麥”，《禮記》曰：“季秋之月，……鞠有黃華”，菊花本是秋季時令植物，九月九日采菊食菊、飲菊花酒、佩茱萸原本於自然物候，在道教的影響下，逐漸沾染上了濃厚的神仙方士思想；另一方面，秋季登高宴飲原本爲符合季節、農時特徵的活動，在道教的影響下，同樣也具有了神仙方士思想的內含。隨後，道教吸收了“陽九之厄”的儒家災異論，將九月九日與神仙方士助人驅邪避難的故事結合起來宣揚教義，由此，九月九日成了災厄的象徵，登高、飲菊花酒、佩茱萸等習俗都演化爲“辟邪消災”的體現。

除了受道教影響引申出“延年益壽”、“升天成仙”以及“辟邪消災”的觀念，魏晉南北朝的九月九日還有其他因素的加入。首先，九月九日爲女兒節。干寶《搜神記》卷五記載了一則淮南全椒縣丁氏女的故事，該女年十六嫁入婆家，不堪婆婆嚴酷，於九月九日乃自經死，後借鬼神顯靈提出九月九日休假一日的要求，由此之故，江南每家媳婦九月九日都不用做事。其次，九月九日爲馬射日。梁朝蕭子顯《南齊書》有“九月九日馬射，或說秋金氣，講習武事，象漢立秋之禮”的記載，上述以“九日侍宴”爲主題的詩很多都反映了南朝九月九日將狩獵騎射與原有的聚會宴飲相結合，例如劉苞《九日侍宴樂遊苑正陽堂詩》的“六郡良家子，幽並遊俠兒，立乘爭飲羽，倒騎競紛馳”，庾肩吾《九日侍宴樂遊苑應令》的“飲羽山西射，浮雲冀北驄”、“騰猿疑矯箭，驚雁避虛弓”，蕭綱《九日侍皇太子樂遊宴詩》的“紫燕躍武，赤兔躍空。橫飛鳥箭，半轉蛇弓”等。而北周王褒的《九日從駕》等則反映了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在漢族的影響下也過九月九日，節日活動更是以狩獵騎射爲主。 

三、九月九日的源頭———養老節與秋嘗之祭 

四大重數節日的起源故事雖然透露了節日的一些主要觀念習俗，但要真正客觀地探討節日的源起，依靠此類帶有虛構成分的敘述遠遠不夠。劉宗迪在《從節氣到節日：從曆法史的角度看中國節日系統的形成和變遷》一文中指出，研究節日與節日觀念習俗的源頭問題需要從中國古代曆法制度演變的宏觀視角來把握，因爲節日的前身是節氣，而節氣是農耕文化的產物，故節日與節日觀念習俗的起源與意義，必須追溯到其與農時週期的淵源關係，才能得到最合理的答案，而這種思考路徑可以爲民俗學構建出一套探究節日民俗的起源與意義的理論方法。實際上，雖然九月九日等重數節日表面上只與序數紀日有關，但深入探究就會發現，成文曆法中的四大重數節日都與觀象授時時期對應的節氣息息相關。

首先，三月三日上巳節，干支紀日法通行時在三月的第一個巳日舉行，序數紀日通行後改爲三月三日，除了起源故事中提到的臨水祓禊，三月三日最主要的觀念習俗是祭祀高媒、會合男女，《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有“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後妃帥九嬪禦”的記載，上巳節的祭祀高媒源於先秦仲春三月即春分左右舉行的儀式，而會合男女則是與祭高媒求婚求子密切相關的活動。在沒有精確成文曆法的觀象授時時期，古人主要依靠的是物候與天文來標識時間，此處，玄鳥的到來正是祭祀高媒的時間標誌。

第二，五月五日端午節，干支紀日法通行時在五月的第一個午日舉行，序數節日通行後改爲五月五日，上述《風土記》中已明確說明端午節與夏至同。聞一多《端午考》認爲端午節來源於吳越民族對龍圖騰的祭祀，實際上，端午節頻繁出現的“龍”應是天上的蒼龍星象，龍星標誌著先秦仲夏五月祈雨儀式活動的開始，體現的是天文作爲時間標誌。

第三，七月七日七夕節，劉宗迪的《七夕故事考》認爲七夕乞巧風俗來源於先秦孟秋七月婦女紡線織布以備寒衣的儀式活動，而七夕的主角——天上的織女星正是初秋到來以及婦功開始的時間標誌。

最後，九月九日重陽節，毫無疑問，與前三個重數節日相同，九月九日的核心源於農時週期中相應節氣的儀式活動，故秋季一系列有關的儀式活動都應列入考慮的範圍。

《管子·幼官》在“西方本圖”即秋季對應政令中載有“養老弱而勿通，信利周而無私”，在“北方本圖”即冬季對應政令中載有“再會諸侯，令曰：養孤老，食常疾，收孤寡”。《禮記·月令》對養老的時間有更精確的記載，《禮記·月令》云：“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幾杖，行糜粥飲食。”可見先秦時期秋季要舉行養老活動，這種養老活動到東漢時期仍有沿承，《後漢書·禮儀志》云：“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王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對比三月三日與九月九日的前身，春季會合男女求婚求子，秋季養老祈壽，一個追求生命最初的誕生，一個追求生命最後的延續，兩種對人生最基本的渴望融合對應於春秋兩季的歲時節日之中。仲春時節玄鳥至，而後祭祀高媒，並舉行會合男女的活動，那麼仲秋時節的養老活動又有何種天文物候作爲時間標誌？又會有什麼樣的祭祀儀式？這兩個問題古籍中沒有直接的答案，不過《史記·天官書》中關於老人星的記載，以及《史記·封禪書》中關於壽星祠的記載爲我們提供了可靠的線索。

首先，《史記·天官書》云：“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唐張守節《正義》云：“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爲人主占壽命延長之應。常以秋分之曙見於丙，春分之夕見於丁。”在中國天官系統中，西方白虎之參宿、觜宿與天狼星、弧矢星的南方，有一顆明亮的星，被稱爲老人星，又名壽星。由於位置極南，在先秦中原地區，老人星一年中只在仲春與仲秋兩個時間段短期升起於南方地平線。由其運行規律以及名字意義推測，仲秋旦時見於正南天的老人星極有可能與仲秋時節的養老活動密切相關，《禮記·月令》云：“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仲秋之月老人星隨著參宿、觜宿升至最高處，在旦時見於正南天低處，此時正值養老活動的舉行，正如織女星因標誌著初秋到來以及婦功開始被命名爲織女星，老人星也正是因爲標誌著仲秋到來以及養老活動開始被命名爲老人星。

其次，《史記·封禪書》記載，秦朝統一天下之後，深感前代禮儀制度損毀嚴重，開始著手整理和恢復先前周天子與諸侯之禮，發現“於杜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便“以歲時奉祠”。唐司馬貞《索隱》云：“壽星，蓋南極老人星也，見則天下理安，故祠之以祈福壽。”唐杜佑《通典》提及“周立壽星祠於下杜、亳，時奉焉”，“周制……秋分日，享壽星於南郊”。可見，周代存在祭祀老人星的壽星祠。祭祀老人星與仲秋養老活動的關係在《後漢書·禮儀志》中表現無疑，前文提及該書記載仲秋之月要舉行“授之以王杖，餔之糜粥”的養老活動，其後緊跟的一句便是“是月也，祀老人星於國都南郊老人廟。”由此推測，周代仲秋時節不僅有養老活動，還有老人星祭祀儀式。老人星因作爲養老活動的時間標誌而被命名，由於具備了長壽之意，人們便開始修廟建祠祭祀之以祈求長壽。養老活動加上對老人星的祭祀構成了盛大的養老節，九月九日的核心即來源於此。

除了養老節，秋嘗之祭也與九月九日密切相關。《禮記·月令》云：“季秋之月，……乃命塚宰，農事備收，舉五種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並且提到“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秋季農事已閉，五穀豐收、犧牲養成，是時候報答神靈、慶祝豐收、享用成果，此即《周禮·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中四時祭之一的秋嘗。秋嘗一是要祭祀祖先，二是要舉行宴飲歌舞，《詩經》中有許多描述秋嘗的樂歌，如《商頌·那》、《商頌·烈祖》、《周頌·豐年》、《周頌·載芟》、《魯頌·閟宮》等，其中《魯頌·閟宮》云：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骍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魯國的秋嘗之祭有盛大的宴飲歌舞活動，可見其實爲東漢九月九日朝廷聚會宴飲以及後世民間各種戶外娛樂活動之源。此外，秋嘗儀式的祭祀祖先與歌舞宴飲中還包含祈壽、祝壽的觀念，即在祭祀中向祖先祈壽、宴飲中相互祝壽的活動，如《小雅·楚茨》云：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於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詩句描述了秋後黍稷盈倉、犧牲養成，人們用收穫的穀物製成酒食，將飼養完好的牛羊宰殺烹調，用它們來祭祀祖先，以此向祖先祈求長壽。又如《豳風·七月》云：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詩句描述了秋後人們聚在一起宴飲之時互相飲酒祝壽的場景。可見，東漢九月九日追求長壽的觀念除了可以溯源至養老節，亦可在秋嘗之祭的祈壽、祝壽活動中找到源頭。

四、結論

雖然自魏晉南北朝發展與定型以來，九月九日在傳統社會中一直以“辟邪消災”爲基調，“養老祈壽”的觀念習俗並不突出，但經由上文在曆法制度演變的大背景下追溯重陽節至先秦農時週期上的源頭可知，“養老祈壽”比“辟邪消災”有著更悠久的淵源，重陽節從根源上來自秋季的養老節與秋嘗之祭，故將重陽節重新命名定義爲老年節，實際上是剝離了節日中儒家災異論與神仙方士思想的因素，將早已被遺忘的“養老祈壽”之觀念習俗重新拉回當代人們的視線之中，使其更接近節日在農耕文明之中的本質。

——選自郭佳《九月九日重陽節探源》，《文化遺產》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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