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绍振：李白的笑对人生与杜甫的歌哭血泪

孫紹振：李白的笑對人生與杜甫的歌哭血淚

孙绍振：李白的笑对人生与杜甫的歌哭血泪

语文课程改革提倡高阶思维，针对的是“碎片化”倾向，代之以“情境化思维”，“发掘文本的思想活力”，“唤醒学生的认知体验”，“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认知的发展、思维品质的提高”。目标可谓天经地义，问题在于如何落实。关键在于，改变“碎片化”的“情境化”，不是抽象的，而是全面的：首先，经典文本的情境是历史的情境，与学生经验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遥远，情境化的首要任务是将之还原出来，缩短心理距离，让学生感觉得到；其次才是学生当下的情境化。“富有层次的教学设计”应该建立在二者结合的基础上。

超越单篇文本，扩展思维空间，需要比单篇教学更为广博的学养，更需要高度的概括能力。至于深入文本，则需要精细的分析能力。从严格意义上说，二者就是研究能力，这对习惯于碎片化操作性模式的教师无疑是严峻的挑战。
局限于单篇经典教学，可能导致碎片化，缺乏广泛学养准备；概括和分析能力不足，则可能导致高阶思维落空。
为了说明这一点，笔者突破单篇分立的个案，选择一个角度（笑和哭），对李白、杜甫的经典作情境化的解读，至于是否达到“高阶思维”的层次，则有待历史去检验。
一
李白和杜甫的个性、诗风如此不同，但从根本上而言他们是很一致的，那就是都有安邦定国、拯救黎民的政治抱负。李白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当宰相甚至当军事家，“为君谈笑净胡沙”，轻松地平定叛乱。杜甫则更多希望从道德上，从意识形态上，让帝王和百姓的精神达到最高的境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是他们两人又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在科举方面缺乏应试的能耐。李白可能是不屑，而杜甫则是考了两次，同辈的诗人连贾至、李颀、李华都考上了，他却名落孙山。满怀真诚的理想却在现实中被碰得头破血流，杜甫就此流落民间，差不多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让一家子活下去而发愁，写了那么多为国运飘摇民生艰难血泪交流的哀歌。
相比杜甫，李白除了流放那一段时间，其他时间活得很滋润，所以能笑对人生。当然，他也有很深的家国情怀，对百姓的痛苦也感同身受。“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在奔亡途中仍为黎民百姓的痛苦而忧思：“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但是，李白在政治上、军事上碰了两鼻子灰，差一点被判处死刑，幸而有人搭救，成了流放犯，噩运当头之际幸运从天而降，中途遇赦。命运这样悲惨，但李白比杜甫多了一点道家的游仙的念头，活在诗仙的幻想里。可是不到三年，他就一命呜呼了。传说是酒醉之时，水中捉月而死。当然，甚至在去世前不久，李白还要上书李光弼，希望施展才华。在《临终歌》（“终”亦作“路”）中说自己“大鹏飞兮振八裔”，以水击三千里的大鹏自比，当然，不能不承认自己已经筋疲力尽。而杜甫则在最后的作品中写自己：“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沉郁而无奈。垂翅无力的大鹏，漂泊在天地之间的沙鸥，恰好是这两个伟大诗人人生最后的象征。

即便如此，在李白的诗中，这样垂头丧气的心态是很罕见的。不管多么郁闷，他总是很洒脱。不管多么失落、倒霉、郁闷、孤独，他总能与其共处、搏斗。即使孤独对月，他也会举杯邀月，对影而舞；即使没有月亮，只有一座空山，众鸟高飞而去，连云都没有，依然“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哪怕世界上只剩下他一个人，对着一座空空如也的山，他也会享受与之长久凝视的默契。这就使得他永远笑对人生。从现实的厄运中解脱，在诗化的境界里获得快感。就是对苦难的回忆，他也自有选择，他不大记得自己流放受苦，只记得自己如何得意，流放之后作的《江夏赠韦南陵冰》，显示了他得意时的率性：
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
李白诗的另一个特点更加与众不同，那就是他的笑，他总是笑对人生的苦闷，而且与潇洒的动作结合在一起：“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脱吾帽，向君笑。饮君酒，为君吟”“举杯向天笑，天回日西照”。他的人生观就是笑对人生：“大笑同一醉，取乐平生年。”“取乐平生年”，好像要笑一辈子。即便被流放了，写了许多诗，他也没有哭，还是游山玩水，吟诗作对。其中所表达的更多是战胜忧愁的勃勃英气。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据考此诗写于长安，因政治上不甚得意，他在酒里获得解脱，达到圣贤和神仙的程度：“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无限地饮酒，从字面上看好像是麻醉自己，实际上是自己与环境的对立不能和解，只能在超越现实的境界里安慰自己。一旦他与环境和解了，当他得到皇帝征召的时候，他就“仰天大笑出门去”。《宫中行乐词》之类的诗，他一写就是八首，许多文学史家连提都不愿意提。就算不得不承认自己失败了，也还有一条路可走——归隐，“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也比他粉饰太平的诗要精彩得多。本来，他就向往《侠客行》中的那种潇洒：“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因而，“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即使没有动作，他也会笑，笑他人不理解他的心灵境界：他没有与环境和解，退一步，他与自己和解了。这样他就能释放心头的郁闷。不管多么失落，也不妨碍他保持笑对人生的姿态。
这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诗人们都为民族为自己的厄运而悲叹、哭泣甚至流血，但李白是不大会哭的。在他留下的九百多首诗里，只哭过两三次：一次是被皇帝打发出来，不得意了，“泪沾襟”了；另一次是为战乱之中平民的苦难，泪水把衣襟都打湿了；还有一次是回忆自己被流放，“悲作楚地囚，何日秦庭哭”。
李白永远自我感觉良好，他是一个被天才的幻想宠坏了的大孩子。 
二
与李白相反，杜甫则是被家国忧患，被民族的灾难，被百姓的痛苦，被自己的责任，压得直不起腰来。杜甫的诗可以说大部分浸在痛苦的泪水里，原因很多，有个性方面的，还有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方面的。他们两个人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在不同时期都在长安生活，但是，李白生活在上层，而杜甫生活在底层。李白有个朋友叫元丹丘，是跟他一起做道士的，很有钱。李白通过他连接上了玉真公主的关系。李白在长安时并不常常住在城里，而是住在玉真公主的郊区别墅里。通过玉真公主的关系，他在皇帝身边谋得一个职位。就是在流放期间，杜甫以为他惨到“世人皆欲杀”的程度，可在沿途还是有人请他看风景，请他写诗。那时没有稿费制度，但馈赠是少不了的。李白虽然犯了大罪，但他毕竟是郭子仪救过的人，还是高适的朋友，并且受带兵的宋若思赏识。大赦以后，李白游洞庭湖时，陪同他的人都是有一官半职的。

李白和杜甫

李白从来就没有像杜甫那样为自己的衣食犯愁。李白的家世据说是比较富有的。他从四川出来的时候带了很多钱，他自己说，在扬州不到两年就花了三十万金去救济朋友。当时没有钞票，这么多钱怎么带的呢？这到现在还是个谜。可能是李白的父亲在他出川时给了他一笔钱。我曾经问过电视剧《李白》的编剧北村，他说李白的父亲在各地都有企业，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拿钱。
李白还有一个经济来源，他结了好几次婚，其中头两次是跟宰相的女儿结婚。第一次是跟高宗时期的宰相许圉师的女儿，第二次是跟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宗楚客的女儿，她们肯定都有嫁妆。
另外一个收入来源，他写文写诗应该是有报酬的。当时没有稿费制度，主要看名声大小，有时候代人写首诗、写篇文章，会给作者一些赠品，例如质量非常高的墨，或者送狐皮大衣之类的，这些都不值钱，有的时候也会给钱。李白代人家写文章，题目上多有“代”字，人家求上门的，可能给不少钱。
这里有一个旁证。白居易给他的朋友元稹写墓志，元家给多少钱呢？六十万！李白那么阔气，在扬州不过花了三十万，如果有人请他写墓志，一下就赚回来了。白居易倒是比较清高，把这个钱捐出来，造了个香山寺。由此可见，当时写一篇文章的报酬可以造一座寺庙。
杜甫没有那么高的身价，他的诗作时时为生存而歌哭，被眼泪和民众的鲜血浸透了。李白在长安出入豪门甚至宫廷，而杜甫在长安则活得很狼狈：“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安禄山攻陷长安时，李白正在永王那里被奉为上宾，长安来不及逃走的王公大臣不少被杀害了，王维被俘并押送到了洛阳，而杜甫的官职实在太小，人家没有把他认出来。他对国运感到如此悲痛，“少陵野老吞声哭”。此后杜甫逃到新即位的皇帝那里，衣服都破破烂烂，官至左拾遗，只有空头衔。书呆子气的杜甫不识时务，他的朋友房琯打了败仗，他去辩护，碰了钉子，最后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负责祭祀、礼乐、学校。华州那么小，俸禄之微薄可想而知。杜甫养不活一家老小，只好弃官而去。这以后就颠沛流离，从卖药到拾橡粒，什么都干，能混饱肚子就好，可还是饿死了两个孩子。
李白可以豪情满怀地唱“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直万钱”，而杜甫则只能喝“浊酒”，“酒债寻常行处有”，欠下酒债累累。同样是在岳阳楼，李白飘飘欲仙地饮酒，恨不得洞庭湖水都变成酒——“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而杜甫却伏在栏杆上痛哭——“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既为国，也为家、为民哭。与李白相比，杜甫是笑不起来的，他的眼泪太多了，甚至把眼泪都哭干了。这个时代太悲惨了，直接出现在《新安吏》中的，不是眼泪，而是哭声。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山河都在哭，就是花也会哭——“感时花溅泪”。但是，杜甫却劝人不要哭了，再哭，老天都无动于衷，哪怕“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老天也是无能为力的。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很讲究优美、含蓄，不是什么语言都可以入诗的，入诗的话就要用委婉语，温柔敦厚，实在要写就用典故。哭泣，是可以写的，叫作泪沾襟。可以写泪，但是很少写哭，如《诗经》“涕泗滂沱”，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白居易“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当然，可以在典故里写到哭，可以写到“泪沾襟”，但很奇怪的是，哭偶尔在典故里出现，往往是没有声音的，最多是呜咽，“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而杜甫敢于把哭声大张旗鼓地写出来：“野哭千家闻战伐”“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万古一骸骨，邻家递歌哭”“应沈数州没，如听万室哭”“战场冤魂每夜哭，空令野营猛士悲”“恸哭苍烟根，山门万重闭”“上有行云愁，老弱哭道路”“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宵泪沾臆”“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亲朋尽一哭，鞍马去孤城”……这些哭声，都是国运的飘摇，生民的血泪，难得的是，他自己也哭：“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临风欲恸哭，声出已复吞”。
杜甫之所以被誉为诗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的诗篇浸透了平民的血泪和他自己的悲痛。
为什么杜甫的眼泪这么多？这实在是个不能不令他长歌当哭的时代。“安史之乱”之前，唐朝已经有五千二百多万人口，七年之后，“安史之乱”结束，只剩下不到一千七百万。（《唐书·代宗纪》）七年多时间死了三千多万人。这么多人可能并不都是战死的，还有很多是饿死的。而活着的人，什么时候饿死都很难说。
在我们的印象中，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朝代，但就是在这顶峰时代，发生了“安史之乱”。从中央王朝的角度看到的是英雄豪杰平定叛乱的丰功伟绩，而从平民百姓的角度看，这是民族陷入了空前的灾难。在这个灾难当中，平民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命运。这血与火的民族灾难中，杜甫和百姓一起在煎熬忍受，写出了“三吏三别”那样真正的诗史。杜甫作诗史，他的家国情怀并不仅仅停留在家上，他更把国运放在第一位。在《新安吏》中，官军打了败仗，人口骤减，降低征兵年龄。在这种情境下，杜甫忍住内心的悲郁，出于民族大义，对这些孩子强颜勉励：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在《垂老别》中，杜甫写及他年老而主动从军，虽悲且壮。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
虽然家庭残破了，但是，还要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对国家的责任。忍悲而壮，悲中有义，惨而有志。杜甫颠沛流离多年，到了成都，幸有高适、严武的照顾，安定下来，在成都建了个草堂，很破，屋顶还经常被风吹掉。他依靠的官员严武不在了以后，他就待不住了，想沿途下江回到长江下游，到江苏、浙江、安徽一带过太平日子。他日日夜夜考虑粮价，“为问淮南米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流”。杜甫与李白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一个是穷得要饿死的人，一个是把喝酒当作职业的人，生命体验不同，诗歌的风格当然也就不可能相同：一个是现实主义的诗人，一个是浪漫主义的幻想家。
三如此不同的杜甫与李白，代表着我国诗歌史上的盛唐气象，是两座无可逾越的高峰，在当时世界文化的天宇上如日月并出。其时，阿拉伯帝国正经历着改朝换代和分裂，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为唐军所战败；拜占庭帝国苟延残喘；西欧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印度仍然处于分裂。8世纪中叶，盛唐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国家，文化天宇上星汉灿烂。绘画有吴道子、李思训、阎立本、韩干、王维、孟浩然……特别是雕塑，洛阳龙门石窟最西部无名氏所雕的卢舍那大佛像，至今仍然是中国古代雕塑的最高标志。书法家有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音乐更是融合了西域的乐曲，唐明皇、王维都是音乐家，歌唱家李龟年、雷海青皆名噪一时。中国诗的格律绝句、律诗已经高度成熟，诗人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诗佛王维、诗鬼李贺，诗国的天宇上灿如星海。此时，欧洲还处在中世纪的黑暗中。而东亚朝鲜、越南还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知识分子只能到中国来考取功名，因而他们的古典诗歌就是汉语诗歌，日本的留学生在汉字基础上建构了日语文字，以汉字写诗蔚为大观。

几百年以后，在地中海的一个西西里小岛上，才出现文化的一线曙光，后来盛行于欧洲的十四行诗才用西西里方言草创，到但丁、彼得拉克那样的巨星冉冉升起，历史还要等待好几百年。直到20世纪初，美国诗人惊异于汉语诗歌不是像他们那样长篇大论地追求哲理升华，而是以密集的意象思维写就，于是师承中国古典诗歌，产生了意象派，其旗帜性人物庞德还成了美国的伟大诗人。虽然意象派时间不长，但是美国最富有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大诗人弗罗斯特在1965年之前，就曾总结了中国诗学文化对美国诗人的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波及欧美三代诗人：第一代以庞德为代表，第二代以他自己为代表，第三代则以金斯伯格为代表。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写作的诗人，他们继承了前人已采用的中国诗歌的话语范式。历史的发展有时很怪异，20世纪初，当意象派和欧美诗歌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的时候，我们的新诗开拓者胡适却把古典诗歌当作镣铐打碎，把西方意象派当作典范来学习。一百年来，新诗至今仍然不被国人普遍接受，古典诗歌经典仍然保持着不朽的生命力，千秋功罪有待具备古典诗歌修养的人们作科学的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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