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晋如：《诗》亡然后《春秋》作

徐晉如：《詩》亡然後《春秋》作

徐晋如：《诗》亡然后《春秋》作

本文一反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对《诗经》的观念，认为先秦人更关注《诗经》的政治人伦内涵和教化作用，并引用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详细阐释了《诗经》的重要历史文化意义是“最早的文学作品集”所无法概括的。——编者按

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形成了两个积非成是的观念：一是认为《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作品集，二是认为《诗经》中的《国风》皆出自里巷歌谣，是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这两种观念对于正确理解《诗经》，正确理解历代诗人心目中的《诗经》（亦即历史文化意义上的《诗经》）毫无益处。

依照现代文学的观念去观照《诗经》，并不是什么“恢复其本来面目”，因为你并没有站在先秦时人的立场上看《诗经》，又何谈知其“本来面目”呢？先秦人当然会把《诗经》归入文学，但他们所理解的文学，指的是润身饰德的人格修养，《诗经》的政治人伦内涵和教化作用，才是先秦人关注的重点所在。认为《诗经》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总集，看似把《诗经》抬得很高，实则是把《诗经》给矮化了，更是与传统中国人对它的理解完全脱节。《诗经》又名《诗三百》，自从孔子以诗授业，它就成为儒家的“经”之一（墨家亦以《诗经》为经），更不要说，在春秋战国时期，朝聘、盟会等各种重大政治场合，自天子以至诸侯大夫卿士，莫不需要赋诗明志，《诗经》具有无可替代的政治外交功用。

孟子说：“《诗》亡然后《春秋》作。”《诗经》中的诗，本是“志”的意思。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大序》），诗是历史的真实记录，读诗即可知史。诗心窈窕幽微，诗人善喻，用最形象的文字，揭示历史的本相，故鉴往知来，莫善于诗。在诗人消歇以后，才有编年记载的历史，即所谓《春秋》。《诗经》的历史文化意义，又岂是“最早的文学作品集”所能概括得了的？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嬴政用李斯之议焚书坑儒，儒家典籍，多被焚毁。并定下“挟书之律”，禁止民间私藏书。这条禁令，直到汉惠帝时才废除。而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渐渐开始向民间搜求文献，以恢复被秦破坏得不像样子的文化。文，是书之竹帛的典籍，献，是指胸罗掌故的贤者。文帝命晁错向伏胜学习《尚书》，又设《诗经》博士，用的是燕人韩婴所传的《韩诗》。景帝时又把齐人辕固生所传的《齐诗》立了博士。到汉武帝时，又增鲁人申培公所传《鲁诗》列入学官。最晚出的是毛苌所传的《毛诗》，西汉时未彰，但经东汉经学家郑玄作笺，反成后世影响最大的《诗经》版本。毛苌所传的《诗》，属于古文经，与汉初的鲁、齐、韩所属的今文经是不同的。

汉初搜求所得的六经旧籍，一种是靠儒生记诵下来，由专人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是谓“今文经”；一种是从地下或孔壁中发掘，用先秦六国文字书写，是谓“古文经”。如鲁恭王坏孔子宅，却从孔府的照壁中发现了《礼记》《孝经》《尚书》《论语》等古本典籍；河间献王时号诸王最贤，发掘出《周官》《礼经》。毛苌所传的是古文经，是由孔子的学生子夏传鲁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也就是孔子以后最伟大的儒家荀子，荀子传鲁人毛亨，是为大毛公。大毛公为《诗经》做了三项基础工作：一是以今天的话解释古语，这叫作“诂”；二是解释名物，这叫作“训”；三是指明诗的立意所在，这叫作“传”。毛亨再传赵人毛苌，是为小毛公。毛苌得河间献王支持，于河间之地传授《诗经》。至今河北省河间市有“诗经村”，村中田间老农都能吟诵《诗经》，文脉千秋不绝。清代诗人李绣子，有《行经河间诗经村》诗四首，其中说小毛公“斯人实后起，卓为圣者徒。微言窥获麟，大序重关雎，”又说《毛诗》“及身未能显，后代弥见誉”。对小毛公及《毛诗》的价值，作出不可更移的历史定论。

今天吾人读《诗经》，应当从《十三经注疏》中的《毛诗正义》入手。《毛诗正义》题为汉毛亨传（zhuàn），郑玄笺，唐孔颖达疏（shù）。为经书作注，以解说大旨，谓之为传；而笺的本意是指狭条形小竹片，古代简策有所表识，则削竹为小笺，系之于简。郑玄的笺，是为了表识毛亨之意，故称为笺。而疏则是指疏通原书和旧注（包括传笺）的文意。唐代的成例，疏不能质疑原注家的意见，这叫作“疏不破注”。大毛公的传和郑玄的笺，所得孔门精义独多，故为后世学者所宗。金代诗人元好问尝论李商隐诗，以为诗非不美，但诗意常常隐晦不明，因无人作笺注故也。遂叹曰：“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可见郑玄笺诗，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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