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起恶性案件，媒体找法院要说法了
刚刚过去的一周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电梯劝阻吸烟猝死案”二审宣判，可谓赚足了眼球。在这份判决书里，从二审上诉程序主动审查未上诉部分到判决说理直接是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果直接迎合了大多数民众的意愿，赢得了民众和媒体的满堂彩，包括很多法院人也在留言区点赞。
正如郑州中院法官二审宣判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每一起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热点案件，都是一堂群民共享的法治公开课……司法审判永远是社会正能量的守护者”。从认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到连劝阻者主动愿意补偿死者的补偿金都不予支持，再到二审宣判后召开记者会解释答疑，“劝阻吸烟案”确实让人看到了司法审判对于民众意见的尊重。
就在昨天，人民日报公众号发文《性侵姐妹花致一死一残被改判死缓，媒体要求法官给个说法》，根据媒体报道，一二审审判历程是这样：
2016年1月，陕西原救援支队队长聂某在一小区门外等人时，遇到两名女孩回家，遂起性侵的歹念，并用榔头猛击两女孩头部，且对一名还在挣扎的女孩实施猥亵后逃离现场。
受害两人是一对姐妹，姐姐16周岁，妹妹14周岁——姐姐抢救无效死亡，妹妹一度昏迷不醒，经法医鉴定，属重伤二级，伤残程度八级。
2016年12月5日，西安中院对聂某案一审审判，认定聂某的投案自首不足以轻判，且对于受害人的赔偿没有到位，加之聂某释放5年内有过强奸罪前科，构成累犯，以故意伤人罪判处聂李强死刑立即执行。
一审宣判后，聂某提起上诉。今年1月20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撤销原判，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聂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由于系属于累犯，对其限制减刑。
二审之所以改判，主要是因为“陕西高级院对该案民事部分进行了“背对背”调解，最终聂某家属赔偿了受害者家属90万元并已交到法院。”
二审宣判以后，网友不干了，质疑主要是：如此犯罪情节恶劣，而且是累犯，难道交了90万元赔偿款就能免死？而且没有获得家属的谅解情况下，这不是金钱万能论下的“花钱免死”、“花钱减刑”？
2012年7月，最高法公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了“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进行赔偿，并认罪、悔罪的，依法可以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201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其中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握。”
赔偿作为美国联邦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特色，已经存在一个世纪之久。中国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被告人拒不赔偿和积极赔偿获得家属谅解、积极赔偿未获得家属谅解，判处刑罚的尺度和力度是不一样的。
本案中，被害人之一还在医院救治，要支付高额医疗费，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对于治疗并不现实帮助，而获得90万元赔偿起码可以帮助治疗。于是，二审法院在聂某赔偿了90万元后改判死缓，可能正是基于此考量吧。
但是，正如“电梯劝阻吸烟猝死案”二审判决里说的意思，法院司法判决不仅要重视个案的办案效果，更要重视案件结果的社会效果。《光明网》在评论“电梯劝阻吸烟猝死案”时，就提出“办案的社会效果好，是指裁判不违背常识，符合社会大众的一般价值判断，能够正确引导人们的行为。”
一个累犯、性侵、故意杀人、一死一重伤，二审交上了90万元就免除了死刑，不管其中的法律推理和被害人的现实需要，发指的犯罪行为与获刑结果的改变，确实超过了常人的理解，民众所能看到的只是“花钱免死”、“赔钱免罪”吧？不管多严重的犯罪，只要交钱就能减刑，难道这就是这个案件要传递给社会的“司法价值观”？社会主流民众是否认可这种理念？
1月25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传媒专家座谈会，周强院长指出，人民法院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和社会监督，构建司法与传媒良性互动格局，促进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营造良好法治和舆论环境。”
郑州中院的“劝阻吸烟案”赢得了案件审判社会效果的满堂彩，让我们坐等陕西高院让民众信服的“法治公开课”讲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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