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扣扣：为何滔天的民意没有救他一命？
4月11日，陕西省院经过10个小时的庭审，对张扣扣故意杀人、故意毁坏财物上诉案，当庭作出二审宣判，维持了一审对张扣扣的死刑判决。后台多名网友问法萌君对此案的看法，为什么不写写，有必要写出点个人观点，不敢奢求所有人认同。
张扣扣案死刑与否，法律界、社会上观点分歧巨大，泾渭分明的分为两派，谈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接受的观点，基本不可能。从以往的司法实践来看，张扣扣被判死刑在所难免。为了让张扣扣免死，他的辩护律师可以说用尽了全力和各种方法，两名律师分工明确，各选角度发力。
一名律师从案件管辖、前案错判、证据认定、刑事责任能力等法律规则角度，用尽了质疑辩护的各种可能性；一名律师则动之以情，辩护词《一叶一杀一世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波舆情热潮。然而，不论是法律论证，还是舆情影响，都没有改变张扣扣的最终死刑命运。这是为何？
近些年，从“辱母杀人”的于欢案，到昆山反杀的于海明案，再到福州赵宇案从故意伤害到见义勇为的反转，一起起司法案件舆情事件均得到了官方回应及对应处理，让很多人对舆情影响乃至左右司法，产生了某种错觉。认为舆情或是民众呼声，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到司法的案件结果，却没有看到内在门道，其实，舆论干扰司法本是一个伪命题，全民审判本是不可能。司法从来是有选择性的听取民意，反映民声，不可能牺牲司法立场的盲从民意。
张扣扣的报复杀人动机，不可能得到现代司法支持。自以为司法处理不公，就“杀我家一人我就杀他全家”、“一朝有仇十年后择机复仇”，杀人三命而被认定“杀人有理”免死？如果成行，社会岂不陷入了数百上千年前的同态复仇？即使被渲染成“侠客、孝子、义士、仁者、勇士”，也无法掩盖张扣扣血亲复仇构成对社会不确定的潜在威胁，已经对规则与秩序为内容的现代社会构成现实危险。怎么会得到肯定？
对二十多年前的旧案处理心怀不满，不走申诉再审渠道，选择私力报复，在法庭上还“振振有词”，称通过报复杀人手段达到所谓的“伸张正义”。如果成行，社会岂不陷入了自行裁决、自行救济的失法无章？在强调保障权利，按程序办事的法庭审判上，为此前悖法行凶行径的合理性、正当性进行辩解，并希望得到肯定和谅解，是不是很矛盾？如果司法机关予以肯定，岂不是在否定自身存在的逻辑？
反映民意，回应民声，确是近些年司法机关常见的工作方式，但深入分析会发现，正当防卫制度的激活，冤假错案纠正的常态，其中蕴含的都是体现司法回归立法本意，倡导民众尊崇法律，信任司法，并不是不加选择的跟随民意、舆情决定司法。
二十多年前的杀亲积怨、对司法处理不满，继而杀人毁财，在法庭上仍然宣扬“参军的目的是要锻炼好身体，为母报仇”、“22年来，我一直在等，但是没有时机。”、“为母报仇。”、“为了报仇，我不想结婚。”等等与现代法治理念相悖的观点，虽然可能会契合普通人“有仇不报非君子”的通常心理，但绝对是站到了强调公序、法治的对立面。这些“个人英雄主义”的观点不仅不会得到现代司法的支持，反而正是惩戒的对象。
年幼时看着母亲被人杀害，凶手的司法惩处没有达到自己的满意，进而怀疑和认定司法不公，心里埋下了仇杀的种子，阴影不散，历久愈深，生活中处处受到失去母亲的伤害影响，最终走上了报复杀人的结局。
张扣扣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但问题是，他是否就具有自行决定杀人的权利，并可以获得原谅和从轻处罚？尽管有两名律师穷尽一切手段的辩护，但司法给出的裁决已经明示，法律对于社会安定的法益保护远远高于个人感受的公平合理。
案发时没有伤害其他人，案发后主动投案自首，复仇是否值得，说明张扣扣自始至终有自己的内心判断。
他不是第一个报仇杀人的，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法院对的他死刑判决，代表着维系社会秩序机关出于法益对他的行为的评价。
再完备的法治，也不可能杜绝个人复仇情况的存在。张扣扣的案例及民众对于他的评价，也在时时告诫，除了公权力对于公平正义的解释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并有可能私力实现之。
民众舆情尽管不能干扰司法对于法益的理解和适用，减轻对张扣扣裁决定性，但也让我们和司法者看到了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朴素追求。
我们呼吁法治，让民众信仰法律，希望避免张扣扣之类的“独狼”事件对社会的伤害，除了要惩戒同态复仇之外，更要时刻以此警醒，司法裁决要维护公平正义，个人行为要符合信义诚善。
也许，这就是整个张扣扣案件给我们这个社会的完整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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