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二审判决2005年12月27日就已经作出，则杨振武早就应当知道诉争贷款未偿还的事实，至其2019年申请再审，早已经超过申请再审的法定期间。综上，即使杨振武提交的《贷款催收通知书》真实合法，无论永昌信用社于2019年5月20日向杨振武催收贷款时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均不宜启动再审程序。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杨振武，男，1960年11月13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翼城县。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定芳，翼城县王庄乡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程长乐，男，1953年出生，住山西省翼城县。再审申请人杨振武因与被申请人程长乐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不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晋民终字第21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杨振武申请再审称，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杨振武提交了2019年5月20日山西省翼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永昌信用社（以下简称永昌信用社）送给杨振武的《贷款催收通知书》三份，拟证明程长乐实际并未代杨振武偿还永昌信用社37万元贷款本金及35.3万元利息。因程长乐欠付杨振武铁矿投资款178万元未还，杨振武于2003年向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院于2004年4月20日作出（2003）临民初字第130号民事判决，认定程长乐欠付杨振武2.34万元未还。杨振武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12月27日作出（2005）晋民终字第216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判决认定的关于程长乐于1997年1月30日向杨振武出具的《还款书》有效，程长乐已在永昌信用社办理了转借款手续，视同归还了欠付杨振武的铁矿投资款72.3万元(信用社贷款本金37万元、利息35.3万元）的事实，是不存在的，理由如下：1.程长乐书面承诺代为偿还杨振武在永昌信用社的剩余贷款本金37万元及35.3万元的利息，该承诺是真实存在的。2.2019年5月20日永昌信用社发出的《贷款催收通知书》催收的贷款本金37万元，与程长乐承诺代还的信用社贷款37万元，是相符的，杨振武在信用社没有其他贷款。3.杨振武收到前述《贷款催收通知书》后，于2019年7月20日向该信用社提出查阅杨振武的贷款记录。该信用社提供了杨振武1992年合计80万元的贷款原始凭证复印件。除贷款担保人“5401铁厂”代还了43万元本金及32万元利息，合计75万元本息外，上述贷款还剩余37万元本金。4.杨振武经查阅该信用社档案，没有发现程长乐的贷款记录。上述事实和证据可以证明，程长乐未在永昌信用社办理过转借款手续，也没有代杨振武归还37万元贷款本金。原判决认定程长乐为杨振武办理了信用社转借款手续，等同于归还了杨振武72.3万元投资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申请再审。本院经审查认为，杨振武的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案涉贷款发生于1992年，于1993年到期。程长乐于1997年承诺代为偿还杨振武尚欠37万元贷款本金及35.3万元利息。但杨振武提交的《贷款催收通知书》形成于2019年5月20日。单凭《贷款催收通知书》记载的催收时间，永昌信用社催收贷款时，已经远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如果永昌信用社起诉请求杨振武偿还贷款，杨振武可以其起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进行抗辩。如果永昌信用社能够证明其一直在向杨振武主张该贷款债权，且每次主张均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鉴于二审判决2005年12月27日就已经作出，则杨振武早就应当知道诉争贷款未偿还的事实，至其2019年申请再审，早已经超过申请再审的法定期间。综上，即使杨振武提交的《贷款催收通知书》真实合法，无论永昌信用社于2019年5月20日向杨振武催收贷款时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本案均不宜启动再审程序。杨振武提交的证据亦不足以证明，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故杨振武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裁定如下： 往期文章：最高法院裁判：对禁养区内关闭或搬迁畜禽养殖场的补偿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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