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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医生的故事，让一群法官沉默了……
一个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年轻人忽然说想请教我一个问题，接着他讲到他们研究室正在讨论的一个请示案件：
原告是一个刚生了小孩的妇女，产前曾去某医院做B超检查，被医生告知胎儿一切正常，但分娩后发现婴儿有残疾（大概是一条腿先天畸形）。
于是她起诉该医院，主张精神损失赔偿，理由是：如果医院认真检查，则她在发现胎儿畸形后，可以做人工流产。
现因医院的过失导致残疾儿出生，造成其精神痛苦，故诉请追究医院的赔偿责任。
医院的主要抗辩理由是：医生做B超检查确有疏忽，但并未造成任何损害后果（胎儿畸形并非由检查疏忽所致），故不属医疗事故，医院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引起的争议问题是：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原告究竟是残疾婴儿还是其母亲？应不应该赔偿，赔多少，等等。
见我没有马上回答，其他人纷纷发表意见，并且还争论起来。
我注意地听他们说话，一直没吭声，但我早已知道我将会说什么。
此前，同类案件我曾听说过，当时，我忽然想起曾经在一本杂志上读到的让我感动不已的故事，于是我就对当时在场的人讲了那个故事。
而今天，我打定主意一定要再讲一遍这个故事。
当大家说完了，我就说到：“对不起，我想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
人们好奇地看着我，静下来。我尽量用平静的语调开始了我的讲述：
很久以前，美国一个小镇上最有名的医生为一个难产的孕妇接生，医生小心地检查孕妇肚子里的胎儿，忽然心里一紧：是个女孩，但是没有双腿！
他不由自主地想：这个残疾儿的出生无疑将是一场灾难，痛苦和悲伤必定伴随女孩和他父母的一生！
能不能避免这场灾难呢？比如，找个借口把在一旁的护士支开，悄悄地用手术钳夹着棉花堵住胎儿的嘴和鼻子，只需要一小会儿，胎儿就会窒息死亡，毕竟是难产，谁能保证胎儿不会死掉？
可是，能这样做吗？！
激烈的思想斗争使医生感到呼吸困难，面色惨白。
但仅仅过去了几秒钟，医生便做出了决定，没有双腿的女孩平安出生了。
此后，医生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个无腿的女孩和她的母亲。
但在之后的十多年间，医生一直耿耿于怀，他不知道当初的决定是正确还是错误的。
一天，小镇学校举行小学生毕业典礼，医生被邀请参加。
学生们表演了一些节目，演出快结束前，在美妙轻盈的竖琴声中，大幕徐徐拉开，柔和的灯光照在舞台中间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身上，她穿着雪白的裙子，轻轻地演奏竖琴，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一群装扮成小天使的孩子捧着点燃的蜡烛，随着竖琴缓缓地走出来……
医生发现自己的眼睛湿润了。
毕业典礼结束了，医生站在草坪上和校长闲聊。
一位妇女拉着一个小女孩走到医生面前，医生一下就认出来，正是舞台上演奏竖琴的可爱小女孩！
那妇女指着医生对小女孩说道：“孩子，这就是我经常向你说起的那位了不起的医生！”
这时，医生已经惊愕地认出面前的这位妇女就是十多年前那个难产的孕妇！
他的目光下意识地移向小女孩的双腿。
见此情景，女孩的母亲微笑了，淡淡地说：“她装了假肢。”
然后她提高嗓音激动地对医生说道：“我们一家人都对你感激不尽！如果不是因为您，我们就会失去女儿！要知道，我女儿的降临，为我们一家带来了多少快乐和幸福！我想，我的女儿一定是仁慈的上帝特意赐给我们家的最珍贵的礼物！”
我的故事讲完了，大家都沉默不语。
顿了顿，我接着说道：“我觉得，当我们讨论本案中医院应不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我们也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人，就是那个残疾儿！
如果我们站在那个残疾儿的角度，或者说，我们就是那个残疾儿，我们会怎样想？
我们到底在争论什么？
事实上，我们所讨论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的，那就是这个残疾婴儿根本不应该出生，他的出生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是一个由医生的疏忽而导致的灾难！
可是，我们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
假如把这场纷争交给一个陪审团裁判，而假如陪审团的成员全部由残疾人组成，面对那个母亲对医院的指控，他们会不会做出医院有罪的裁决？
如果你是一个用假肢走路的法官，你会不会判决医院应该向原告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想，当那个残疾儿长大以后，他会如何面对和评判今天这场法律的审判和讨论！”
我有些激动，完全不像个法学教授。
看了看四周，大家都沉默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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