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6日，一个叫“弦子”的女子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篇长文，声称自己2014年大三到《艺术人生》栏目组实习时，在节目主持人朱军化妆间里遭到其的性骚扰。文中，详尽的描述了过程，称上下其手50多分钟，致使自己留下了至今的巨大心理阴影。
控诉一出，直接将深受很多人喜爱的央视主持人拉进了饱受争议的舆论深渊。事情曝光两年后，朱军曾在社交平台回应说：“我从未触碰过那位女士一分一毫。我希望，毫无证据就给人处以死刑，到我为止，不会成为社会惯例。”时隔四年多，究竟谁说的是真的？舆论场上还是存在无数的流派和争论。期间，几轮舆论浮沉中，弦子选择了民事诉讼途径，称希望司法能查明事实，为其讨回公道。很多网友也是充满了期待。如今，历时三年多的公安机关处理未果、案经一审、上诉二审后，轰动一时的弦子（ 周晓璇 ）状告主持人朱军性骚扰民事诉讼案，终于迎来了二审终审结果。8月1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官宣：因弦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军对其实施了骚扰行为，故驳回弦子全部上诉请求，维持原判。一致的结果，相同的理由，二审法院给出了与2021年9月14日海淀区一审法院完全一致的裁判理解。
对于这样的结果，很多人用“罗生门”来形容。“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性骚扰的主张”的含义是，性骚扰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只不过原告没有充分的证据，达到民诉讼法要求的法院足以高概然性的相信，真的有性骚扰行为的存在。按照民诉法的规定，即使终审判决，因为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的，如果发现了新证据，还是可以申请法院再审的。
二审终审结果出来后，弦子发布了一段她在法庭上的陈述：我想说的是司法系统并不是天然具有权威，法院的判决并不一定就等于真相。当我们作为公民向法律寻求救济的同时，也是受害者出于信任将审判自己身体、自己记忆的权利交给了法庭上的陌生人。这份信任并不凭空而来，每一个手握权力的人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挣得这份信任。权力理应让弱者得到帮助，否则就不足为正义。以上的这段话，其实代表了很多打官司的理解和想法，但其中充满了对于法律、司法的误解和认识错误，认识还停留在封建社会“民刑不分”的“青天大老爷”审案年代。首先，要明确的是，这是一起“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侵权案件。现代民事诉讼法的设计体系决定了，不是原告向法院起诉救济之后，法院就要承担支持其请求的责任、承担必须要承担客观事实的责任。实际上，根据民诉讼的规定，案件事实的查明责任在于案件的各方当事人，对于法官的主动调查权则是诸多的限制。其次，主张自己权益遭到侵害而发起诉讼的原告，尽管自己赋名为“受害者”，却未必就是真正的受害者。民事诉讼的原被告，都是法律地位平等的诉讼主体，何来起诉的就要被认定是受害者。相反的，遭到不明起诉的被告，也会成为诉讼的受害者。
再次，司法的权力和取信于民的含义，在于不偏不倚的居中审判，并不是要先入为主的保护哪一方的“受害者”。诉讼一方给自己赋予“弱者”、“受害者”的身份，进而把法院推到了“理应让弱者得到帮助”、必须保护的位置，不管在哪个国家，对于民事审判而言，都是一种理解错误，更是一种因为自己举证不力导致败诉之后的甩锅。真如弦子朋友圈所控诉的话，涉嫌性骚扰的案件，本是一起治安行政案件，公安机关才是第一处理机关。可是，在其当时报警后，却没有得到警方的处理结果，已经说明了其举证的不力。至于光有报警记录，可以作为法院认定性骚扰的事实吗？就算没学过法律的，恐怕没人会给出肯定的答案。
事件已经过去了八年，除了报警记录，弦子再没有拿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只有不断的各种形式的喊冤。这种通过不断喊冤的方式，向法院施加压力的方式，本质上是一种更不公正的媒体审判，在自己没有有力证据的情况下，对于案件的审理，根本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
回到性骚扰案事实的本身，8年前那晚的《艺术人生》化妆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只有两人的密闭空间中，只有两种可能，性骚扰与没有骚扰。真相只能有一个，可在两人事后说法不一的情况下，唯有拿证据来说话。大众可以凭借生活经验，信这方，或是哪一方，但上升到法律裁决的高度，没有证据，而且是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法官岂能仅凭一方称述，或是舆论导向，据此裁判说理，认定事实？
舆论上，朱军可谓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职场生涯跌倒了谷地，因为网友更容易感性的同情和相信发声者的声泪控诉，这就是舆论，每个人对于热点事件，都有作出自己判断的权利。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在双方都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网友可以爱信那个信那个。
但是，在这喧嚣的、呼喊正义的舆论纷争之中，一定要分清舆论纷争与司法审判、当事人控诉与民事案件事实、当事人理解的公正与法律追究的公正之间的关系，对于法律、司法保持一份理智。那就是，法律不是万能的，司法的功能也是有限的。
司法诉讼追求的公平正义，是在执行法律规定，平等保护各方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根据证据举证规则查明案件事实，而非一定要查明客观事实。用罗翔老师的话说就是，法律只是鼓励人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去追求公平正义，但不能保证达到每个人心目中的绝对的公平正义。
如果以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的正义，来否定法律、司法的价值的话，实际上是在破坏大多数人对于法律、司法公正的信赖。很简单的例子，诉讼的各方，都可以在媒体上将自己扮演成受害者的角色而极力发挥，要求司法保护自己。作为居中裁判的司法者，又该如何取舍呢？将司法的裁判权就给舆论声音的大小，对于没有话语权的不善于炒作者，则是一种更大的不公。历时三年多的朱军性骚扰案，终于迎来了终审结果，明明是自己法律意识不强、证据意识不强的举证不力，为何要将败诉的原因甩锅给司法，引起更多人对于法律、司法的误解呢？ 往期文章：【忍无可忍，无需再忍！】21岁青年被未成年人围殴活埋致死，为什么不暴力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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