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被告之间未签订书面合同，供货方提供的发货单、提货单等单据中载明“发生纠纷由供货方法院协商解决”。上述单据均为制式单据，故上述约定应属于使用格式条款订立的管辖协议，提供单据一方（供货方）应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该管辖协议。但该管辖协议位于单据底部，也未用特殊字体、符合等特殊标识予以表示，供货方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提醒对方注意，可见未履行提请注意义务。其依据该管辖协议向其所在（供货地）法院提起诉讼，对方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表明其并不认可该管辖协议效力，因而该管辖协议应认定无效。
原告：郝风松，男，1972年7月12日出生，汉族，住河北省泊头市。被告：王**，男，1974年6月24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阜宁县。被告：张安右，男，1954年3月2日出生，汉族，住江苏省阜宁县。原告郝风松与被告王**、张安右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4日立案。郝风松起诉称，自2017年3月27日始，郝风松与王**、张安右发生租赁关系，王**、张安右租用郝风松钢管、扣件等建筑器材用于其施工的大兴开发区项目工程。郝风松依约已实际履行了提供租赁物义务，但王**、张安右未能按约支付租赁费。截止2019年7月31日，共计产生租赁费423040.45元。郝风松为维护合法权益提起诉讼，请求判令王**、张安右给付郝风松租赁费423040.4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等。王**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认为，郝风松与王**、张安右之间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郝风松提供的发（提）货单为制式单据，该单据中格式条款内容中虽存在“发生纠纷由供货方法院协商解决”，但该内容不能认定为合同条款，为无效条款。案涉合同为租赁合同，合同履行地即租赁物使用地所在法院享有管辖权，故王**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符合法律规定，裁定将本案移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处理。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认为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裁定移送不当,遂层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郝风松与王**、张安右之间未签订正式书面租赁合同，双方租赁、返还器材时通过提货单、收货单、发料单或退货单作为交易证明。发料单、发货单下方仅载明三款内容，均事关租赁的核心问题。其中第三款约定，发生纠纷由供货方法院协商解决。上述单据载明的内容简约、具体、明确，自2017年至2019年的两年间，双方存在数十次的器材租赁行为，无证明显示承租人对此提出异议，故该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应认定合法有效。本案供货方住所地位于河北省泊头市，案件属于基层法院管辖范围，故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裁定移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不当。经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协商未果，报请本院指定管辖。本案中，郝风松与王**、张安右之间未签订书面租赁合同，郝风松提供的发货单、提货单等单据中载明“发生纠纷由供货方法院协商解决”。上述单据均为制式单据，故上述约定应属于使用格式条款订立的管辖协议，郝风松应采取合理方式提请王**、张安右注意该管辖协议。但该管辖协议位于单据底部，也未用特殊字体、符合等特殊标识予以表示，郝风松亦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已提醒王**、张安右注意。可见，郝风松未履行提请注意义务。郝风松依据该管辖协议向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王**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表明王**并不认可该管辖协议效力，因而该管辖协议应认定无效。本案系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关于“因合同纠纷提起第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九条关于“财产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的规定，本案租赁物使用地在北京市大兴区，故北京市大兴区为本案租赁合同履行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作为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河北省泊头市人民法院既不是本案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也不是本案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裁定将本案移送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处理并无不当。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往期文章：高院案例：律师风险代理收费应遵循公平原则，显失公平的法院可予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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