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讲了个笑话，说有个小伙子，骑辆破摩托去个什么地方，路况不好，结果哐啷啷一声，油箱盖还是什么部件，颠掉了。小伙子急忙下车去捡，不料被个老太太抢先捡起来，不肯还小伙子，非说自己捡到的，就归自己了。小伙子好说歹说，也没效果，只好报警。警察来了，也拿老太太没办法，反过来劝小伙子认瘪了吧。这时候高潮来了，就见老太太蹒跚的走到社区废品收购站，把油箱盖卖了5毛钱，然后老太太拿钱走人了。收废品的大哥，又把油箱盖还给了小伙子，事情这才解决。另一桩事是几年前，车上遇到个西部人。大家说笑，说起他家乡是多年古都，地下文物极多，随便在自家院里掏一掏，这辈子就够吃了。那老兄说：哪有你想得那么容易?盯得紧着呢。我们那盖房，经常会挖出古物来，有些人就会一声不响，用锄头把这些价值连城的古董捣碎。反正挖出来也不归自己，何苦来着?听他这么说，当时我们心里咯噔一声，脑子里想象出无数被捣毁的古物，心疼至极，不知该说什么。2015年5月份，四川成都彭州市通济镇麻柳村村民吴高亮，在自家门口的承包地里发现了一根罕见的巨形乌木，原本以为这是笔不小的横财，但当地派出所认为吴高亮私采滥挖地下矿产，政府的态度很明确，这块乌木属于地下重大文物，必须收归国家所有。但如何处理这烫手的宝物，当地政府也没个主意，只能打报告向上级请示。可始终不见上级回声，于是这件事，就成了没有结果的烂尾新闻。两个月后，广东有位林先生，从东江捞出了44根疑似乌木的木头，可木头刚从江底捞出来，林先生就被人举报，说他“倒卖古木”。于是林先生打捞上来的疑似乌木被扣留，鉴定后发现确是稀世奇珍乌木。当地发布通报称：为了表彰林先生上交国家文物的举动，当地政府将对林先生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一般给予个人奖励5000元，颁发荣誉证书。媒体报导称，调查表明，百分之九十的读者，认为挖掘或是捡到的无主之物不归自己，这么个规定不合理，可合理的规则又该是什么?大家也说不清。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无主之物就意味着无责任，只会带来资源的极大毁坏。谁也不会珍惜那些产权不明确的东西，这是人类的天性，不是一纸规定，就能把人全都弄成非人性的圣类的。大概是三年前，韩寒去台湾，把个钱包丢了。很快就找回来了。又不久，一名杭州男子去台湾，也学着韩寒蒋方舟丢钱包，这次没找回来，只好垂头丧气回家——但他回到杭州时，发现钱包已经给他寄回来了。起初大家感叹台湾人民道德水平硬是高。然后才有人发现，台湾和大陆，法律完全是不一样的。大陆这边要求人人做道德君子，拾金要不昧，昧了就要上道德法庭接受谴责。而台湾那边则不然。台湾民法规定，捡到丢失物品之后，6个月内有人认领的，拾得人应将物品归还，但拾得者可向失主索取物品价值十分之一的报酬——同时还规定，如果丢失物品的是贫困户，这十分之一的报酬，还应减免。至于对方是不是贫困户，是不是可以减免，如果有争执，这事可以上法庭解决。这条法律规定的意义，就在于考虑到人性，占有是人性中无法抑制的冲动。但如果捡拾者能够拿到报酬，而且还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这就弥补了捡拾者的巨大心理落差。而我们这边，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是这样规定的：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接收单位应当对上缴的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相比之下，这边就丝毫没考虑到人性私欲的要素，或是，在法律执定者看来，这边统统是圣人——圣人之法，落于凡间，带来的效果只会相反。现在国学火热——但从这些事情上来看，这种热只是虚热，叶公好龙式的热，我们中有些人，根本无意识在现实中践行国学。就比如说，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大土豪，有钱，任性。他在外边做了善事，不收报酬不取分文。结果孔子骂他：你混蛋，你王八蛋!你无端抬高了道德门槛，把贫穷的善人阻拦在行善的门外。此前，贫穷者在行善中，因为获得酬赏而弥补了经济损失，所以他们会善行不倦。但现在被你一搅和，行善的门槛高到了只能付出而一无所获，这让贫穷者还如何做得起善事?而孔子的另一名弟子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农夫，农夫把牛送给他，做为救命之酬。子路牵牛而归，受到了孔子的表扬：子路这娃懂事，他做了，获得了，此后人人都愿意效仿他做好事。长此以往，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小时候，妈妈教我一首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但警察叔叔拿这一分钱干什么呢?这事，妈妈没说，也没见到法律规定更详尽的通则。其实我们也知道，禁止民众占有挖掘之物，或是不规定归物酬报，初衷并非是视百姓民众为圣人，而是让人感受到了法律制行者的冷漠与傲慢。法律制行者不是不清楚，就算是民众将地下之物挖出来，据为已有，最多也不过是改善自我生活而已，决舍不得毁掉。法律没有后续处理方案，就演变成了与民争利，置民众于贫困之地。法律制行者忘记了，民众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主人挖出来的东西却无法保留，巨大的利益落差，自然会气恼至极，所以才会出现有人将挖出来的古物毁掉的疼心事情。再说失物，制订法律的目的，是为了激发民众心里的善良，疏理调节人际关系。出于这个目的就必须要考虑到最基本的人性，不考虑这个，民众心里失落已极。所以，才会出现老太太强捡别人油箱盖不肯归还的怪事——你看这老太太不讲理，其实她是最讲道理的，只因为法律起不到疏理人性积淤的作用，才导致她的心理与行为双双失衡。
1788年1月18日，一艘英国战舰，把700多名恶行累累的犯人，押送到了不毛之地，此后80年，英国陆陆续续，又流放了16万犯人到这里。多年后，这里崛起一个富裕而令人羡慕的国家——澳大利亚。哪怕是一群流氓，也能够建立起一个文明的国家。只要制度合理。制度是国家的良知，规则是群体的智商。而好的法律，能够激发人心中的善。好的规矩或法律，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是简单可行，第二是符合人心常情，第三则是能够有效疏理人际关系。人的天性是相同的，入尧舜之国则为尧舜，入桀纣之国则为桀纣，能够于逆流之中保持自身高洁情操的，是稀有物种。非要把规则制订到阴暗，生恐民众于中获利，把环境弄到一团糟，却强迫人人做圣人，这岂不是扯蛋?——再说点题外话，三无学者屠呦呦获诺奖，学界顿时一片热议，在说屠呦軪何以未能入选院士时，明指其个人的德品。有些人读了后居然还点头，认为屠呦呦也不是一点毛病也没有，没评上院士怪不了别人。可难道我们的院士，都是道德模范吗?难道学者的成就，是以其人品的高低来衡量的吗?实际上，国际上获得诺奖之人，不乏人渣混账。诸如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这厮的人品，说出来嘴都脏，听到了耳朵都脏。偷情劈腿，生活糜烂，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不敢干的——但心智成熟的人，能够区分这二者，一边阅读他的伟大作品，一边鄙视他的无耻人渣行径，这二者并不矛盾。然而，一个制度有缺陷，或是法律起不到人际疏导作用的国度，必然沦为一个道德大国，混乱不堪的环境，只能是寄希望于道德来弥补。这种缘木求鱼式的努力，在加剧环境的混乱的之时，同时导致人的心智退缩，对人苛责已极，求全责备。违背人类天性的指望必然落空，带来的是进一步的人格社会化延迟和对他人更高的道德要求。于是，许多人惊呼世道崩坏人心不古。其实，人性是不变的，永远随着规则的良劣左右摆动。明明是制度规则有问题，你却开错了药方，药吃得越多，神经越是错乱。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对道德狂们保持警觉，一旦有人高张道德大旗，多半是在掩饰规则上的缺陷，以便于让他们自己于这种缺陷之中，或是捞更多或是干脆排斥民众利益。让道德的归于道德，制度的归于制度吧，否则我们只能泥陷于这无望的道德困境，苦苦挣扎。文章来源：《杂文月刊》(文摘版)2015年第12期 往期文章：再审制度司法指导意见有重大变化，能改变诉讼程序空转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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