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额制首先一刀切把入鹅的基础条件规定从事下蛋工作5年以上，才有资格申报。这是人为额外增加职业门槛。明明大家已经很惨了，还要搞得再惨一点，然后在惨里还要分最惨和更惨。等待期间是最煎熬的事，现在直接告诉你5年之内别想了，下蛋满5年之后也不一定能入鹅。基层的大鹅们本来已经很痛苦了，现在又把痛苦值无限拉长，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这就直接导致大部分人到了30多岁，不要说连个领导都没混上，现在居然连个大鹅的名义都没混上，可笑的是在鹅院工作几年，连案子都没判过，一问是打了5年杂，那这5年的人生价值在哪里？员额制改革的本意是正向激励，让努力的人、优秀的人有回报和获得感，但基层的执行中，实质上却变成了对大多数人的压制。“大鹅”的称号算是一个政治荣誉，是靠全体大鹅们几十年来默默的奉献，慢慢一点一点在社会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职业尊荣感。现在通过改革，突然规定只有三分之一的大鹅变成员额才是大鹅，其他原来的大鹅现在变成了大鹅助理，以后新进鹅院的人，也只能从大鹅助理做起。大鹅们的政治荣誉被剥夺，由此带来的隐形福利没了，直接影响到鹅院年轻人的社会地位，甚至会影响到年轻人找对象的层次水平。找对象讲究门当户对，职业也有鄙视链，我们可以用工作职业皆平等的理念去要求人，但是普通人能不能信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毕竟相信人可以无私是一切乱象的根源，介绍的时候一说是大鹅助理，不说会失去机会，但至少在名义上不能和其他的公职人员对等的谈对象了。这个所谓的员额制改革，纯属系统内部自己嗨，在老百姓的概念里，鹅院只有大鹅和鸭子之分，不给他办事的连鸭子也不如。所以员额的地位并没有被另行抬高，大鹅助理的地位却被实实在在的降低了。要知道，本来大家都是独立下蛋，还配有书记员的，变成大鹅助理后，自己不但没有书记员了，还搞得和书记员傻傻分不清楚了，甚至鹅庭开庭时书记员还有个事做，鹅庭的格局本来都没有设计大鹅助理这个角色和位置，现在大鹅助理只好被安排在书记员旁边一脸懵逼的尬坐。千里路上来做官，到底为了吃和穿。出于最根本的人性，名和利总要图一样，少数的员额不见得是名利双收，但更多的大鹅助理是名利双丢。政界的隐形台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举个简单的例子，副县到正县，理论上只有一个台阶，但是中间的隐形台阶却有很多，比如副县级乡镇长、副县级乡镇党委书记、县政协/人大副职、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副书记，都是副县级，而县长、县委书记都是正县级，但每一个同级别的职务含权量是完全不同的。从副县级到县委书记，中间的职务都属于隐形台阶，而跨越每一个隐形台阶都可能需要5年甚至10年的时间，人的职业生涯也就3个10年。员额制把原来的大鹅，人为分成员额、大鹅助理。这纯粹属于好的不学，偏偏不学好，用隐形台阶给你吃个饱。员额、大鹅助理都再进一步分级，职业生涯隐形台阶指数级增长，都极大地增加了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运气不好的话，十年二十年还在大鹅助理的位置上原地踏步也不是不可能。等到连你孙子都配助理了，你该如何向他解释你做助理的光辉一生？如果想快速上位，又必然需要研究各类官场之道，而基层年轻人多数家庭出身一般，对官场之道又是完全不了解的，让他们从头学起太难。改革之前，刚参加的年轻人，会被任命为助理大鹅，那是独立的准大鹅，也算广义上的大鹅。改革之后，助理大鹅、普通大鹅都通通变成了大鹅助理，并且明确属于哪只员额的助理，具有人身从属属性，有了奴化色彩。员额名义上高人一等，现实中总会难免不经意出来。电影里老板装逼的时候会说：请和我的律师联系。现在进了员额可以名正言顺的说：请和我的助理联系。这无疑打破了原来同事之间、人与人之间原本的平等和平衡。无形中制造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多了，矛盾的焦点又可以下沉到一线之间，确保领导可以隔岸观火，就没有人抱团跟领导对着干了。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是一种分而治之的智慧，发动群众斗群众，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不论顶层设计时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一效果都会被基层执行的时候运用到极致。员额制改革开始的时候，说实话大家都被文件表述吓到了，第一批都怕真按照文件执行的话，真的会很累，怕多干活又不涨工资，导致一部分人打退堂鼓不愿意入额的尴尬局面。结果可笑的事出现了，鹅院院长不得不开展个别谈话，反复动员凑够人数。结果第一批员额后来发现，我草，改过以后基本还跟以前一个吊样，又都抢着入了。因为每个人的精力是固定有限的，按文件规定把所有的案件由员额亲自办，根本不现实，所以实际实行起来只是挂在员额名下，该谁干的还是谁干。对员额来讲是有名又有利，工作状态没有任何变化，甚至还更爽了。因为以前每个大鹅只是配一个书记员，大鹅多的情况下，书记员可能还达不到人均一个。改革后，实现一员额配一个书记员加上一个甚至多个大鹅助理。所以有的员额都不用开庭，让书记员跑腿送达，判决书都是大鹅助理写，员额只需要看一下判决的方向是否对头，把握案件大方向，然后署个名字就行了，总比以前偷懒让律师代写的放心。员额手握电子公章重权，又有文书签发审批权，案件结果决定权，能指挥调动团队人员了，顿时有了当领导的感觉了，无形中增加了权力的快感。这又在事实上导致了小团体的行政化官僚色彩。对于基层年轻人，本来就没有任何话语权和资源优势。一些地方实施起来吃相实在难看，让不少人寒了心，所以选择不在你的场子里玩了。还有一部分人为了保全面子，选择不再屈居人下。拿具体的例子来说，同样条件的同事在同一单位同时参加工作，如果其中一个同事因为表现优秀，提拔做了领导，那只是个别现象，也能为大家所接受。但员额制把这种情况的所有人，一下子普遍进行了分级，我只能发明一个普惠制的反义词来表示，就是实现了普损制。你想同样的同事，突然咔的一下，一个突然变成另一个的助理了，那还能平等的对话吗？再比如公安200万人，改革咔让60万人变成圆警，才有资格独立办案处警，其余140万人变成圆警助理，只能跑腿打杂……那画面太美，我不敢想象。所以一部分人为了避免尴尬局面，只好辞职走人。当然，辞职的并非都是没入额的，反而有不少员额和庭长。因为大家都躺倒放赖、破罐破摔的情况下，员额的日子也不好过。能成为员额的，自身不论是业务还是综合能力都不会太差，与其做无意义的内耗，不如出来搞点实惠的。正如往期文章下面的评论那样，敢辞职出来混的都是有两把刷子的，外面要靠真才实学挣钱。这里并不是说员额制不好，其实顶层设计的改革初衷和方案都是比较合理的，出发点也是美好的。但是基层在执行中存在选择性执行的情况，有利的执行，不利的有意忽略，这就导致了动作变形走样。欣慰的是上层已经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出台了相应的措施进行纠偏。这篇小文只是从最底层的人性角度，说一些体制内助理们不好说、不敢说的真话、实话罢了，没有什么高度和觉悟，仅供吐槽缓解情绪之用。 往期文章：司法员额制是怎么来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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