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国际法教师——王铁崖先生百年追思
周鲠生、李浩培、陈体强、倪征日奥、韩德培、王铁崖、丘宏达、郑斌，一个又一个如雷贯耳的华人国际法大师，其中又是谁，对中国国际法人才培养贡献最大？学界公认，非王铁崖先生莫属。据统计，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仅北京地区由他培养的研究生，就多达180多名。
回眸神州国际法学科建设发展，一日千里。细细盘点众多国际法“第一”的纪录，都与王铁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1979年他在北大第一次招收国际法硕士生，首创国际法本科专业；次年他创立中国国际法学会；1981年主编新中国第一本《国际法》教科书，奠定中国国际法理论体系雏型；同年，王铁崖被选进国际权威学术机构——国际法研究院，成为第一位中国籍院士；1982年他创办《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年他成立国际法研究所；同年招收国际法博士生。1987年他成为世界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第一位中国内地学者；他还是国际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中第一批中国学者；1997年他当选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第一位中国法官……
今年（2013年），适逢一个民族的国际法教师——王铁崖先生仙逝10周年暨百岁冥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再版推出邓正来编纂的《王铁崖文选》和《王铁崖学术文化随笔》，寄托哀思，以表纪念。
青年心事可拿云
1913年7月6日，福州才子王寿昌喜得幼子——王铁崖。父亲留学法国，与友人林纾（字琴南）合译小仲马名作《巴黎茶花女遗事》。译作问世，享誉文坛。
民国肇建，王寿昌出任外交部驻福建省交涉特派员。有这样一位脚踏中西文化的父亲，无怪乎王铁崖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正是后人艳羡不已的全人教育。家中私塾勤读四书五经，不忘学习洋文西学。对世界的了解，最初来自从事外交工作的父亲。
日本虎视眈眈，百般欺凌中国，印象刻骨铭心。多年以后，王铁崖依然记得幼时无意间，在父亲办公室中看到他和日本领事激烈争执的情形。
堂兄出使比利时担任公使，参与处理国际常设法院有关中比不平等条约案件，也给年幼的王铁崖留下深刻印象，最终促使他选择走上研究国际法的道路。
16岁的王铁崖负笈上海，入复旦大学，开始接触国际法。17岁的他，对国际法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他的一生与国际法再也未曾分开过。1931年，王铁崖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去访京师有道人。
打开尘封在清华大学档案馆中的注册卡片——姓名：王铁崖，性别：男，籍贯：福建省闽侯县，（民国）22年6月在法学院政治学系毕业，21岁。
暮年接受母校记者采访，看到这张发黄的卡片，先生念叨着：“很好，很好。谢谢。”回忆，就从这张注册卡片开始，前尘往事，点点滴滴，娓娓道来。
“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经常去图书馆。当时清华的图书馆非常好，参考书可以到图书馆去借。许多课程教员一上来就告诉学生这门课要念哪些参考书，这些参考书在图书馆都有，可以去借。但有一个规定，晚上可以借回去看，第二天必须还，这个制度非常严格。图书管理员办事很认真，我得益很多。我作研究生毕业论文时需要参考两本外文书，一本德文的，一本法文的。当时图书馆没有这两本书，我给图书管理员说了，管理员说我们给你买。果然没多久就从德国和法国买回了这两本书。这种情况不光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就是现在，国内许多大学也做不到。”
“清华还有一个特点，所有的教授都是有名的学者。像法学院的钱端升、张奚若、萧公权等，都是非常有名的学者。政治学系的学生可以选外系的课，我选了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的课，常去听蒋廷黻先生的课，他是当时国际上很有名的学者。还有叶公超，他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他的英语当时不光在国内是一流的，就是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我差一点儿选他的课。在清华的几年，我确实收益很大。”王铁崖事后回忆感慨万千。
母校住宿与学习条件，可谓尽善尽美。“清华大学确实是最好的，我对于在那里5年的学习生活感到非常满意。”教学质量一流，经常有昆西•怀特这样的外国大牌学者来访讲学。硕士期间，又结识了后来著名的国际法学者陈体强，二人同行相亲不相轻的友谊传为佳话。
水木清华浓厚的学术气氛，加上自己的天赋和好学，王先生一展长才，大显身手。大学期间，论文《最惠国条款的解释》在《清华周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在华领事裁判制度》广受好评。1933年大学毕业，他凭借优异成绩升入研究生院，并将国际法学选定为自己专攻的术业。
导师王化成是芝加哥大学著名国际法教授昆西•怀特的高足。3年后，王铁崖以《租借地问题》一文通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论文以条约为依据，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结合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的一个具体环节——租借地，是中国研究这一重大课题的早期力作之一。同年，他在上海《民族》杂志发表《民族主义的国际法观》，初试啼声。
游学欧洲归去来
1936年，先生参加中美庚子赔款留学考试，雀屏中选，成为当年国际法专业“状元”。奖学金要求获得者在国内导师指导下，留在国内进修1年，王先生选择“中国国际法学的鼻祖”——周鲠生教授，后者建议他到哈佛大学或是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深造。
王先生选择了后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劳特派特教授所著的《国际法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和《私法渊源与国际法之类比》，对王先生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他当然希望能跟随大师。
负笈英伦，师从享誉国际的名师，并得以交往其他世界级的国际法学者，大大开阔了学术视野，先生在国际法研究领域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忆及第一次拜访劳特派特教授，先生记忆犹新。大师大惑不解地劈头就问：“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留学生都希望搞条约研究呢？”24岁的王铁崖从容答道：“中国多年来受不平等条约的压迫，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已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中国青年学者研究条约问题，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教授大为动容。
两年留英期间，王铁崖选修詹宁斯的《国际法概论》、拉斯基的《政治社会理论》等课程，受益匪浅。卢沟桥事变后，英国召开中日冲突的学术研讨会，先生积极参加，更曾两次致信《泰晤士报》，为中国抗日立场鼓与呼。
1939年夏，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满怀报国热忱的他，忍痛放弃学位返国。日军轰炸，外文书籍化为乌有。武大校长周鲠生伸出援手，邀请他前往暂设乐山的武汉大学任教。王铁崖从此开始了他的国际法讲学生涯。这一年，他27岁。
抗战期间，条件艰苦。他的学生，后来担任过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的端木正回忆：“我记得王铁崖老师在1941年住在乐山一间自租的旧式房子里，卧室、书房、会客室都在一间里，同学来多了就只能有坐有站，但照样在讲学论道！”
适逢中美、中英之间订立新约，废止在华领事裁判权。王先生欢欣鼓舞，推出《新约研究》和《战争与条约》两部力作，分别于1943年和1944年出版。在当时国际法著作稀少的情况下，这两部书的出版，无疑十分宝贵。
端木正说：“王老师的《新约研究》和《战争与条约》两书都是用四川土纸印刷的。我当时在昆明买到，立即和两位同学如获至宝地拜读，也不怕伤了眼力。”先生相继发表《条约与国内法律的冲突》和《国家继承和条约》两篇论文。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编辑历史文集时，将其列入抗战时期的代表作。
王铁崖学术研究的方向，也就是五四以降，几十年间中国国际法学者念兹在兹的奇耻大辱——不平等条约问题。饱受列强百年欺侮，中国面临的最棘手难题，正是早日废除不平等条约。先生响应时代的最强音，将学术汇入全民族启蒙与救亡运动的洪流。书生报国，感人至深。
值得一提的是，1942年，他与王彩女士喜结良缘，相知相爱一生。1997年，正值55年宝石婚，先生赋诗一首，诗曰：“宝石花开正鲜艳，相依欢度五五年。往事追忆知多少，情深意坚共向前。”
学术赢得天下名
抗战胜利，声誉鹊起的王铁崖，应邀任教北京大学政治系。日后半世纪，他扎根北大这片科学民主的沃土，深耕不辍，以卓绝的毅力和胆识，使国际法学在北大开花结果。北京大学，也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国际法学重镇。
1952年院系调整，王铁崖调入历史系，开授国际关系史。1956年，先生完成《中外旧约章汇编》，收集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到1949年间中国同外国所签订的1182件条约。全书共3卷，340万字，其工程之浩大，资料之完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部凝结了先生十几年心血的条约汇编，直到今天，仍是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必备参考书。王铁崖的“条约癖”终成硕果，嘉惠士林，功莫大焉。
“反右运动”中，先生被划为“右派”，被剥夺了教学和科研的权利，发配到图书馆整理资料。身处逆境，先生却未怀忧丧志，怀着对国际法的高度热爱，编辑《海洋法资料汇编》，合译《海上国际法》，翻译凯尔森名著《国际法原理》。文革中，合译世界名著《奥本海国际法》。
1970年代以来，王铁崖重新出山，开始活跃在中外国际法学术交流的舞台上。1990年，他登上海牙国际法学院夏季讲习班学术讲坛。该学院是国际法最高学府，每年聘请世界上最著名的国际法学者授课。那一年，他以《国际法与中国》为题，纵横捭阖，全面讲述中国国际法，反响强烈。讲稿收入《海牙国际法演讲集》，成为国际法学界权威的参考文献。
1993年，为祝贺先生80寿辰，加拿大国际法教授麦克唐纳主编出版《王铁崖纪念论文集》，收录了24个国家和地区的59位国际法学界一流学者的英文纪念论文。全书厚达900多页，由海牙知名法律出版社出版。这是国际法学界第一次给予中国学者的特殊礼遇。“它不仅是我的光荣，更是北大、中国的光荣。”先生感慨，“这是我最宝贵、最崇高的荣誉。”
1995年，联合国纽约总部召开国际公法大会。王铁崖作为大会特邀代表，发表了题为“国际法教学与国际法普遍性”的演说。渊博的学识、儒雅的风度令在场的每一位听众折服，演讲多次被掌声打断。从他身上，全世界看到了新中国国际法学家的风采。
两年后，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第二届大法官就职仪式上，84岁高龄的王铁崖鹤发童颜、神采奕奕，格外引人注目。此前，在160多个国家代表参加的选举大会上，他以123票名列第一，这是对王老在国际法领域辛勤耕耘60载所付出的心血的回报。王铁崖却动情地说：“这是因为在当今国际事务中，中国的影响和作用不可替代。”
任职期间，先生每天都要分析、翻阅厚厚的卷宗，丝毫不敢懈怠。“别人可以从我身上看到中国学者的风貌，我要为国家争口气！”先生说，“不容易，这个工作不容易。人家都看着你中国人怎么办呢。人家都认为你中国法律比较落后，人家要看你中国人的法律到底怎么样。”不顾年迈体弱，王老再次以出色的工作，展现了中国学者的精深造诣，为祖国赢得了声誉。
燕园作育英才乐
教学育人上，先生硕果累累，桃李满园。一生为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讲课之多，难以统计。1976年，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重视国际法的教学工作。先后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派遣到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学习和进修。许多学生在国外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成了当今中国国际法领域的中坚力量。
王老一生以北大为家，以学生为友。给学生签名、写信只署“铁崖”两字，慈爱平易之心跃然纸上。学生点滴的困难，都会记挂在心。早年学生薛谋洪没有实习路费，生活并不富裕的他，送了两袋面粉给薛换取路费。
1982年春节，爱才的王铁崖冒着风雪，骑车到校党委书记家中，恳切要求留下两名学生，充实北大国际法的研究力量。在海牙当大法官期间，坚持每年回国数次当面指导研究生。
北大教授饶戈平读硕士期间，王铁崖要求他必须阅读最原始的外交史料和外交档案。每看完一个奏折、一个条约谈判过程，都要写阅读笔记。
1983年，邓正来在外交学院读研究生，课堂上曾与先生有一面之交，未得深谈。后来因编辑先生翻译的凯尔森《国际法原理》，交往日多。先生慧眼识人，极富信任地将《王铁崖文选》和《王铁崖学术文化随笔》两部重要的论著编辑工作交其承担，还主动担任邓正来婚礼的证婚人。
83岁高龄的王铁崖上讲台，开大课，主持国际法专题讲座。在他主编的《中国国际法年刊》上，常有名不见经传的在校学生作品。忧虑国际法的后继无人，王铁崖有个心愿，就是培养出更多的国际法一流人才。
“热爱祖国，热爱国际法专业，热爱北大，热爱学生。”马骏教授对恩师精辟的概括，是王铁崖沧桑一生的真实写照。端木正教授强调：“（先生）在我国国际法学界的巨大影响和崇高威望不是偶然的，而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
王铁崖一以贯之地认为，虽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学的任务很艰巨，但是必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法学。从国际法的事业来说，先生的贡献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从国际法的学术脉络来说，先生的国际法理论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
然而，先生却低调地表示：“60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国际法的学习、教学和研究。由于主客观原因，我没有什么很大的成就，唯一能告慰自己的是：我对于中国国际法的发展一贯抱有信心，而且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为此而努力。”
2003年，先生驾鹤西去，留给后人无尽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