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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12月6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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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柒,中国内地短视频创作者。2017年创立李子柒个人品牌;曾先后获得新浪微博超级红人节十大美食红人奖、超级红人节最具人气博主奖、年度最具商业价值红人、《中国新闻周刊》“年度文化传播人物奖” ;入选《中国妇女报》“2019十大女性人物” ;受聘担任首批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青联委员 。通过短视频,在互联网上展示了一种田园般的中国乡村生活图景。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
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
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
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
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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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没有李子柒,却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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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柒,中国内地短视频创作者。2017年创立李子柒个人品牌;曾先后获得新浪微博超级红人节十大美食红人奖、超级红人节最具人气博主奖、年度最具商业价值红人、《中国新闻周刊》“年度文化传播人物奖” ;入选《中国妇女报》“2019十大女性人物” ;受聘担任首批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青联委员 。通过短视频,在互联网上展示了一种田园般的中国乡村生活图景。
本文作者刘守英,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当前中国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权威。本文是今年3月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的专访。
他认为,一方面,农村的物质生活条件在改善,但是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因此,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改革农民工回村的城市化
是乡村振兴的前提
讲述 | 刘守英
访问、整理 | 刘玉海 李佩珊
来源 | 经济观察报 · 观察家
湖北宜昌农村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湖北洪湖农村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农村空心化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振兴农村不能只靠乡村旅游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
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
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
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
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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