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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泰斗对乌克兰局势的罕见发声

诗评万象 202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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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尔根·哈贝马斯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周知语、梁文诵(译)

【导读】近日,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学家之一哈贝马斯在《南德意志报》就俄乌战争发表看法。哈贝马斯指出,乌克兰正就德国前几任总理的对俄战略“误判”,对德国进行道德勒索,而西方在决定不参战时,就已陷入两难:西方不可能无限制地投入对乌克兰的武装援助。德国方面对乌克兰的“仓促认同”,意味着德国和平主义者正发生深刻转折,这一转折可能预示着以对话和维护和平为主旨的德国政治模式的终结。对此,哈贝马斯谨慎地表达了忧虑。在哈贝马斯看来,如今已不能再用传统意义上的失败或胜利来设想战争结局,不能指望任何一方落败。正因如此,他支持向谈判开放,并提出欧盟自主的紧迫命题:欧盟,如果既不想让它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方式从外部遭到破坏,也不想让它们在内部遭到侵蚀,那就只有在军事自立的情况下,才能具有政治行动力。

本文转自“文化纵横”,原题为《关于乌克兰:战争与愤怒》,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供诸君思考。



(尤尔根·哈贝马斯)

关于乌克兰:战争与愤怒


在距上一场战争77年之后,在和平仅靠均等的威慑才得以维持且仍旧危机四伏的时代结束33年之后,战争的震撼图景又回来了——就在我们的家门口,俄罗斯专横地挑起了战端。为媒体所呈现的战事前所未有地占据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一位深谙图像力量的乌克兰总统带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消息。残暴的破坏场景和触动人心的苦难画面日日更新,并在西方社交媒体中激起了不断自我放大的回响。比起习惯于媒体的年轻人来说,我们老一辈人或许对难以预期的战事的展现方式和经过精心计算的公众影响力的新颖之处更加印象深刻。

不过,尽管展示出来的图景都是精心编排的产物,但牵动着我们的神经的,令意识到战争近在咫尺的我们愈加受到震撼的,都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因此对西方的观众来说,每一名死者都令他们更不安,每一位被害者都令他们更沮丧,每一个战争罪行都令他们更愤怒——随之增长的,还有以行动来反对它的愿望。

指责朔尔茨的人的自信和攻击性令人困惑


尽管持有相同的立场,但西方国家联盟的诸政府却开始采取各不相同的做法;德国爆发了一场出格的、由传媒界的声音煽动起来的观念斗争,主题是如何对被侵略的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援助规模该有多大。无辜被侵略的乌克兰提出来的要求,将前几届德国联邦政府的政治误判和错误的路径选择迅速转化成了道德勒索,这些要求是如此地合情合理,正如它们在我们所有人心里激起的情绪、同情和援助意愿是如此地理所当然。

在德国,在行动方面显得深思熟虑和谨慎保守的联邦政府遭到了激于义愤的指责,可这些责难者所显示出来的笃定的自信令我感到困惑。联邦总理在接受《明镜》采访时说的一句话提到了其政策的要点:“我们正在用一切手段对抗俄罗斯在乌克兰造成的损害,前提是这不会带来一场失控的事态升级,以至于给整个大陆、甚至是整个世界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害。”西方已然决定不以参战方的身份介入这场冲突,在此之后就存在一个风险界限,它排除了对武装乌克兰的无限制投入。我国政府最近同盟友在拉姆施泰因达成的共同阵线(注:指4月26日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美军基地召开的针对乌克兰自卫问题的会议,美国邀请了来自 4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代表参加),以及拉夫罗夫重新做出的使用核武器的威胁,都再次将这一界限摆到了刺眼的光线之下。罔顾该界限,想要以进攻性的自信高调不断将联邦总理推向这一方向的人,忽视或误解了西方因为这场战争而陷入的两难;因为西方已经因不参战这一具有充分道德依据的决定而自缚双手。


联邦总理坚持做在政治上负责的权衡是正确的

当前的两难局面要求西方在两个极端之间进行充满风险的权衡——一端是乌克兰的败北,另一端是一场有限的冲突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再明显不过了。一方面,我们已从冷战中得到了一条教训,即针对一个有核国家的战争已不再可能在任何理性的意义上“获胜”,至少不可能在一场热战的可以预期的时限之内通过军事手段实现。核武器的威胁潜力带来的后果是,受到威胁的一方,无论它自身是否拥有核武器,都无法用一场胜利来终结动用武力所造成的绝对无法承受的毁伤,最好的情况是用一种保全双方脸面的妥协来收场。在此前提之下,不能指望任何一方落败,从而被迫以“失败者”的身份退场。目前同战事并行开展的停火谈判就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双方都保留着将对方看作可能的谈判对象的目光。尽管俄罗斯的威胁潜力取决于西方相信普京会使用核生化武器。但事实上,过去数周里CIA已经警告说存在使用所谓“小型”核武器的现实危险(这类武器被研发出来的目的显然是令有核国家之间的战争再次成为可能)。这赋予了俄罗斯方面一种相对于北约的非对称优势,后者鉴于世界大战的毁灭性规模——多达四个有核国家会卷入其中——而不愿意成为参战方。

目前普京正在判断西方于何时越过国际法所定义的界限,之后他就可以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视为西方名义上的参战。

鉴于必须无条件地避免世界毁灭的风险,这一判断的不确定性没有给冒险的下注行为留下任何操作空间。哪怕西方满不在乎地将使用“小型”核武器的“警告”作为一种风险纳入考量,即在最糟的情况下予以容忍,谁又能保证,到了这个地步还能制止事态升级?余留下的活动空间就是必须带着专业领域必不可少的知识和一切必要的、并不总是对公众开放的信息来小心地斟酌各种论据,以便做出有理有据的决断。西方从一开始就施加了严厉的制裁,他们事实上的参战早已不容怀疑,因此在军事援助方面每迈出新的一步都要小心斟酌,这样做是否会跨过那条因为取决于普京的定义权而并不确定的界线,从而成为名义上的参战国。

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不对称性,西方可以——正如俄方也知道的那样——不让自己被任意勒索。假使西方对乌克兰坐视不管,那么这不仅在政治道德的视角下是一桩丑闻,而且也不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就必然预料到,接下来将不得不在格鲁吉亚或摩尔多瓦再玩一遍和这回一样的俄罗斯轮盘赌——然后又会轮到谁?毫无疑问,只有在西方有充分的理由畏惧承担一场世界核大战的风险时,这种长远来看可能将西方逼至死胡同的不对称性才会持续存在。因此那种认为不能把普京逼至死角、否则他可能做出任何事的论据就遭到了驳斥,因为这种“畏惧的政策”会让对手放开手脚一步一步地推动冲突升级(Ralf Fücks发表于《南德意志报》的评论)。当然这种论据也只是确证了局势的难以预测。因为只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决定不作为新的参战方加入战争以守卫乌克兰,那么就必须从这一角度对军事援助的方式和规模加以评定。以理性可以接受的方式反对“畏惧的政策”的人,自身就已经在政治上负责且在事务上有着全面了解的权衡的论证空间里活动,而联邦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坚持这种权衡是正确的。


德国的主流媒体正在散布对普京的猜想

这里涉及到的是恪守对我们给自己划出的那条由法律所定义的界线的解读,在我们看来这种解读对普京来说也是值得认同的。那些激动地反对政府路线的人,当他们拒绝承认他们并不质疑的原则性决定的潜在后果时,就是前后矛盾的。不参战的决定并不意味着,西方只要还没有直接介入就不得不坐视乌克兰队独自对抗远胜于己的对手。乌克兰自己已决定不惜付出巨大牺牲也要继续抗争,而西方的武器供应显然能够对其进程产生积极影响。但在不亲手拿起武器的情况下寄希望于乌克兰打赢这场俄罗斯发起的残酷战争,这岂不是一厢情愿的自我欺骗?战争煽动者坐在观众席上大放厥词,他们的言论和其所处的位置是不匹配的。因为这种言论无法否定一个有可能孤注一掷的对手的不可预测性。西方的两难之处在于,西方只能通过自我限制的、始终不越过国际法所定义的参战行为红线的对乌军事援助来彰显其原则,即西方坚持欧洲各国边界的完整。


对进行着自我限制的军事援助加以冷静的斟酌本就不易,加上还要揣测是什么动机促使俄罗斯方面做出这一明显失算的决定,这事就变得愈加复杂。对普京个人的关注导致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猜想,我们的主流媒体如今正在散布这些猜想,仿佛正处于臆想性的苏维埃学的全盛时期。现在占据主导的普京形象是一个坚定的修正主义者,这一观点至少需要我们理性地分析其利益诉求来加以平衡。即使普京认为苏联解体是个大错,把他看成一个异想天开的梦想家,认为他带着俄罗斯东正教的赐福并受到权威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亚历山大·杜金的影响,把逐步重建大俄罗斯帝国当作自己毕生的政治使命,这种观点也很难反映其个性的全部真相。但基于这种心理投射又发展出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设想,即普京的侵略意图已超出乌克兰而指向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接着又延伸至已加入北约的波罗的海三国,并最终深入巴尔干半岛。


那能够在这场针对有核国家的战争中“获胜”吗?

普京是一位受妄想驱使着的历史怀旧者。但与这样的人物形象相悖的是:他有着社会地位不断跃升的履历,曾在克格勃受训、任职并发迹,是一个精于理性计算的权力强人。而乌克兰的西向以及白俄罗斯境内的政治反抗运动又增强了他对本国不断发展壮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团体的政治抗议的顾虑。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再上演的侵略行为或许更应看作是在沮丧地回应西方的拒绝态度——拒绝就普京的地缘政治议程展开磋商,特别是拒绝在国际上承认他违反国际法的占领区,以及拒绝也应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沿地带”的中立化。此类以及类似的各种猜想只会加深这一两难困境的不确定性,而这一困境“要求最大程度的谨慎和克制”( 这是Peter Graf Kielmansegg2022年4月19日发表于《法兰克福汇报》上的富有教益的分析文章的结语。)

但是,那如何解释在内政方面所掀起的关于由联邦总理朔尔茨不断强化的政策——这一政策试图在与欧盟伙伴和北约伙伴的协调一致中审慎地确保与乌克兰的团结——的激烈讨论呢?为了解开这些问题,我将撇开关于是否继续对已变得不可预测的普京采取缓和政策这一问题的争议,这一政策在苏联结束之前甚至之后都是成功的,而现在却被证明是一个重大错误;同样,我也将撇开德国政府所犯的、部分出于经济压力而使自己依赖进口自俄罗斯的廉价石油的错误。今天的这些争论所形成的短暂记忆,有一天将由历史学家的判断来决定。

但在“新的德国认同危机”这个意味深长的名称下所展开的争论则是另一番状况。这个争论现在就已经在探讨“时代转折”的影响,而这个时代转折最初仅涉及到德国的东方政策和国防预算。之所以说这个争论是不一般的,乃是因为它首先与那些倡导和平运动的人物的惊人转变有关,而且预告了德国人的那种不断受到右翼谴责、且实际上来之不易的战后心态的历史性转变,因此也预告了以对话和维护和平为主旨的德国政治模式的完全结束。

情绪激动的外交部长已经成了一个偶像

这种解读体现在那些被培养得对规范性问题尤为敏感的追随者的例子上,他们不掩饰自己的情绪,最大声地要求更强有力的参与。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全新的战争现实已经把他们从和平主义的幻想中惊醒。这也让人联想到已经成为偶像的外交部长,她在战争开始后就紧接着以令人信赖的肢体语言和忏悔式的言辞真实地表达了这种震惊。这并不是说,她以此并未代表在我国民众中普遍存在的同情心以及试图援助的冲动;但除此之外,她也让人信服地促成了对决心取胜的乌克兰领导层的急躁的道德说教的自发认同。这样,我们就触及到了两派人之间冲突的核心,一派人更为感同身受,但仓促地认同着一个国家为他们的自由、权利和生命而战的观点;另一派的人则从冷战的经历中吸取了不同的教训,并且——就像那些在我们的街头抗议的人那样——形成了不同的心态。一派人只能在胜利或失败的选项下来设想战争,而另一些人则知道,针对有核国家的战争已经无法在传统意义上“获胜”。

粗略来讲,民众偏民族性的心理和偏后民族性的心理构成了对战争的不同态度的背景。当我们把乌克兰人民令人钦佩的英勇抵抗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与在类似情况下对“我们”——让我们宽泛地讲——西欧人民的期望相比,那这种差异就变得很明显。我们的钦佩中夹杂着某种惊讶,惊讶于士兵们以及为战斗而征召来的新兵们的必胜的信心和不屈不挠的勇气,他们冷峻地决心要保卫自己的祖国,对抗军事上远胜于他们的敌人。相比之下,我们西方国家则依靠职业军队,我们为之付费,以便在必要时,我们不必自己用手中的武器来保护自己,而可以由职业军人来保护。


另外, 仍然要与普京进行谈判

20世纪下半叶,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这种后英雄主义的心态在西欧——如果允许我这样泛化地来讲的话——得到了发展。鉴于核战争可能造成的大破坏,这样一种观点在政治精英和绝大多数民众中蔓延开来,即:国际冲突原则上只能通过外交和制裁来得到解决;在爆发军事冲突的情况下,战争必须尽快得到调停,因为鉴于难以估算的行将使用核生化武器的风险,战争基本上已经不能在传统意义上以胜利或失败而结束。“人们从战争中唯独能学到的就是去创造和平”,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这样说到。这种取向并不意味着全盘的和平主义,即不惜一切代价来保证和平。试图尽快结束毁灭性活动、结束人类的牺牲和反文明活动的这种倾向,并不等同于要求为了单纯保命而牺牲政治上的自由。看来,在面对专制窒息的生活所要求的代价时,对战争暴力手段的质疑就受到了限制——在那种生活中,甚至都还不会意识到强制的规范性与自我决定的生活之间的矛盾。

时代转折的右翼解释者们欢迎着我们以前的和平主义者的转变。这个转变,在我看来,乃是出于对那两种同时间互相冲突、但在历史上并不同时出现的心态的混淆。这个独特的群体与乌克兰人一样,对胜利充满着信心,并以极大的信心呼吁回到已受蹂躏的国际法。在布恰事件之后,“送普京去海牙!”的口号就飞快传开了。这在总体上表明了我们今天在国际关系方面所设的规范标准的自明性,亦即表明了民众的相应期望以及在人道主义方面的敏感度的实际变化程度。

在我这个年纪,我并不掩饰某种惊讶:甚至那保守的媒体都呼吁国际刑事法庭指派一名检察官,尽管该法庭既不被俄罗斯和中国也不被美国承认,可见我们的子孙今天生存于其上的、自然而然的文化土壤,已经被翻耕得多深了。可惜,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中,对德国克制态度的日益尖锐的道德谴责所激起的广泛认同也仍旧暴露出空乏的基础。若要结束战争,或至少是停火,就仍需与普京进行谈判。我看不出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要求采取那种在事实上会使不参与这场战争的合理决定面临危险的政策,哪怕在极为痛苦地、愈加无法忍受地目睹每天的悲惨受害者的情景下。


前和平主义者的转变导致了错误和误解


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可以得到解释的那些政治心理差异,不应被联盟成员用于相互谴责;联盟成员们应将这些差异作为事实加以认识,并在合作中明智地将其考虑在内。但只要这些视角上的差异仍还处在背景中,那它们就只会造成情感上的混乱,即不成熟的赞同反应、对他人观点的单纯理解和被给予的自尊之间的杂混,就像是当乌克兰总统在联邦议院进行视频演讲并呼吁道德秩序的时候议员们做出反应时的状况那样。回顾历史,就可以解释人们在对战争的认识和解释上的差异。而忽视这些差异,则不仅会导致在相互交往中出现的重大错误,比如粗暴地拒绝德国联邦总统访问的情况。更糟的是,这将会导致彼此对对方实际想法和愿望的误解。

这种认识也使我们能够更清醒地理解前和平主义者的转变。因为构成他们草率要求之动机背景的是愤慨、惊恐和同情,而这些并不能从他们对所谓的现实主义者一向嘲讽的规范性取向的放弃当中得到解释,而恰是出自对这些原则的过于精简的解读。他们并未转变成现实主义者,而是一头栽进了现实主义:当然,没有道德感受,就没有道德判断;但普遍性的判断也反而纠正着在近处被激发起的感受的有限作用范围。

讨论“时代转折”的人是那些左派和自由主义者,这毕竟不是一个偶然。他们在一个急剧变化的大国局势面前,并且在跨大西洋关系的不确定性的阴影下,想要认真对待一个早该有的认识:欧盟,如果既不想让它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方式从外部遭到破坏,也不想让它们在内部遭到侵蚀,那就只有在军事上也能自立的情况下,才能具有政治上的行动力。马克龙的连任标志着一种缓和。但首先我们必须从我们的困境中找到一个建设性的出口。这种希望反映在谨慎地提出乌克兰不能输掉这场战争的目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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