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57）|| 庚子风尘（二）：小城记事
题图：鄂西老家的小城。（摄影：图片来自作者朋友）
“这里没有火神山，也没有雷神山，只有金子山！” 禁不住吓了一跳，金子山是县城的公墓所在地啊！
前篇：说事儿（38）|| 青禾：庚子风尘
日历进入了2021年，庚子年再有一个多月也要过完了。回头看这一年，尤其不能忘却的，是年初的时候，困在鄂西老家小城里的那段日子。
一
农历腊月，庚子年即将到来前。这个在农历里不同寻常的年份，似乎早已被匆忙前行的互联网时代所淹没。
但庚子年就是庚子年，在中国的记事里，它从来就非同凡响！
我和老伴在浙东女儿家带外孙，孙女一放假，就又赶回鄂西老家陪九十多岁的父亲，那时已经是腊月二十四，老家的小年。
父亲九十四岁，一直没患什么病，每天还在上街，甚至还可以上超市的滚动电梯，劝他别逞能，他急了，逞什么能啊，能上去的嘛！你们这些人！
老人健康，大家高兴，虽然一屋五个六十四岁以上老人，却一点也不沉闷。六点起床，一日三餐，准备过年的一应物资，忙得手脚不停，冰箱和冰柜已经塞得满满当当。
其实，超市只停业一天，走过去才五分钟路程，有必要储备吗？但老太爷发话了，几十年的习惯，不改！
一切按部就班，只等孩子们回家。他们都是在服务行业或政府部门，基本要等到除夕前一天才能离开。
腊月二十四，朋友圈里就有人在传不明肺炎的帖子，疑似“非典”。二十六，我把帖子发到一个有点背景的群里，希望得到一点内部消息。果然，有权威人士简单回道，“不是谣言，更不是空穴来风，内部很紧张。指示：非必要，不聚集。”
其实在女儿家时，我们就已经收到武汉的相关微信，因为有“非典”的深刻记忆，曾打算就留浙东过年了，但不知怎么，权威渠道的信息一直模糊，我们就没有修改行程。可现在这架势！
不敢有任何耽误，赶紧打电话给几个孩子，退火车票。
女儿一家从浙东回鄂西，必经武汉，武汉上车人多，无论怎样防范也怕万一，外孙才八岁，不能冒险。女婿还疑惑，说我们几个关长都回家了，肯定没事。我毋容置疑地告诉他这是一手消息，浙江那边知道什么？强行让他们退票。女儿一向相信我的判断，下午退了高铁。
而在武汉上班的侄儿说，领导们今天还在开茶话会，要真有您说的指示，应该传达了，您是太紧张了吧。不过他毕竟在省内，高铁随时卖票，他还在上班，没有退票问题。我说，不信就再等两天吧。
第三个电话打给老伴侄儿，他在银行上班，正忙，根本没在意。又打给他妈妈，也就是我姑妹，开始也不相信，我好说歹说，说如果一定要回，就包出租车吧，千万别坐火车。他们孙子还只五岁，我劝她一定要为孙子考虑。
腊月二十七，也就是武汉封城前两天，阳历元月二十一号，气氛骤然紧张。侄儿电话说，局里今天传达了市里指示，非必要，不聚集，一切会议取消。我说，那你就别回来了，要回就包车。他说，还有几天，再考虑一下。
这一考虑，就把他一个人封在了武汉。姑妹的儿子在银行上班，不能请假，拖到二十三号，自然也封在武汉了。
县城父亲的家，只有五个老人，从六十四岁到九十四岁，这样的春节，还是第一次。
父亲耳朵失聪二十多年，虽然可以从电视字幕得到一些信息，但还是远不全面，对见不到孙子重孙子耿耿于心。
是啊，对于他来说，见一次少一次，何况是如此重要的日子！真是遗憾中的遗憾。果然，长久的思念和宅家，终于把一向硬朗的他打垮了。这是后话。
一个人宅在武汉的侄儿最紧张，每晚必视频，且要一个一个确认平安。询问每个人一天的日程。后来干脆直说，三个男的最让他不放心，要求我把他们管住。我当然答应他，这孩子心思最重，孤独一人宅在武汉已经很难了，哪能再让他牵肠挂肚！
我说，放心吧，都交给我。他知道我一向守诺，含泪点头。
女人家务繁琐，根本不用刻意禁足，三个男人还真是没少磨合。除夕那天老伴和弟弟还在钓鱼。老父亲也依旧逛街，还顺手从路边摊买回一把青菜，说，还是乡下好啊。
只到正月初三，老伴突然接到朋友电话，说是元月十三日与他同桌吃饭的八个朋友，有两个已经确认新冠住进了医院，问他现在哪里，是否健康。
气氛骤然紧张。
我立即给他的两个朋友打电话，一是问候，二是确认。从他们的叙述里得知，武汉的形势远比我们想象得严重。关键是一床难求。紧接着，群里也说有同学进去了，还有的是亲戚，同事……
老伴呆坐在沙发上，反复回忆他在餐桌上的位置。然后自我安慰，没跟他俩挨着坐，也没起来敬酒。
弟弟弟媳都很紧张，仿佛现在才发现我俩是武汉人，是有可能带着病毒的。而我们自己，也似乎刚意识到自己的大意。虽然把孩子们都劝住没回家，自己却忘了从浙东回武汉呆了一周，而且都参加过朋友聚会。回老家还去给几个长辈拜年。
悔是没用了，现在再隔离也没有意义。掰着手指算老伴参加聚会的时间，还差一天就是两周了，惟愿这最后一天平安度过。
好不容易熬过最后一天，老伴弟弟又来电话，说是他们那栋楼有两人确诊。
刚舒出的一口气再次紧缩，除夕那天我和老伴去他们家团年了，二十五楼，两分钟的电梯啊！都没戴口罩。
而网上又说，十四天只是一般潜伏期，现在已经发现有潜伏二十三天的，我和老伴的危险期远远未到！
这时候，弟媳又出现干咳，她白血球一直在三千左右徘徊，免疫力低。一屋子易感人群，如何是好？
那时我们才知道，我们县是所在市确诊新冠病人第二，虽然只有几十例，但地方小啊。已经有人不治身亡。县城的医疗资源显然捉襟见肘。
几乎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只能顺其自然。早上醒来，五个人互相招呼问候，没有异常，就是新的一天。
二
武汉封城的时候，县城里还没回过神来，走亲访友，拜年团年，一切照常。仿佛武汉是很遥远的地方。
直到正月初二下午，社区突然电话打到家里，说去我们所在的教育小区检查，发现没人值班，而值班的人应该是我弟弟。
弟弟的确是小区保安，但是临时工，每逢春节，就有正式工作人员值班，以示对节日安全的重视。当然，这只是形式，实际责任仍是弟弟。
弟弟接到电话，即刻解释，并表示一定认真值班。
但我敏感觉察气氛不对，过去归属单位的小区从来没有社区插手。于是就跟弟弟要了电话。
找社区问缘由，社区说是接到上级通知例行检查。
我说，既然是上级要求，那我们需要值班条件。
社区显然没有任何准备，说，值班就是值班，还有什么条件？
我说，那可不是这么简单，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汉都封城了，新冠这么厉害，值班室人来人往，一无任何消毒用品，也没有个人防护设备，万一感染了谁管？
对方无言以对，想了想说，那你们找教育局吧。我们接到的通知是负责检查小区值班是否到位，至于你说的酒精什么的，我们也管不了。反正你们要值班。
听她那口气，班要值，问题管不了。还有这样霸道的吗？我偏不信。
于是问她的上级是谁，跟她要上级的电话。她说上级是镇长。那就镇长吧。她倒没敷衍，爽快地把电话给了我。
电话打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晚饭后再打，终于接了。毕竟是陌生电话，能接还算不错。
果然，层层领导正在紧急开会传达疫情防治问题，一向懒散的春节，突然转入战争状态。女副镇长紧张的情绪在电话里感受得清清楚楚。
您也看到了，这事来得突然，酒精口罩确实抢空了。您提的条件可以理解，我只能向上反映，镇上没有办法解决。她说。
我知道，遇上这种大事，平时只会跟着走的这一级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给他们打电话只是走个流程而已。
弟弟见我跟他们讲条件，生怕丢了了自己的饭碗，说，还是去值班吧，没你想的那么糟糕。
我本来对弟弟一向的隐忍就不满，这次如果还不说道说道，那也真是太好欺负了。我说，有我在，你腰杆只管硬点。
第二天一早，教育局电话打过来，说是要到家里来请返乡武汉人登记。我于是趁机请示值班的事，一是要求发防疫物资，二是请他们考虑家里有武汉人，万一病毒带到值班室由谁负责。
也许家里有武汉人这句话把对方吓到了，赶紧说，我马上请示局长。
大概三分钟，电话回过来，说另行安排值班人员，你们家就不值班了。
弟弟如释重负，估计他昨天一夜都没睡好，这份工作，对于下岗近二十年的他，呵护得小心翼翼。
弟媳也叹着气说，姐姐到底是混过江湖的，如果我们处理，都只能吞下去。
我笑着说，到底是教育局啊，水平就是不一样，懂得利害关系。
打完电话，教育局就派人来家了，不过他们连口罩都没戴，不知道是没有，还是防疫意识还没苏醒。填了表，查了体温，临走，在单元门上贴了告示，告知该住户有返乡人员，其用意不言自明。
听说门上贴了告示，老伴很生气，认为是歧视武汉人，但身为出版社编审的他，却没在告示上挑出毛病。
我说，教育局怎么说也是县里最有文化的地方，可别跟他们较劲。歧视也好，防备也好，都别往心里去。更何况你的观察期还没结束呢。
初四以后，小区的院子门就彻底锁了，除了买药可以去教育局办公室开路条，其余一概不准。而药店的抗生素之类，已经全部封存，只能去医院，以避免有人发烧不报。看来，政府已经从措手不及到细节管控。
不过，也还有些手段令人哭笑不得。
一天清晨，屋子后边突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声嘶力竭，高频高调，在安静的县城显得格外突兀。
赶紧打开窗户，只见一辆公安执勤车停在路上，车顶安装了大喇叭，声音正是从那里传来。
频率太高了，有点听不清，仔细分辨，才弄清楚了，原来喊的是：“这里没有火神山，也没有雷神山，只有金子山！”
禁不住吓了一跳，金子山是县城的公墓所在地啊！
这说法，究竟是吓唬人呢，还是说政府管不了啦？不是说要安抚民意，重拾信心吗？这样的口号不是在给本来极度恐慌的民意雪上加霜吗！政出多门，有些就是病急乱投医，这水平！
果然，这叫声持续了两天，就再也没听到了。
三
仿佛突然遭遇打击，人们的神经还在麻木中没苏醒过来，封闭态势并没引起多少反感。但十来天过去，问题慢慢浮出水面。
蔬菜供应首先显露，不过这是小问题，县城很小，街头街尾各固定一家超市，负责采购和供应。每小区一周订货一次，由专人收集订单交给超市，超市配好后送到小区或者门栋。比之武汉用提篮往楼上吊还是方便多了。
后来，乡镇还组织农户送了一些爱心菜，统一分配到各单位，教育小区分到很多萝卜，居民可以随便拿。县城周边也还有些农地，农民种不完，就送给城里人种。有胆大的就趁守卫松懈时翻院子出去弄菜。弄回来吃不完，送给朋友，我们家就收到两次朋友送的特别新鲜的蔬菜，那真是比雪中送炭还珍贵！
说是武汉封城，实际上春节后基本是全省封闭。私家车入库封存，小区大门上锁，高速公路，国道，县道，连村镇之间道路都设卡，没有通行证根本不可能通行，即便是徒步，也是过不了关的。
以往春节走亲戚，大都五六天就返家，这一封，只能就地不动。据说，有一乡里人家，亲戚团聚，一个多月不能动，硬是把一个两百多斤的年猪吃完了。亲戚不好意思，多次申请徒步回家，镇上就是不批准，传为笑谈。
最着急的是不能回村种地的农民，一天一天地盼，盼过正月十五。盼到二月初二龙抬头，仍然没有一点松动迹象。老伴家堂哥堂嫂困在县城，堂弟和弟媳更难，在深圳女儿家。堂姐的女儿则回了乡下，而她跟市里一家签了月嫂合同，孩子就要出生了。
怎么就都碰上了啊！
他们知道我们回了县城，平时有事本来都很少找我们麻烦的，这次实在无奈。堂嫂第一个打来电话。
我连夜想办法。首先找到打过交道的副镇长，态度挺好的，但无论如何都没有通融余地。不过最后还是把县防控指挥部电话告诉了我。
赶紧打过去，对方解释，他们只是办事机构，一切以政府文件为准。
那就请你们反映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吧，我说。
那没问题，我们如实反映。明显官腔。
只好找过去的老同事，毕竟参加工作就在县里，呆了十年才离开。
老同事把现任领导电话告诉我，说你试试吧，电话肯定没错，但现在的干部可不是我们那时候，不要期望太高啊。
我说这我知道，但我就不相信在这么多实际问题面前，他们会无动于衷！
老同事在电话那头笑了笑，说，你还是当年的你啊，一点没变，难道混了这么多年江湖没长劲？
我也笑，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等下辈子吧！
没时间说笑，如获至宝地把电话打过去。很快接通，但无人接听。
兴许开会，静音了吧。我想。
等半小时再打，跟先前一模一样，任电话响到最后，就是不接。
烦了，一个接一个地拨，直拨得五心烦躁，头痛欲裂，几十个电话如石沉大海！
怀疑号码出错，又找曾身居省级机关要职的老乡打听，报出来的电话一字不差。不过，他也是一笑，你就别费神啦，这个时候，都要自保，上级没动，谁敢动？
那一刻，我真的泄气了。
但躺到被窝里，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想起还有个最可信任的人正在县里，职位不低，但一直不想去打扰，在我心里，她始终是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被好多个姐姐宠爱着。那时，我下乡驻队，她家是我常去的地方，实在不愿意拖她进来。
但反复搜寻，只有她那里还有一点希望，于是横下心，披衣坐起，又打电话。
很快就接了，一番贴心的相互问候之后，立即切入正题。
毫无疑问，我给她出了天大的难题。
她不得已，跟我解释当时的形势，我却不依不饶，跟她讲农事不能耽误的道理。
她怎么会不知道农事的重要性，可那时哪有什么道理可讲，红头文件，每天指示一个接一个，她能奈何？
一来二去，她耐心讲解，我还是锲而不舍。
我说。如果是去武汉或者外省，我什么也不会要求，顾全大局这还是懂的。可这是去山大人稀的农村，他们自己也有健康证明，到底有什么危险？总不能罔顾事实，完全教条主义吧？真正耽误了农事，年轻人又不能出去打工，吃饭都要成问题，那也是要死人的啊。到那时，上级恐怕还是要县里担责任，那时又该如何呢？如果是我，就实事求是，只要有健康证明，只要保证回家后隔离十四天，就放农民回去。即便个别出问题，也不会像城市那样快速传染，立马控制不就解决啦。
面对我的死缠乱打，她真的无计可施。终于说，那我就冒险一试吧。同时还说第二天就打报告到书记那里，反映农民诉求。我知道，她也要为自己留后路。
说完，她让我赶紧把亲戚的材料报给她，立马找镇上办理。
那时已经夜晚十一点多了，我说也别这么急，都休息了吧。
您就赶快找亲戚吧，我们都还在加班，她说。
真是雷厉风行。我赶紧给堂嫂打电话，堂嫂又把儿子叫起来，很快全部材料就在三方之间传递完。
正想着审批总需要时间吧，结果还没半小时，电话告诉我，镇长已经全部审批盖印，明天会派人送到您亲戚的小区，让他们注意接收，好早点回去！
这速度！还是那个风风火火的小妹啊！
我立即通知堂嫂，堂嫂欣喜若狂，一个劲感谢。我说你们赶紧收拾东西吧，明天早点出发。
刚办完堂嫂他们一家的事，堂弟的女儿又从深圳来电话，说是她爸爸找村里申请回村，村里说，如果在外省，当地健康证明不可信，必须要有正规医院的CT，血清检测，核酸检测三样才行。
我真是懵了，湖北是疫区，倒只要健康证明，外省都是非疫区，反而要三样证明，这是什么逻辑？三样做下来，五百多元，农民哪里负担得起？
接到村长通知那晚，侄女给她爸做工作，她爸心疼钱，坚决不去医院，而且他们是夫妻俩，要花一千多啊。更着急的是，家里地都荒着，家畜也是托人在管，人还在千里之外，交通重重阻隔，简直要疯掉了！
又一次面对难题！不能再去麻烦朋友，硬着头皮打电话到县防控指挥部。那头说，农民申请回乡的条件都是镇里自行规定的，我们县里不管。
还有这等事？镇里可以自行制定政策？打死我也不相信。
想办法要到堂弟所在的镇，镇里说，的确是要三项证明。但问到是哪里规定的，对方怎么也不肯说。
没办法，突然想起有个镇长是亲戚，连忙打电话联系，亲戚犹豫了片刻，谨慎的说，规定肯定是县里发的文件，今天是发文第二十一天，我记得清楚着呢。
我说，那你就跟县里反映一下吧，这文件确实不合理。
亲戚笑着说，我哪敢啊，他们一天不作废，我们就只能照章执行，非常时期呢。
镇长亲戚年轻，不能误了他的前程。便再不逼他。
但这信息肯定没错，他连日子都数得清清楚楚。
回头再找县里，县防控说把情况反映上去。
后来听说，查到文件后领导只说了一句，不是废了吗？怎么给忘啦？谁忘的？
到底谁忘的，当然不会追究，不过当天堂弟的女儿和村长联系，村长已经改口，说有健康证明就可以了。
堂弟女儿舒口气，微信给我，总算走完第一步。
很感叹堂弟女儿的坚韧，县一中毕业，本来完全可以上大学，家里太困难，选择了深圳一所职校，记得上职校还是亲戚们凑钱，我们当然是最积极的，只是遗憾她没上大学。她职校毕业后即入职，踏实好学，已然在深圳安家落户，还做了两个孩子的妈妈。
今年是第一次接她父母到深圳过春节，没想到回家的旅程竟如此曲折。
以往的几十年，堂弟他们只到过县城，这次去深圳，也是县客运站加开的大巴，直接坐到深圳。而回乡的路要坐火车，转汽车，他们自己如何能完成？更要命的是，各省关卡都是重兵把守，尤其是湖北人，外省根本无法放行入关。
想了无数种办法，打了无数个火车站电话，涉及数省关卡，根本是毫无希望。
这一拖，竟然就到了三月中旬，流落在深圳的湖北人终于组织起来，申请包了大巴，拿到通关证明。
那天，三月十八号，堂弟女儿微信给我：谢谢您，三妈，爸妈他们的车是一点半出发的，要坐二十几个小时，确实难为他们了。他们倒是很开心呢，车上都是家乡人，大多数也是来深圳儿女家过年的，同病相怜，有共同话题，不会寂寞。
又说：以后过年既然不能带他们看海，那就我回去，让他们带我看麦田吧！
我终于忍不住，独自泪落，那就让他们带你看麦田吧……
【作者简介】青禾：女，七十岁，退休赋闲在家。平民情结，眼睛朝下，深谙底层生活不易。一枚园地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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