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遇罗克同一天被宣判死刑的王佩英，她的道德勇气从何而来

油画：共产党人。（中：王佩英，右：陈少敏）
本图由画家李斌授权使用

她是灾难年代里一个伟大的、不屈的、拒绝撒谎和盲从的清醒者。

一枚写在前面：

三天前，写下了让无数读者感动不已的《残酷的青春》的沈睿老师，推荐给我了这篇文章。她说，这是她的朋友，性别与妇女研究学者张红萍写的，纪念一个叫王佩英的勇敢的女性。

王佩英的名字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然而，打开读了后，我立即被深深震撼。

她是和大家熟知的遇罗克，同一天（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的十万人的批斗大会上被当场宣布死刑的。遇罗克的死刑在3月5日执行，而她的死刑，立即执行。

题图李斌老师的《共产党人》油画中，王佩英旁边的陈少敏，是当时在高层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的决议时，唯一一位拒绝举手投赞成票的人。

而王佩英，是民间坚持公开发出刘少奇不是叛徒的那个声音。

这两位，都是女性。

王佩英的道德勇气从何而来？

张红萍 / 文

 
1970年3月5日，遇罗克遇难，至今51周年。与他同一天（1月27日）在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批斗大会上被宣判死刑的共20人，其中一位女性的名字，是王佩英。

除了遇罗克是3月5日殉难外，王佩英和其余18位，都是死刑立即执行，当天殉难。

她是7个孩子的母亲。她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1、

1960年11月，王佩英相依为命了26年的丈夫病逝，她一个人拉扯着大小不等的7个孩子，最小的女儿才4岁。

失去父亲的孩子们，唯一的依赖是母亲，特别是两个最小的孩子大莆和可心。王佩英深感责任重大。丈夫去世后，悲痛和重担让她变得忧郁、疲惫和沉默寡言。孩子和生存占据了她全部的时间和心思，但1963年的国难家愁，还是把她这个单纯、正直的寡母逼上了一条反抗的道路。

从1963年到1970年，她不停地呐喊、行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最终在1970年1月27日被押上断头台。

在那个寒冬腊月，离春节只有9天，她献出她宝贵的生命，永远地离开了她至爱的孩子们。
 
这一切给世人留下了种种的疑问。
 
为什么？为什么？当时大家都觉得国家出问题了，但没有一个人敢公开质疑，唯有她，会如此大胆直白地站了出来。

她的死刑判决书中记载：“1964年至1968年10月，书写反动标语1900余张，反动诗词30余首，公开散发到天安门、西单商场。”
 
对于她飞蛾扑火，主动选择死亡的壮举，至今许多人不能理解、不以为然。不少人认为她是疯了，她的所有言行是发疯以后的所为。

在1980年3月7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佩英案下达了再审刑事判决书里，也是这样称：

 “查明王佩英从1963年开始患精神病。原判认定王的罪行是在其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应负刑事责任……呼喊反革命口号”等，完全是精神病态反应。”

王佩英真的是精神病么？后来，有网友评论说：“如果她真有精神病，或许还能活命，可她就是太清醒了，是灾难年代里一个伟大的、不屈的、拒绝撒谎和盲从的清醒者！”

终于，2011年6月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签发了提审案件刑事判决书（(2011)高刑提字第304号），判决王佩英无罪，并撤销了其患精神分裂症的判词，为其彻底平反昭雪。

说王佩英精神病的人还是不了解王佩英。她从小父母双亡，与丈夫经历过多年艰难困苦的生活，仍保持单纯、朴素、吃苦、忍耐、正直的品德，有这样人生经历和个人品格的人，不会轻易被生活的困难打倒。
 
倒是她的儿子大中发现，母亲与周围的人相比，好像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可以肯定地说，在她以精神问题被送往北京安定医院之前，她不仅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相反单位里从上到下都很同情他们家，都很友善和照顾他们家的生活，单位每月还补助他们家30元。
 
又有人认为她的所有言行是她执拗个性使然，谈不到她有多么高深的认识。然而，她固然笃实、耿直，过分的正直，但是如果不是对真理的追求，在审讯人员对她说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否则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女了时，她也会放弃。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一个普通的清洁工，还有七个孩子需要抚养，不管国家政治如何，也不能选择赴死。选择赴死就是疯了。
 
是的，作为一个“正常人”，在那个极其疯狂的年代，都会选择避害趋利，选择明哲保身，做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这是世俗世界普通人的价值观和法则，王佩英确实是与众不同的、非凡的，人们很难理解作为一个清洁工的王佩英的所作所为与主动选择死亡的行为，所以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挖掘她行为背后不为人所知的道德勇气。

我的定位是：王佩英不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她是一位有自己价值体系、道德律令和独立判断能力的女性。

判断一个人不能仅仅依据她的工种与地位，要从她的教育背景和树立的价值观发现她真正的内心世界。人是教育的结果，价值观、道德和勇气才是区分不同人的标准。
 
人和人确实不同，在公共事务中，面对荒诞、罪恶、错误是冒险挺身而出、大声疾呼，还是为安全守口如瓶、退避三舍，这确实是人的道德、良知、责任、观念决定的。有的人有内心道德律令和善恶是非标准，有的人就是熙熙攘攘只为一个利而奔忙的蠹虫。
 
一个人的信仰和思想决定一个人的高度。当2018年的最新材料证明王佩英是一个在十七岁正式受洗的天主教徒时，我们更不能将她简单地定位于一个普通的清洁工。
 
因此，要探讨、分析王佩英，就要从她所受的教会学校的教育和影响了她一生的盖夏嬷嬷讲起。当她人生的榜样是服务他人、奉献社会，不讲个人得失与享受，更在乎成全他人的苦行僧、清教徒时，她追求社会公义，牺牲家庭幸福，甚至情势所逼非得让她做出牺牲自己性命的选择，这又有什么不可能呢？有太多的基督徒将生的希望让给别人，将死的选择留给自己。
 
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味奉献的人，这些人就是传教士，就是盖夏嬷嬷这样的修女，她们超越了世俗利己的价值观，奉行的是奉献比索取更受用的超越世俗的价值观。
 
就像圣歌《爱的颂歌》唱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还有圣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里所唱的：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
让我事而不受赏赐，
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
让我受苦而不被人睹。
只知倾酒不知饮酒，
只想擘饼不想留饼。
倒出生命来使人幸福，
舍弃安宁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体恤，不受眷顾；
不受推崇，不受安抚；
宁可凄凉，宁可孤苦；
宁可无告，宁可被负。
愿意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
愿意受亏损来度旅客的生涯。

因此，我们讲述王佩英的故事，有必要从待她像母亲一样的盖夏嬷嬷的故事讲起。

 
2、

1806年，在法国，杜加神父带着两位年轻女子到法国布列塔尼地区的汝耶传教，不久成立了主顾修女会。
 
1834年，印第安纳州文显思教区成立，1839年海兰德尔神父到法国的布列塔尼去招募神父和修会，同时邀请汝耶的主顾修女会到他的教区建立修会母院。1840年，狄奥多·格伦姆姆等六位修女来到美国特里浩特近郊一处名为圣玛丽森林的地方，创建了她们修会的美国总院。1890年末期，这个修会的修女人数多达700人，在90所学校及学院任教。
 
1920年，开封教区宗座代牧谭维新主教去罗马述职，路经美国，见到费城总主教多尔提，他们谈及中国年轻女子的教育问题。谭维新看到中国的许多女子无学可上，他想在中国的开封办一所女子中学。多尔提建议谭维新去拜访印第安纳州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邀请那里的修女协助他办理学校事宜。谭维新来到圣玛丽森林修女会，提出自己的意愿，出乎所有修女的预料，修女会总会长柯里珐与咨议会商量后，同意并决定派出六位资深修女前往中国服务。
 
当时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有修女1000人，踊跃报名者300人，这是圣玛丽森林修女会第一次向海外外派传教修女，总会长柯里珐嬷嬷非常慎重，特别强调因为要到遥远的东方中国去，首要条件是身体好。当时盖夏嬷嬷正好跌伤了骨盆，但还是被选中作为院长带队去中国传教，原因是柯里珐姆姆看出了盖夏意志坚定、信仰虔诚。当时盖夏嬷嬷35岁，已经在管理一个分院，六人中数她年龄最小。
 
临行前，有一个隆重的仪式，教宗本笃十五世亲自为这些宣教的修女以及同来中国的神父祝圣了苦相十字架。柯里珐嬷嬷对这六位修女说：这次离开，你们可能永生都不会回来了，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此行将是完全的牺牲奉献。
 
1920年10月16日，这六位修女乘坐日本“春洋丸号”离开旧金山，这六位修女，有几位几年后死在了中国的土地上（病死），盖夏嬷嬷离开美国36年后，才又踏上美国的故土，这确实是一次完全的牺牲奉献。
 
1920年11月12日，他们一行抵达上海。在上海，她们听说开封遭了大灾，到处是难民，人们劝她们不要前往，但她们不为所动，盖夏给柯里珐姆姆写信说：“如有必要，死而无怨”，这是盖夏嬷嬷的一贯作风，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到她。

1920年11月18日，她们从上海到汉口，再从汉口到开封，终于于11月24日来到开封，她们服务的新家。
 
迎接她们的是开封的饥荒与贫穷，她们的宿舍是临时搭建的连美国的牛栏与鸡舍都不如的小空间（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们一住就是十几年），而且寒冷潮湿，中国的灶台她们也用不惯，但她们没有怨言，盖夏嬷嬷说：我们并不难过，反倒欣喜。对她们来说，忍受贫穷，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她们最关心的事情是开封女子的教育与马上开学，因为她们看到除了很少有见识的父母外，太多的父母并不希望他们的女儿读书，他们的理由是她们迟早要嫁人，读书不合算。
 
当时的开封还没有一所女子中学，太多的女子连小学也没有读过（当时的开封人口总数是20万）。她们发现中国女人卑微、顺从、地位低下，女人在社会中不被尊重，像奴婢一样，这令盖夏嬷嬷们非常难过。
 
虽然1920年的美国女子还不能完全与男子平等，但她们受教育的权利要比中国女性早半个多世纪，这次来中国的六位修女中有好几个都是大学毕业，而这时的中国还没有一所中国人办的女子大学。
 
她们的首要任务是赶快开学，让中国女性普遍接受教育，早日摆脱奴婢一样的生活。这是她们的急中所急，所以她们苦读中文，希望学校早点开张。
 
她们成立了一个为穷人服务的诊所，由修女艾莉斯负责，她为许多穷人看病、护理和传授卫生知识。1921年春天，传染病天花席卷开封，艾莉斯为了看护天花病人，自己被传染，仅仅十天就撒手人寰。这对刚刚来中国服务五个月的修女们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1921年春节过后的第一天，盖夏修女们创办的华美女校开学了。这是一所有小学部与初中部的女子学校，收费非常低，一个月只收两角钱，还包括每天一顿饭。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还有裹着小脚、带着孩子的妇女。盖夏修女欢迎所有的学生，特别是年龄大和贫穷的学生，盖夏修女像母亲一样关怀和照顾她们，她们很快就与修女们亲近起来。
 
接下来的几年，学校的生员逐年增加，从一百多到二百多。但到了1925年至1929年，开封战乱不断，先是军阀混战，继之是北伐战争，百姓没有安稳的生活，传教士们的生存环境更加险恶。
 
1927年北伐战争爆发，盖夏修女等七位修女（后来又来了两位）逃难到北京，后又逃到韩国，后回到大连，直到一切平静后的1929年，修女们（这时只剩盖夏等三位修女）才又回到开封。不管走到哪里，她们都是通过教学生自食其力，在北京、韩国和大连也一样。对她们来说，有工作是美好的事情。而她们从没有缺过工作，因为她们有知识和爱心，更重要的是她们不嫌弃做任何小事情，她们以大爱做小事，最后成了大事。
 
盖夏嬷嬷是一位特别虔诚、慈爱、沉静、意志坚定、有主见、能坚持、能吃苦、有能力具有坚贞美德的传教士和领导者，虽然她在中国既受战乱影响，又受经济掣肘，但她从没有失去过信心，她相信天主会解决一切困难，让她们实现教育中国女子和服务中国人民的愿望。
 
1931年，她们的情况有了转机，总部派了总会长的助手来中国考察，并带来新的三位修女来中国服务，这对她们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总会会长助手的帮助和支持下，她们准备买一块地兴建静宜女子高级中学（初中与高中），这是她们一直以来的愿望。
 
她们需要4000美金，但总会也没有这么多钱，总会的修女们在美国到处募捐，很快得到这笔爱心捐款，买下现在静宜女中所在的地皮，开始建造第一栋楼房——教学楼，盖夏嬷嬷亲自监工，巨细操心。
 
接着教育部门要求她们筹足10000元钱，用作建校与保证金，盖夏嬷嬷通过主教帮助的无息贷款，才算过了这一难关。教育部要求学校必须有大礼堂、科学实验室和宿舍，盖夏嬷嬷继续贷款2500美金，这样学校的硬件才初规模。静宜女中的办学硬件，全靠美国修女总会一次次艰难的募款，一笔笔爱心奉献汇往中国，可以说静宜女中是通过美国教徒们的爱心建立起来的一所女子中学。
 
教育部门要求收取学生的费用是每年20元，这点经费根本无法维持教师费用和学校的各项用款。学生的学费只够教师二三个月的薪金，剩余的钱全靠美国总会的资助。
 
当教师的薪金实在发不了，而总会也没有钱可汇往中国的时候，盖夏嬷嬷进行了一次乞讨之旅，就是到北京、上海、武汉找她认识的相对比较富有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去募捐，请求她的这些有钱人朋友帮助静宜女中度过难关，每次她都能因为这些人的爱心如愿以偿。
 
盖夏嬷嬷无时不在为资金短缺而烦恼，为中国人民服务，教育中国女孩子，不是一句空话，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钱，筹钱是修女们最大的心病，1935年亚加大修女临终前，对盖夏嬷嬷说：等她到了天国，还会继续帮助盖夏嬷嬷筹款。听之令人泪下。
 
静宜女中的建立全靠这些募捐来的钱，而且这些钱不是一次募捐到位，而是来一笔钱，建一栋楼，下一笔钱是否能来，完全没有把握，全靠信心。盖夏修女先是建了教室，再来钱时，建了宿舍，再来钱时，建了实验室和图书馆，再来钱时建了礼堂和食堂，再来钱时建了操场和教师宿舍。

盖夏嬷嬷就是这样一栋楼一栋楼地、筚路蓝缕地建起了静宜女中。
 
这样紧锣密鼓地建设了一年整，静宜女中终于在1932年8月被河南教育局批准成立。广告一见报，就有150名女生报名，经入学考试，录取了87名，初中部59名，高中部28名。

初中部的59名学生中，有一位名叫王佩英的女生。

 
3、

静宜女中有中西合璧、砖木结构、崭新、现代的校舍，有声名卓著的校董事会：校董马相伯（教育家、耶稣会神学博士）、校董齐真如（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校董英启良（抗战后北平教育局长及社会教育司司长）、校董陆伯鸿（著名企业家、慈善家、天主教徒）等九位董事。她们有最好的教师团队，大部分是毕业于辅仁大学的校友。
 
最重要的，是有懂教育，又尽心竭力全身心办教育的盖夏嬷嬷。盖夏嬷嬷是一位既慈爱又办事严谨、办学严格的教育家。作为管理者，她为河南私立静宜女子中学校制定的各项章规非常详备、严谨。章程规则大小细目多则300多条。
 
盖夏嬷嬷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教育家，少陈腐观念。静宜女中的训育目标是：培养明了现代妇女所处之地位及应有之责任的忠实健全之公民。
 
静宜女中的章规是：“养成团体生活之习惯，养成运用学科及研究发明之兴趣，运用童子军养成严格纪律生活，注意美育，有意个人身心之艺术活动，注意平民化，养成俭朴耐劳之习惯及人格平等之观念”。注重：纪律、研究兴趣、美育和艺术，造就具有平民化、俭朴勤劳、人格平等的女性。也即是培养具有知识与人格的俭朴、勤劳、平等的女子。由这种理念培养出来的学生具尊严，有自我，能忍受生活的清苦。
 
静宜女中的训育要目是：1、锻炼体格，期能刻苦耐劳、战胜困难。2、训练意志，期能刚健笃实、见义勇为。3、启发思想，期能遇事反省、破除盲从。4、练习自治、期能善用权能、服务纪律。5、讲究卫生、注意美观、养成爱美整洁之习惯。6、注意社交、娴习辞令、养成活泼善群之态度。7、爱护公物、善用钱财、养成节俭尚公之德行。8、指导服务、提倡竞赛、养成和平合作之精神。
 
从这些训育要目，可以看出盖夏嬷嬷办学的现代性和教会学校强调刻苦、节俭、尚公的特殊性。这种教育确实可以让笃实的王佩英在以后的生活中应用：遇事反省、破除盲从、见义勇为、战胜困难。王佩英后来的生活也一直遵循着养成节俭尚公之德行。她走到哪个工作岗位都是先进，生活中能忍受最艰苦的境遇，具有这样朴实的生活底子和坚毅品格的女子，不会轻易发疯。
 
值得注意的是，盖夏嬷嬷这些有关人品、人格、做人的教育，没有一项是让她们以家庭中的角色为重牺牲自我的，而是注重团体、社会与公共，养成公民之品格与责任，她要把这些女孩教育成有社会责任感、有公德、有服务社会意识的女子。服务社会包括见义勇为，坚守正义，追求真理。如同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战胜困难、刚健笃实、见义勇为、遇事反省、破除盲从，这些理念对于女子中学的女孩子来说，确实不同凡响。正是这些理念，从静宜女中走出来的女子精神面貌与一般学校大不相同，她们更俭朴、吃苦，更具精神的高贵，颇具独立性与独立人格。从静宜女中保留的学生照片观察，她们确是更干净、纯正，更正直、坚毅，少浮华、软弱，多优雅、庄重。没有内心的清净，很难有庄重的言行与气质。
 
学生面貌是学校教育理念与风格之体现。教育与环境造就人，教育家的人格对学生的影响更直接。静宜女中的教育理念深深地植根于生活在这所学校的女孩们心中，应该没有争议。
 
1932年，17岁的王佩英选择了这样一所具有独特价值理念的教会女子学校，这一选择深深影响了她的一生。

王佩英资料图片。

 
4、

王佩英出生于1915年3月14日，“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她出生在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是父母的独女，掌上明珠。父母对她爱之弥深，给她雇有两个保姆。据她49年后的个人小传回忆材料记载：“冬天吃一碗盛一碗，夏天吃一碗晾一碗，夏天有人给我打扇子”。
 
她得到了父母全身心的爱护与保姆细心周备的呵护，是一个身心健康、生活富足、无忧无虑、有尊严、有教养的女孩子。
 
这个本来非常幸福快乐的女孩，7岁那年母亲不幸病世。为了不让幼小的她心灵受到重创，父亲给了这个独女更多的爱。开明的父亲送女儿到河南省立第一小学读书，要让自己的爱女受到最好的教育，这时已是“五四”后的新女性时代。后来父亲续弦，这一家庭生活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她的生活。
 
12岁那年，世界上她最爱的父亲也因病过世了，这给已经失去母亲的王佩英沉重的打击。这一打击肯定影响了她的性格，也使她早熟，她一生沉静、淡定、坚毅、耿直，从不浮躁，大概与她不幸的童年生活有关。她继续着自己的学业，可是打击接踵而至，14岁那年继母也病故了，她成了真正的孤儿，只有老保姆照顾着她的生活。
 
1932年，她决定报考静宜女中，当时开封已经有几所女子中学，是什么促使她报考静宜女中，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盖夏姆姆们曾经办过华美女校，她们的教学口碑很好。在静宜女中，学生不仅能找到家的感觉，还能被平等、友好地相待，这正是王佩英这个孤儿需要的。
 
据说在静宜女中，老师爱护学生，学生敬爱老师，大家说话从不喧嚷，非常友善、礼貌。学生穿着都很朴素、整洁、大气，学校笼罩在一种友爱、文明、仁爱、慈善的氛围之中。在这里，孤苦、贫穷的孩子反而受到特殊的照顾。后来成为我国脂蛋白和载蛋白奠基者的科学家王克勤回忆，她的家庭非常贫穷，她受到了老师们特别的关照，因为她学习刻苦、成绩好，每年减免学杂费，后来还被送到美国深造。
 
夏盖嬷嬷虽然有许多个夜里会为资金的忧虑辗转难眠，但到了白天，她都是学校里那个最忙碌的身影。在中国办学的44年里，不管她有多么繁重的事务，她都坚持要给学生上课，与学生共处，为的是了解和关爱每一个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盖夏姆姆是学校的灵魂人物，永远脊梁挺直、面带微笑、和蔼亲切。
 
据《难行要行》传记记载：“盖夏姆姆在与官员或生意人交涉时，她的礼貌总是赢得别人的尊敬。她有某种特殊的气质，使得别人在她经过时会自动起立致意，即使她并不是往他们的方向走去。”
 
至今仍然健在，近百岁的任均老人（1934年入学静宜女中）回忆说：盖夏嬷嬷教她们英文，她待学生特别慈爱、亲切，她与学生说话时总是关爱地搂抱着说，特别善良。听说那个学生家庭生活困难，或没有父母，她就会把那个同学搂在怀中，痛爱地用中文说：“哦，可怜的孩子！”
 
王佩英是静宜女中第一届学生，第一届学生一共只有87名，没有父母的应该寥寥无几。王佩英的情况，盖夏嬷嬷一定了如指掌，她一定没有少给她特别的关怀和疼爱，当盖夏嬷嬷搂着她心疼地说：“可怜的孩子”时，缺乏母爱、家庭温暖与社会支持的王佩英一定也受到了莫名的感动与震撼。此后，盖夏嬷嬷对她特别的关爱与怜悯，点点滴滴进入她的心田。

1934年入学静宜女中的任均女士，几十年后回忆说：在静宜女中最大的收获是：诚实、善良、不说谎，修女老师们的这些教导与以身作则的好品德，不管后来她走上哪条道路，都影响了她的一生。王佩英一定也将盖夏嬷嬷要求她们的诚实、不说谎刻在了自己心中，成为自己做人的道德律令，一生恪守。
 
所以1963到1970年，对于国家政策与国家领导人，她一定要坚持实话实说，这是她做人的基本原则和一贯作风，是在她人生最关键的17岁时已经形成的价值体系与价值观要求的。
 
曾在静宜女中就读八年的台湾女作家郭晋秀，在怀念盖夏嬷嬷的文章中写道：如果今日我被人认为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法、负责，任何美德，皆归功于她们（静宜女中的修女们）。在静宜女中修女们的教育下，“穿衣从不忘记衬裙，决不随地吐痰，守法守分，结了婚努力想办法彼此适应，决不萌离异之念；节俭、刻苦、负责、认真，所获得，一生享用不尽。”

这让我们想起，王佩英对工作的认真，对婚姻家庭的忠诚与奉献，对艰苦生活的适应与安之若素，对礼貌、卫生、整洁、尊严等的注意，很可能也都来自这所学校的教育与影响。“牛棚”难友回忆王佩英穿着整洁、朴素，说话礼貌、友善，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
 
从静宜女中毕业，第33届南丁格尔奖获得者吴静芳，在采访中说：正是盖夏嬷嬷勇于牺牲、奉献，救死扶伤的榜样作用，促使她报考护士学校并终身无私奉献，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学生们的这些感言与人生故事，虽然后来盖夏嬷嬷很难听到，但老师与学生互相效力，最终还是结出了丰美的果实，盖夏嬷嬷的在天之灵一定感到欣慰。
 
任均女士的女儿、孙维世的表妹王津津，在记述静宜女中走出来的孙维世时说：静宜女中塑造了孙维世正直、执着的个性，这使她在监狱的迫害中不屈服任何淫威，受尽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至死不低一下头。
 
静宜女中毕业的这些女子，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和明证了王佩英行为的可行性。

2019年夏天，现在开封八中（原来的静宜女中）的徐老师，受“王佩英慈善基金会”的委托，去盖夏姆姆所在的修女会——印第安纳州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寻根，完全无意中，发现一张1933年静宜女中14位学生的照片，照片的背后写着：这是当年16位天主教教徒中的14位同学。

王佩英正在其中！ 

 
2019年，与开封八中徐老师一起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寻根、考察的傅教授，在台湾的一所大学任教，也是一位修女。当她看到这张照片时，她对徐老师说：她是天主教徒，她的所有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都不难解释了。

只有傅教授这样的修女才更能理解王佩英为公义牺牲个人生命的作为，因为对于傅教授来说，她们的一切都是为了奉献社会、荣耀天主。直到今天，修女们虽然不再穿黑袍，但她们的收入除了自己最低的所需外，剩余的全部交给修女会，用来帮助需要的人。

这些，都是世俗世界大多数追求金钱名利无止尽的人无法理解的。

 
5、

王佩英是天主教徒！这一意外的发现，解开了我们所有的谜团：王佩英为什么始终能说真话、不说谎话；为什么能为了公义舍下7个需要母亲照顾的儿女自蹈死地；为什么从来不屈服；为什么从来不低头、不下跪；为什么敢于公然反对最高统治者，所有的答案，都在于她是一位坚定的天主教徒。

她不是疯子，她只是坚持说真话的天主教徒。
 
天主教是基督教三大派系（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之一，真正的教徒秉持：有爱心，存怜悯，重奉献，求公义（公平公正）。
 
盖夏嬷嬷就是好教徒的典范，她不求个人的利益与回报，只求无私的奉献。1920年，她千里迢迢从富裕、开明的美国来到贫穷、落后、动乱的中国，为了传福音与中国女子的教育事业，欣然接受一切加诸她身上的劳苦、责任、担忧和疲惫。她在开封和台中开创静宜女中和静宜英专的工作，从始至终充满劳苦艰辛。她不管自己天生的体质孱弱，不顾自己的肋膜炎和心脏病的折磨，除非医生不准她下床，她每天都在卖命工作。
 
她不顾1927年的战乱（她流亡到韩国），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本人关进集中营的灾难（在集中营待了四年），1948年底被迫撤退到台湾的变故。每次美国大使馆督促她们立刻回到安全的美国，但她都没有选择回国这条安全捷径的道路，而是选择留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艰辛、未知、充满挑战的传道和教育工作。
 
每次她都舍不下她创办的学校和跟随她的那些中国修女，为了对学生的责任和天主的工作，直到44年后的1964年，心脏病夺去她宝贵的生命，她最后安葬在台湾静宜文理学院的美丽校园内。她是一位将终身奉献给中国女子教育的教育家，一位伟大的天主教传教士。她在中国的44年中，因为她的奉献与仁爱，她影响了千千万万中国女子，王佩英正是其中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她在静宜女中收留过近两千名妇女儿童避难。要为这么多难民准备食物，有一次下雨天，在买食物的路上，她左手腕骨折，不久不幸右手腕也跌伤，尽管如此，她还是每天真心地安慰和照顾这些妇女儿童。当日本宪兵来骚扰时，她挺身而出挡在这些中国妇女儿童的前面。曾经在这段时间受到过盖夏嬷嬷保护的台湾女作家郭晋秀，书写过自己和自己的母亲是怎样受到盖夏嬷嬷的保护，盖夏嬷嬷的慈怜与奉献影响了她的一生，她一生的志愿就是做一个像盖夏嬷嬷那样的人，反哺社会。
 
战争激烈的1938年，盖夏嬷嬷带领修女们多次为伤病的官兵救死扶伤，运送伤病员的火车一到开封，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一接到通知，她们立刻出发救治伤员。
 
她在中国办孤儿院，收留被遗弃和无家可归的儿童。她办诊所，为穷困无钱的穷人治病。“她收纳贫苦，发挥美德，主持正义，坚忍不拔，她帮助无数中国女子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她不屈不挠的勇气、工作热忱与牺牲精神，在她死后被许多人称颂，被她的学生记录。
 
正是由于盖夏嬷嬷的人格魅力与榜样作用，王佩英开始接触天主教，成为慕道友并最终受洗。修女们在慕道友领洗前，要花很多时间教导她们天主教教理，要给她们讲解《圣经》教义。
 
成为教友后，像王佩英这样的学生从全年的各种庆典与宗教活动中学到了许多关于信仰的事情，她们每周要到教堂进行一次弥撒，在放假前和开学后有年度避静活动，专门花一些时间学习《圣经》。避静期间学生可以向修女提问、咨询有关宗教的一切问题，修女会解答她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可以肯定地说，王佩英在1932到1934年的两年间，作为慕道友和教友，与盖夏姆姆有过许多次直接的接触，受到过她多次的指导和教导。
 
在这两年的宗教教义学习中，盖夏姆姆对教友学生更是严格要求：要诚实、不说谎，不能作恶，要仁爱，要勇敢，要坚持正义。因为盖夏姆姆所属的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遵守的信仰传统就是：爱、怜悯、正义！保守正义（公正的道理），追求真理（寻求事情的真相与事实），正是王佩英在学校“避静”学习《圣经》教义时的必修内容。
 
可以想象，王佩英在开封圣心耶稣堂，曾多少次对着耶稣基督保证：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

这就是她做人的原则和道德律令。
 
6、

有朋友说，王佩英的最大特点是单纯和执着。
 
王佩英天生的单纯与美好，经过入教前与入教后的学习与加固，变得更加慈善与纯粹。她天生正直、耿直，经过信仰为世人赎罪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变得更加坚定和刚毅。
 
生活中，她勤劳、吃苦、俭朴、忍耐、谦和。作为孤儿的王佩英，虽然父母双亡，但父母给她留下四十多亩地，四十多间房，生活充裕、衣食无忧。有远亲窥视她的财产，小小的她勇敢、坚决地用法律手段捍卫自己的权利，她从来不是一个弱者、胆怯者。
 
在打官司的过程中，认识了从北京朝阳大学毕业的律师张以成，并产生感情，结为夫妇。
 
1934年和张以成结婚后，开始六年，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张以成在北京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王佩英和张以成过着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生活。1940年回到开封，其后张以成加入地下党，为地下党工作六七年，他们仍然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在婚后的这十五年中，王佩英在穷困与忙碌（忙孩子和为地下党放哨，担心丈夫的安危）中度过，她非但从没有埋怨过丈夫，还勤俭操持家务，孝敬婆婆，友善对待张以成家的各种亲戚。
 
工作上，她认真、努力、奉献，工作不管多苦多累，她都任劳任怨。在郑州邮局，她是劳模、先进，得到领导与群众一致肯定与信任，掌管公章与材料。
 
后来到了北京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被安排到幼儿园工作，她也是尽心尽力，毫不懈怠，同样是模范、先进。
 
1959年，在幼儿园，无意中烫伤小孩一点点皮肤，平时对她看不惯的一些人，纠缠她的出身，说她是“地主丫头”，她被调到职工宿舍当清洁工，她也没有争辩，继续安心工作，把她管辖的范围清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也符合她教徒忍耐的精神，她仍然平安、喜乐对待生活。
 
她本来个性很强，性格耿直，如果是普通人，为自己的清白争辩一番本人之常情，但她自始至终采取忍耐的态度，说明她在有关个人利益上不屑一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遇到像王佩英这样的人，他们桀骜不驯、冰清玉洁，对于个人恩怨和不白之冤常能忍耐，但真遇到公义和大是大非的问题，却会死磕到底。

1949年后，她积极投身社会劳动，参加了郑州邮局的工作。由于她的工作认真努力，领导与同事们鼓励她入党，她也写了入党申请，但一年考验期过后，她没有顺利入党。
 
延期转正的原因是：“因候补期间对党认识模糊，立场不坚定，在某些方面群众影响很不好，还表现虚荣，爱面子，接受意见不虚心等”，组织意见是：“斗争性不强”。“斗争性不强”，这说明由于她作为教徒的仁爱、怜悯，在斗人的时候，她不说谎话，实事求是。
 
而“表现虚荣，爱面子”，很可能是指她的生活方式与审美情趣，让那些出身穷苦的干部群众，看不惯她的生活习惯。
 
而“接受意见不虚心”，正说明她能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人云亦云。档案里的这几句话，分明看出她的思想与极左思想的格格不入。这就是她思想的基调，这种思想基调决定了她1963年之后的反思与反抗。也说明了她说真话、绝不说谎话的品格是一贯的，她从没有改变过。

她1951年还是入了党，但只要做的事情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她就不再认同，这就是她1965年坚决退了的原因。不了解她的人或许只认为她是普通的正直与执拗，其实是她一直有自己的价值体系、道德律令和判断标准。

油画：我不相信
（由画家李斌授权使用）

7、

1960年11月，王佩英的丈夫去世，她的生活突然陷入困顿，她必须靠当卖贵重物品和替人缝缝补补补贴家用，这时她变得沉默寡言、疲惫不堪，但生活的艰苦从来打不败她这个意志坚强的人。
 
1961年，三年饥荒的恶果与农村经济的危机已经显现，同事之间互相传说饿死人的事情，王佩英说：“现在老百姓非常困难，我也困难。”
 
当时，最高领导人仍然说成绩与不足相比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然而，刘少奇在1961年召开的“7000人大会”上，公开、断然地说：这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七个指头和三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方还不止如此。
 
百姓疾苦和不同的领导人对此的态度，已经在一定范围内被传播，王佩英也知道了。出于朴素的感情和事实的判断，她坚决地站在实事求是为百姓疾苦着想的刘少奇一边，而对另一边，表现出坚决的反对立场。
 
饿死人这么严重的事，震撼了心怀仁爱、慈悲、怜悯之心的教徒王佩英，虽然她的生活已经够愁苦，但她坐不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了解，她发现到处是谎言和欺骗，她越来越感到气愤，她要说出真相，她必须说真话，经过痛苦的抉择，她决定：我要到处说！
 
在一个谁都不敢随便说话的特殊时期，王佩英却敢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不同看法，这如果不是有真正的宗教信仰，真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因为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超常勇敢的心。
 
当她被强行关入精神病院，要安然度过被改造和教育的近一千个日日夜夜，如果不是有信仰的支持，如果不是靠天天的祷告，被强行灌药，以及和孩子们分离的孤独漫长的无数个黑夜，不是靠一般的意志能坚持下来的。
 
她唯一牵挂的就是孩子们，去回龙观精神病院前，她对每个孩子都做了安排：老大、老二已经工作，不要去看她，要与她划清界限，免得失去工作，那样全家人就饿死了。老三大中是没有工作的孩子中最大的，每个月去探望母亲。她对老四的交代是兄弟姐妹要团结。她专门将小女儿可心叫出来吩咐她：如果将来妈妈不在了，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可心当时就哭了。
 
我们一般人总会质疑这些勇敢者的行为，特别是1968年国庆前后她在食堂喊口号的时候，人们认为这就是疯狂的举动，但是喊口号，是她在看管严格的情况下唯一能做的事情（以最短的时间表达她的心志）。

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存在勇敢者的。几亿人口中总是会存在着这样的勇敢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冒坐牢、掉头的危险为国家，为民族，为民众鼓与呼。
 
把她关进精神病院，她就在精神病院坚持自己的真理；把她押回单位的“牛棚”批判，让她承认错误，她就在“牛棚”反抗；威胁她坐牢，她说：愿把牢坐穿；威胁她说再不认错就再也见不到她的儿女了，她哭了，哭得非常伤心，因为她爱她的儿女......但她抹去眼泪，还是说：刘少奇不是叛徒，她没有错。

看着她这一系列坚毅的行为，我常常想到圣女贞德，信仰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坚持真理并不容易，不仅要受皮肉之苦，还要经受骨肉分离的痛苦，所以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少数勇者，剩余的人会在利益与生死面前衡量得失因而屈服。这更显出勇者的可贵与少见。
 
我们常以世俗的自保价值判断是非，所以我们害怕、屈服、求饶。我们不能理解那些为了正义牺牲个人利益和生命的人，因为没有同样的价值判断标准。
 
她被捕以后，公安对她的“反动言论”进行调查，好几个人被调查并揭发了她，但没有一个人说她精神有问题，只是说她胆大或说她胡说，因为这些人了解她。他们说她：“胆子大，别人不敢说的她都敢说，一点儿都不避讳什么。”
 
她的一个同事回忆说：那个年代只有她讲善恶和良心。

这点醒了我们，这才是她勇敢的关键，她有她的道德律令，大多数人明哲保身，随波逐流，为了自保，可以做一切可耻的事。
 
难友回忆：每次被毒打，她都咬紧牙关、不吭一声，从不求饶，甚至没有掉过一滴眼泪。

如果没有一种信仰的支持，已经被折磨得脸色蜡黄、瘦弱不堪的她，怎么可能会这样铮铮铁骨？
 
1968年11月29日，她被判刑，关进半步桥监狱。
 
1969年的后半年，王佩英被拉到北京市各区游斗，许多人都知道有一个叫王佩英的女人真厉害，她不仅从不低头认罪，而且跟批斗她的人对着干，别人喊口号，她就对着喊，搞得批斗会进行不下去，当然又是遭受一顿拳打脚踢。
 
1970年1月27日，刘少奇遇害后两个多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包括遇罗克和王佩英等“现行反革命”的“公审”大会。“公审”大会上，王佩英依然顽强地反抗，她想喊口号，但一根细绳深深地勒进她脖子的肉里，她还没有到达卢沟桥刑场，就在押往刑场的车上被勒死了。尸骨至今不知抛洒在何处。
 
圣经上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
 
王佩英，用她至死不屈的生命，守住了圣玛丽森林主顾修女会的信仰宗旨：爱、怜悯、正义。
 
谨以此文，纪念51年前为真理殉难的王佩英女士。
 

【作者简介】张红萍：性别与妇女研究学者，著有《女性：从传统到现代》、《中国女人的一个世纪》、《女人，做自己》等著作十余部

（本文编辑：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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