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先生丨治学当如陈高傭

▎司马君按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先生们的精神是我们永远的财富，司马君期待与大家一起追忆史院那些学术大家们，向先生们致敬！

陈高傭自幼嗜读书，亲族称其为“书呆子”。虽则如此，但家中并不支持，高小毕业后与家庭闹了一个多月，才得以到太原考入第一师范。毕业后，陈高傭向友人借了些钱，到北京考入了师范大学。陈高傭大学期间不得不半工半读，生活刻苦、学习勤奋。晚年他钻进先秦典籍，把先秦典籍视作自己的精神归宿，希望为后人留下通往精神家园的铺路石…学术年轮，经久不息，治学当如陈高傭先生。

1902年，陈高傭先生出生在山西平遥的一个中农兼手工业家庭中。（原名显文，1927年更名崇人，1930年更名高傭。）陈高傭自幼嗜读书，亲族称其为“书呆子”。其族中有一伯父为前清秀才，对陈高傭极为厚爱，教作古文，给他讲十三经、宋明理学、中外历史地理。将家中所藏书籍借给阅读，陈高傭因此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虽则陈高傭嗜读书，但家中并不支持，希望他早点做生意或到“票号”挣钱。高小毕业后与家庭闹了一个多月，才得以到太原考入第一师范。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颇受影响。师范毕业后，陈高傭想前往北京升学，知道父亲必不允准，于是向友人借了些钱，到北京考入了师范大学。

由于没有经济来源，陈高傭大学期间不得不半工半读。因为生活刻苦、对人忠实、关注民生、学习勤奋，大学二年级时（1925年）被江西同学黄道与湖南同学游宇发展，加入了共青团，不久转入共产党。

与入党介绍人黄道因军阀混战、列强侮辱而走上了发动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不同，陈高傭醉心于钻研社会人生哲理与思维逻辑，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世界与中国》）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到1929年期间，陈高傭数次躲过国民党及日警的逮捕。1928年又由于北平中共组织遭到破坏而失去组织关系。1930年由日本仓皇逃至上海，并于此时更名为陈高傭，谋求得任教于上海劳动大学中学部。1932年由于主编的《世界与中国》中有许多令当局不快之文字，被租界巡捕房逮捕，关押三月后因无任何党派关系得以保释。

（《名理通论》）

陈高傭大学二年级所撰《名理通论》193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其后应商务印书馆特约撰写《论理学》，1938年出版，成为师范院校逻辑学教科书。

（《论理学》）

1933年夏季开始，陈高傭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1933-1942；1939年始任文学院史地系主任，又任南洋文化研究馆主任），兼任复旦大学（1934-1946）、大夏大学（1939-1942）、上海法政学院（1937-1941）、沪江大学（1937-1941）等校教授。教的课程以中国历史为主，如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中国风俗史、中国政制史、中国民族海外发展史、中国宗教史、中日外交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等约有二十门之多，此外还兼开哲学、逻辑等课程。[1]

这个时期，陈高傭眼见了中共“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第二次左倾路线”的提出和陈独秀的被开除出党，自己也因宣传抗日及讲述社会科学理论被当局逮捕，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前，他“绝不谈民族主义”；从此，“谈起民族主义了”[2]同时，他也多次婉拒国民党要员的入党介绍，“以超然的态度自处”[3]，成为无党派人士，直至终身。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何炳松序（点击查看大图）

1933到1935年间，陈高傭先生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言论，这些言论1937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汇集出版，书名为《中国文化问题研究》。1935年与何炳松等十大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宣言》，史称“十教授宣言”。1940年，编纂成我国第一部大型的有关中国历代天灾人祸的分类统计专著——颇负盛名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1938年，暨南大学设立新闻专修科，陈高傭是主持人之一。1945年秋，上海创办私立中国新闻专科学校，陈高傭任校长。1951年，应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邀请，举家迁西安，任西北大学教授。1952年成立西北大学师范学院，先后任教育系、史地系教授。1954年更名西安师范学院，任历史系教授。1960年西安师范学院与1956年成立之陕西师范学院合并，改名为陕西师范大学。

（20世纪60年代的陕西师大校门）

从1951年到1952年，陈高傭先生参加了“土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运动”、“三反运动”、“忠诚老实运动”。他“以严肃的态度作了思想上的激烈斗争，初步克服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4]这五六年间，陈高傭先生“为了教学编写的讲义，与提纲，与札记，至少约有一百万字。”在《忏悔录》最后，陈高傭先生深情地说：“我五十四岁了，头发已经几乎全白了，但是在新事物的刺激与滋养下，我不觉已将老年，我深深地觉着，如果一个人不能认识真理，为人民作出一些事情，是最可耻的。我要为了马列主义、为了伟大的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7年，我们不知道具体出于什么原因，陈高傭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送进了监狱，直到六十年代初才被释放。书不能教，学校图书馆不能进，校园也不让回，陈高傭先生只好在学校对面的吴家坟租住一间农家小屋，真可谓“四顾茫茫，一无凭借”。

很快陈高傭先生就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诠释中国哲学原典。接待他的是陕西省图书馆，因为那里的一位管理员是他的学生。1962年初到“文革”初的1966年9月，陈高傭先生陆续完成了《老子今解》、《墨辯今解》和“名家三子”《公孙龙子今解》、《尹文子今解》、《邓析子今解》。1973年到1976年6月，陈高傭先生又完成了《论语译注评》、《盐铁论评注》和通俗版的《邓析子译注》等共计约五十万字。

之后不久，陈高傭先生去世，享年75岁。

（陈高傭先生手迹）

陈高傭先生晚年钻进先秦典籍，主要不是为研究历史。而是把先秦典籍视作自己的精神归宿，希望为后人留下通往精神家园的铺路石。这个精神家园属于中华民族，也属于全人类，就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及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的伟人们的著述同样也可以是华夏学者的精神乐土一样。

当中国大地轰轰烈烈进行着 “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被称为“四旧”从而被“横扫”的时候，当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文化已经死掉的时候，戴着无比沉重的“右派”帽子的陈高傭先生在他的陋室中夜以继日、默默无闻地从事着上古文献的整理诠释工作。他自己的身心、精神也完全陶醉在这些瑰宝之中。这些珍贵的稿件是陈高傭先生以心血和生命写成的，是他含垢忍辱近二十年间思想的结晶。

此种坚毅和伟大的理想，正是治学治史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和高尚追求。从前对陈高傭先生的了解不多，只单纯抱有对学术前辈的尊重。更深入地了解了陈高傭先生的一生和他呕心沥血写出的著作的价值后，更多了一丝钦佩和景仰。中国的学术的发展正是得益于像先生这样的一代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和努力耕耘。先生已去，但他的事迹和著作仍能不断地激励和引导着我们不懈前行！

注：此文参考历史文化学院臧振老师《陈高傭遗稿整理后记》整理、增减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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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1952年4月手稿《我的思想批判》，第47页。

[2]见《我的思想批判》，第12页

[3]同上，第26页

[4]陈高傭先生手稿《我的历史是一部沉痛的忏悔录（1956年4月25日自传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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