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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辞话】赵世超:靖边访古

赵世超 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


2018年的夏天似乎特别长,西安市内酷热难当。陕西康隆公司总经理刘国强先生为陕西师大早年毕业生,便邀请我和李甫运教授两家到陕北避暑,从而得以首次访问靖边。“苟富贵,毋相忘”,国强已是成功人士,却始终将母校老师挂在心怀,深情厚谊,令人感动。



靖边一名,源自明朝与鞑靼作战时所筑的靖边营,清雍正九年,始合安边、宁塞、镇罗、镇靖、龙州五堡以为县,顾名思义,古代曾为边塞之地,其荒辟的程度,由此可想而知。


然而,如今行进在平阔的一级公路上,两边的山原川道满是茁壮生长的玉米、谷子,沙柳和白杨不停地拍着手,一排一排地依次退向车后,仿佛在专门列队迎接远方来客。待到登上康隆公司22层的总部顶楼四望,才见巨大的绿色地毯竟已直铺到天际。


脚下在张家畔镇拔地而起的新县城里,则是楼堂瓦舍鳞次栉比,格调互异的建筑物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争芳斗艳,像是一捧散落在绿海中的五彩珍珠。我们一行人到了靖边,却觉察不到一点边地的苍凉。



靖边最著名的古迹是统万城。它位于县城以北的红墩界乡,驱车缓行,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这座由十六国后期大夏政权的创立者赫连勃勃所建的城堡,至今仍孑然独立在无定河北岸的一处高地上。


趋前细观,方知分为东西两城,四隅都有方形或长方形墩台高出城垣。其中以西城西南角墩台为最高,残剩部分至少也在30米以上。西北角墩台次之,东北角的墩台存在开裂,东南角的墩台则已坍塌不见。城墙外还加筑有密集的马面。南垣马面既长大,又宽厚,据当地文物工作者介绍,里面中空,设有储存军用物资的仓库。


城垣、墩台和马面一律用苍白色的三合土夯筑而成,夯打精细,夯层清晰,真算得上“坚如铁石,凿不能入”。在西南角墩台的壁面上,可见横列的椽孔和安放立木的柱洞,说明当年墩壁附有板道楼阁结构,状若架于悬崖上的栈道,难怪大夏国的秘书监胡义周在撰写《统万城铭》时,要用“若腾虹之扬眉”、“似翔鹏之矫翼”加以形容。


赫连勃勃名此城为统万,称其正殿为永安,其君临万邦的野心和永远安泰的妄想昭然若揭,但尽管他用残暴的手段和大量的杀戮极力维持,他所建立的大夏政权也仅延续了25年。这说明任何专制统治都摆脱不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命运,仰仗军事专制者更会如此。



大夏亡于拓跋魏。后来,驻守此地的宇文泰入主长安,把持西魏朝政,传至其子宇文觉,干脆篡位自立,建立了北周。在隋末的混乱中,贼帅梁师都窃据统万,建立梁国。


贞观二年,唐太宗命柴绍、薛万钧合力攻取,师都为部属所杀,城降,唐于此设立夏州。可是,由于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压迫党项羌内徙,夏州又变成了党项族聚居的重要地区。


李元昊正式建立夏国后,宋、夏战争日增,为不使这座百雉坚城为敌所用,宋太宗遂下令予以“废毁”,将居民“迁于绥、银等州”。


从此,统万城便销声匿迹在浩瀚的毛乌素沙漠中,直至清道光二十五年,酷爱历史的榆林知府徐松命知县何炳勋前往寻访,它才又被重新发现。


我一边和李教授沿着城垣漫步,一边拾取记忆的碎片,恍然之间,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夷夏各族十万民众被强驱修城及攻守双方拼死搏杀的场面,耳畔也响起了沉重的夯筑声、惨痛的呻吟声及刀枪撞击与战马嘶鸣。


统万城的兴废再次反映,古代任何所谓的文明成果,都建立在大量不文明行为的基础上,甚至伴随着野蛮和血腥。



说句实在话,这次来靖边,让我最感兴趣的并不是统万城,而是发现于该县阳桥畔镇的一座古城址。因为前者经徐松命人踏勘后早已闻名于世,不再稀奇,后者却还没有揭开神秘的面纱。


陪我们前去参观访问的是县宗教局局长赵士斌。他原任文化局副局长,对全县遗迹、遗物的分布了如指掌,所以,路就走得特别顺。


这天正值雨后,空气清新而透明,车子过处,只留下了均匀的沙沙声,并无半点扬尘,鸟儿在树梢鸣啭,水库上飘着洁白的云,红的花、绿的草散发着诱人的淡香,但我们却顾不上在夏日晴和的旷野里陶醉流连,下了车,便直奔城址所在的瓦碴梁。


顺着赵局长手指的方向,果然远远地就看见了古城断断续续突出于地表之上的残墙。走近了端详,发现墙土也呈苍白色而略深,与统万城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可见用掺有生石灰的三合土夯筑,乃是当地古老的传统技术,并非始于大夏。


夯层致密坚牢,同样可用铁石喻之。由于墙体宽厚,不少地方被农民掏空,用作羊圈、猪舍。更令人惊叹的是,城址规模宏大,除西部已被水库淹没外,东西长仍有4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


跨越南墙,走在瓦碴梁上,脚下陶片密布,经粗略捡视,即知有残破的水器和饮食器,更多的则是毁弃的筒瓦、板瓦、瓦当和舖地砖,纹饰可见绳纹、布纹、篮纹、麻点纹和回纹等,时代当属战国、秦、汉。


在路旁种满玉米的田间,望见了一些边界整齐的高地,偶尔还有柱础散落其上,应是当年的建筑台基。这些台基和大量的残砖断瓦都足以让人联想到原先宫室屋宇的巍峨和城中人物的阜盛。



正边走边看,当地的文物保护员递上一个小件铜器让我辨认,虽然锈蚀严重,仍能看出大约属于镶在马具上的铜泡钉。这个质朴的中年汉子笑着对众人说:“咳!像这样的小东西过去很容易捡到,还有矛头、箭头、钱币、铜镜等,瓦碴梁村的家家户户,谁家没有?1982年水沟冲出大量铜钱,一些人一捞就是好几斤,单文物部门从村民手中回收的就有两万多枚。另外,还出过不少钱模子。”


他的话让我不由得怦然心动,这座城不仅很大,而且能够铸钱,难道不正是战国、秦、汉期间的一个区域性政治经济中心吗?


这么重要的城池,在文献记载中有没有,如果有,它又该叫什么呢?


谈及历史定位,赵局长就有点兴奋,他激动地说:“我早认为是阳周古城,作家张泊也这么看,但历史地理学界不赞成,所以没有宣传出去。直到在此地发现了‘阳周侯印’和刻在陶罐上的‘阳周塞司马’陶文,反对的声音才小了。最近省考古研究院已派专家前来调查,对我们的意见十分支持。”同行的李甫运教授是著名的书法家,当即仔细观察了印文和陶文的拓片,确定其为隶书的早期书体,进一步为判断城址的时代提供了佐证。



为了更好体会阳周故城的形胜,赵局长带我们迤逦东去,驱车上行。


踞高远眺,只见白于山巍然矗立於南,无定河和芦河滔滔横流於北,又有两条溪流自深谷涌来,在阳桥畔之东合为一股,汇入芦河,再斜插向东北,加入到无定河水的洪波里,很像是有力的膀臂从旁侧伸出,将故城揽入山的怀抱。


赵局长一边招呼我们在崖畔上站稳,一边指画着说:“白于山上有秦昭王所筑的长城,眼前的两条河即奢延水和走马水。《水经·河水注》认为走马水‘出长城北、阳周故城南桥山’,这句话可不简单。第一,表明走马水发源的白于山古名桥山;第二,表明走马水的源头已处于秦列城之外;第三,表明阳周城在桥山之北,距走马水不远,这与阳桥畔瓦碴梁古城址的位置完全相符。《水经注》另外一句话是‘奢延水又东,走马水注之’。两水相交的地方不就在咱们的脚下吗!这里曾被称为桥门,本意应为桥山上的长城门。”赵局长的现场讲解既直观又清晰,立刻使我们认识了阳桥畔故城在军事地理上的重要性。



如果故城确实是阳周,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可就多了。最重要的有:秦太子扶苏与将军蒙恬驻军于此,又先后被逼自杀于此;汉武帝勒兵十余万北巡,“还祭黄帝冢桥山”;王莽于此治黄帝陵园,改阳周县为上陵畤;东汉段熲至走马水,出桥门,追击羌人于奢延泽,等等,上述都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


然而,据《汉书·地理志》,阳周仅是一个县,为什么会由太子守之,会让皇帝亲临呢?


赵局长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因为这里是古上郡的治所呀!传统上都认为上郡郡治是在肤施县,其地约当今榆阳区鱼河镇,但那地方哪有这么大的城址呢?”


局长的话发人深省,在紧张的回忆中,我猛然想到,《史记·蒙恬列传》说蒙恬“因地形”、“制险塞”,“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而胡亥派使者赐他死时,却跑到阳周找他,他不肯死,便就地“囚于阳周”,这不恰恰证明上郡就是阳周、阳周就是上郡吗?可见若只读书而不到实地考察,有些问题永远都会处于以讹传讹的迷误中。


阳桥畔的故城紧倚白于山和秦长城,连接来自延、绥的秦直道,北有无定河和芦河作天然屏障,扼守着走马水出山处的桥门,才真正称得上是“因地形”、“制险塞”,舍此,恐怕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与之相比。


仔细品味,我不能不对赵局长的洞见深表叹服,事实上,应当把古阳周看作当时河套地区的第一战略要地。



看罢阳周故城,车子又进了白于山。在山内高家沟乡的阳畔和王坟湾村之间,散布着七座土丘,中间最大的一座,当地人一直称之为轩辕峁。


赵局长说:“这才是真正的黄帝陵。”我一直认为黄帝是传说人物,所有的陵、庙都是纪念性建筑或宗教活动场所,无所谓真和假,当今只能按约定俗成的办法选择一处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志。但同时又觉得,即使只把汉武帝的祭陵处搞清楚,也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于是便仔细对夯层作了观察,对土台的占地范围作了步量,还拍了不少照片。直到天色晚了,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这时,山里已起了风,隐隐听得见松涛,像是谁在低吟送行的歌,路上又见到几座水库,平静如镜的水面早被落霞染红,群鸟争着归林,突然却有一只苍鹰冲天而起,顺着山谷盘旋向远方。


我一边倚着车窗凝视大自然的美景,一边就想到,若没有国强和赵局长的周到安排,我怎么也不会知道,陕北山间的景物竟也如此迷人。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又参观了靖边博物馆、靖边旧县城及白文焕旧居、惠中权纪念馆,等等,还访问了县收藏家协会,鉴赏了不少珍贵的私人藏品。


离开时,旧友新知,都来相送,收藏家协会的马秘书长赠送我一函他自己制作的陕北汉画像石摄影集。我感到,这次靖边访古真是收获颇丰,需要进一步好好学习和消化。



回西安后,我从《汉书》中查到,阳周侯名叫刘赐,是淮南王刘长的儿子,后被改封为庐江王。另有周阳侯赵兼,为淮南王舅父;周阳侯田胜,为汉景帝皇后王夫人的同母异父弟。不能排除史书在传抄中将“阳周”误倒为“周阳”的可能性,因为东汉人应劭注释《汉书》时,就出现过这种误倒。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学校图书馆见到一本叫作《秦帝国全天星台遗址及其源流考》的书,其中谈到,秦朝政府曾将当时可见、可名的全天星座、星官用夯筑或铲削成台的办法,在地上仿造,以便对应性地进行观星、祭星和占星活动,星台总数竟多达1424个,主要建於陕北和内蒙鄂尔多斯地区。急忙查看该书所附分布图,发现其中有五座正在靖边高家沟一带。


我们看到的轩辕峁及相邻的土冢,会不会就是秦人夯筑的星台呢?我期待能有机会再去靖边,以便与赵局长继续深入讨论。



作者简介



赵世超,河南南阳人。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在河北省定县、河南大学(原开封师范学院)工作,1988年在四川大学获得史学博士学位,同年到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先后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1994年10月至2004年6月,任陕西师范大学校长。现为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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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陕西师大报

责任编辑/包梅萍

审核/何秉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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