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龙：先跟着河水的方向，努力向前吧

“不可思议。”电话那端，朱一龙缓缓道。

《消失的她》票房远超所有人预期。电影上映前夕，专业机构给出的票房预测为 10 亿元上下。监制陈思诚相对乐观，认为能和前作《误杀》系列（《误杀》和《误杀 2》总票房分别为 13 亿和 11 亿）持平。市场则一路高歌猛进，截至 7 月 31 日，总票房超过 35 亿，观影人数近 8500 万人次。相比一个个悬浮在半空的数字，朱一龙更直观的感受是影院人声鼎沸的氛围。“电影院又热闹回来了。”

6 月底至 7 月初，10 天里，朱一龙参加了 7 个城市的路演。这是他参加最多场路演的电影作品。开始之前，他有些忐忑，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和问题。主办方把第一站设在武汉，朱一龙悬着的心放下了些。武汉是他的家乡，一年前公映的电影《人生大事》唯一一场路演也是在这里。这部电影最终取得了 17 亿元的不俗票房成绩，也为朱一龙赢得了职业生涯里一个极具分量的奖项——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

两次路演，家乡观众都尤为捧场，朱一龙还是感受到了现场氛围的微妙不同：《人生大事》是个温暖的故事，叙事上正向轻盈，观众哪怕是哭，也是笑中带泪；《消失的她》则高度戏剧化，观众反应更复杂，多了一份对何非这个角色的批判。

《消失的她》是部商业类型片，这是全体主创人员一早达成的共识。刚接到剧本时，朱一龙犹豫过一阵，理由和如今观众反馈如出一辙。但何非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角色，复杂、多面、极致，演员遇到类似角色的机会不多，朱一龙担心这次错过，以后很难再碰上。

进组《河边的错误》前，朱一龙看了《消失的她》粗剪，“原本剧本想表达的，演员现场想呈现的，基本都表现出来了。”半年后的沈阳路演，他和数百名观众一起，第一次看完整成片。成片相较粗剪版本改动不大，区别主要在于特效，重看时，朱一龙还是被故事带进去了。手里攥着的电影票，放映结束后一看，被揉搓成了一根细长的棍。

更深的触动来自观众。他在拍摄现场设计的要点，观众全都感受到了，并给出了恰如其分的反应。那是电影带来的遥远呼应，一种跨越时空的纯粹，能被演员察觉，再被观众体会，朱一龙觉得高兴，在那之下，还有一层深深的满足感。

《消失的她》在艺术性和价值观上引发的思辨，并非一位演员应承担的范畴。朱一龙要完成且必须高度完成的是，让何非的情绪快速抵达观众，让观众为他好奇、揪心，然后一起进入故事。在他看来，何非虽然是个高度提炼的戏剧人物，但他的经历里并不乏现实的部分。这成为了他最初塑造这个角色的抓手，而后者的悲惨结局，又在现实语境里起到了某种警示作用。

“他是一位把自身的设定和观众的距离保持得恰到好处的演员，不那么‘具体’，相对比较‘模糊’。”谈及为何选择朱一龙出演何非，陈思诚这样说道。朱一龙更愿意退后一步看这个问题。他说，陈导的描述更接近演员的一种理想状态，他敬佩的前辈演员们都有这一特征。至于自己离这种状态还有多远，他没想那么多，但他确信，“这个方向是没错的。”

更早之前的 5 月 20 日，电影《河边的错误》在戛纳全球首映。101 分钟放映结束，容纳近千人的德彪西放映厅掌声不断。

“电影是一门世界性的语言”，变幻的光影里，朱一龙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体认。尽管东西方文化不同、语言不通，但人性是共通的，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南方小城一位刑警队长的故事，同样牵动着银幕前西方观众的心绪。

“我现在很难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看这部电影。”电影内外，朱一龙都经历了一段略显漫长的跋涉。两三年甚至更早之前，朱一龙就看过《河边的错误》剧本。马哲这个角色太过幽微，他起初有点拿不准。后来项目辗转，换了团队，剧本也进行了修改，再递到他手上时，朱一龙没有再拒绝。

首要的是确立人物形象。电影改编自作家余华的同名小说，准备过程中，朱一龙看到了摄影师肖全为余华拍摄的一张旧照。照片里，作家蓄着小胡子，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眼睛直直地凝视着镜头。照片拍摄于 1993 年，正是故事发生的年代，朱一龙对马哲这个人物的想象一下具象起来。

接下来更迫切的，是成为马哲。在江西南丰的一个半月里，他跟着当地刑警体验日常，一起模拟现场、询问目击证人，并有意识地增重。等出现在镜头里时，朱一龙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身形微胖、眼神沉郁的中年男子。和莫三妹、何非一样，马哲又是一个与本人反差巨大的角色。演这样的角色应该很过瘾吧？不止一次，有人这样问他。朱一龙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很难在表演当中有“此刻演得很过瘾”的感受。

《消失的她》导演崔睿记得，拍完一场情绪极端的戏，朱一龙回到监视器前的第一件事，是拿起保温杯喝水。那些激烈的、高昂的情绪流经他，却并不为他所有。朱一龙说，“我经常会有一种感觉，因为处在这个环境里，才会有这些反应和情绪，一旦离开剧组和片场后，你会很难相信这是自己能干出来的事。”

不少合作者都提到过朱一龙在片场的专注和投入：镜头对准时，他把自己交付给角色，镜头之外的大多时候，他又在为下一个镜头做准备。“主要是不想给自己留遗憾。”朱一龙自我剖析说。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还在电影学院上学时，朱一龙便常常听老师和前辈们提起。他认可遗憾的不可避免，但更认为，应当减少遗憾的发生。在片场，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当下所感受和理解到的东西，不管对错，先把它尽力表现出来。“如果想到了没去做，我会觉得遗憾。”

具体到《河边的错误》的拍摄，还有信任的衡量。为了还原上世纪 90 年代的迷离质感，电影采用 16 毫米的胶片拍摄，现场没有高清回放。监视器里的画面类似 80 年代的电视，还带着雪花点，看不清面部细节。朱一龙选择相信，相信自己，也相信导演魏书钧和摄影师程马。

此前，他看过魏书钧导演的《永安镇故事集》和《野马分鬃》，对他的大致印象是自由、鬼马。这次合作下来，他发现他也擅于听取大家意见。“摄影师的想法、灯光老师的想法、演员的想法包括导演自己的想法，开拍前，我们会习惯性先碰一碰。”这是一个年轻的创作团队，彼此年纪相仿，创作上没有绝对权威，谁的想法好用谁的。一场戏拍完，如果都觉得有问题，他们也不怕推翻重来，尝试用另一种方式处理。

《河边的错误》吸引朱一龙的，还在于这是一个完全顺拍的故事。“对演员来说，能有一个机会跟角色一起展开一段旅程，特别难得。”顺拍会帮助演员更容易进入角色吗？朱一龙想了想，好像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一些时候，他会怀疑，大众津津乐道的那个所谓进入角色的节点是否真的存在。他不确定是自己没留意还是它本身也许并不存在。就他自己的经历而言，往往是等他意识到要去寻找那个所谓的节点时，和角色的连接早已发生。

整个过程不由人的主观意识掌控，朱一龙也不希望掌控，很多时候，他都是跟着角色的情绪在游走。《消失的她》那场一条过的剃头戏如此，《河边的错误》后半段马哲的内心戏也同样，“反应都是下意识的，不在原先预设之内。”到了片场，找好景，进入到规定情境，故事开始讲述，情绪便自然流淌起来。

《河边的错误》英文片名译为“Only The River Flows”（只有河水在流动），朱一龙觉得，马哲这个人物也像河水一样，一直在流动，一直在变化，最后才成为了那个样子。

像河水一样，一直在蜿蜒流动、变化的还有演员朱一龙。

起先是数字电影里大同小异的角色，他按部就班地演了数十部，恪守着演员的本分；然后机遇到来，一部网剧让他跻身市场靠前的位置；接下来，他寻求突破，用一个个银屏角色更新着大众对他的认知。现在，是时候让大家认识电影人朱一龙了。

20 岁前后，还是北京电影学院一名普通大学生时，朱一龙人生中第一次生出了“我要拍电影”的念头。大学四年，他上过的视听语言课，听过的电影讲座，看过的大师级电影，一点点为这个念头添砖加瓦。但从念头到行动，仰赖成熟的时机，也需要破局的勇气。转机发生在 2019 年的第一次戛纳之行。每年的戛纳电影节是全球电影人的聚会，那些原本只在荧幕上见过的面孔，此刻近在咫尺。朱一龙有些情怯，他是受品牌方邀请，尚无作品傍身。回北京后，他对团队说，我们要拍电影。

四年后，他带来了《河边的错误》。这是尤其艰难的四年，环境动荡，影院停摆，电影上映遥遥无期，行业形势急转直下。于朱一龙，这却是稳扎稳打的四年，他完成了八部电影作品，其中四部担任男主角。

有担心过上映的问题吗？他摇头。“选择拍这个戏，首先是因为我自己喜欢，被这个角色吸引了，就想把他呈现出来。另外我一直坚信一件事情，电影院里的观众不会消失。”朱一龙认为，不同于手机上看视频或是投屏放电影，影院观影是一种生活方式。你需要提前买好票，腾出特定时间，然后和一群人一起，在黑暗中静静欣赏一个两小时的故事，整个过程带给人的情感体验、情绪记忆是极为强烈和深刻的。以他自己为例，毕业十余年，仍记得学生时代那段在电影资料馆看大师作品的日子。

与此同时，朱一龙也承认，短视频时代，大众的观影习惯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但他更愿意从积极的角度去解读变化。从默片到有声片，从黑白片到彩色片，电影一直是与时俱进的，朱一龙觉得，也许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拐点。“我们要做的是接受，然后探讨是不是有新的表演方式、视听语言和叙事手法来应对变化。”

这次在戛纳，朱一龙看了是枝裕和导演的《怪物》。在电影宫最大的卢米埃大厅，2000 多名观众坐满了上下两层，125 分钟放映结束后，掌声经久不息，“大概持续了 10 到 15 分钟。”这是属于《怪物》全体剧组的 15 分钟，朱一龙也从中感受到了一种莫大鼓舞。“除了现实主义题材，我们以后也可以多带一些年轻的、先锋的、有想象力的作品给外国观众。”这是朱一龙经历今年戛纳之行的新思考。

2023 年春，朱一龙得知《河边的错误》入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他有些感慨，“算是实现了自己一个小目标。”接下来的小目标是什么？“还不能说。先跟着河水的方向，努力向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