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论反抗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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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则传说：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二世要给乌纳穆诺颁发十字勋章，乌纳穆诺穿着一身便服就来到王宫面见国王说：“我来这里是为了感谢陛下授予我的勋章，我受之无愧。”国王听后十分惊讶地对他说：“真是匪夷所思，我给别人勋章时，他们都斩钉截铁地说‘受之有愧’。”乌纳穆诺回答说：“他们说得对。”

这位如此霸气自信的乌纳穆诺是何许人也？如果对西班牙文学稍微有点了解的人一定会听说过他，他是西班牙最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之一，他在西班牙最古老的大学萨拉曼卡大学当了三十年的校长，此外，他还是一名不屈不挠、反抗独裁的斗士，西班牙的《号角报》曾称赞他是“同时代唯一一个坚决迎着风雨逆流而上的人，是个疯狂的智者”。

2019年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了这位智者最有代表性的著作《生命的悲剧意识》，下文摘自《社会科学报》第1674期第8版《乌纳穆诺：一曲斗士的挽歌》，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刘桐阳女士的供稿！

萨拉曼卡的马约尔广场（La Plaza Mayor）四周，环绕着一圈西班牙历代名人的铜制头像。落日余晖的映衬下，乌纳穆诺略显傲慢的侧脸轮廓在一众铜像中格外分明。八十多年前，乌纳穆诺就是从这里走向萨拉曼卡大学的礼堂，向佛朗哥政权发出了反独裁的最强音。1936年10月12日，这一天是西班牙纪念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日（El Día de la Raza），萨拉曼卡大学内聚满了人，头戴学位帽的学生、坐在暗红色长椅上的知名学者，身着蓝色制服的长枪党成员……空气中弥漫着内战焦灼暴虐的气息，独臂独眼将军米连·阿斯特赖敏锐地嗅到了这股气息，他用极富煽动性的话语刺激着人们的神经：“死亡万岁！” 

台下不时有独裁的忠实追随者用嗜血的声音高呼“弗朗哥”以示回应。乌纳穆诺再也无法保持缄默。他从兜里掏出新教牧师妻子的求助信，在这封请求解救弗朗哥酷刑下的受难者的信纸背面，乌纳穆诺写下了振聋发聩的反抗宣言。七十二岁的他从汹涌的人群中站起，声色俱厉地呵斥独裁暴政：“这里是知识的殿堂，而我就是它的大祭司。你们在亵渎这片圣地。我永远是祖国的先知。”面对米连·阿斯特赖气急败坏地反扑“知识分子去死，打倒知识分子”，乌纳穆诺喊出了那句广为传颂的斗士檄言：“你们能让人屈服，却不能让心信服（Venceréis pero no convenceréis）。”斗士的傲慢彻底激怒了独裁统治者，弗朗哥随即下令囚禁乌纳穆诺。萨拉曼卡大学的演讲成为乌纳穆诺最后一次公众演讲，两个多月后的新年前夕，他病逝于家中。

乌纳穆诺终其一生都在战斗，与君主制、共和国、无政府主义、独裁统治做斗争，与愚昧麻木的民众做斗争，与宿命和虚无做斗争。这位斗士笔下的人物也都与他一样，坚定地践行着斗争哲学。乌纳穆诺曾从词源的角度考证，“主人公”（protagonista）一词包含着“斗争的”“对抗的”（antagonista）的含义，因此其小说主人公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抗争。以他的代表作《迷雾》为例，主人公奥古斯都与作者抗争，拒绝被书写、被定义，追求“我要成为我”的真实存在与灵魂不朽。

斗士的战斗从文学创作延伸至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如果说在文学创作中，乌纳穆诺还顾念审美诉求与情感宣泄的创作传统，为他的悲剧意识蒙上一层朦胧的面纱，那么在其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著作《生命的悲剧意识》中，乌纳穆诺亲手扯碎面纱，揭开生命与存在的伤疤，暴露出最怕触碰但又不得不触碰的部分。直率而犀利的斗士，尽情地用笔锋刺痛他的读者。乌纳穆诺就是要每位读者都意识到，自己终要登上千古长存的受难的高岗，终要承受千古不灭的痛苦、抱着没有希望的希望。他就是要让人目睹从抗拒死亡到不得不死的过程。这一残忍的做法恰恰是乌纳穆诺对世人的慈悲之举。《生命的悲剧意识》中，痛苦以一种令人畏惧的姿态证明存在。现世的痛苦与生命的悲剧意识暗藏在意愿受到限制的瞬间，尤其是生的意愿无法实现的瞬间。人们在同一个受难的钵体里被痛苦研磨，他们能够品尝、承受同样的悲苦，在相互怜悯的过程中达到精神的相爱。就像乌纳穆诺说的那样：“爱即是悲悯。如果肉体因欢娱而结合，那么心灵将因痛苦而结合。”痛苦是精神之爱的诞生地，苦难是意识的必经路。宇宙中的种种限制和苦难让有生命的个体意识到，自我的意识是有限的意识。当知晓自我不是他人的时候，才感觉到自我的存在，才知道“我是我”。从这个角度来说，纵然肉体终将死亡、痛苦如影随形，然而对痛苦的忍受、在苦难中的苦熬，是对存在的自觉担当。

尽管乌纳穆诺为痛苦找到了积极的意义，然而他没有停止战斗。《生命的悲剧意识》一书中，最荡气回肠的一场战斗，就是富有吉诃德精神的斗士在广袤的战场上与死亡、虚无及理性的厮杀。也正是这场对决，让乌纳穆诺自愿坠入怀疑的深渊，因为只有在那个辨不清理性、信仰的混沌中，才有拥抱希望的可能。生命的悲剧意识包含一个前提：“我所知道的或我所能够知道的事物，必然都在我意识的范围之内。”肉体死后之事不在主体的意识之内，无从知晓，因此只有两种情况：要么灵魂不朽，要么归于虚无。前者是乌纳穆诺穷尽一生所追求的，后者是乌纳穆诺誓死抵抗的。斗士决不屈服，即便敌人强大如虚无。不屈的乌纳穆诺寻觅到了一片能与虚无展开对决的战场——怀疑的深渊——理性与信仰的中间地带，为此他饱受被理性与信仰撕扯的煎熬。信仰哀鸣着，“信仰就是愿意相信；而且信仰上帝也就是希望能真有一个上帝……相信灵魂的不朽，其实就是企望灵魂能够真的不朽”。理性却叫嚣着，否认生命、否认不朽，“理智是对于生命的否定……否认我能够从我的死亡里继续活下去”。如果一个狂妄的人想试图去调和理智与信仰的矛盾，他将面临彻底的失败。乌纳穆诺从一开始就认清这是一种旷日持久的、不可调和的冲突。“调和是不可能的。人类思想的悲剧性历史，根本就是理智与生命之间的冲突的历史：理智一心一意要把生命理性化，并且强迫生命屈从于那不可避免的最后死亡，而生命却一直要把理智生命化，而且强迫理智为生命的欲望提供服务。” 理智与信仰不可调和的原因在于生命本身的法则，不存在一个看似让理智与信仰达成双赢的“协议公式”，也不存在任何一方的绝对胜利。因为唯理性的胜利将导致绝对的怀疑，“他的理智教他怀疑每一件事情，即使是理智本身都包括在内，如此他就被它贬为一种绝对静止的状态；在他得以向自己证明他的存在之前，他早就因理智而粉碎消逝了”。唯信仰或者说非理性的胜利意味着，“一定要坚持我们个体意识能够超越死亡的威胁，这将让生命变得不可能”。事实上，求生的挣扎建立了一种理性与信仰的相互援助：“非理性的总是希望能够理性化，而理智也只有在非理性的领域里才能发生作用。它们都追求相互的援助与结合。”为了最后的希望，乌纳穆诺任凭理性与信仰在他的体内继续斗争、继续撕扯，他要流着血、忍着痛直面这场抗争，一如直视斯芬克斯之谜一样，因为它就是精神生命的真正状况。

乌纳穆诺这位勇往无前的斗士，终敌不过悲剧的慨叹。他在弥留之际，高声呼唤上帝来解救他所热爱的国家、人民，甚至他自己，难道这位斗士忘记他曾许下的要处于理智与信仰的中间地带的誓言？也许他在写此书的时候已然意识到，《生命的悲剧意识》是他给自己留下的一张救命药方，是他说服自己不要屈服的“骨肉之人”的宣言。斗士为了这没有希望的希望在抗争，这大抵是另一种形态的生命的悲剧意识吧。如果说，尼采是宁愿追求虚无，也不愿无所追求，那么斗士乌纳穆诺则是宁愿追求痛苦地存在，也不愿拒绝存在。很难说《生命的悲剧意识》勾画出一条对抗虚无的清晰的道路，但书中的确有一个清晰的身影，正是这个堂吉诃德式的身影，让百年之后的我们，在追寻存在与不朽的道路上还能听到不屈的呐喊，鼓舞我们向着虚无永不停歇地抗争。

萨拉曼卡大学的钟声再度响起，伟大的斗士长眠于此，不屈的呐喊在旷野里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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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外国哲学作者：【西班牙】乌纳穆诺译者：段继承定价：56.00元出版时间：2019.6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书号：9787208157433页数：330页装帧：平装

在本书中，作者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反复呼喊：生命的悲剧意识来自对永恒的渴望。他在书中充满感情地指出，人不是通过幸福来感知自身，因为幸福常常使我们忘了自己。相反，苦难才使得我们回归到自身，获得了属于我们的深刻意识，重新成为自己的中心。

在乌纳穆诺笔下，“人”不是一个被用来抽象思考的哲学概念，一个属于共性的词汇，而是具体的存在，是心灵与肉体的结合；是你，是我，是我们的兄弟，是所有人。这是乌纳穆诺哲学中非常动人的闪光点，由此出发，他重新肯定了个体生命的价值：对宇宙而言，我是微不足道；对我个人而言，我却是一切。

作为一个作家，乌纳穆诺的哲学著作也承袭了他的文学语言，简洁有力，充满诗性。他的语言充满激情，思维却很是缜密。乌纳穆诺的语言似乎有种魔力：他激情澎湃，却又非常克制，两者的结合使阅读过程极为享受，既震撼于其激烈的情感，又为其深邃的哲理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