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作彧丨工业时代中的人类危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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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中的人类危机

——哲学人类学与批判理论关于工业技术问题的共识与分歧

文丨郑作彧（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于《福建论坛》2021年第12期）

20世纪60年代，是德国近代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德国工业与技术发展的飞跃阶段。以盖伦为代表的哲学人类学和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批判理论，都对工业与技术提出了许多鞭辟入里的观点，成为当时德国社会面对工业技术时的态度的两个代表。盖伦从哲学人类学式的“工业文化”概念出发，指出工业文化由于科技发展过于复杂，为人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但阿多诺基于作为工具理性批判的批判理论的观点，从“工业社会”概念出发，恰恰认为科技发展本身成为一套支配与剥削人的意识形态，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变动可能性。不过两人的论点虽然大相径庭，但近年来在批判理论新世代的努力下，也出现了将两者进行结合与汇流的趋势。

一、前言

1965年2月3日，当时的自由柏林广播电台(Sender Freies Berlin,SFB)在一个知识性的节目中播送了长达一小时的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与盖伦(Arnold Gehlen)的辩论对谈。这场对谈虽然题为“社会学是一门探讨人类的科学吗”，仿佛是一场非常抽象、概括的讨论，但其实当中绝大部分的重点围绕着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以工业作为主要产业的现代世界，是人类从未面临过的情境；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情境中的可能转机或危机？对谈中，盖伦从“工业文化”概念出发，认为工业文化让现代人凭借技术能力造就了许多全新的现象，可以为人类开创有利的进步可能性，但人类也在现代工业文化中面临着迫切的危机。阿多诺同意现代因工业而造就许多前所未见的现象，也同意人类在当中面临着迫切的危机，但他反对“工业文化”这个概念。阿多诺认为我们应该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着手，考虑现代技术运作背后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并且没有必要对工业社会抱持着乐观期待，因为乐观期待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阿多诺在访谈的最后一句话便说了 ——“唯有绝望才能拯救我们”。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

这场辩论过程中既有气氛愉悦的玩笑，也有很尖锐的互相批评，所以相当精彩；但除了精彩以外，它还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当中的对谈人，是德国当时哲学与社会学界在工业与技术议题领域中最具代表性，但也正好立场最截然对立的两位学者。阿多诺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最重要的精神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因受纳粹迫害而流亡美国，1950年代之后才搬回德国。他（乃至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的批判理论对工业与技术持极大的不信任，而在他 1969年过世后，由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扛起批判理论大旗之前，阿多诺在德国知识圈一直影响甚巨，其理论代表了以批判理论为主的一派很重要的思潮。1965年，盖伦当时是亚亨工业大学教授，以哲学人类学理论闻名德国， 1970年代甚至对德国社会学的发展发挥了极为关键的影响力，因此其关于工业与技术的理论也备受重视。但盖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支持希特勒的纳粹党员，他的经历连同他那被认为隐含法西斯思想的社会学理论（包括对技术进步抱持乐观的态度），都让他与二战流亡派的学者——阿多诺就是代表人物之一——针锋相对、水火不容。

在这样的背景下，阿多诺与盖伦在广播节目上的对谈不只是单纯的辩论而已，他们在辩论上的共识与分歧，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德国知识圈对工业与技术的两种呈鲜明对比的典型论点，反映了当时两种重要思潮的同与异。基于此，本文从两人的这场辩论出发，一方面呈现双方在辩论中的主要论点，另一方面则是进一步研究两人所代表的批判理论与哲学人类学在工业与技术方面的观点为何，以此探讨双方如何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得出了什么样的共识与分歧，呈现德国知识圈对工业与技术的重要观点。不过，这场辩论毕竟是 1965年的事，距今已近 60年。当时各方面的情况与今天相比，想来也已经有差异了。因此，本文最后会简单交代批判理论与哲学人类学在当代有什么样的汇流趋势，以及这样的汇流又如何因应当代情境而出现了新的问题，以此提供可能的接续研究方向。

二、哲学人类学的工业文化论

（一）盖伦的哲学人类学的基本概念

在“社会学是一门探讨人类的科学吗”这样一个宽泛的对谈主题下，之所以盖伦和阿多诺会提到工业与科技，是因为两人都同意一件事：“人”在现代的精神科学中具有很高、很重要的地位，也因此成为精神科学的讨论主题；但这不单纯是因为人很关心自己，而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在工业时代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人”自身成为一种神话，因此人在工业时代中处于前所未见的情境，也面临新的问题。盖伦认为我们应把握现代工业的文化特质，方能理解人类今天的危机与转机。然而阿多诺却反对盖伦的“工业文化”的说法，坚持“工业社会”概念会更有帮助。阿多诺之所以持如此的反对意见，并不是在用词的细节上吹毛求疵，而是因为在他看来，盖伦的哲学人类学式的文化概念从根本上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这是危险的？这必须先从盖伦的哲学人类学理论谈起。

盖伦（Arnold Gehlen）

“哲学人类学”是一门探讨“人”的学说。这个学说今天尤其被哲学界垄断，不少哲学家认为探讨人类本质的哲学论证取向皆可称作哲学人类学。像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哲学、马克思的人本思想甚至是尼采的超人哲学，皆属哲学人类学。但“哲学人类学”这个名称最初是由舍勒（Max Scheler）提出的，他明确指出，哲学人类学的主旨在于从抽象的社会理论层面上，立基于社会学，结合哲学、生物学等思想，理解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包括思考人从哪里来、该往何处去等问题。后来普雷斯纳(Helmuth Plessner)与盖伦继承了舍勒的说法，并基于不同的重点继续推进舍勒式的哲学人类学的内涵。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当代相当重要的一位哲学人类学者费雪（Joachim Fischer）认为，今天人们可以区分出两种哲学人类学：一种是“小写的”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主要是哲学式的讨论。其虽然主流，但讨论内容其实或多或少已宽泛到没有专门意涵。另一种是“大写的”哲学人类学（Philosophische Anthropologie），专门指以舍勒、普雷斯纳与盖伦为三大家的讨论取向，其内容有明确的范围与传承，并且将自身视为一套社会理论，旨在镶嵌于具体社会中进行经验分析。不过，如前述，盖伦虽然继承了舍勒，但他没有全盘推进舍勒的理论，而是着重在舍勒思想中的特定面向，以推展出盖伦自己的哲学人类学理论。

这个特定面向是人的本能缺乏性。舍勒指出，相较于其他动物，人不像沙漠羚羊那样一出生就会奔跑逃命，也没有如虎狼一样天生就具备的尖牙利爪。人一出生除了哭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维生本能。盖伦继承了舍勒的这个论点，指出人在本质上是一种“有缺陷的存在”（M.ngelwesen）。而这个人类本质是盖伦的整个哲学人类学理论的根本出发点。人不只缺乏本能，而且连幼儿阶段都比其他动物来得更长。这样的人类本质让盖伦尝试回答一个问题：既然人是一种有缺陷的存在，相比于其他动物来说是特别缺乏生存能力的，那么人又为什么能够存续至今呢？或是说，如果人要存续下去，那么必须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克服什么样的问题？

关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的问题，盖伦解释，人虽然是有缺陷的存在，但人也有一个其他动物没有的特质：朝向世界开放性。简单来说，人虽然一出生什么都不会，但人有很强大的学习能力，可以不像动物那样受到本能的束缚，而是向世界敞开，吸收、学习而获得许多后天能力。这种学习并不是主体内在的理性通过心领神会而进行的，而是用实际的行动介入世界中，并因此与世界产生连结关系而获得的。“行动”对盖伦来说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概念。盖伦所理解的行动，并不是韦伯式的为达成目的而进行的实践，而是实用主义，特别是米德（George H. Mead）式的建立世界关系与创建人类主体的过程。意思是，盖伦不认为人类行动是先通过理性在心中设想了一个明确的目标然后再进行的，而是人类先通过行动参与世界中，以此面向世界敞开、建立起世界关系，然后才在行动过程中逐渐学习到各种事物、确立起自我认知。但行动总是单一有限的，并且人终归是“有缺陷的存在”，因此建立起世界关系之后，人类会遇到一个问题：世界太过复杂，并且此复杂性远远超出人能负担的程度。

这也显示出人必须克服的根本问题：面对世界过高的复杂性时，人要如何减轻负担（Ent-lastung）？如果不能减轻负担，如果我每一次的行动都必须顾及所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或选项——例如我早上醒来之后该做什么？我究竟该吃东西，还是工作？我的人生该怎么过？我十三岁的时候应该要读书，进入职场，还是结婚生子？——那么人的每一个行动都会让自身焦虑到难以生活下去。于是，从“有缺陷的存在”和“行动”这两个关键出发点，盖伦提出一个很特别的命题：决定人类能否持存下来的关键，就在于人能否“减轻负担”。

“减轻负担”的方式可以有很多。例如现象学的“自然态度”概念就告诉我们，“习惯”就是一种减轻负担的机制，它可以让我们不用将注意力放在日常生活中每分每秒的每一个感官与行动细节上，而是以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方式在生活世界中行动。但除了这种微观层面上的个人习惯之外，盖伦认为人作为一种类属，其最重要的减轻负担机制，是“制度”或“文化”。“制度”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在盖伦这里差不多是等同的，都是意指一种让人们可以客观遵循的标准行动方针，能带来确定性、稳定性，让人在世界关系中面对过高的复杂性时得以减轻负担。没有制度或文化，人类在世界关系中会无所适从地存活不下去。因此盖伦强调，制度或文化可说是人类（除“有缺陷的存在”之外）的“第二天性”，这个“第二天性”即来自人对于确定性的追求。

虽然“制度”或“文化”在盖伦那里差不多是同义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入纳粹党的期间，盖伦将讨论的重点相对更多放在“制度”上，二战后则更多讨论“文化”。今天许多学者认为，盖伦的这套哲学人类学思想有着亲纳粹的保守危险性，因此盖伦二战后必须对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进行调整。意思是，盖伦的理论宣称人为了减轻负担、需要稳定与确定性，因此会追求并臣服于社会制度，后来许多学者认为这种说法仿佛在为纳粹政府的极权主义提供正当性。虽然盖伦实际上从未在他的著作中表现出任何的政治倾向与鼓吹呼吁的内容，将盖伦的哲学人类学理论说成在为纳粹提供统治正当性的说法，有些时候是有心之人刻意针对盖伦的个人背景经历得出的有特殊针对性的诠释；但这确实迫使盖伦后来在同样的理论内涵上谈及“制度”时更为谨慎，并同时更多使用相对含糊的“文化”一词。不过，了解盖伦的学者——例如阿多诺 ——就会知道，盖伦的“文化”概念背后有着盖伦一贯的理论思想，就是意指一种为减轻负担并提供确定性的人类持存机制，因此对盖伦的文化概念依然抱持抨击态度。

不过，本文这里先不讨论盖伦的（工业）文化概念如何受到阿多诺的攻击，而是先来看另一件事：行文至此，盖伦之所以将以工业技术为主要特质的现代世界称为“工业文化”，显然是因为他对工业技术世界的探讨乃基于他的哲学人类学理论来进行的。那么，他那代表了德国当时很重要的一派看待工业技术的态度的“工业文化”理论的内涵又是什么呢？

（二）工业文化中的人类危机

工业文化的核心在于技术的发展。技术首先是人类的世界关系行动最重要的必需品，因为技术的作用，就在于人在面对复杂的大自然时，可以减轻行动的负担，并扩大对世界的作用范围。所以技术本身是一种人在世界中必不可少的减轻负担的手段。技术不只是对于物的使用，也可将所有通过操纵某对象以减轻自身行动负担的制度文化都称为技术。因此制造与使用一台犁田机是技术，对于组织的系统管理也是一种技术。由于人是有缺陷的存在、需要追求稳定性与减轻负担，因此盖伦认为，人在本质上会对技术产生一种臣服的心态。当然，并不是所有技术都会让人服从，而是能够为人减轻负担、带来确定性的技术才是人所需要的。这也是技术对人来说这么重要的根本原因。

不过，技术当然不等于工业文化。技术是伴随人类的出现而存在的，但工业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而在现代工业文化中的技术，同时为人带来了新的优势与前所未有的危机。至于是什么样的优势与危机，则必须先从工业文化的特质来看。

盖伦指出，至少在德国，由于受观念论传统的影响，认为基于理论的纯粹科学优于运用科学。这使得科学长久以来与技术和行动没有直接关联，甚至也没有比巫术更能为人带来确定性。不过，在十七、十八世纪的实证主义兴起之后，科学研究开始讲求通过实验与运用的技术来证实与实现科学知识。同时，讲求禁欲的（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促使科学研发与产业上的经济积累实践变成一种具有苦行内涵的美德，并将之推向工业发展。原本就存在的对于理性知识的推崇，加上实证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让现代出现一种科学、技术、工业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特有文化型态。之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新的特有文化型态，是因为人类首次能通过将科学知识与技术实践结合，配合上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以此完全掌握物质的大量生产。物质的大量生产是一件只要按照既定规则就可以实现的事情；“物质稀缺”这个人类本来因自己的缺陷而需面对的负担自此被大幅减轻了。因此，盖伦特别将之称作“工业文化”。

盖伦对工业文化有很乐观的成分在。由于技术本质上旨在为人面对自然客体世界时能减轻负担，而现代工业文化对世界作用范围已无远弗届到全球的层次，因此人类已经有将世界复杂性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加以化约的能力。同时，由于技术的无远弗届产生了“世界一体化”，让跨时空的全球人际连结得以可能。这让技术能对所有人开放，也因此让技术的进步变成近乎于自然而然就会不断发生的事情。盖伦宣称“进步在今天会自己实现”，并且有着进步乐观主义。

不过，社会学的任务不是在歌功颂德，而是在于提出问题。虽然工业文化带来了技术的自我进步，但盖伦也敏锐地察觉到它同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来自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模式。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在现代主要基于实验室的实验实践，而技术则是对实验结果的操作运用。这种科技发展有两个特点。第一，实验是一种从自然现实情况中脱嵌出来，撇除掉所有与所研究的因变量与自变量无关的要素，而塑造出来的完全由科学家建构出来的情境。第二，所有的研究结果今天都被“数字化”了，亦即必须变成一套数学公式。今天，不论是实验室的建造与实验，还是所研究出来的数学公式，都完全脱离出常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并且由于技术是基于科学之上的，当各种科技进入到日常生活之后，就会产生一种情况，即人们对各种科技的操作不是按照经验法则或体验所得的知识而来，而是死板地根据科学指示而进行的。当科学通过工业生产与消费模式，让各种技术产品全面进入到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时，便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工业文化情景：照理来说，人类是为了减轻负担而运用技术与世界建立关系，但实际上人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运用技术，更多时候反而更像是技术在运用人，这让人与技术之间的世界关系被颠倒了。

盖伦的分析虽然是 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事，但他的说法显然到了今天依然适用，而且成为许多人都有的体验。例如，我们为了减轻论文写作的段落调整、备份等工作的负担，使用电脑打字。但电脑的运作原理完全是脱离世界关系的，一旦电脑出现这样、那样的指示，甚至宕机了，我们会完全手足无措，仿佛被电脑嘲笑我们的智商。按照盖伦一贯的哲学人类学理论，虽然这样的工业文化表面上让人类生活的负担更轻了，但实际上因为科技的运作更加复杂且脱离个人能够掌握的范围，一旦科技出现问题，那么这样的问题将会复杂到超出所有人能应付与掌控的程度。在工业文化中，人类的危机在于，自己本身已经是有缺陷的存在了，今天却又面临着更深层且更复杂的不确定性。

同时，在由科学所建构的工业文化中，人类一般日常的直接经验几乎无法用来理解自己所处的世界，人类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各种经验。而且由于科技过于复杂，就算有的人拥有专业知识，但这人也只能拥有部分专业知识，而这在面对整个工业文化的运作时也无法派上用场。人类越来越只能根据特定立场，去相信自己的立场能接受的信息。这使得现代人的世界关系，不只是人与工具之间产生了颠倒的矛盾关系，连科学与偏见之间也出现了颠倒的矛盾关系：我们今天拥有与生产出过去时代所没有的大量知识，但我们生产的知识越多，却反而更加需要仰赖偏见。因为偏见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看似轻松、实则更累的工业文化中减轻负担。于是，在一个照理说凡事讲求客观理性的世界中（按照韦伯的说法，所谓的现代，就是一个祛魅化与理性化的世界），人们实际上反而活得更主观、更情绪化。

若现代工业文化中的人遇到了这样一种新型的不确定性，那么处于当代特有危机中的人该怎么办呢？盖伦并没有提出解决之道。盖伦的理论研究主旨是探讨人的本质，以及为什么在工业文化中人会面临特殊危机，至于如何克服危机，不是盖伦为自己设下的任务。不过盖伦倒是提到，有的社会学家认为在工业文化中，人可以通过高尚艺术文化的审美体验来反抗工业文化造成的异化现象，但却没有考虑到高尚文化本身就带有进入门槛，不是所有人都有钱有闲享受审美体验，而且也很难理解多看几幅名画、多听几首高级交响乐，如何就能够为人减轻负担。因此盖伦很不客气地说，将高尚艺术文化视为人类救赎之道的理论，只是上层阶级的人逃避现实的企图，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盖伦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很显然他针对的就是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批判理论。

盖伦的哲学人类学对科技与工业文化持乐观、但不乏担忧的态度，当中指出的许多问题在很多后来的社会学家那里都看得到。例如减轻负担对人类世界的重要性，在卢曼(NiklasLuhmann)那里变成了“社会系统如何化约环境复杂性以持存下去”的问题，包括现代工业世界中的技术造成的复杂性。过于复杂的技术让人无法理解因而产生各种偏见，并且其产生的各种后果是任何单一个人无法掌握与承担的，这些说法在后来贝克(Ulrich Beck)的“风险社会”理论中也几乎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以上足见盖伦的工业文化概念在德国思想界的影响力。然而，他所批评的批判理论，本身也对当代工业与技术有一套影响甚巨的讨论，所以批判理论对盖伦的批判当然也有相当尖锐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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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哈特穆特·罗萨  著

郑作彧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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