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作彧丨工业时代中的人类危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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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中的人类危机

——哲学人类学与批判理论关于工业技术问题的共识与分歧

文丨郑作彧（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载于《福建论坛》2021年第12期）

三、批判理论的工业社会批判

（一）批判理论即工具理性批判

虽然“大写的”哲学人类学至少包括舍勒、普雷斯纳与盖伦三人，意指他们三人的理论共同构成了哲学人类学；但这三个人又有不同的侧重点，且这些（尤其是普雷斯纳和盖伦的）侧重点之间没有太多交集。因此当人们在讨论哲学人类学时，将盖伦视为整个哲学人类学（的某个面向）的代表而不同时提及舍勒和普雷斯纳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批判理论”的情况不同。批判理论至今已发展至第四代，是一个仍富有生命力的学圈，当中每位成员的理论都在互相切磋的情况下互有补充发展。所以，阿多诺本人的说法很多时候也不是他自己原创的，而是体现整个学圈共同合作而成的理论。因此，阿多诺在与盖伦的辩论对谈中的论点必须要从整个批判理论的观点来理解与比较。

“批判理论”作为一种学说，最初是由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其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就职演说，即后来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提出的。在这篇文章中，霍克海默很挑衅（虽然不是没有问题）地将实证主义式的科学研究理念一概称作“传统理论”。传统理论旨在以控制性的实验方式找出研究对象的运作因果法则，并以“通过原因的控制，以获得所企图的结果”的精神来支配所研究的世界。这种典型的自然科学研究精神在霍克海默所在年代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精神。但霍克海默指出，人类社会世界与物质自然世界不一样，其运作不是由自身固有的因果法则所推动的，而是由人基于各种观念、想法乃至一念之差而实现出来的。所以，社会学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不是截然二分的。社会学家本身就是其研究对象的一分子，社会学研究结果与理论观念也会影响乃至改变其研究对象的运作原理。因此社会学家不能只是像传统理论那样描述与解释研究对象而已，而是必须批判性地揭示社会问题，以期推动社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也就是霍克海默所谓的相对于传统理论的“批判理论”。

这个明显基于狄尔泰式的精神科学观点发展起来的批判理论精神，后来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与阿多诺主编的《德国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之争》等批判理论第一代学者的著作中进一步铺展开来。实证主义科学精神在霍克海默提出批判理论之后依然相当蓬勃（而且显然直到今日依旧很有活力），其精神在当代被认为是典型的、甚至是唯一且正确的科学精神，也与“进步”画上等号。这种将科学研究对象视为遂行自身意图的工具，并且还认为是正确的、进步的、毋庸置疑的思维模式，即是所谓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指出，工具理性宣称科学、正确、进步，但其实是一种支配性的思维。如果放在社会科学 ——例如实证主义社会学 ——那情况就糟糕了，因为社会学本应为人类建立更美好的生活，但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工具理性却旨在支配人，这反而是在为人带来不幸。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不只是批判理论第一代的重点。第二代的哈贝马斯对策略行动与系统的批判，第三代霍耐特的承认批判，第四代罗萨的共鸣批判，都是工具理性批判的变体。可以说，批判理论的（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进行考察与批判 。而且，工具理性不只表现在社会学的实证主义上，还表现在现代社会很多方面上，包括工业与科技。

（二）工业社会批判

面对盖伦的工业文化概念，阿多诺首先表明，他身为一位“无可救药的社会学家”，对哲学人类学的进步乐观论表示强烈怀疑。虽然科技发展的确让世界上所有人都有能够联系在一起的媒介，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就会进行平等的交流与沟通。各种社会隔阂（如阶级、品味等）依然会将人区分开来。更重要的是，当代科技确实有很强的克服障碍与实现支配的能力，但谁掌握了科技、谁被支配与克服，这并不取决于人的本质（况且阿多诺并不认为人有不变的本质），而是取决于社会因素。科技的进步不等于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相反的，如果人身处在一个“错误”的社会，那么任何生活方式（包括工业与科技）都可能会带来极大的破坏与悲剧。对阿多诺来说亦师亦友的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那知名的历史天使的比喻就已指出这件事 。这使得阿多诺明白指出，他和整个批判理论更倾向从“工业社会”的概念来探讨工业与科技的现代发展状况。

不过，阿多诺本人对工业社会并没有实质的详细检视；这个任务在当时主要是由批判理论的另一位成员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进行的，并由哈贝马斯进行了扩充。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皆指出，技术乐观论者总是会说今天技术凭丰富的生产能力而为人类带来富裕的物质资源与便利的生活，但如果我们用马克思（Karl Marx）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联，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泰勒主义与福特主义已经明白指出，人类世界步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革命后，自动化技术的到来并不等于所有的机械都可以自行运作。相反的，由于自动机只能重复执行同样的动作，因此整个生产过程的原料输入、各生产环节的整合、进入消费市场的物流与营销等，都必须要由人来辅助进行。这时候，人的确如盖伦所说的臣服于技术了，但这些人之所以臣服于技术，并不是因为技术为这些人减轻了负担，带来确定性，而是因为这些劳动者必须配合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来进行劳动。这种臣服于自动机械的劳动者从活生生的作为类属的人，变成了服务于机械的附庸，并且在由政治和经济合谋而制订出来的制度中，劳动者只能通过贩卖这种服务于机械的劳动力而赚取固定的、只能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薪资。于是，在工业社会中，虽然技术的确有很大的生产力，但在生产工具被资本家占据的社会关系中，技术的生产力实则来自对庞大无产阶级的支配。

不过，这种很早以前就已经由马克思揭示过的支配，不是批判理论的重点；批判理论的重点是，虽然工业社会具有这种明显很有问题的剥削关系，但工业社会将技术从物质实践升华成一种意识形态，因此遮蔽掉任何改变这种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这里的意思是指，在政治与经济的合谋下，统治阶级不断对整个工业社会灌输一个观念：技术的发展是进步的，而进步意指更美好的生活。我们所有人在工业社会中只要努力工作，赚取薪资，我们就可以享受技术发展给全人类带来的便利。高铁技术让我们不断缩短旅行的时间，智能手机的行动网络技术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上网观看许多有趣的视频或短文，也能方便地进行购物支付。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学生时代要努力学习各种就业技能，毕业后要好好认真在一家好的资本主义企业找到一份工作，如此方能让人进入这样一个有着高度发展的技术的发达工业社会参与各种物质享受，也才能为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尽一份心力。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皆指出，人的生活明明就不是只有这一种过法，而是应该去追求更多元的自我实现，而且现实生活中明明有很多需要改变的问题。我们不一定非得要为企业资本家打工才 能过日子，不是必须背着沉重不堪的贷款买豪车、买豪宅、买高级的智能手机，才是幸福的人生；我们也可以进行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等，住在自己喜欢的环境，享用公共交通设施，一样可以过很有出息且令自己非常满意的生活。或者可能企业当中有很多违反劳动法规，甚至触犯法律的性别歧视与侵犯问题，需要我们指出与解决，努力工作常常只会为企业资本家（而不是自己）赚到更多钱与带来更多成就。但这种将技术与进步等同起来并将技术进步视为唯一价值的社会，却排除掉各种质疑工业社会结构的反思力，造就了整个社会的单一价值，而且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单一价值。人类的真实需求都被许多单一价值的虚假需求给掩盖了。或是用阿多诺的语汇来说，就是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因为虚假的意识形态而逐渐缺失了否定的批判能力，只剩下同一性思维。

因此，批判理论断言，工业社会中的技术并不必然真的会带来所承诺的美好生活；相反的，它是一套巩固既得利益者现状的意识形态；技术不只支配了自然，而更多是支配了人。许多科学的理性计算，不是在计算如何控制自然环境，而更多是计算如何剥削人，并用一套意识形态排除各种人的反思性与反动可能性，成为一套社会控制形式。

正是因为工业技术变成遮蔽反思的意识形态，因此批判理论才会如此希望可以从艺术文化中去寻找出路。因为艺术文化是创作者基于自身对社会的敏锐观察力，将被意识形态掩盖住的各种社会问题与多重人生价值以夸大的手法彰显出来。贝多芬的音乐、毕加索的画作（例如以彰显西班牙内战的悲剧为目的的知名画作格尔尼卡）都有戳破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潜力 。因此，批判理论将艺术文化视为解决工业社会问题的可能出发点，并不是因为盖伦所谓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相反的，这其实来自一种道德规范的期待。

至此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批判理论对工业技术的观点如何与哲学人类学大相径庭。首先，批判理论不但不同意哲学人类学的技术进步乐观论，而且批判理论恰恰认为工业社会中的技术进步乐观论是一种遮蔽现代社会问题的意识形态、让技术支配人的帮凶。其次，这种意识形态所遮蔽掉的，则是让人们反思与改变现状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哲学人类学认为工业技术为人类带来的危机是人类因面对科技复杂性可能带来的急速变动时缺乏处理能力而造成的不确定性；但批判理论却相反地认为，人类在工业社会中面临的危机恰恰就是由科技意识形态所阻碍的任何变动可能性而导致的过度稳定性。

就像盖伦的论点给后来德国的社会科学带来莫大影响力一样，批判理论也同样有许多追随者，这从它至今发展了四个世代，以及在全球各地都有许多批判理论发扬者，便可见一斑。而且从某些方面来看，批判理论的影响力可能还比哲学人类学更大，因为批判理论的影响力不只在于学术界，还甚至带来整个德国社会的重大变革。首先，批判理论在德国于1968年爆发的学运事件中发挥了极大的推动力。当时的学生运动的许多暴动事件都是以批判理论作为指导方针，将“反抗工业技术意识形态”作为许多学运暴行的理由 。后来，德国在1980年代爆发大规模的环保抗争运动，当时西德数十万民众上街抗议，与警方持续爆发冲突，甚至造成重大伤亡事件。这些大规模的激烈环保运动，后来以共享的左派关怀，联合了其他如性别运动、劳工运动等社运团体，并逐渐将自身的抗议能量上升为政治要求，甚至在 1980年代建立起“绿党”[后来经过内部分裂与统一后，今天已改名为“联盟 90/绿党”(Bündnis 90/Die Grünen)]，并进入国会，成为德国至今都相当有影响力的政党。这些环保运动事件也都是以批判理论作为重要思想基础。

与批判理论相比，盖伦的观点的确较为保守，影响力相对有限。而且盖伦对批判理论的批判，相比于批判理论对盖伦的批评，显然更没有说服力。但难道说盖伦在这场辩论中是输家吗？也不尽然，因为批判理论在之后世代的发展过程中也发现自身的缺失，并且近来批判理论第四代的发展还将批判理论与哲学人类学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的理论，并发挥了新的影响力。

四、结语

20世纪60年代是德国近代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德国工业与技术发展的飞跃阶段。但这段时期也为德国带来许多问题，引发社会学界的讨论。其中，以盖伦为代表的哲学人类学，和以阿多诺为代表的（第一代）批判理论，都对工业与技术提出了许多鞭辟入里的观点，成为当时德国社会面对工业技术时的态度的两个代表。

盖伦和阿多诺的观点在面对现实情况时，是有共识的。他们都同意今天人类的工业技术已产生了相当大的生产力与支配力，并且其影响力是全球性的，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他们也都同意，工业技术为今天的人类带来了新的问题。但对于当今工业时代中的人类危机是什么，两人的观点却大相径庭。盖伦从哲学人类学式的“工业文化”概念出发，指出工业文化由于科技发展过于复杂，脱离了日常经验，为人类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随时都可能为整个社会造成人无法反应与面对的变动，这对于作为“有缺陷的存在”的人类来说会造成过大负担，使得现代人越来越仰赖偏见。但阿多诺基于作为工具理性批判的批判理论的观点，从“工业社会”概念出发，恰恰认为科技发展本身披着进步的假象以支配与剥削人的意识形态，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变动可能性。

相比于哲学人类学，批判理论的工业社会批判对德国社会产生了更大的实质影响，而且在国际学术影响力上也远远超过哲学人类学。但批判理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第一代的批判理论家一直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在于，他们虽然提出了许多社会问题，但却没有给出解决之道，徒留悲观的哀叹。之所以批判理论有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始终规避了一个不该逃避的任务：论证人的本质。意思是，当批判理论指出科技作为意识形态，遮蔽了人的真实需求、自我实现的可能性时，那么批判理论也应该要指出，究竟人的真实需求、本真自我是什么。否则我们又该如何判断，我们的真实需求是否真的被遮蔽，我们的自我是否非本真的呢？这也就是说，批判理论如果不只是进行徒留哀叹的批评，而是要能够提出规范性的改善方针，那么批判理论就必须与哲学人类学结合起来，而不能只是对哲学人类学持对立的批评态度。

这项工作在批判理论长久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没有被当作首要任务，直到近年，批判理论第四代的代表人物罗萨（Hartmut Rosa）进行了突破。罗萨在 2016年出版的重要著作《共鸣：世界关系社会学》中，强调批判理论必须从人类本质出发，才能建立起一套有扎实评判标准的批判理论。罗萨以哲学人类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为基础：人必须与世界产生关联才能存活下去。如盖伦提到过的，社会学必须探讨人类的世界关系，检视这种世界关系是否健全，甚至是否有世界关系，来判断人类生活是否有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危机。罗萨以极为详细且丰富的论证，指出健全的世界关系应是一种有“共鸣”的关系。不过，由于罗萨的论证过于详细，本文碍于篇幅主旨无法详谈；并且由于他的批判理论还相当新（英译本 2019年底才出版），其（特别是与本文主旨有关的工业技术方面）会发挥出什么样的影响力，还有待观察。

罗萨（Hartmut Rosa）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罗萨强调，由于人类本质是一种基于共鸣的在世存有，人类在当代社会是否会遇到危机以及会遇到什么样的危机，不能只从人自己的本质与主体间性来看，也要顾及人与各种技术物之间的关系。但罗萨指出，这不意味着人与技术物之间就因此是平等的。罗萨明确指出，近年来在英语世界快速崛起的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正是因为错误地排除人与各种（技术）物之间的差异，所以将人类在工业世界中的责任也都一并抛弃了。罗萨在这里非常直白地带着批判理论向新唯物论宣战。在罗萨的带领下，批判理论对当代工业社会的讨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他对新唯物论宣战，是否又会为批判理论带来关于工业技术的论战？这都是值得我们期待并后续跟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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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

[德] 哈特穆特·罗萨  著

郑作彧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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