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寄语 | 阎学通：防范意识形态之争的冷战思维

“冷战思维”一词常与“结盟”和“零和”这两个概念相联系。其实，最符合“冷战思维”含义的并非这两个概念，而是“意识形态竞争”。“结盟”和“零和”都是冷战前就有的概念，“意识形态竞争”才是冷战时期产生的概念。自古以来，“零和”是大国竞争的共性，“结盟”是大国竞争的常用战略。与这两个概念不同，“意识形态竞争”则反映的是冷战的特性。

意识形态之争尚不是中美竞争核心

目前，学界对中美战略竞争是否已形成冷战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中美竞争特性不同于美苏竞争，其核心不是意识形态之争，因此中美竞争目前尚未形成冷战。这个判断不排除中美竞争有转化为冷战的危险，但目前仍有防范的条件。

迄今，“冷战”还是个和“春秋”一样描述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大国竞争的概念，而不是描述大国竞争类别的概念。“战争”可描述历史上所有以军事暴力进行的大国竞争，但“冷战”则不能用于描述历史上所有非战非和的大国竞争。例如，一战和二战都属于战争，但两次大战前的相对和平状态却不属于冷战。“冷战”通常是指二战结束后至苏联解体前的历史时期(笔者认为，以丘吉尔1946年发表富尔顿讲话和里根1988年宣布冷战结束为冷战的 起点和终点更为严谨)，是大国以意识形态竞争为核心，通过代理人战争在全球推行本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战略竞争。冷战时期，美苏进行代理人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或维护那些采取和本国相同政治体制的外国政权。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异同也成为绝大多数国家在美苏之间进行战略选边的原则。

冷战后，无论其他大国的意识形态与美国一致与否，由于都缺乏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的实力，因此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不再是意识形态之争。“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的终结”这两种观点之所以在冷战后非常流行，其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之争已不再是大国竞争的核心，很多人认为这两个学术判断说明了冷战后大国竞争的特性。虽然冷战后的历史证明这两个判断是不符合客观世界的，但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之争不再是大国竞争核心这一看法是符合客观情况的。

近年来，欧洲民粹主义和美国反建制主义思潮兴起加剧了许多国家的国内意识形态之争，但却进一步弱化了国际上的意识形态之争。特朗普 (Donald Trump)本人反对自由主义价值观驱动的对外战略，强调美国的物质利益优先，不愿为在全球推行自由主义价值观而付出成本，不愿承担世界警察的角色。这种政策变化促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更加不考虑意识形态的异同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以维护共同价值观为由游说西方国家共同遏制我国华为5G 技术，其结果是遭到多数西方国家的冷落。

制度模式对国力竞争无决定性影响

视中美竞争和美苏竞争都为冷战的人，将中美竞争定性为制度模式之争。这种从意识形态角度定性中美竞争的人往往有加剧中美意识形态冲突的主观意图。在2019年11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准 确地指出，蓬佩奥攻击中国的话“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蓬佩奥在美国并非例外，许多美国政客都想通过加剧中美意识形态之争，促成新冷战。原白宫首席战略师班农 (Stephen K. Bannon)就到处讲，中美竞争是制度之争，关系到西方民主制度的生死存亡。美国一些政客说孔子学院是传播中国价值观的工具，说中国干涉美国内政，这些很像冷战时期“和平演变”和“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观念。

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冷战时期全球影响力最大的两种意识形态。 前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制度，后者则相反。虽然这两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和立场是对立的，但两者在认识论层面都属于制度决定论，都认为制度差别将决定美苏国力竞争的胜负。苏联的解体强化了自由主义制度 决定论的国际影响，认为美国的胜出和苏联的失败都是其制度决定的。

制度决定论有个非常流行的理论模式，以其说明制度具有决定性作用。说的是，在分粥者最后取粥的制度下，粥会分配得均匀；在分粥者先取粥的 制度下，粥就得不到平均的分配。这个理论模型忽视了人在制度中的作用，即在任何社会里，制度的功能只有通过人才能起作用，而不是自动起作用。也就是说，在不同环境里相同制度所起的作用并不一样。例如，在家庭里，无论谁掌握分粥权力，长者或幼儿常得到照顾；而在牢房里，则是霸道者常得到最好的一份。同理，相同政治制度在不同的国家里对国力增长的作用并不相同。

二战结束以来的历史表明，制度模式的异同对大国的国力差别及增长情况并无决定性影响。例如，同样采取西方制度，只有美国成了超级大国，而英、法、日、德未能。冷战时期，日、德曾一度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但冷战后又拉大了。冷战时期，中苏都采取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中国与苏联的国力差距不断扩大。对不同制度大国的国力增长进行比较，则可看到中国的国力在冷战时期与日本和德国是差距拉大，而在21世纪则是缩小并超越。对一国自我比较则更加发人深省。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我国国力在“文革”时期呈衰退之势，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则迎来快速增长之势。冷战后，美国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国力在克林顿时期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小布什时期。

意识形态的制度决定论对中美竞争的认识是自相矛盾的。美国一面声称其制度优越于中国，另一面又抱怨中国在经济竞争中利用了制度优势是不公平的做法，要求中国改变制度。从战略上讲，如果美国模式优于中国，美国应鼓励中国坚持落后于美国的制度，从而防止中国国力赶上美国。要求中国以美国模式与美国竞争，则说明美国模式没有优势。美国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认为制度决定论是为美国的相对衰落找借口，他在其新书《特朗普对阵中国:面对美国的头号威胁》中说，如果西方文明衰落，那不会是因为中国实行了一套不同的制度，而是因为西方人对它失去了兴趣。同理，认为美国制度落后于我国但又认为美国对我国的和平演变很危险的逻辑也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落后制度能用和平方式改变一个国家的先进制度，那么后者的制度优越性是不存在的。

回避意识形态之争的战略意义

今后十年，无论是共和党执政还是民主党执政，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权都将掌握在冷战一代的手中。由于他们相信苏联解体是政治制度原因，因此即使特朗普个人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的主动性比其他美国政客低，美国政府总体上仍会故意挑起中美意识形态竞争。11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提出对抗中国对外输出“控制舆论和社会”的模式。同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所谓“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支持香港的反政府势力。由于美国精英们认为美国具有意识形态竞争优势，所以采取城下骂战的方法进行挑衅。出城应战还是避而不战，何者有利于我国崛起，正在成为一个重大的对外战略问题。

一是回避意识形态之争有助于防止新冷战。特朗普签署的“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提出制定“全政府对华战略”，必然包括了意识形态领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已将意识形态竞争置于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地位。意识形态竞争是作为战略竞争的辅助手段还是核心目标，这是有性质区别的。目前，国内学界的共识是，重回冷战不仅威胁世界和平，更会给我国崛起带来更大困难。鉴于冷战经验，当双方都将意识形态之争作为战略竞争核心目标时，冷战难以避免，故此，我国已向世界宣布，我国无意输出中国模式。在美国暂未把意识形态竞争作为核心目标的条件下，只要我国坚持不在国际上与之进行制度模式之争，是能避免新冷战发生的。

二是回避意识形态之争有助于应对美国的选择性“脱钩”策略。虽然美国政府辩护“脱钩”不是其对华政策，但其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实行选择性“脱钩”策略是难以避免的，特别是在与高新科技相关的事务上。对华全面“脱钩”还是选择性“脱钩”，对美国来讲是能承受哪种策略代价的问题，对我国则是何者给我国造成更大利益伤害的问题。贸易、科技、金融、边界、海洋、岛屿等物质性利益冲突虽也有零和性，但尚有讨价还价的共存可能。而意识形态竞争是思想观念上的对抗，容易将对方视为邪恶势力，认为如不彻底消灭对方自己将有灭顶之灾，因而容易引发你死我活的全面对抗。对我国来讲，“脱钩”范围越小我国利益损失越小，因此，回避意识形态之争有助于防范美国选择性“脱钩”战略的升级程度，也有助于限制物质领域里的“脱钩”范围。

三是回避意识形态之争有助于延揽国际人才。在数字时代，创新能力对于增强综合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国际战略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争夺创新人才。在当今的数字时代崛起，我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广招人才。华为能顶住美国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人才的策略。回避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之争，可在个人层面降低国际创新人才来华工作的政治疑虑，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人才为我国崛起作贡献。

四是回避制度模式竞争有助于扩大我国的国际感召力。在全球化时代，一国对他国不同政治制度越包容，与不同制度国家的矛盾就越小，从而争取他国政治支持就越容易。回避与美国在国际上进行制度模式之争，首先可降低西方国家因制度区别而选边美国的动力，其次可降低与我制度不同的周边国家对我国的恐惧心理，再次可降低与所有国家合作的政治制度障碍。美国故意挑起制度模式之争，我国采取回避策略，这种鲜明的对照有助于提高我国的道义形象和国际感召力。 

简言之，笔者认为，在美国故意挑动意识形态之争之际，回避与其在国际上进行意识形态之争将有助于创造有利于我国崛起的战略环境。

（本文载于《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经作者本人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联系《国际政治科学》编辑部或公众号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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