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 | 国剧60年，重回那方荧光屏里的完美彼岸

文  |  何天平

去年6月，87版电视剧《红楼梦》播出三十年再聚首。人民大会堂的幕布徐徐拉开，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渐次出现。留在荧屏里的一颦一笑、一嗔一怒，一下拉回到了人们眼前。当“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王熙凤朗笑重现，当林黛玉的娇声（配音张海玲）再度响起，当贾宝玉缓缓诵出 “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这一场红楼大梦，好久不见。

曹雪芹在《红楼梦》的原著里写道：“如花美眷，怎敌似水流年。”恰恰相反的是，在国人记忆里有如87版《红楼梦》这般的存在，却比比皆是。它们似乎抵住了似水流年的牵动，在国剧历史里依旧很美很动人。

2018年，对于中国电视剧业而言是“特别”的一年。出现于1958年的中国第一部家庭伦理剧《一口菜饼子》总是被提及，因为刚刚好，它60岁了，中国电视剧60岁了。国剧60年，不仅见证着电视这一主流视听媒介从骤然诞生到人声鼎沸再到危机四伏的历程，也生发出一方荧光屏滋养下的“电视的一代”所印迹着的完整的文化记忆：从粗粝、尖锐的精神寄托到流行、温润的大众审美。即便是50年代末骤然诞生的并不成熟的中国电视事业，彼时虽给予的是人们关于生活、情感与道德的模糊认知，却也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了社会基本观念的普及，“它是最柔软的娱乐工具，也是最坚硬的价值堡垒”。

60年里，中国电视剧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最好的时代”。伴随国剧无远弗届的影响力而来的，是电视——这一方兴未艾的大众媒介浓墨重彩的前行轨迹。

在这60年里，中国电视剧的孕育期就长达20年。在其取得实质发展的“改革开放”前，电视剧所做出的多维探索今天看来仍旧意义深远。无论是早期以《相亲记》为代表的直播电视剧，当时囿于技术壁垒的无奈播出体例，竟意外成就了特殊历史时期的“现象级”——在直播时代，这意味着一部电视剧有了“巡回演出”式的空前关注；又或是“文革”期间全国仅有播出的三部电视剧，其中两部作品由黑白转向彩色的变化，也促使中国电视在诸多停滞的社会事业里脱颖而出，觅得少有的发展。

伴随1981年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的播出，国剧形成了最初的成熟样貌，在回应时代语境变迁的同时，也浸润起人们的文化生活，逐步构成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

被无数人缅怀的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广电事业的结构化转型。电视的珍贵，多少源自于“电视机”的紧俏，于是乎，“看电视”成了人们彼时颇为奢侈的精神消费。而这一阶段涌现出的国剧作品，未必恰逢其时，但也在事实上构成了与时代气质互文的文化记忆。

1981年文艺部的一次会议上，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提出把四大名著搬上电视荧屏，最先提上议程的就是《红楼梦》和《西游记》。然而，创作如此大体量规格的电视剧谈何容易，“文革”结束不久后的电视剧有这样的制作水平吗？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洪民生问杨洁，敢不敢接《西游记》？杨洁几乎是脱口而出：“为什么不敢？”于是，就有了后来86版《西游记》的经典荧屏叙事。在这段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执拗的低音”里，阶级斗争的话语逐渐被改革开放的话语所取代，作为重要大众传媒手段的电视也承载了更多关于思想和文明的意义。或许那一时期的电视作品不够“好看”，但它所印迹着的美学意义和精英色彩，却是此后中国电视剧史中绝无仅有的。

《西游记》也好，《红楼梦》也罢，这一阶段电视剧的文化功能更近似于一场中国人的集体美学教育，直至今天依旧有效。在这些粗粝又精致的异质审美中，我们第一次意识到源于一方小小荧光屏的无限可能。这样的可能性也伴随90年代的商品经济浪潮继续翻涌而出，电视走向千家万户，“客厅文化”得以构建，“黄金档”的传统由此而来，万人空巷式的国民记忆也总在上演——电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媒介”。

一句“举国皆哀刘慧芳，人人皆骂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定义了电视剧《渴望》的独特风景，于是有了“停电急死了看不到《渴望》的老百姓”、“连小偷都回家追剧”的奇观社会；有如“何必同志，你何必呢？”这样的表达隐匿在《编辑部的故事》里，它看起来是部喜剧，却有着喜剧之外的更多阐释空间；又或者是“开始即完成”的《我爱我家》，“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的《北京人在纽约》……在稀松日常的叙事里深嵌一股决绝而纯粹的刺痛。这与后来临近千禧年前后的电视剧文化图景截然不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里的市井烟火气、《还珠格格》里极度自我的爱情想象；或是《春光灿烂猪八戒》、《西游记后传》里富于解构意味的后现代神话叙事……电视剧慢慢变得温润而多元，跟90年代初期的锋芒毕露渐行渐远，观看电视剧也成为了照拂个体主张的一种重要途径——那些汇聚到荧屏中的景致，逐渐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一整套视觉符号的组合构成了人们凝望和想象完美生活的另一个彼岸。

从“精英”的80年代到“大众”的90年代，中国电视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自身形态的嬗变与进化，也为国人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他们专属的审美对象。这一方荧屏构筑起了人们理想的文化面貌，也参与着人们大多数的记忆生产——电视剧的魅力显然不止于文本自身，而构筑成不可或缺的一种生活方式，凝结并维系着国人的集体情感。

我们可以把这种集体情感唤作“国民基础”。

而在过去的几年中，电视之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式微，电视剧维系客厅传统和凝结国人审美的能力也在事实上受到多方力量的驱逐。互联网的崛起，使得电视时代那块四四方方的屏幕所锚定的生活被改变了，如今还是一方屏幕（甚至在变得越来越小），各种各样的视觉快感却在这个赛博空间里被重构了。或许生成了更多焕然一新的面貌，却再也没有“看电视”这个集体行动所带来的纯粹而富于仪式性的感受。

如今的电视剧文化，一边以更具消费性的世故样貌自居，另一边似乎也在不断的妥协之中迷失其特有的审美内涵。越来越“美”的国剧，意义的生成却显得越发贫瘠。需要承认，直至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那些最具国民基础的中国电视剧，似乎除了“怀旧”二字，再无其他。

于是，有人重新打起那些老国剧的主意，“新版《XX》”这样的作品层出迭见，它们关乎话题热度、关乎明星流量，却总也不关乎文化的、审美的电视剧本身；《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人民的名义》引发全民追逐，跟偶像有关、跟IP有关，甚至跟表情包有关，但无论如何，跟剧集本身的关联却显得越来越稀薄。

或许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它需要去经历转型的阵痛，也需要去思索对新时代的回应……但毫无疑问地，这一方荧光屏会随着时代洪流往前推进，不可逆转地迎来它的新模样，但不变的，是电视承载社会生活、再现社会意义的重要价值。今天的荧屏仍旧鲜活生动，仍旧是人们凝望向往的彼岸世界最重要的精神寄托之一，这一点始终无比坚挺。

在国剧60年的重要节点上，我们想要回望一段段影像的美好定格瞬间，也想要去寻回一种种富于更多想象的发展可能性。“电视”可能会死，但作为生活方式的各种影像内容自然不会死——我们所共同拥有的电视记忆，不曾被遗忘；今天的那方荧光屏所闪耀的光芒，也不会被抹去。

王朔在《看上去很美》的结尾写，“他还不懂这犹如迷路，对自己顿生怜爱，不满足但又蛮舒服的心绪正确的说法叫：感伤”。如同站在这个特殊节点上的中国电视剧事业，我们因为遗憾想要寻回他，带着感伤而动容的目光；但更重要的是，它在今天依然生机勃勃，是从未远去的美丽。

本文首发于《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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