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未来15年完全可能实现年均实际增长5%-6% | 新京智库

题记：2021年3月18日，北大国发院举办“中国经济观察”第56期报告会，活动以“两会之后的政策与经济”为主题，线下线上同步进行，由林毅夫、余淼杰、卢锋、黄益平、刘国恩、徐晋涛、姚洋等七位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依次演讲，并与媒体问答。本文根据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林毅夫教授的主旨演讲整理。

今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启之年。今年“两会”最重要的任务是讨论通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我很高兴有机会对此做一点解读。

去年举行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总书记在给“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建议时谈到，我们考虑问题必须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谈谈中国未来经济的挑战与应对。

各界人士应该都关注到，中国在未来的发展确实有很多挑战：人口老龄化、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期望等等，同时还面临着新的科技革命、中美关系摩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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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么多挑战，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中央发布的各种文件里面都谈到，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所以，在具体阐述挑战之前，我想先谈谈我国2021年-2035年的发展潜力有多少，发展态势到底如何，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正确认识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

应该如何看我国未来的发展潜力？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2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为9.2%，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任何国家或地区以如此高的增长率持续这么长时间。我们都共同见证和参与了这个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对于未来，各界都很关心，可是目前国内外的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普遍不看好，总结起来大致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认为中国过去42年发展太快，是非常态，终归要向常态增长回归。根据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的看法，中国会回落到3%-3.5%的常态增长。同时，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World Table第十版发布的研究数据，中国2019年底的人均GDP，按照2017年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达到14129美元。有些学者用这个数字对比德国、日本，发现德国在达到人均GDP 14120美元左右后的16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只有2.3%；日本达到这一水平之后的16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只有4.4%。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世界闻名。既然它们抵达这一水平之后的16年平均增速只有2.3%和4.4%，中国2019年-2035年这16年间的增长潜力也不会很高。这个推理听起来好像很合理。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已经开始人口老龄化，其他国家出现人口老龄化之后，经济增长都放慢了，中国也难免会经济增速放缓。

上述研究似乎非常有说服力，但我个人不太同意。因为中国在过去这40多年里能够实现每年9.2%的增长有很多因素，但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充分利用了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所蕴含的后来者优势。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经济要发展，生活水平要提高，就要靠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这就要求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处于全世界最前沿，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靠自己发明，投资非常大，风险非常高，进步速度非常有限，历史经验表明，发达国家过去100多年来的常态增长是萨默斯所说的每年3%-3.5%。然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差距，引进成熟的技术作为自身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来源。这种方式的成本和风险都比较小。懂得利用这种方式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比发达国家更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正是利用这个优势实现每年7.0%甚至更高、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十三个发展中经济体之一。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要看中国未来的发展潜力并不是看现在的收入水平，而要看中国现在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有多大。

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德国人均GDP达到14120美元左右是在1971年，那时已是美国人均GDP水平的72.4%，无疑已经跻身全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已经用尽了后来者优势，要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必须自己发明，经济增长速度自然慢下来。日本是在1975年人均GDP达到14120美元左右，人均GDP当时达到美国人均水平的69.7%，也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技术已经到世界最前沿，经济增长必须靠自己探索，发展速度当然也会慢下来。

中国是在2019年人均GDP达到14129美元，但只有美国同期水平的22.6%。

相比之下，德国、日本、韩国等其他发展比较好的国家，是在什么时候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2.6%？德国是在1946年，日本是在1956年，韩国是在1985年。德国从1946年到1962年，16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9.4%；日本从1956到1972年，16年的平均经济增速达到9.2%；韩国从1985年到2001年间，在期间遭受亚洲金融经济危机出现一年负增长的状况下，16年平均增长仍高达9.0%。

从这些数据来看，中国未来16年（从2019年算起）应该也有大约9%的增长潜力，因为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已经实现。

对此，很多人又开始强调第二个原因，即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速。确实，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较慢。但不要忘了，发生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多数是发达国家，老龄化到来时，其技术已经发展到世界最前沿，技术进步要靠自己探索，再叠加劳动力供给速度下降，经济增速就更慢。

中国正在发生人口老龄化，但我们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2.6%，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还可以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产业往高附加值产业配置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个空间仍然非常大。所以，如果中国能用后来者优势，即使人口不增长，也可以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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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目前正在逐步延长退休年龄，这有利于增加劳动力供给。而且，劳动力最重要的不仅是数量，而是质量，中国还可以提高人均效率水平。

我们再对比一下德国、日本、韩国在人均GDP达到14100美元左右之后16年的人口增长情况，看看人口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德国1946年-1962年间的年均人口增长是0.8%；日本在1956年-1972年间的年均人口增长是1.0%；韩国在1985年-2001年间年均人口增长是0.9%。中国2019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0.3%，将来也许会降到0%。因此，即使不考虑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产业配置到高附加值产业的可能，不考虑延长退休以及提高教育质量的可能，中国和日本、德国、韩国的人口增长率因素相比，顶多也就是1个百分点的差距。

因此，我认为到2035年之前，中国应该还有年均8%的增长潜力，相比德国、日本和韩国实际9%的增长，我考虑人口增长因素，下调一个百分点。

当然，有这个增长潜力未必就要开足马力不顾其他因素去发展，因为中国要实现的是高质量增长，必须接下来解决好环境问题，包括碳达峰、碳中和，另外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都要解决，还有中美关系摩擦带来的“卡脖子”问题，必须靠自己创新去克服。综合考虑这些必须要应对的问题，以及8%的增长潜力，我判断，中国未来15年（2021年-2035年）实现年均5%-6%的实际增长应该完全可能。

总书记在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给建议时曾提到，到2035年中国GDP规模争取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或者人均收入力争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不论实现哪一个目标，从2021年-2035年都需要达到年均4.7%的经济增速。

如果中国能够实现5-6%增长速度，到2025年人均GDP就会跨过12535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这也将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直到现在，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8%，如果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这个数字就会翻一番。

到2035年，中国人均GDP应该能达到在23000美元以上（按照2019年的美元购买力计算），就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同样从收入水平差距所代表的产业、技术水平差距的角度做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2036年-2049年间还有年均6%的增长潜力，再考虑到还有不少需要应对的问题，实现4%左右的年均增长率完全有可能。以此计算，中国到2049年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一半，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指标。

发展是应对国际大变局的关键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先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变局？经济是基础，我们看看经济的发展变化。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日本、奥匈帝国，这八个国家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加起来占全世界的50.4%。奥匈帝国在“一战”之后垮台，分成两个国家，后来加拿大经济增长很快，到2000年时，八国集团（简称G8，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加拿大）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加起来占全世界的47%。也就是说，整个20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主要由这八个发达国家主导。

到2018年，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时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就是八国集团的GDP在全世界的占比已经下降到34.7%，从半壁江山变成了三分天下，很难再继续成为主导世界的力量。所以可以看到，早在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暴发时，主导世界事务的“八国集团”变成了“二十国集团”。

受这种变化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美国在2000年时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世界的21.9%，到了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变成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现在的GDP占全世界的比重大概是16%，中国比它还高。这些事实说明，美国的比重在下降，中国的比重在上升。对此，美国的当政者、知识界、政策研究界都看在眼里。所以，奥巴马当政时就提出了“重返亚太”的战略，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发动了贸易战、科技战，拜登执政之后我估计也是“换汤不换药”。这种世界老大和老二位置的互换，当然引起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紧张，同时也给全世界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所以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如果中国可以挖掘发展潜力，实现前面分析得出的发展速度，到了2049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1/2，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那么经济总规模就是美国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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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北京、天津、上海加上东部沿海五省（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人口4亿多一点，我相信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和经济规模到2049年完全可以达到美国同等水平。人均GDP代表着平均劳动率水平和平均科技产业水平，到那时美国可以卡中国脖子的领域基本上已经没有了。中国还有中西部10亿人口，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3，经济规模则跟美国相当，这些地区仍在追赶阶段，经济增长速度还可以快一点。所以，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可以更快一些。

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从紧张趋向缓和。因为第一，到那时候美国没有什么可以卡中国脖子的领域了；第二，那时中国经济总量是美国的两倍，美国再不高兴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第三，中国经济增长快，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美国经济要发展好，为了自己的就业和繁荣，一定需要这个市场。

这种情况是有历史经验的。1900年的八国联军，日本是其中的一个，而2000年时日本是亚洲唯一进入“八国集团”的国家，日本是20世纪整个亚洲的领头羊，但到了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影响力在上升，日本右派的失落感很大，所以就制造了钓鱼岛等问题出来，中日关系呈现紧张。最近中日关系有所缓和，原因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日本的2.8倍，它再不高兴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日本经济要发展有赖于中国的市场，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就趋向于合作共赢。

在“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之中提到，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同时也提到，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继续发展仍然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在保证质量效益明显提高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我们的增长潜力。如果能够按照中央的建议，按照“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政策导向，我相信我们可以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到2049年时可以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可以驾驭百年未有之变局，为世界重新构建一个新的、稳定的、共享繁荣的新格局。

编辑：王贤青 、白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