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要他们的同情，我想要赢

“在杂音系列专栏里，我们收集各种各样有关精神健康议题的声音。尽量去呈现更多的观点，打造一个多元化声音的集散地。”

杂音系列

第24篇

关键词：发声 性与性别

最新消息，今天的庭审结果：休庭。弦子申请三个诉求：三位法官回避；申请公开审理；申请原告到庭。

（来自前方伙伴）（引自BIE别的女孩 微博）

“我不想要他们的同情，我想要赢”

Alice Sebold正在接受法庭的询问，关于她遭受性侵犯的细节，关于那个晚上的一切。陪审员表现出遗憾，表现出畏缩，一些人忍住了眼泪。但是Alice现在只想要赢。

Alice Sebold是《他们说，我是幸运的》一书的作者，这本书描述了她被强奸的经历以及强奸之后生活的一系列变化。

此刻，在寒风中。

也有一个人在法庭上。

而在法庭外，

她的朋友们，

正在等待。

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把自己公共化，是一部分行动者的日常。行动者，往往首先是亲历者。

一般我们有两种选择，一个是所谓的与自己和过去和解（但你知道，梦魇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下午冒出来），另一个是战斗，与全世界的战斗。你的生活自此就“搭进去了”。有一些找到了舒适位置的人会对此表示不屑，另一些人则叹惋这不值。彷佛那个行动的人很笨，彷佛那个行动的人很偏执，仿佛行动者的人生就变得单调而无聊了。

呸。才不是。

把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公共化，把自己拿出来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子，把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在一个公共领域里面，一点都不傻，一点都不可耻。相反，需要异于常人的勇气，需要足够的耐力和毅力，需要一步一步构建自己的社会支持，需要在智识和方法上不断地武装，需要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和怀疑里面保住底气……

如果你做不到，至少放下那一点点自以为是的骄傲。

如果一个行动者，这样三年，五年，十年，更久，没有疯，没有逃，没有死，身心勉强健康地活着，乃至还能继续帮助到别人，那是罕见的奇迹，我们见到太多的人走失了走丢了或者再也没有回来，我们也见到太多的人病倒了累垮了跌入生活的谷底。

行动不易，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特殊的行动更不易。对于性骚扰/性侵事件的当事人来说，一旦将自己公共化以后，不仅需要处理原本的维权事务和自己的生活调试/创伤应对，还往往接受到更多的同质信息，看到更多的不公不义，听到更多的故事，见证连续的深渊，需要克服自己的不适，需要把自己柔软的部分拿出去硬碰硬，还需要隐藏绝望给到更多的人希望。

行动者需要被看见，ta们（我们）的痛苦需要受到文化的认可、处理和思考。我们应该感到庆幸，我们不仅仅拥有了这么多宝贵的生命故事，我们还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在见证一些这个社会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输出完全来自于实践的经验，在创造自己独一无二的知识！

我是做精神健康的。很早的时候，一个年纪比我小一些的朋友跟我聊着儿童时期受到性侵的经验，一个心理学同学走过去说“不就是PTSD吗“。我很不舒服。可以说这些年来的实践都是在表达这种不舒服。美军前海军陆战中尉从伊拉克回来以后得了PTSD，他花费多年去研究创伤，最终认识到：我们所谓的创伤后压力症事实上只是一种文化的失败，一个拒绝去面对原本可以让人从失去和不幸之中领悟智慧，反而只把它局限于医学领域的病态失败。

性侵和PTSD往往紧密相连。但是这四个英文字母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问题的本质。获得正义不一定能够让受到伤害的人们立刻好起来，但却可以让这个早就伤痕累累的社会康复一点点，也可以为当事人重建生活提供动力和信心。

今天大家在等，在法院门口的物理空间和互联网上的虚拟空间确认彼此的存在。这不是一小群人的自high，这是一次重新定义当下的集体实践。许多受到伤害和侮辱，许多被剥夺了正当权利的人会感到一种无法被分类的痛苦，感到自己被放逐在某个遥远的荒野。当被放逐成为日常的时候，发现彼此和主动往前走一步就显得如此重要。

“就算摆出受害者的嘴脸也没有关系，像我和小凉这样可以客观审视摆出被害者嘴脸的自己的那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小林美佳

“那段记忆会保留下来，它携带着力量，通常是无权无势的、被压迫的，或遭到残酷对待的人的唯一的力量源泉。” ——Alice Sebold

我们不仅仅是受害者，

不仅仅是幸存者，

不仅仅是患者，

我们是人，

真正的人。

我们想赢，

我们需要赢，

我们会赢，

我们已经赢了。

质朴永不屈服。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