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它，才知道世界财富为何汇聚广州

在广州，有这样一个地方

那里流传着广州千年的商贸文化，

曾是近代以前中国唯一开放的通商口岸，

清朝时期的“世界首富”诞生于此，

更是中西方经济文化交往的前沿阵地......

到底是怎样一个地方？

曾给广州乃至中国的经济、贸易、文化

带来过如此巨大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要讲的，

就是关于“粤海关”和广州十三行的故事~

清初，台湾郑氏抗清力量在东南沿海一带活跃，企图联合大陆推翻新生的异族政权，出于安全考虑，清廷不得不颁发“禁海令”和“迁海令”。

但这些禁海措施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谋生无路，严重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于是常有沿海官民为谋求生路，铤而走险进行走私贸易，官民矛盾时有发生。

至1683年台湾郑氏降清，清廷才废止海禁，准许开海贸易，并于1684年设立粤（在广州）、闽（在厦门）、浙（在宁波）、江（在今连云港附近）四大海关管理进出口贸易。

康熙年间粤海关图

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民生有益，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

——《圣祖实录》卷一一六

由此看来，清廷准许开海贸易，设立海关管理，除了通过关税营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支援军队等武装建设，还带有发展沿海经济、惠泽民生的目的。

四大海关设立之后，根据地理位置不同，分工也不一样。闽、浙、江三个海关管理的侧重点在于日本、朝鲜、琉球等国的“东洋贸易”，而粤海关则着重管理与西洋、南洋各国的贸易。

彼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开始工业革命，实现了生产力的革新。但是大量的商品生产出来后在他们本国内部无法完全消化，因此他们亟需找到一个新的消费市场，以达到海外贸易扩张与殖民侵略的目的。于是，中国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便成为了他们的目标。特别是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首的机构，他们一直在寻求机会，想要打开庞大的中国市场，谋求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

四大海关的设立，便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机会。而负责管理西方商人来华贸易事务的粤海关，则在这波中西方贸易的浪潮中夺得头筹，一家独大。

以下是学者整理的雍正七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29-1756年）各海关贸易总值统计表。

从数据上看，粤海关是当时主要的外贸口岸，其关税收入与贸易总值，远超其他三个海关，确实担得起“天子南库”的美名。

而在官员的选派委任方面，粤海关也较其他三个海关特殊，因为它自建立始，就直属于户部，不受地方管辖。

清代前中期，其他海关的主官多由地方官员如将军或巡抚兼任，而粤海关总署的主官为海关监督，多由皇帝直接指派其所信任的内务府包衣奴才出任。

也就是说，粤海关监督一职几乎被满人垄断了，这一点为粤海关内部的徇私贪污埋下了隐患。但委派皇帝亲信、专人专职负责则恰恰说明了清廷对粤海关的重视。

1755年，朝廷断然关闭闽、浙、江三海关，独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并规定只能由“广州十三行”负责办理一切对外贸易的交涉事宜，这就是清代的“闭关锁国”政策。

这一政策被视为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的祸根，那么，正处于“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为何会有这样的举措呢？

在近代中西方的经济博弈中，西方对于中国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来自西方的货物并不占上风，西方商船来华还要面临诸多关税、附加税成本，不仅商船货品要被征税，甚至是商人船工的衣食住行也要被征税。

粤海关的税则分为正税和杂税两部分。

正税包括货税和船料。货税又分为衣物税、食物税、用物税及杂货四类。船料则按船只的大小征钞。

杂税主要是由原来官吏私索的种种陋规报出归公而来，是粤海关税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杂税包括规礼、分头、担头、缴送、火耗、平余、行用、引水费等，其中的规礼又称船规、规例。杂税名目繁多，引起众多来华外商的质疑与诟病。

1689年清廷实施新税则之后，浙海关的税则较粤海关简略且税率低，这对西方商人来说是一个可减少成本的机会，于是洋商纷纷“舍粤就浙”，北上宁波，这导致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加之当时澳门一带的外商司法纠纷频发，已引起了清廷的警惕与反感。

浙海关

为免宁波成为第二个澳门，同时规避洋商北上可能带来的政治问题对帝国产生不利影响，清廷于1738年下令提高浙海关关税，明谕西洋商船不可停泊宁波，但这并没有对西洋商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力。最终，出于保护海防的考虑，清廷下令关闭闽、浙、江三海关，只留粤海关承担管理中外进出口贸易的重责，并规定洋商来华贸易等一切事项均由“广州十三行”负责办理，实施“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政策。

十三行同文街一景

说起“广州十三行”，老广们多半会觉得熟悉。十三行85年的辉煌历史，浓缩着近代广州经济金融文化成果，代表了广州作为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对近代中国经济及金融发展所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十三行”，就没有广州“千年商都”的美称。

繁忙的广州十三行商馆区

广州十三行，是指清代设立于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作为这一洋行制度主体的十三行商人，拥有商官的特殊身份，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之一，在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和外交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自秦朝始，广州便是南粤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唐代，广州已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港口；五代至宋，广州依旧是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

到了清代，广州被委以“一口通商”，“十三行”专职负责涉外经贸事务的重任，广州对外通商的发展历程，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当时，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广州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
清朝官员巡视十三行商馆区

粤海关“一口通商”之后，中国的海外贸易并没有因此停顿或萎缩，反而在“广州十三行”的推动下以势如破竹的劲头向前发展，其规模和贸易总值远远超过前代“四口通商”时期。

虽然从世界商贸的角度看，一口通商是贸易上的一种束缚，但客观上却造就了一个时期内著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和广州历史上令世上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

这一时期，外商纷纷来到广州谋求生意，他们购买中国的茶叶、瓷器、香料、工艺品等，大量的白银因此涌入中国，支持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中间最重要的一环便是广州十三行及行商，他们担负着联通官府与外商，管理对外贸易事务的责任。

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十三行行商，便是清朝时期的“世界首富”——伍秉鉴，他通过贸易经商活动积累了大量个人财富。据估算，至道光十四年间（1834年），伍秉鉴的私人资产已达两千六百万银元，约等于清朝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按照国际银价换算，这个数目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时任两广总督林则徐，年薪约两万两，攒到伍秉鉴那样的财产，需要不吃不喝一千年。

伍秉鉴与外商交谈场景

（点击图片看伍秉鉴如何成为“世界首富”）

当时，海关收取的关税主要是银锭和银元，品相较好较完整的银锭会直接上交国库，而一小部分银锭和银元会进入市场流通，其他则入了官库，回炉重新熔炼成规格、成色统一的银锭，并加盖特殊的印戳，成为官银。因此，自“海关”设立以来，就产生了大量的“海关银”。

岭南金融博物馆藏品：粤海关十两银锭

“一口通商”的广州，促进了贸易的巨大发展，大量白银随着贸易流入广州，这也是粤海关银锭产生的重要成因。

经济贸易还影响着文化交流，从广州走出去的艺术品对西方影响深远，使18、19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中国风”社会风尚。

岭南金融博物馆藏品：清光绪年间的外贸黑漆描金扇子

近代欧洲上流社会的女性手持广州出口的外销扇

而众多随商船入粤的传教士则为广州带来了许多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令其在绘画艺术、教育制度、医疗卫生治理等方面发生了很多积极的变化。广州因此也成为西学东渐的要冲，并不断辐射中国内陆地区。

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十三行商人是一支极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大力发展文教，辅助教育，编印丛书、丛帖，刊刻著作，以发展乡邦文化；主动传播西方文化，积极学习和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助力近代广州城市卫生治理事业发展；注重私家园林的兴建，以呈现中西工艺美术风格以及建筑精髓的融合等等，从而为当时岭南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资料来源：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

王巨新：《清前期粤海关税则考》

广州市海珠区文物博物管理中心

粤海关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