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西域医学经验促中西医结合
•西域医学的传入，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医学思想，拓展了中医学的治法方药，但西域医学的理论体系不如中医学完整，只能补充和丰富中医学的体系。
•中医学是与时俱进的学科，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持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积极吸收西域医学和西医学知识，才使中医学不断发展壮大。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西医结合一直是我国卫生事业的基本方针政策。经过60余年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如过分的中医西医化、中药西药化等。
纵观历史，隋唐时期中医学与西域医学之间有过交融；清末民国时期，中医学与西医学之间有过碰撞。虽然西域医学与西医学之间联系较少，但对于中医学来说，两者都是外来医学，挖掘中医学与西域医学共处之经验，对现今中西医结合的途径和方法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丝绸之路上的中西医交融
西汉以来，随着张骞出使西域，陆上丝绸之路逐渐开辟。到隋唐时期，国家经济繁荣昌盛，丝绸之路也随之达到了鼎盛。丝绸之路沟通了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区，成为中原与西域各国进行经济、文化、政治等交流的通道。各国商旅使者在丝绸之路上染疾后，离不开医学的介入，从而促进了中医药学与西域各国医药学之间的交流，如印度医学、希腊医学、阿拉伯医学、波斯医学等。
研究发现，现在我国的民族医学中，维吾尔医学受波斯医学和阿拉伯医学影响较大，藏医受印度医学影响较大，蒙医则受中医学影响较大。
随着佛教在我国中原地区落地生根，魏晋时期以来，有大量印度僧侣来到中国，翻译并传播了大量印度医学。印度僧侣通过传播佛教，将印度医学和佛教术语渗透到了中医学体系中。
唐代高僧唐玄奘的西域之旅中，其在学习佛教知识的同时，也学习了印度医药知识，经过自身的理解消化，将其转化为中医药知识，再阐述出来，见于其口述的《大唐西域记》。敦煌及其周边地区出土了大量医学文献，其中，《医理精华》《鲍威尔写本》《耆婆书》经考证属于印度医学体系。可见，印度医学有比较完整的理论著作，并且对中医学的影响较大。
西域医学对中医学理、法的影响较少，主要为引用一些西域医学的术语，如陶弘景修订《肘后备急方》时，增补为一百零一方，取意于佛经《大智度论》“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之说。又如《金匮玉函经》引佛经《金光明经》“地水火风，合和成人”之说。唐代《备急千金药方》《外台秘要方》等中医学著作多有引用西域医学术语者，但是并没有将其真正融入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当然也有部分学说被逐渐吸纳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如眼科的“五轮学说”“痰饮学说”，《回回药方》中记录的希波克拉底骨科理论及西域医学“万物皆药”的医学思想。另外，“耆婆”“龙树”等带有西域医学的特殊字样也经常出现在当时的中医学著作中。
西域医学对中医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方药方面，如《回回药方》中记录了86味从西域传来的药物，并收载了多首西域方剂；又如《金匮要略》中的“诃黎勒散”，《千金翼方》中的“服牛乳补虚破气方”等方剂皆来自西域医学。“方”不但指治疗疾病的方剂，还指代治疗疾病的方法，如中医的针刺、艾灸、推拿等。
西域医学中的眼科手术、颅脑外科手术等有效的治疗手段均被中医学吸纳。西域药物资源丰富，中医学在与西域医学交流过程中吸纳了大量西域药物，如郁金、檀香、沉香、藏红花、甘松等，在学习西域医药对这些药物作用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自身的实践总结，归纳其为四气五味，最终将西域药物纳入到了中医学自身的药物理论体系中。唐五代时期，波斯人李询所著的《海药本草》记载了大量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药物。
西域医学的传入，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医学思想，拓展了中医学的治法方药，中医学对西域医学也具有开放和包容的态度。但西域医学的理论体系不如中医学完整，其只能补充和丰富中医学的体系。
西学东渐时的中西医碰撞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列强的殖民入侵，“西学”日渐涌入了中原大地。西医成为传教士在中国传道、教育之后的第三大活动领域。传教士们成立了诸多教会医院，时常进行义诊送药等活动，推动了西医在中国的普及。西医西药的强势推进，其临床疗效逐渐显现，民众对其日渐接纳。
与此同时，中医与西医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医理论受到了“非科学”等言论抨击，中医地位受到了撼动，直至“教育部漏列中医案”和“废止中医案”的发生，中西医之间的冲突爆发到了顶点。在此期间，中医学者认识到了中医学自身存在的不足，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思想激发下，提出了“衷中参西”的医学思想，中西医汇通派应运而生。
清末民国时期的西医学正处于发展阶段，很多理论并不成熟，而解剖学知识是其特长，也是中医学的短板，因此，受到了中医人的关注。
唐容川学习解剖学等知识，率先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口号，成为早期中西医汇通派的代表，著《中西汇通医经精义》，认为“西医初出未尽固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误，……兼中西之说解之，……弃短取长”。张山雷著《中风斠诠》，提出中医“中风之病”乃西医“血冲脑经之病”，并运用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知识解释此病的原委。祝味菊提出中医应该吸取西医生理、解剖及病理等学科的长处，以补中医的不足，对于药物学，其认为既应参考古法，又当采取西医的研究方法，使之更加完备。
张锡纯将西医解剖知识与中医脏腑理论互相印证，提出“以西药治其标，中药治其本，则见效必速”的汇通思想，并将西药与中药合用组成方剂应用于临床，如“石膏阿斯匹林汤”，他的探索为中西医的汇通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中药是中医治病的重要手段，中医人认识到必须借助西方先进的化学分析、药物提纯等研究方法，探索中药药理、化学成分等，探讨传统药物的作用机理，使中药能“科学化”。当时部分医家进行了中药药理等研究，如《经方实验录》提到“桂枝能活‘动脉’之血，……芍药能活‘静脉’之血”；“大枣、生姜能缓和肾脏泌尿之兴奋，桂枝、生姜含有挥发油，……龙骨、牡蛎含有石灰质”，欲用当时的中药药理知识来解释方剂的作用。中西医病名的不统一不利于中西医之间的交流，中央国医馆成立后进行了一次统一中西医病名的尝试，但由于没有达成共识，最后以失败告终。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西医结合
中医是在中华文化体系下构建起来的医学，西医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医学，两者在基本理论、思维方式、诊断方法等方面差异很大，但两者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是一致的。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中西医结合到现在，医学界对中西医结合分歧仍较大。有学者认为，中医为“道”，西医为“器”，两者不可通约，须并重；更多的学者则致力于中医学、西医学两者的结合，其中又有中为西用、西为中用、中西医结合等不同。
1
中为西用
西医以解剖学为基础，结合影像学、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对疾病的病理认识较为客观。目前，中医临床工作者常结合西医学对疾病病理的认识指导临床用药，如西医学认为，冠心病的病理基础是血液循环障碍，因此，临床处方时常常直接应用活血化瘀类方剂，或在辨证的基础上加入活血化瘀类中药；又如病毒感染引起的高热，常应用金银花、连翘、蒲公英等清热解毒类中药或方剂，从而失去了中医原本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思想，这是中医西医化的体现。
目前中医药基础研究者倾向于研究中药的现代药理，临床工作者亦时常根据中药的现代药理知识去指导组方用药，如此便丧失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要求，临床疗效必然下降。运用此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后得出的中药药理，是西医药体系指导下进行的，可以将其纳入西医药体系，进行指导用药，也能发挥传统中药新的治疗作用，不失为中西医结合的一种方式。
2
西为中用
将中医理论不足而西医较为优势的学科进行消化吸收，形成中医的语言，嵌入中医理论，如解剖学对于针灸、推拿等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头皮针就是结合解剖学与传统的中医经络理论形成的新疗法。又如西医诊断学对于明确病因、预测疾病的发展方向等方面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其中实验室检查可以作为中医望、闻、问、切的延伸，使四诊实现微观化，病因诊断细致化。再如有些西药临床效果很好，可以对其进行观察，用传统中药理论对其进行归纳，将其纳入中医药体系。20世纪80年代初期，岳凤先率先提出了“西药中药化”的概念，即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以中药的特性和功效为指标来研究现在使用的西药，使之具有中药的理论、特性和功效内容。
经过30多年的临床观察和研究，研究者们提出强的松、阿托品、硝酸酯类等为热性药，紫杉醇、胺碘酮帕、米膦酸二钠等为寒性药，抗生素多性味苦寒，具有清热解毒、化痰燥湿的功效，西咪替丁具有燥湿解毒的功效等。运用中医思维辩证地使用西药，是中西医结合的一个方向，可以发现西药的新功效，扩大其应用范围。
3
中西医结合
有学者认为，可以吸取中医、西医两种医学的理论精华，将中医学对功能状态的平衡观、认识论与西医学结构观、认识论相结合，形成一种兼顾人体结构-功能-状态的整体医学观，以孕育出更高层次的新医学。邱根全等认为，应该抛弃门第之见，不必纠结偏西还是偏中，用兼容并蓄、取长补短的态度，以转化医学研究为契机，以中医临床表型数据采集系统为平台，构建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新医学体系。王晓柠等认为，系统生物学以“组学分析，整体构建，宏微观相结合”为特征，与中医学的“天人相应”整体观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医学为外求法，系统生物学为内求法，两者结合可以形成新医学思维方式。
战国早期以前的中医医案和医论只是经验的总结，并不涉及古代哲学，而后中医理论一直随着社会主流的知识体系、认知体系和语言习惯来进行自我调整。因此，可以运用现代学科既有成果来解释中医理论中的各脏腑间关系，研究各脏腑功能间的联动关系，同时提出“功能指向性化学物质群”这个概念，用来探究中药在人体中发挥作用的原理，以期实现中医理论现代化。
中医学是与时俱进的学科，一直以来中医人积极学习先进的学科知识，将其融入中医学，不断丰富自身的理论体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持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积极吸收西域医学和西医学知识，才使中医学不断发展壮大。我们认为，应该汇通中医、西医两套理论，吸收对方的精华为自身运用，如此有利于提高临床疗效。同时，切不可过分西化，如果抛弃中医学自身的特色，必然降低临床疗效，不利于中医学的发展。（本文出自中国中医药报，作者系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中心 陆跃 张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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