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近现代历史视角下的中医药与中西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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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天林，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本报原总编辑。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医药与中华文明”课题首席专家。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度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在近代中国所经历的黑暗、苦难和抗争的历史转折中，中医药学也随之经历了各种坎坷，一方面它在国人清醒认识鸦片烟毒、有效戒除鸦片毒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民族危难中也一度面临被“废止”的命运。其中过往仍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审视。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虎门销烟”浮雕

01.

晚清禁烟中的中医

1600年，英国入侵印度，建立了东印度公司；1688年，英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与法国七年争夺印度的战争，1757年，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并于1773年、1784年颁布了《调整法》《印度法》，奠定了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其时，18世纪末期的中国，经济繁荣。当时西方市场对中国丝绸、茶叶、瓷器需求巨大，却没有与中国对等的产品。源于资本的本性和这种贸易逆差，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指出，英国人 “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801页，2012年版）开始了对中国进行“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同上793页）。马克思还做了这样的统计：“到1816年，鸦片贸易额已将近250万美元”“1820年，偷运入中国的鸦片增加到5147箱，1821年达到7000箱，1824年达12639箱”“1824年到1834年的10年中，就由12639箱增加到21785箱”。1856年，英国政府对中国非法鸦片贸易所得，占到了“它财政总收入的六分之一”。
鸦片，是罂粟（又称米囊花、阿芙蓉）果的提取物。公元7世纪，鸦片经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多做佳木观赏，可加工入药，但服之有毒。所以唐代李白有诗云：“昔作芙蓉花，今为断肠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阿芙蓉前代罕见，近方有用者”，治泻痢、脱肛、涩肠等。对于鸦片的毒性，中医早在元代就有了明确认识，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丹溪）就曾告诫说：“今人虚劳咳嗽，多用栗壳止咳，湿热泻痢者，用之止涩。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将罂粟花果制成鸦片用于吸食，充当兴奋剂，“是十七世纪中后期从外洋传入的一种陋习”（卜宪群《中国通史·明清》）。清代后期，随着英国大量向我国非法推销鸦片，全国“从1800年到1839年的四十年里，由于鸦片走私而导致外流白银达六亿两”（卜宪群《中国通史·明清》）。鸦片吸食者，精神和肉体都遭受到极大伤害。
面对鸦片泛滥，中医温病学家王士雄（孟英）在《归砚录》中用很大篇幅揭露鸦片的危害，说鸦片“始则富贵人吸之，不过自速其败亡，继则贫贱亦吸之，因而失业破家者众，而盗贼遍地矣。故余目之为妖烟也”。他列举了英国连续多年向我国走私进口鸦片数目后，痛心疾首，说：“进口之数若是之广，有心人闻之，有不为之痛哭流涕者耶？”
面对清王朝实行了将近百年禁烟政策的挫折和失败，以广州和朝廷一批官员及士大夫为主，从维护朝廷经济收入出发提出了多项禁烟主张。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坚定主张全面禁烟。林则徐和中医界人士多有交往。他目睹鸦片危害，深知中医对鸦片的认识，多次上书朝廷陈述“若犹泻泻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充饷之银”，并受命担任“钦差大臣”主持禁烟。
在此过程中，林则徐把对外禁烟，对内戒烟密切结合，与江南名医陈修园父子、何其伟等，充分运用中医温病学疫疠致病的病因病机理论和“气血津液辨证”“三焦辨证”，分析了烟毒致病的机理，先后收集、创制了戒除烟瘾的药方十多首，经过反复比较，确定了忌酸丸、扶正方和四物饮、瓜蒌汤等四首，动员包括家人在内于广州、湖南等地大力推广。
如“忌酸丸”方，其组方机理充分显示了中医的优势：首先重用生附子以通经络；佐以柴胡、升麻、沉香升降气机，通透表里；用人参、黄芪补肺气；白术补脾气；陈皮、木香行气，以补中益气；再用当归、黄连、黄柏以凉血生血；同时，黄连、黄柏可克附子燥烈毒性；天麻治气血虚弱头晕；甘草合著药补中益气。如此三焦同治、寒热并用、气血两补，对烟毒内蕴、耗伤气血、累及脏腑的鸦片烟毒全面反击，同时配以烟灰使脾胃以生厌恶之感，采用合理的用药方法，扶正祛邪。坚持用药三五剂即可见效，十剂左右即可戒除。
在林则徐的“戒烟断瘾方”中，“忌酸丸”是主方，“补正丸”则是辅佐方。即：先单独服用忌酸丸三五天后，每日减忌酸丸一粒，加服补正丸两粒，如此每日递减忌酸丸递增补正丸，逐渐减至不服忌酸丸，只服补正丸，十日或半月后，就可停药。四物饮和瓜汁饮，是林则徐和中医先辈鉴于“忌酸丸”“补正丸”药价昂贵而创制的简便药方，“皆费钱极少，而收效甚捷”。
对于戒烟药方的使用，林则徐在给家人的信中，嘱其“速照方抄录，刊印三万纸，遣人散发乡里，庶使穷乡僻壤之地，舆台奴隶之微，苟一念知悔，无论有钱无钱，皆可立刻配合，则恶癖易除，而显戮可免矣”。这四首戒烟药方，当时即风行各地，收效甚著。林则徐逝世后，当地中医在忌酸丸原方15味药（含生附子和大烟灰）基础上，增加了杜仲、甘杞子、炒枣仁，即世称的“林十八方”。
那时，面对鸦片烟毒对民族健康、百姓生命的危害，林则徐和中医前辈在抵御侵略、禁戒鸦片中的见识和担当，中医药在戒除鸦片毒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忌酸丸”“补正丸”，以及廉价的“四物饮”“瓜汁饮”和流传至今的“林十八方”，被视为林则徐和中医前辈对禁烟的重要贡献。

02.

中医西医的早期交流以及“中西汇通派”的有益探索

卫生和健康，是人类的共同需求。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中医药就是中外交流的重要内容。明代的郑和航海事业中，同样十分重视中医和中医药。在郑和船队，配有180多名医官、医士和药士，还有“稳婆”，即接生婆；带有大量中药材。船队每到一地，都要设帐、施诊、送药，教当地人接生。每次出海，船上都带豆子、泡豆芽，“豆芽种生”，以补充船员无青菜饮食引起的营养缺乏。而船队返航时，又带回许多药材物料，包括印尼森林的樟脑、乳香，苏门答腊火山的硫黄，以及大风子油、胡椒、丁香、豆蔻等。这些药采来后，及时在船上加工处理，药性保持得很好。郑和对这些异国草药十分重视，曾命人在南京狮子山静海寺和牛首山等地栽种培育。后来李时珍还专门到静海寺考察，以完善、充实《本草纲目》。

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江夏方舱医院副院长朱莹（左）和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戴飞跃（中）为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号脉。

图片来源：新华社

公元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李时珍开始撰写《本草纲目》。第二年，葡萄牙人通过贿赂广东明朝官吏，租住澳门。1568年，澳门第一任主教卡内罗在澳门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西医教会医院——白马行医院。1582年（明万历十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他撰写的《西国记法》有关人体大脑的描述，是最早传入的西方神经学。同时，利玛窦还把西方解剖学的概念带入中国，与撰著《疡科准绳》，清晰描述了人体骨骼形状、数目的明朝医家王肯堂进行过多次讨论交流。1622年，瑞士人邓玉涵来到浙江杭州，将西方《解剖学论》翻译成《泰西人身图说》和《泰西人身说概》两卷书。这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解剖学译著。同时，还有一些西方传教士开始研究中医，并有选择地将中医脉学、针灸学和本草学部分内容次第介绍到欧洲。
从西医传入我国，先后有李鸿章、袁世凯创办的北洋医学堂和陆军医学堂，都是以西医为主，主要为清王朝的海军和陆军服务。同时，西医“服药方便”“打针入体”“外科手术”等，也一步步被一些能接触到的人所接受。这些，都为西方医学在我国日益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西医从沿海到内地，从设诊所到办医院，从办学校到吸收留学生，从翻译医书到成立学术团体，形成了近百年与中医并存的局面。
中医药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客观具有“实践”“传承”“创新”“包容”的显著品格，对当时西医传入，以中医的“中西汇通派”为代表，并不是排斥的，而对中医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创新做了积极探索。
“中西医汇通派”的主要代表是四川彭县的唐宗海（1846年—1897年）；广东南海的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叶）；江苏武进的恽铁樵（1878年—1935年）和河北盐山的张锡纯（1860年—1933年）。他们素有深厚的中医学术修养和文化自信，又认真分析西医所短所长，各自都作出了有价值的学术贡献。
唐宗海将中医《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典与西医相互参照，著有《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具体包括《中西医汇通医经精义》《金匮要略浅注补正》《伤寒论浅注补正》和《本草问答》）。涵盖了中医理、法、方、药各方面。他首提“中西汇通”，认为中医西医原理相通，力图证明中医并不是不科学，主张“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以求尽善尽美之医学，“不存异同之见，但求归于一是”。
朱沛文在苦读中医经典的同时，也学习了西医著作，还到西医院观看人体解剖。著有《华洋脏象约簒》（又名《中西脏腑图象合篡》）。全书共三卷，分别汇集了《黄帝内经》《伤寒论》《医林改错》等中医经典中的相关论述和西医生理解剖知识、图谱，分类相互参照、逐条分析长短。如在“心脏体用说”中，朱沛文指出：“心所生者谓血，心所藏者谓神，华意甚确。惟洋医单以心主行血，而一切知觉运动，其功皆属之脑，故一切血病，华洋皆知治心；其一切神病，洋医单知治脑，岂知心为藏神之舍，脑为运动之机，缘脑由肾所生，心与肾有表里交通之义，病则相连，故凡神病者，心肾兼疗为允”（《中西脏腑图象合篡》·“心脏体用说”）。故此等等，他认为中西医之间，有可通也有可不通之处，应“通其可通，存其互异”。
恽铁樵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他在《群经见智录》中，明确提出：“今日中西医皆立于同等位置”，并阐述说：“西医之生理于解剖，《内经》之生理于气化，”“盖《内经》之五脏，非解剖之五脏，乃气化之五脏”“故《内经》之所谓心病，非既西医所谓心病”“西医之良者，能愈重病，中医治《内经》而精者，亦能愈重病，则殊途同归也”。他还提出，“如云治医学不讲解剖，即属荒谬，”那么“谓治医学不讲四时、寒暑、阴阳、胜负之理”，同样“即属荒谬”。
他在《灵素商兑之可商》一书中，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应以中医为主，“先对自己的学说了了，然后吸收他国文明”。他反对当时的“中央国医馆”统一病名“以西洋译名为准而罢旧名的做法”，指出“西洋医法以病灶定名，以细菌定名，中国则以脏腑定名，以气候定名，不可强合而为一也”。他在充分肯定《内经》的基础上，还在《伤寒论研究》中提出：“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和”，对中医的演进发展充满信心。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所主张的中西医汇通特色，即：“六经关系以《内经》形能为准，生理关系以西国书为准，各方配合变化以临床经验为准”（《伤寒论辑义》）。所以，其著作和临床都很切合实际，很受欢迎。在株洲市渌口区中医医院中药房，中药师在抓取中药。图片来源：新华社张锡纯从自己的切身实践出发，认为西医之理，原本就包括在中医之中。他说：“年过三十始见西人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外。后又十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医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只不过中医“古籍语意浑含，有赖后人阐发耳。”他还说：“吾儒生古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他正是怀着这样的见识和责任，从医理分析、疾病诊断、治疗用药等多方面，中西互参，深入阐发。他也以对心脑的认识为例，说：“中医谓人之神明在心，西医为谓人之神明在脑，及观《内经》，知中西之说皆函盖其中也”。还有对气血上行的认识，他说：“《内经》谓：血之余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气反则生，气不反则死……细辨《内经》之文，原于西人脑充血之议论句句符合，此不可谓不同也。”再如，关于用药，他说：“西医用药在局部，其重在病之标也，中医用药求原因，是重在病之本也。究之标本原宜兼顾。若遇难治之症，以西药治其标，以中药治其本，则奏效必捷，而临证亦确有把握”。他还以西药阿司匹林治疗肺结核为例，认为此药对降热很有效，但“发散太过，恒伤肺阴，若兼用玄参、沙参著药以滋肺阴，则结核易愈”。
以上，“中西医汇通派”在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顺应历史潮流，深怀为“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的理想，艰辛探索，力求“与古为新”，其精神和贡献都是十分可贵的。
我认为，如果就像郑和下西洋、中医先辈们的艰辛探索和西医初到中国时直接做的事情一样，中医走向世界，西医也到中国，人类生命科学的成果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一再揭示的“世界交往”。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交往”，是人的社会性、生产的社会性和人类精神交往的客观性决定的，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疾病、疫疬、鸦片等毒品，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敌人。中医药的悠久历史、深邃智慧、丰富经验，为维护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为维护人类社会的健康交往，所具有的优势和作出的贡献是明确的。

03.

中医药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通

针对18、19世纪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马克思曾深刻指出：“英国人在印度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什么别的内容了”。“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有了一种特殊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4—70页）。列宁则就资本扩张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之中，他就不能存在与发展”（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就资本扩张和殖民地“传统”“历史”“断绝”的论述，也同样被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医药于其中的命运所证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抗争，经历了深重苦难，付出了巨大代价。同时，几千年佑护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中医药，也曾一度面临被“废止”的命运。
伴随着1840年至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对华发动了连续不断的侵略：1856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1888年，英国从印度发动了第一次入侵我国西藏的战争；1894年，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1902年，英国发动了第二次入侵我国西藏的战争；1904—1905年间，日本和沙俄在我国东北进行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清政府割地赔款，与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侵略者在中国取得了关税、治外法权、传教、商船军舰内河航行、驻军、设租界地等一系列特权。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到1931年日本进攻东北，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前，后来批准签署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清朝道光皇帝，于1822年一反历代于太医院均设针灸专科的常例，颁布了“禁针诏”。1903年，清政府制定大学堂章程，其中医科分医学和药学两类，医学科29类，药学科17类，中医中药虽列首位，但只占一类，其余均是西医西药，中医中药的比例被大大减少。
进入民国时代，在北洋政府以及南京政府时期，先后又发生了两件与中医生存相关的大事。一件是1912年北洋政府召开“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在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中，完全把中医排除在医学系统之外，即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另一件是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通过以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为纲领的4项限制中医药的提案，即“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在当时，这两件事先后激起了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中医界先辈针锋相对提出了“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主张。面对中医界的反对和全国舆论谴责，这两件事虽然都不了了之，但“废止中医”的争论却并未停止。
在当时，对中医药学，是“废医”还是“护医”，有代表性的是主张“废医”的余云岫和坚决“护医”的恽铁樵之间的争论。两人对中西医都有一定修养。恽铁樵强调，中医有自己独立的观点，要按照自己的理论去发展；中医的立足点在理论，也在临床，看好病、有疗效就有科学道理。余云岫则认为中医虽有疗效，但阴阳、五行、五运六气是虚玄之学，中医是立足于空想。这个争论逐渐发展到学术之外，成了中医存、废之争。近现代史上，国运衰败，中医药也受到很大冲击，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对“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的呼唤，也正是人类社会的先进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必然。长兴县中医院李家巷分院的医师给参加暑期传统中药知识课堂活动的孩子们讲解中药知识。
图片来源：新华社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说：“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中药应当很好的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中医药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这次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中医药早期深度介入，全程广泛参与，在防控和患者救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文明是平等的、多彩的、包容的。文明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动力。中医和西医，都是在人类维护生命健康历程中创造的文明成果。这正是“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指导方针的基础，也是在学术领域，对任何一门科学，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项成果，都应正确对待的科学态度。
抚今追昔，国医、国运密切相联。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中，中医药必然会在守正创新、振兴发展的过程中，作出新的历史贡献。（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北京中医药大学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医药与中华文明”课题首席专家 苟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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