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一场中医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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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西学东渐，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西方医学开始逐渐输入中国。尽管当时已经有人以西方医学为比照，对中医提出了批评，甚至提出“废医论”，力倡“改良中医”，但因西医尚处萌芽阶段，故中西医之间并无显著冲突。相反，时人多主张中西医的融合汇通。1913年（民国二年）1月，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其中，医科大学按照西方医学科目设置医学、药学两门，而中医没有被纳入近代教育体制。1914年初，中医界联合各地同行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向北京政府请愿，希望保存中医中药，但遭到了北京政府的拒绝。此后，中医界一直致力于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以此保留中医的传承。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思想界开始提倡“科学”，以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脉诊寸关尺理论为基础的中医再次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受此影响，西医界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医药界遂形成泾渭分明的中西医两大对峙阵营。1916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云岫，受明治维新时期废止汉医思潮影响，撰写了《灵学商兑》，率先对中医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的批评，引发了1920年初关于中医理论之争。

所幸这场争论仅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1925年，中国教育界先后在长沙、太原召开会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不过，当此事报请教育部批准时，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坚决抵制。教育部便以此为借口，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体系中的要求。中医界的多年努力因此功亏一篑，这也自然使得本就关系紧张的中西医之间更加势如水火。

1928年，在全国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同样主张废止中医。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报道了中央卫生会议消息，这是“废止中医案”首次为中医界知晓。上海中医界颇感震惊，立即商讨应对之法。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医药团体联席会议。这天，1000多名中医停诊，药店老板及职工也有数百人参加。

中医界的抗议举动，得到了上海各大报馆的同情。从3月初开始，中医界便在上海《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发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之通告、通电。这些报社也陆续发表社评，跟踪报道中医界抗议集会动向，并给予舆论支持。有了舆论界的支持和响应，中医界举行的各种抗议集会及反对废止中医案的文电接连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舆论攻势。

3月17日，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如期举行。为了将抗争进行到底，大会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赴京请愿团。当天晚上，请愿团在各地来沪代表的欢送下登车赶赴南京。3月21日到达南京后，请愿团向国民党三全大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请愿。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并不统一。故中医请愿代表采取了相应策略：争取得到主张保存中医之国民党元老的支持，这一招果然奏效。行政院院长谭延闿（音 kǎi）就表示：“中医决不能废止，我做一天行政院院长，非但不废止，还要加以提倡。”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至此，废止中医案以失败告终。

为庆祝这次胜利，从1929年起，3月17日被定为“中国国医节”。国家成立了国医馆，武汉市设立分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中医界取得的重大胜利。但实际上，中医的生存危机并没有消除，不仅受到西医界及政府的轻视、排斥与打压，建立中医学校的奋斗目标也未能如愿以偿。故又引发了1929年（民国十八年）12月的第二次抗争风潮。直到新中国建立后，在党和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之下，中医界奋斗多年的夙愿才最终得以达成。1954年6月，毛主席做出重要批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 1956年，我国建立了首批四所中医院校，即现在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以及成都中医药大学。（来源：生命时报， 作者：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讲师 杨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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