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智汇】首任中国G20协调人分享全球治理的中国发展史，亲历中国从G20“参与者”到“引领者”的角色转变（演讲实录）

何亚非系首任中国G20事务协调人，原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原文刊于2016年9月24日环球网。

编者按：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代表在G20平台中从参与者到2016年杭州峰会自主设置议程的主办国，这个过程中国都经历了哪些国际博弈和多边磋商？恐怕没多少人能比第一任中国G20事务协调人，原外交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亚非更有强烈的切身感受和体会。G20杭州峰会，让中国站在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舞台，这也意味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在不断加大，责任也在不断增加。在西方国家对世界经济疲态束手无策的今天，中国——这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开放的姿态向世界分享了中国理念、开出了中国“药方”。 G20峰会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中国向世界传达了怎样的治理理念？未来G20会怎样发展？本期“G20智汇”系列将和大家分享何亚非主任对“中国、G20和全球治理”的认识和思考。

2016年9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第22期重阳论坛在京举办。本期论坛主讲人为第一任中国G20事务协调人，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何亚非。他以“中国、G20和全球治理”为题，将中国在G20全球治理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峰会成果进行系统性梳理，阐述“中国方案”对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重要意义，尤其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能力对G20机制长远的积极的正面信号。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球，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副处长牟锋等出席该论坛。人大重阳执行院长、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执行理事王文主持论坛。以下为何亚非发言实录：

非常感谢吴晓球副校长和王文院长，很高兴能够成为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的一员，感谢人大和重阳对我的信任和厚爱。今天王文院长让我做个讲座，讲讲G20和全球治理以及中国跟G20的关系，中国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次峰会大家看到很多，我想从两个方面，从两个历史节点来看中国参与G20跟参与全球治理所发挥的作用。
    
这两个节点一个是2008年，一个是2016年，这两个节点是G20历史上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对G20，对全球治理来说是两个转折点，对中国来说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两个转折点，从两个角度来看。

因为都是我自己亲历，特别是前一个转折点是我自己亲历，刚才院长跟校长都讲了，我是G20中国首任的协调人，我是亲身经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一讲，来阐释一下这两个转折点对中国的意义。

何亚非主任在第22期重阳论坛发表演讲

2008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这个对世界经济的冲击非常大，它给世界带来的就是让人们看到了金融如果不加以管理，资本不加以管理，不加以限制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过去我们在国际上处理经济问题或者经济治理模式，原来都是美国和西方的，我们叫经济新自由主义，叫New Liberalism。2008年这个New Liberalism被证明不行了，这套方式，这套理论不行，各国都在寻找一个新的能够指导我们国际经济，世界经济的一个理论和发展方式。

在这么一个历史阶段大家都非常困惑，而且担心世界经济会崩溃。这么个历史关口，大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欧洲国家和中国开始琢磨一个事情，我们应该如何来合作应对如此重大的世界金融危机？来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那么这个我们要回顾历史，在2008年之前世界经济有问题，金融有问题，美元汇率出现波动，主要经济体之间汇率不协调，经济出问题，谁解决？七国集团，G7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西方治理，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阶段，这是一个历史阶段。

因为西方主要经济体，主要发达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也大，全球经济主要指导思想也是西方出的，经济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碰到问题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当然，也不能说2008年以前发展中国家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如果回顾一下历史，2003年开始有了点变化，为什么说2003年？2003年是法国担任G7的主席国，G8也可以，因为把俄罗斯当时也吸收进来了。

但这个G7跟G8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俄罗斯基本上没有发言权，我们说G8其实还是G7，2003年法国作为主席国它出了一个什么主意？也算一大进步，他提议，请五个发展中大国在G7开峰会的时候一起来进行对话。

当时就请了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的五个国家领导人，当年是在法国的一个小镇埃维昂，就是我们喝的那个依云水这个镇里边开峰会，现在你去看还有个峰会的遗址在那，当时是中国国家元首，时任主席胡锦涛去的。

这是第一次开始有了一个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对话，还没有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共同治理，还没有出现这个阶段，随后几年都是这个模式。后来人们讲是G8+5，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那么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有些国家还是希望能不能用8+5？干脆不说8+5，13国或14国，法国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欧洲国家有这个想法。但是，这几年的实践中证明“8+5”是一个不平等的对话机制，为什么说它不平等？你是一个加出来的部分，它是在八国集团或七国集团开峰会的时候有一个时间段给你对话，你来吃个早饭，吃个中饭，是这么一个对话，实际上是个情况通报性质的，你发表意见，你讲五六分钟，七八分钟，每个国家也就OK了。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心里是不高兴的，我们心里也不高兴，这不平等，你没有真正和我来讨论问题，到了2008年几个大国在讨论究竟用什么样的平台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就说你这个“8+5”当然不行，七国集团更不行，大家就想到了“G20”。

G20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1999年成立的，它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成立的一个财经渠道的对话机制，财政部长加上央行行长，十几个国家加上欧盟，20了，大家一起每年有对话，是个论坛，到现在我们再回头看这个论坛，它就是个论坛。当然，它的好处1999年的时候，考虑说需要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能够相对平衡的对话机制。G20的组成发达国家跟其它的国家是相对平衡的。

当时2008年时我为什么说历史出现了转折，选择了G20，就把G20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也就是把中国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2008年的转折对G20，对全球治理来说，是一个从“西方治理”到“东西方共同治理”，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共同来治理这个世界，特别是“经济”方面，进入这么一个历史新阶段。

对中国来说，过去中国就是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体系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员，在政治、安全上都没有问题，在“经济”这个部分还是比较弱的。

G20起来以后作为应对金融危机最重要的一个机制，中国又是其中的核心成员，中国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对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就进入了一个决策的核心圈，对中国来说也是个转折点。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转折点的意义，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

G20当时启用以后很快就面临一个重大的难题，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金融危机当时来的非常迅猛，挡都挡不住，我们第一次峰会是在2008年11月中旬在华盛顿，美国首都开的，当时奥巴马已经选出来了，小布什还在台上，美国也是处于新老总统要交替的阶段，还是小布什主持的。

第一次峰会主要经济体就下定决心说我们要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要加强金融监管，要防止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特别是美国要注意。而且那时候峰会很密集，2008年11月开的，2009年4月初在伦敦第二轮峰会又开了，第三轮峰会到2009年秋天，在美国匹斯堡又开了，三个峰会一个接一个，就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要提升市场的信心。大家没有信心了，世界各国对这个体系没有信心了，都处于恐慌的状态。

我举个例子，当时就出现了不少国家要破产，国家要破产的地步，过去都没有听说国家要破产，国家能破产吗？能破产，它债务负担很重，货币大幅度地贬值，它撑不下去了，阿根廷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是个别案例。

在当时2008年，2009年初的时候，这时可能出现一批国家要破产，国际社会怎么办？特别是2008年第一次G20峰会以后大家觉得这个机制很好，领导人开会，我们以后就是领导人开会了，所以定了一个“峰会”机制，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

大家面临一个国家有破产的情况G20要应对，那么G20大家开会的时候就想这个事情怎么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理论上讲它是国际金融出现问题的时候，收支不平衡出现危机时，要国际货币基金作为最后的贷款人，就像我们的央行，一个国家发挥作用一样，它是最后的贷款人，起这个作用的。

国际货币基金也没有碰到过这么大的危机，它的资金是不足的，首先就碰到了你的手头资金不够。我记得当时大概还有3000多亿美元，它的救助盘子3000多亿美元，我们是在第二届峰会，伦敦峰会的时候英国作为主席就碰到了这个难题，我怎么能够还是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我们要支持它，让它来应对金融危机，避免这些国家的破产。

中国在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它的体现就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的大国，很快要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世界经济出现问题时中国是不是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是不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对国际社会非常重要，中国也是第一次体会到了历史给予中国这么大的责任，我是有亲身感受的。大家都把目光放在你身上，就看看中国怎么办，美国说我也没钱了，我金融快垮台了，欧洲国家都是债务很重，都说手头很紧，没有办法。

中国的外汇储备又比较多，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好一些，有些影响是后边出来的，都期望中国能够起中流砥柱的作用，你能够发挥作用，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你能够出资帮助国际货币基金，扩大它的救助基金的盘子。

第二次峰会英国就说要再增加5000亿美元，那增加5000亿美元就找中国，当时是布朗首相，反复找中国领导人，下面也天天派代表团到中国来磋商，正式恳请我们中国能够出面把这面旗子扛起来，中国来参与救助了。我觉得从中央政府来说当时还是下了很大决心的，面对这么大的危机中国发挥了什么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要不要出面来深入地参与这件事情？这也是需要我们有一个思想过程。中国过去参与并不是很深，而且不是发挥主要作用。现在事情的成败就可能取决于中国的作用，你处于这么一个关键的作用的时候，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全球主义的胸怀。

最终，我们还是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是这么一种非常紧密的相依存的关系，到头来也会救我们自己，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出发都应该这么做。

最后中国方面宣布，在峰会前就跟英国人说了，因为英国是主办国，我们愿意承担不多于10%，5000亿美元我可以承诺500亿，不要超过500亿就行，中国还是出了大力，10%。世界经济里面我们当时还不到10%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接近10%，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2%到13%。

何亚非主任接受央视记者采访

中国人这个历史担当还是有的，第一次G20面对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对G20来说是，对中国也是。

又走过八年，从西方治理到东西方共同治理，在全球这么格局变化过程中又走过了八年，G20经历了很多，因为2016年是第11次峰会，后来又开了7次，加起来一共10次峰会，这个世界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G20的命运是跟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们如果把镜头拉近到2016年，世界是一个什么模样，中国又是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来分析一下。经过这八年有几个背景、特点我们需要关注。

第一，世界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没有大的复苏，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过去有经济学家说一个大的经济危机以后，金融危机以后一般需要五年，最多七年这个经济就恢复了，我们现在到了八年，过了八年，经济还是在非常缓慢的复苏，个别国家好一点，大部分国家还是遭遇到困难，这是一个特点。大家依然困惑，迷惑，为什么世界经济还是起不来。

第二，全球化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负面因素，这些负面因素催生了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思潮，它的代表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只是一种表现方式，为什么有逆全球化出现？因为全球化过程中间对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蓝领阶层，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冲击是比较大的。因为你产业结构的调整，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调整，中低端的产业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现在连中国有些产业都要转移出去，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规律。

另外，随着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真正需要这些中端技术的行业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少，总体经济是发展了，历史在进步，但这部分人确实对他们来说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也减少，财富也缩水，大家对全球化有意见。表现为美国大选现在比较奇特的现象，最近快要揭开谜底了，到底11月份会选出谁来。

现在美国大选反映的情况，就是在美国基层选民多数的这些蓝领阶层，对精英不满，对你代表政府，代表统治社会的精英非常不满，觉得没有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英国脱离欧盟的公投是同样的情况，英国还有一个“移民”问题，这个移民问题也是全球化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全球化你人员自由流动，这是一种资源，资源自由流动，对英国的冲击也很大，对英国的蓝领，包括部分白领都冲击很大。

它就归罪于欧盟，说英国不能听命于欧盟，干脆退出来。那英国又缺乏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就交给老百姓了，所谓把这些决策权交给老百姓，老百姓还是比较情绪化的，他没想到就脱欧了。下一步怎么走，我们现在还要看他们谈判怎么谈，这说明了反全球化力量的博弈在加剧。

这几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地缘政治的干扰在增加，地缘政治的干扰是大国关系的紧张，我们看全球几个重要的地区，中东，美俄一直在博弈，叙利亚，最近叙利亚谁空袭谁，都已经纠缠不清了，它表现的是大国的博弈，欧洲是乌克兰问题，也是美俄，也体现了俄罗斯跟欧洲国家的关系，南海、中美，大国的关系趋于紧张，地缘政治的干扰在增加。

中美关系这个关系越来越复杂，这些我们内部可以讲，2008年、2009年的时候，美国为什么会支持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发言权，支持用G20来替代8+5，甚至内部讨论是不是今后就不要G7了，七国都不要了，美国都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当时是这样的想法，后来美国的这种热情在减退，对中国的疑虑在加深，都是有关系的。

大国合作这种意愿的减少这对我们是个挑战，这样的情况下经济长期不好，逆全球化思潮在泛滥，大国关系紧张在上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G20下一步怎么办，能不能继续发挥全球治理首要平台这么一个重要作用？这个历史的责任又落在中国身上。

2014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开峰会的时候，就决定中国2016年要当主席，2015年中国进入了三驾马车，G20有这个机制，三个，我们叫三驾马车，2015年中国开始进入了这个三驾马车。G20它是一个论坛，它没有一个常设的秘书处，它靠什么来推动它的工作？它是靠主席国，谁接任主席了，你就出面来协调，你来设置议题讨论，来设这些议题。它是这么一个一个峰会往下走，这个有一定的局限性，三驾马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领导力不足的现象。

中国从2015年开始进入三驾马车以后，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中国身上，大家又来看中国了，这次看中国我觉得跟2008年时有很大的区别，这次看中国我觉得它有两个重要的期待。

一个是期待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往前走，起码中高速发展，新常态下中高速发展，因为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带动力是很大的。我们现在每年给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在30%左右，当然要看怎么算，是PPP算还是现行汇率算，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中国的这个贡献率很大，按国际货币基金的预测今年是3.1%，中国起码有一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是中国经济的贡献。第一个期待是中国经济能够继续稳定地往前发展，中国的经济转型能够成功。

第二个也许是更加重要的，期待中国能够给G20，给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思想，具体的方案怎么办。大家没辙了，没什么想法，请中国来提供思想，提供方案的，这又是一个转折。2008年的时候是中国你能出钱，你能出力就可以了，现在是需要中国发挥“引领作用”，这个“引领作用”实际上是思想上的引领作用。

我们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在这次G20中，重点做的课题是发展议程，这就是这次中国发挥引领作用很重要的方面。这个发展问题，大家知道世界经济增长靠什么？靠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靠什么？靠世界各国的全面发展。几个主要经济体发展不算发展，光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也不算发展，我们研究亚非问题，只要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发展起来，这个世界经济永远不可能平衡。你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穷，这个现象是个最大的问题。

何亚非主任在“G20与中国”国际研讨会暨G20研究系列智库专著发布会上做主旨演讲    

我们在联合国体系里面一直主张要重视发展问题，G20成为峰会机制以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参与时中国就提出来要把“发展问题”列在议程上，你要考虑经济出了问题，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除了你金融监管出问题以外，你的指导思想就是有问题。世界经济的发展你没有发展中国家这一块是不行的，中国一直在推动，这次终于让世界各国能够看到，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能够看到这个“发展”问题的重要性。

重阳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具体的数字，数据来支撑中国的说法。这个过去我们还做不到，我们过去只是从政治上呼吁，我们中国是代表发展中国家，我要不断地替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还没有理论上的支撑，现在我们要用理论上的支撑，这是发展问题。

经济增长靠什么？要创新，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平衡”、“绿色”、“开放”、“共享”，“创新”放在第一位，这个不仅仅是对中国经济来讲如此，对世界经济也是如此，这是中国推动G20杭州峰会通过了创新增长的规划，创新我们放进去了。

全球治理怎么办？G20下一步怎么办，一直以来我们在说要把G20从应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机制，从消防队要变成一个经济指导委员会，你变成一个长期经济治理的机制。用总书记的话来说，从过去侧重短期政策转向中长期政策，更多考虑制度问题，这次中国也发挥了引领作用，提出了很多想法。

有金融体系的改革，怎么样发挥SDR的作用，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怎么样来进一步促进全球贸易，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个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一开始我们就讲，而且每次都列在峰会领导人的宣言中间，都没有执行。我看这次在中国的推动下大家觉得这次应该采取点行动，不能光空谈了，不能变成清谈馆了。

今年2016年我不用多讲，因为大家看到了，我们重阳做了很多研究，也是T20的领头羊，中国这次发挥的作用是从思想上，从方案上起到领导作用的。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从一个“参与者”、“建设者”到“领跑者”、“引领者”，这么一个地位的转变，但这个转变还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还要继续推动，继续努力。

回到全球治理这个话题，中央从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特别重视全球治理，而且这四个字“全球治理”也是这几年慢慢地映入老百姓的脑海，过去不太知道什么叫全球治理，你们在谈什么问题？现在开始知道了，因为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大国，我们要在历史上，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历史阶段需要发挥重要的力量，你不仅要参与，你要真正地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这个世界是一个地球村，这个世界不是中国自己可以独立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发展，只有走共同发展的道路才是一条光明的大道，全球治理你不想参与也不行，因为这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发展，关系到中国跟世界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处在这么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它有一些描述，这些描述非常精辟，确实，我们是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中国是一个考验。中国我们完全有信心，也有能力来担当这个历史重任。

由人大重阳出品的G20相关著作与研究成果

G20科普小贴士

Question:

为何要成立G20？

Answer: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仅使一些亚洲国家经济开始萧条，连带欧美国家股市汇市全面剧烈波动。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世界各国在经济上休戚与共，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对提高发言权的呼声也日益增强。于是，二十国集团（G20）于1999年正式成立，始创成员包括19个国家和欧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G20由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升级为领导人会议。2008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首届G20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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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RUC)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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