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说】王文：思想可以像坦克那样具有杀伤力——五十国归来看中国智库
主讲人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本文刊于5月24日“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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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教授讲述我国智库发展
古人云“上兵伐谋”，国家的力量，离不开智慧的力量，而智库正是为各国政府献计献策，影响国计民生决策，争取国家话语权的重要智慧机构。
那么智库到底是什么？智库的发展又如何呢？近日共青团中央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教授，讲述中国智库的发展和现状。
以下为王文教授演讲“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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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智库”
智库，英文讲是“think tank”，“think”是“思想”或者“思考”，“tank”是“坦克”，翻译成中文就是智库。100多年前，坦克作为一种新的武器被发明，并且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杀伤力极强，有时一场战役就可以摧毁、杀伤几十万人。那时欧美国家的知识分子认为思想也可以像坦克那样具有杀伤力。因此，就把这样的机构称为think tank，智库。在之后的100年中，智库变成了国和国之间交往的非常重要的机构。
举个例子说明下智库的作用。苏联为什么会垮台，很多人有很多的解释，学术界也有很多研究，有人说是因为意识形态斗争，有人说是因为军备竞赛，有人说是因为苏联执政党的腐败。但其实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实际上是败给了美国的智库。
80年代初，苏联几位领导人更替，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开始寻求改革，美国的一些智库纷纷向其兜售美国人认为苏联应该采取的改革方案。最终，苏联采纳了被称为“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一夜之间把国企变卖掉。这种改革方式使苏联在80年代末的改革彻底失败，以至于连国家都没有了。
这就是我们古代讲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这种伐谋的方式体现了思想的进攻力、干预力、摧毁力。当然，中国智库不会向美国智库那样去干涉他国内政。过去60多年，我们解决了挨打问题、挨饿问题，接着我们要解决的是“挨骂”问题。这时候，智库就应该身先士卒，到外面去讲述我们中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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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之前，我们经过非常艰难的谈判和努力，7月5号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场极其重要的会议。这场会议我们邀请了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和很多美国的前官员，以及国际上知名的媒体人。在那场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上，戴国委说：“南海仲裁案就是一张废纸，美国人即使往南海开10艘航母也吓不倒中国人”。这个声音实际上给美国人划了一道重重的红线，而如何去搭建这个发声的平台是背后智库的较量。智库能否坐在一块搭建平台，让全世界的媒体，全世界的舆论，都能够听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所要发出的声音，并体现出我们国家的意志，这是我们智库人要做的。
2016年7月5日，人大重阳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共同主办的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会在华盛顿举行
目前看来，中国人对智库的理解有些偏差。
第一，认为智库只是研究。但是实际上还要有行动力和传播力。如何把好的研究成果传播出去，让决策层和更多的老百姓知道你的研究成果？这是一种传播能力、包装能力、营销能力。其实像G20、南海这样的问题，我们分析得都非常透彻，但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成果传递到相关的决策层和全世界。所以，智库不是一般的研究机构，是具有综合能力的研究机构。
第二，认为智库只是为领导服务。其实，智库也要为社会服务。当我们站在讲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跟大家表述我们研究成果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为公众服务。而且地方智库，也不只是要为地方服务。
智库要做的是研究和传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智库要影响而且能影响这个国家的决策层，也就是“资政”。
第二，智库要成为大事背后的解读力量，让公众更好地理解大事背后的真正含义，也就是“启民”。全球要讨论什么、争议什么、聚焦什么，是一些欧美国家智库在设置全球议程。他们怎么设置全球议程呢？开各种记者招待会，在媒体上发表大量的文章，跟媒体共同举办活动……。我们现在很少有中国智库的学者能在国际上的一流媒体阐述中国人的立场。
第三，智库要广交各国朋友。加大与各国著名高校、机构和智库的合作，在思想领域上广泛与当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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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库发展的机遇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目标。同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我国智库也由此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第一大机会，网络技术。“伐谋”换到现在的语境就是公共外交。这方面我们还非常落后，做得很不够。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人可能会抱怨说，我们的声音传播不出去有很多原因。但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网络技术的进步，互联互通的时代，给智库学者提供了很多发声的机会和渠道。比如你可以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有自己的微博、博客等等。
第二大机会，政治改革。在政治改革的进程中，决策者非常渴求学者能够给他们提供支持，能够给他们更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可执行性的方案。
第三大机会，经济转型。现在经济转型其实非常艰难，经济下行压力也很大。在这个下行的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在座各位年轻人，可能比较关心的是房价会不会涨，会不会跌。那么，智库学者怎么给决策者提供建议，让方案具有可执行性，又能让绝大多数老百姓，甚至所有的老百姓都能满意呢？这也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第四大机会，国家间博弈。南海危机前，中国怎么样把我们的红线，把我们应该表达的意志传达出去，传达给美国，传达给相关方面，这需要智库的强大的战略执行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智库学者是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的。所以我常说，智库学者要少一点抱怨，更多地抓住社会和时代给予的机遇。
王文教授讲述我国智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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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库发展存在的不足
为什么智库学者没有抓住这些机遇呢？我觉得至少有三方面的不足：
第一个不足是决策者思维不足。你是经济学的，你只知道经济学方面的一些知识；你是政治学的，你可能只知道政治学一方面的逻辑。但是，目前中国的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是只靠单一学科就能解决的。而我们学者，往往是不分学科来看待这些问题的，所以就显得意志和思维能力不足，因为我们被学科给限制住了。
第二个不足是复杂逻辑性不强。有人说北京雾霾严重，于是就把工厂关了。工厂可以关一天两天，一周两周。能关一年两年吗？那个时候就业怎么办，经济发展怎么办？就像刚才说的那个问题，房价必须要降，那你告诉我怎么降？降到哪里？降下来经济怎么办？银行是否能有抗压能力？还有会涉及到货币、金融方面的很多问题，涉及到区域的发展和财政问题，这些都是一些综合问题。但是在思考过程中，我们有的时候是单线性的思维。
第三个不足是士大夫情结不够。明朝顾炎武曾在《日知录·正始》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我们的高校、社会上的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够有浓厚士大夫情结的比例到底有多高呢？其实学术界是要反思的，知识界也要反思的，我们智库学者自己也要反思，如果学者更加努力，恐怕这个国家不会像现在那么被动。
我国的智库人需要三大意识。
第一，要有问题意识。我们研究的时候，研究了很多伪问题，不是真问题，大多像堂吉诃德一样，塑造了一个靶子，然后自己去批判那个靶子。问题意识的缺乏，是我们目前智库相对滞后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原因。
第二，要有时效意识。往往一个课题、一项研究做下来，可能要花3个月，6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
第三，要有家国意识。学者要关怀世界，要关怀我们这个国家。大量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是躺在温柔乡里，关怀的是自己眼前的一些事儿，这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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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智库的影响力与改革
中国的智库现在其实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们很艰难地在往前发展，智库行业的改革仍然还要继续。如何推进我们在智库层面上的改革呢？我想大体有这么五个方面：
第一，“谋”和“断”的改革。“谋”是智库层面的事，“断”是决策者层面的事。
第二，思想市场机制的改革。我们的思想应该要有一定的市场，思想有了市场以后就能标价，有了标价以后，知识分子和学者就更加能拥有社会和国际同行的尊重，就能够走得更远，让我们的思想变得更昂贵，更有尊严。
第三，人事拓展机制的改革。有些官员的挂职借调是否也可以到智库来呢？智库是否也可以有更多的人才旋转到政府工作呢？这就需要有人事拓展机制的改革。而且到智库工作，不一定必须有博士学位，不一定只有在高校里工作过才可以，我们可以吸收各个行业的人才。
第四，融资运营机制的改革。中国大量的智库经费是相对比较少的，而怎样获得更多的研究经费和运营经费，这需要有融资运营机制层面的改革。
第五，全球传播机制的改革。智库怎样在全球层面上发出声音，代表这个国家、体现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想法，让全世界的人都了解他们，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017年4月3日，俄罗斯顶级国际媒体“今日俄罗斯”（RT）就中美关系采访王文教授点击观看采访视频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批专业的知识分子、职业的学者去代表这个国家，去争取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去获得我们影响世界的力量，让我们国家具有真正历史底蕴、现实关怀和未来预测感的思想去影响世界。
梁启超先生曾经有一句话，说的是“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无论是几百年前的中国，还是当今的中国，其实我们需要重视的往往是青年人的心智和态度，我们需要真正担负起民族崛起、自强不息的重任，而这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努力和追寻的。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RUC)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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