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威廉•琼斯：美国应当改变其经济运行方式，而不是让中国“背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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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本文1月11日首刊于“ChinaFocus聚焦中国”微信公众号。
40年前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可谓中美关系的一次新生，因为中美两国的交往史几乎可以追溯到美国建国时期。1784年，美国第一艘来华的商船“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而这一年距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刚刚过去3年。
这趟旅程虽然有明显的商业目的，但同时也肩负着美国对华的第一个政治任务。在此之前，美洲殖民地的所有贸易全部由大英帝国掌控，因此这段航程首次宣告了美国脱离大英帝国统治，拥有了航海自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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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互惠的中美关系
在接触到中国文化后，美国开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将孔子的儒家思想引入他的著作。而美国作为首批独立的英国殖民地之一，其推崇的许多理念鼓舞着其他饱受殖民压迫的国家。尽管中国仍然是个独立的国家，但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便开始遭受殖民压迫。中国遭受的屈辱和压迫，引起了美国民众及美国多位总统的同情，这其中就包括林肯总统。
美国的例子也启发了为建立共和制而奋斗的中国早期革命者。孙中山、蔡元培、梁启超就曾试图借鉴美国经验，寻找一条中国发展之路。
二战初期，中国成为了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堡垒，而日本军国主义也逐渐成了美国的威胁。在此背景下，尽管美国尚未正式参战，但援助中国的飞虎队成立了，这体现了美国国民对于中国抗战的支持。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战后（不顾丘吉尔的明确反对）将中国列入“四大国”之中，承认了中国的重要地位。罗斯福在战争期间对进驻延安的“迪克西使团”的支持也表明了他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战后解决中国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但罗斯福总统的逝世，为丘吉尔从杜鲁门总统手中夺取美国决策大权埋下伏笔，冷战序幕由此拉开。
讽刺的是，冷战的进一步发展促成了中美两国的重新建交。随着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再加上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沼，尼克松总统采取了与中国和解的政策。虽然其动机更多是“地缘政治”而并非出于友情。尽管如此，这一政策仍然激发了美国对中国的积极情绪，许多在麦卡锡时代由于支持共产党而被边缘化的亲中学者，也由此获得了发声的新平台。
此后中美两国的交流对双方都大有裨益。到美国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增多，使中国能够分享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这有助于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的发展。也有许多中国学生留在了美国，为提高美国的经济和科学水平做出了贡献。
中美恢复邦交的同时，中国也帮助美国与越南进行协商，使美国得以从损失惨重的越战中撤退。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也为美国千家万户提供了诸多产品。而西方的出口市场也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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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的发展没有根本矛盾
中国越来越希望提升其工业和技术能力，以便从低收入者的地位跃升为高水平制造者，但美国却从科技制造经济沦为“食利经济”，其中债务的扩大开始超出实体经济，产生了虚假繁荣的“泡沫经济”。
尽管美国在1987年、1997年、1998年和2008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金融危机，但不断增加的金融债务与日益缩减的生产基础之间的矛盾依旧被忽视了，美国只是简单地通过印发钞票来填平两者的差异。
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快速发展与美国经济的日益停滞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并开始显现出来。美国肯尼迪政府时期推出的太空计划致力于用科技驱动经济发展，但之后的历届政府都未能遵循这一计划，美国经济因此受到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虽然特朗普总统承诺为美国经济制定一项重要的基础设施计划，但他未能将其与美国金融体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一法案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禁止银行包销和经营公司证券，使商业银行能避免证券业的风险）改革结合起来，因此该计划依然悬而未决。
更为严重的是，美国试图将中国涉嫌“盗窃”美国技术作为经济问题的替罪羊，这不仅混淆了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阻碍了美国为克服危机而采取必要行动，还给依赖中国产品的美国经济带来了很多困难。
中国的发展与美国的发展没有根本的矛盾。两国都可以而且应该快速发展。事实上，鉴于两国经济之间存在广泛而多样的联系，两者之间的任何“脱钩”都会给双方带来灾难。在全球劳动分工的时代，国民经济发展不再是零和游戏。
为了防止下一次金融泡沫破裂，美国必须改革其经济运行方式。美国必须重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划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防止 “大而不倒”的投资银行或是银行家出现。此外，美国还必须回归传统的工业政策，这是美国经济体系创立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确立的道路。
特朗普总统达成自己基建投资计划的重要一步，便是创建一家联邦特许银行。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则需为高速的科学发展制定相应计划，特别是在太空探索领域。这些发展目标并不会给中国带来麻烦，更不可能通过对中国加征关税，或“惩罚”中国从国外合法获得技术来实现。基建银行也应该向那些能帮助特朗普实现计划的中国投资者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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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与各国合作，实现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
1972年，尼克松政府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即向中国打开了美国的大门。但同时它也放弃了美元的金本位制，终结了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导致了美元系统不受控制地扩张以及泡沫经济的发展。
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使美国能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从中国、墨西哥这样的廉价劳动力国家中购买商品，美国的生产已经外包给这些国家了。由于缺乏科学驱动计划，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始终难以超越肯尼迪太空计划所取得的进步。美国也未能实施罗斯福制定的战后援助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国家发展的计划，为这些地方遭受无尽的冲突埋下伏笔。
中国跟发展中国家共享发展红利的政策，则有效逆转了这一过程，这些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大都有明确的表述。其中消除贫困和疾病的理想被再一次提出。这一倡议的快速发展也敲醒了美国，提醒我们美国已不再是曾经的“希望灯塔”和“自由圣殿”了。
我们用自己那些自私的、灾难性的、目光短浅的政策挖下了深沟，而中国已经开始填补那道沟壑。中国在美国称霸的世界中取得了一席之地，这一事实激起了美国狭隘的怨恨和恼怒，但这样的应对方式不仅不理智，还会带来冲突。
实际上，美国的唯一理性回应应当是赞美中国，因为中国为帮助穷苦的邻居和朋友付出了努力。而我们也应该反省自身，试着调动起林肯总统所说的人性中“天使的一面”，重塑我们的基础设施和工业能力，并像中国一样，开始与世界分享发展成果。我们不应当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竞赛，而是要一起合作，实现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
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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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RUC)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
2018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SCP）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的“亚洲大国智库9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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