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工柳:画画只学别人,不思创新,在艺术上也不会有出头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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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工柳(1916-2004),广东开平人。1936年考入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自学木刻。历任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副院长,全国文联委员等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早年主要从事版画创作,作品表现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和斗争。1949年后多作油画,他的油画以描绘中国革命历史题材为主,在探索油画民族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代表作品有木刻《鲁迅像》、《高尔基像》、《难民》等,以及油画《地道战》、《整风报告》、《前赴后继》、《毛主席在井冈山》等。出版有《罗工柳画集》、《巨匠周刊·罗工柳》、《罗工柳艺术对话录》等。
据我的观察和体验,一个人一生之中能“搏”一回就不容易,能搏两回就很不一般了,所以有人有“人生能有几回搏”的感叹。罗工柳在他80多年的生活历程和6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搏”了不止一两回,而且直到现在,仍在搏击、奋进。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无限敬佩。他30年代的版画作品,是在鲁迅木刻运动和先进文艺思想的感召下,在参加国立杭州艺专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的逆境中创造出来的。
今天读来,我们仍然感受到它们的战斗精神和时代气息。1938年,他先到郭沫若领导的三厅做美术工作,后来又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他参加了延安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运动,他作为鲁艺木刻工作团的成员到前方深入战斗生活,他光荣地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重要讲话,他在鲁迅艺术学院勤奋地学习、工作:在延安,他创作了不少至今使人感动的木刻和年画。1946年他到晋冀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主任。
1949年到北京之后,先担任华北大学文艺院美术系的负责人,后来又与徐悲鸿、江丰、胡一川等人一起筹建新的中央美术学院。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由巴金率领的文艺小组到朝鲜前线去慰问和体验生活,他出入前沿阵地,收集材料,用精彩的素描、速写记录了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片段,50年代初,罗工柳在繁忙的行政、教学工作之余,坚持作画,开始创作革命历史题材的油画。这对他来说是困难重重的。
但他却在1951年游刃有余地完成了两幅在中国油画史上不会被忘记的作品《地道战》和《整风报告》。人们通常把50年代没有出国学习的画家创作的油画作品称为“土油画”。《地道战》《整风报告》是土油画中的上乘之作。它们的精神内容很饱满,人物形象塑造得很真实、生动,素描造型和色彩、色调都有相当的水平,而生活气息浓更是它们的显著特色。这说明罗工柳是有心人。
他善于学习,善于创造。1955年,39岁的罗工柳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进修油画。当他把《地道战》和抗美援朝时画的一幅素描的照片给苏联教授看时,苏联教授惊奇地说:“你已画得很好,为什么还要到我们这里来学习呢?”在国外三年,他勤奋作画,深入研究造型、色彩、空间等课题;他认真考察苏联的教学体系和方法。各大美术馆更是他经常出入的场所。他研究古典名作,也对西方现代主义名家毕加索、马蒂斯等人的作品感兴趣。
他认为,中国人画油画,一是要老老实实地把外国人的好经验学到手。学,要虚心,要深入,不能浅尝辄止;二是要创造。学别人,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创造有时代气息、有民族特色、有独特个性的油画。学和创造这两项任务是相互有联系又是有所区别的,不把人家的好东西学到手,很难有自己的创造,但光会学习别人,不思创新,在艺术上也不会有出头之日。
在苏联学习的最后一年,为了更深入地掌握古典油画语言,也是为了让国内不能看到西方古典油画真品的人能借助临摹品对油画有所了解,在他的倡议和带动之下,中国留学生决定分工临摹部分西欧和俄国古典名作。罗工柳选择临摹的是俄国著名画家列宾的《伊凡杀子》。这件尺幅很大的油画长期陈列在莫斯科特列恰可夫画廊,因作品曾遭受过人为的破坏,博物馆将这幅画置放在固定在墙上,并用玻璃镜框精心保护,不能作任何移动。反光很厉害,增加了临摹的难度,而他又只能在每天开馆之前有限的时间内临摹,以避开络绎不绝的观众。那时,他住在博物馆对面的美术中学里,利用一个暑假,竟完成了这件至今仍令人望而生畏的艰巨任务。
在对中西绘画的比较中,罗工柳看到,西方古典油画的优势在写实,不足也在写实。西方人因注重写实,在写意上下功夫较少,而这正是中国绘画的长处。中国画一贯注重写“真性情”,注重“画中有诗”,注重神韵,绘画表现语言更为精炼、自由。如何把中国民族绘画的写意传统与西方写实的油画有机融合,是中国油画家们需要解决的课题。
在他之前,20至30年代留洋的学子们已经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试验,他要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摸索新途径。他回国之后的油画创作,始终遵循这一目标。在《前仆后继》《毛泽东在井冈山》《姊妹俩》《陕北好地方》等作品中,他做了可贵的探索。为追求油画的民族特色,他从技法到形式语言,到形象塑造,到整个画面的情绪和气氛,都认真琢磨、推敲。他的这些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50年代末、60年代初时罗工柳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的高峰期,除了有新意的作品不断问世外,他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革命历史组创作做了许多组织工作;他领导了中央美术院油画研究班,为全国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青年油画家,在这些活动中,罗工柳不顾当时文艺界“左”的压力,不断呼吁要按艺术规律办事,主张艺术创作要有时代性、民族性和个性,要讲究形式美感,要注重语言的锤炼。
罗工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打击和迫害。“文化大革命”后恢复工作不久,他患了直肠癌,做了切除手术。一般人经受这一磨难之后,一般会采取安享晚年的态度,可他却在经过一段疗养后,安排新的宏大的创作计划。他在疗养地偶然发现了竹笔(将竹壳用水泡软、扎紧,梳理好纤维扎成的笔),开始用竹笔写狂草书法。他试验用新的技法画油画,继续探索油画的写意风格。他准备了一批绷好画布的大画框,准备了爬高的扶手梯,动手创作大幅书法和油画。
有一次,他不慎从扶梯上摔了下来,伤了筋骨,但养好伤之后仍继续画。就这样,许多幅以毛主席诗词为题的书法和油画作品问世了,1993年在国际艺苑美术馆举办了展览。在这些用新材质完成的作品中,他的书法和绘画风格既自由洒脱又浑厚雄沉,意境宏大、深远。这是罗工柳艺术创作的又一重要突破和拓展。使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是在和病魔斗争中完成这些新作的,在此期间他又动了两次手术。
就在1997年7月举办大型回顾展后不久,他不得不进医院疗养。但他还是那样乐观,那样充满信心,一心想着艺术。罗工柳何以能在病魔面前这样坚强、镇定和勇敢,何以能在事业上有这样大无畏的搏斗精神?无疑,这是由他的理想和人生态度所决定的。他的知识和才能是时代和人民培养和给予的,他要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献给时代和人民。
说明︱原载1997年9月8日《北京晚报》,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著名美术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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