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法文学与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蔡元培和李石曾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为中国文艺界培养了一批大师级学者和业界翘楚，奠定了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基石。程曾厚教授师从著名诗人、法国文学专家闻家驷教授，专注于雨果研究，也是国内努力介绍西方语言学的学者之一。1995年程曾厚教授任教于中山大学，出版《语言学引论》（法文版），完成雨果诗歌、散文、绘画以及雨果与中国等课题，对国际雨果研究作出杰出贡献，推动了中法文学和文化交流，也推进了我国的法国文学研究，在法语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中发挥了骨干作用。程曾厚教授在2007年获得法国教育部颁发的“法国教育骑士勋章”，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山大学学者。
雨果与中国 —— 程曾厚教授学术访谈 文/程曾厚、郭丽娜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程曾厚教授
程曾厚，1937年9月生，江苏无锡人，法国文学研究专家，著名国际雨果研究学者，法国文学史学会（société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该学会刊物为A&HCI刊）通讯会员，法国国际雨果研究会（Groupe international de Travail sur Victor Hugo）和法国雨果之友学会（Société des Amis de Victor Hugo）唯一中国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师从闻家驷教授；1965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南京大学法语语言文学教研室工作；1989年晋升教授；1993年2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法国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5年调任中山大学；2007年获“法国教育骑士勋章”，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山大学学者。在中山大学工作期间，集中精力从事西方语言学引介、雨果诗歌翻译和研究工作。著有《语言学引论》（王力教授题写书名，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社同时出版）、《计量词汇学》（周有光教授作序）、《雨果和圆明园》《程曾厚讲雨果》《圣母院的钟声》等专著。代表性译著有《雨果诗选》《雨果传》（法国传记文学大师莫洛亚的名著）、《巴黎圣母院》《雨果散文》《雨果绘画》等。其中《雨果传》获199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首届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参与中山大学首批法国文学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毕业生分别任教于中山大学和复旦大学。
摘 要： 程曾厚教授毕生致力于雨果研究，也是《计量词汇学及其他》和《语言学引论》的作者，选评过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研究领域极为广阔。作为“执着的学者”，程曾厚教授在40多年的时间中，多次赴法国走访雨果故居，进入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查阅文献，融会贯通，形成了具有中国视角和主体意义的雨果研究成果，获得国际研究界同行的高度肯定。程曾厚教授执着于文学研究的心路历程及其治学观念和方法，为当代治文学者提供了积极的启示。
关键词：法国文学研究；雨果；文献积累；融会贯通
郭丽娜： 程老师，您在大学阶段为什么选择攻读法语，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程曾厚： 我在上海读的小学，6年，所以我今天可以讲上海话，然后中学6年在老家无锡。我就读的辅仁重点中学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算是比较好的中学，有教会办学背景。“辅仁”取自《论语·颜渊》中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学校重视人文教育，采用西方教学体系，模式相对成熟，强调英语教学，有一批学养深厚、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我的英语老师沈制平先生教了我6年。他是一位很有特色的老师，没有留过洋，刻苦自学英语，是公认的没有出国留学却功底很扎实的老师。我1956年进大学，高三填报志愿的时候，沈制平老师对我说：“程曾厚啊，你去报北大的法语，理由如下：在英国社会，法语是区分老百姓和贵族的语言界限。皇室女王和皇亲国戚讲英语，老百姓也讲英语，但女王和皇亲国戚内部是讲法语的。既然现在懂英语的人很多，你就去学法语吧。”我事前没有思想准备，一听觉得有点道理啊，就报读北大法语了。我就是这样稀里糊涂学了法语的。当时北大西语系有一个同学报考德语，老师问他为什么报考德语，他的理由是德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言。谁也不敢说不是，马上就录取到了德语。后来有一次我到复旦大学开会，复旦英语系系主任陆谷孙先生是编写《英汉大词典》的，他原先报考的也是法语，没被录取，而是录取在英语，因为那个时候法语卡得严。大家笑笑说，幸好你没被录取在法语，现在才成了全国英语的大人才。所以呢，我不是有准备，也不是家长深思熟虑，完全是因为英语老师的建议。实际上，不仅是英国贵族社会讲法语，俄罗斯贵族社会也是如此。19世纪，法语还是欧洲法律界的工作语言。
▲ 2017年3月， 程曾厚先生回母校 与辅仁高中张军校长欢言畅谈
当时北大法语专业有大概10位老师，从郭麟阁开始，都是研究法国文学的，阵容强大。只有李熙祖老师不是做文学的，或者说以文学作为业余爱好。他在上海法国人开办的银行里度过一辈子，和法国银行界打成一片，口语好得没得说。除了李熙祖之外，郭麟阁、吴达元、陈占元，还有我的导师闻家驷，都研究法国文学。我的导师闻家驷是闻一多先生的弟弟，他的工作和爱好兴趣都是法国文学。他也承担语言课程。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北大一个教研室，等于清一色的法国文学。所以在那个环境下，我心底里向往的就是法国文学。 郭丽娜： 法国是文学大国，19世纪文坛星光熠熠。您为什么关注雨果，而且一直追随雨果？程曾厚： 据说，茅盾先生曾在1951年维也纳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上呼吁把雨果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以纪念雨果诞辰150周年。柳鸣九先生是最早组织雨果研究的学者。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法语专业学制5年，我1961年毕业。毕业后留校做法国文学研究生。西语系安排我学习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雨果。我们国家1962年的研究生教育模仿苏联体制，不设博士和硕士之类，3年毕业。我读法国文学研究生期间，读完了基础课程，跟随吴达元先生研读了几篇古典主义戏剧的原著。前两年还阅读法国浪漫主义的诗歌以及雨果的戏剧。1962年3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光明日报》刊载的由程代熙从俄语转译的雨果抗议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信件。这件事给我震动很大，我牢牢地记住了雨果的名字，对我以后一生的雨果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我毕业之后主要从事语言教学，不过我一直记得我是北京大学法国文学研究生，文学是我的终身职业和爱好。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语言教学上，也尽量把业余时间留给雨果。雨果对我而言，是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文豪。他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选题，我无法把他放下。
▲ 维克多·雨果 （ Victor Hugo，1802—1885）
郭丽娜： 您到中山大学之后，主要任务也是本科语言教学，您还给专业研究生开过《语言学引论》课程，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和施普林格出版社同时出版这门课的教材。我是首届研究生，非常幸运，接受您的启蒙。您的课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我才知道您出版过其他语言学论著。程曾厚： 我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经过全国统一考试，分配到加拿大魁北克的拉瓦尔大学进修两年。出发前，教研室对我提出明确要求：进修回来后的教学任务是语言教学。我放下法国文学，放下雨果，选修语言学和法语语言史，硬着头皮学习古法语、中古法语和法语语音史等课程，修了拉瓦尔大学语言学系阿尔贝尔·马尼埃教授（Albert Maniet）的“语言学引论”。马尼埃教授是比利时人，从比利时到加拿大讲授语言学概论。他的课程非常好，我听了两遍，并一一拜访拉瓦尔大学的语言学教师。回国后，我出版了三种语言学著作：法文版的《语言学引论》，王力先生题写了书名；《计量词汇学及其他》，周有光先生作序；还有“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的一章：《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程曾厚选评”。法文版《语言学引论》的主要材料来自马尼埃教授的教学大纲，其中有一部分我作了中国化的处理。出版之前，我和马尼埃教授联系，他很乐意见到该书出版，并为中国出版的《语言学引论》写序。当年我也请叶蜚声先生去请王力先生写序。王力先生说写序要看一遍全书，他已经没有这个精力了，但他赞成用外文写概论，就提笔写书名。我这几天在想，如果不是雨果这个选题对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很有意义，我当年可能会和中文系合作，专门介绍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这就是命运。事后看来，对今天的雨果研究来说，语言学这个插曲算是一个不大但也不小的弯子。不过我的语言学知识，对我以后翻译法国诗歌，也不无积极意义。
▲ 《语言学引论》书影
郭丽娜： 您只给首届研究生讲授语言学课程，然后就全心全意投入到雨果研究当中？程曾厚： 我要回到雨果身边。我的雨果研究在南京大学开了头，主要成果是在中山大学取得的。2002年是我一生从事雨果研究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在中山大学做成了一件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我感谢中方和法方对我的信任，也感谢中山大学领导的支持，还有外国语学院的积极参与。我在南京错过了1985年雨果逝世100周年的大好机会。2002年是雨果诞辰200周年，我促成了中山大学和法国大使馆共同举办大型纪念活动。以往法国大使馆只在北京一地纪念法国文化名人，2002年，法方破例除了在北京，还在广州由中山大学和法国大使馆联合举办纪念活动。法方提供大部分经费，并邀请雨果的玄孙女玛丽·雨果参加。这是雨果后代第一次来华访问。在纪念大会上，黄达人校长、法国驻华大使毛磊、玛丽·雨果三方都在大会致辞中着重提到雨果抗议圆明园被毁的信件《致巴特勒上尉的信》。广州的媒体积极报道，中法朋友济济一堂，雨果的声音在广州上空回响。广州的纪念活动，连续两天，除了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广东美术馆各有相应的纪念活动。应该说，中山大学的雨果诞辰200周年纪念活动，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参与单位和人数之多，都是空前的。我是这次中法双方纪念活动的协调者。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此出版纪念版12卷《雨果文集》。毛磊先生为我编选的《雨果绘画》亲自撰写长篇序言。 郭丽娜： 您研究雨果，经历过哪几个阶段？阶段性代表成果有哪些？到目前为止，您最满意的作品有哪些？程曾厚： 我回到雨果身边，首先是传统意义上的雨果研究，即研究雨果生平和翻译雨果作品，其中雨果的诗歌翻译是重头戏。这一阶段的雨果研究，主要体现在14种译著上。第二阶段的雨果研究，目标是“雨果和中国文化”。这个过程不是事前就有规划的，而是随着调研开展和文献积累，水到渠成的。第一阶段的主要成果是莫洛亚版本和巴雷尔版本的雨果传记译本、4种不同版本的雨果诗歌译本和两种雨果的记游作品。另外我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发表寻访雨果遗迹的大量记游文字，出版《程曾厚讲雨果》《雨果十八讲》和《巴黎圣母院》。译著方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雨果诗选》以及12卷本《雨果文集》第8卷和第9卷《雨果诗歌》、第11卷《雨果散文》、第12卷《雨果绘画》，可以算是比较满意之作。
2000年，为筹备两年后的雨果200周年诞辰纪念，我访问了巴黎的雨果故居。雨果故居负责人给予热情的支持，为我新阶段的雨果研究提供了方便。2002年4月17日，广州纪念雨果诞辰200周年前夕，我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雨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一文。《雨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既是对雨果诞辰200周年的纪念，又是我个人雨果研究的新路标，预示了自己未来的研究方向。这是我从传统的雨果研究，进入探索和发现法国作家雨果与中国文化具有多方面联系的新阶段。 郭丽娜： 您也是一位翻译家，勤于耕耘，曾经提出“翻译的最大公约数”这一概念。我的理解是您把语言学知识运用到文学研究，尤其是法语诗歌汉译上面了。程曾厚： 我一开始翻译法国诗歌，就注意设计一套来自翻译实践并指导翻译实践的翻译模式。我原有一本完稿未刊的《法语诗汉译模式研究》，里面有“法语诗汉译的音节设计”和“法语诗汉译的诗韵设计”两章，介绍一些语言学和语音学的知识。目前，这本书的大半部被2019年出版的大型《中国新诗总论》第6卷“翻译卷”收录。在译诗的具体操作上，我认为不仅要忠于原诗的语义内容，也要忠于原诗的音韵特点。国内译诗持这样观点的是少数派。德语的钱春绮先生，英语的黄杲炘先生，我们三人是走在一条路上的诗译者。就我而言，如何把一句原诗，译成一句力求全面忠实的译诗，我的做法是翻译加上耐心。我把每一句诗翻译6遍。第一遍，句段直译。第二遍，逐句直译。这前两步要求不在语义层偏离原诗。第三遍，诗化加工，也就是说，译成分行的自由体。第四遍，诗韵加工。第五遍，字数（音节）加工。第六遍，节奏加工。每一遍解决语义或格律上的一个环节。 把法语诗歌翻译成汉语，是我一生的一件大事。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第一是我的诗歌翻译理念和法国艾田伯教授（Etiemble）是不谋而合的；第二是法兰西学院的中国籍院士程抱一先生在1997年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中法翻译学术研讨会”上，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我深有同感，极为赞赏，这是最富于专业性的发言之一。”（Je suis plein de sympathie et d’admiration. C’est une des interventions les plus professionnelles） 郭丽娜： 程老师，我们回到雨果这一主题。我记得2012年您把发表在《法国文学史评论》上的论文《巴特勒上尉是谁？——论雨果关于圆明园的一封信》复印件送给我。您的雨果研究是以《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为起点，一步步接近雨果，走进雨果？程曾厚： 关于雨果抗议圆明园被毁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法国雨果专家一致认定写于1861年11月25日，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该函原件。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南京图书馆找到该函件的法文版，为了迎接1985年纪念雨果逝世100周年研讨会，我从1983年年底开始翻译雨果的这封信。1984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译文。译稿后来收入我们的中学“语文”教材，这是后来的事，对我来说也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当时我了却一个心愿，同时也发现，根据法国最权威的《编年版雨果全集》记载，雨果在1861年仅有两篇作品，分别是《悲惨世界》和《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一部洋洋150万字的长篇小说，和一篇两页仅仅一千三四百字的书信。我很感动，雨果正是用书写《悲惨世界》的手和笔，写成这封为中国人民主持正义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我对这位收信人巴特勒上尉当然感到好奇。按照常规，我应该为读者加一个注释，简单介绍这个巴特勒上尉的身份以及他和雨果的关系。后来我去巴黎拜访法国雨果专家戈东夫妇（Jean Gaudon）。他们正计划出版《雨果通信全集》。那不是单行道的作家“书信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通信集”，不仅收录雨果的函件，还收录对方的复函。我要寻找雨果这封声援中国人民的信函手稿。从戈东夫妇那里，我得知手稿存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登陆号。2000年7月，我坐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黎世留分馆的手稿部，认真阅读和欣赏雨果书信的手稿，并请图书馆把手稿复制成幻灯片。回到广州后，我把幻灯片洗成照片。
▲ 致巴特勒上尉的书信手稿
在研究雨果手稿时，我发现手稿上没有写信时间，也没有写信地点，这是不正常的；甚至连通常意义上的收信人的抬头也没有写，这就更不正常了。第一页的左上角，还有“待插入”的字样。那么这是雨果信函原件，还是雨果的手稿，或者手抄件？我对法国雨果专家的看法产生了怀疑。 为了求证，我先从收件人“巴特勒上尉”入手。巴特勒上尉有姓无名。我查阅了《雨果全集》，翻阅雨果1861年11月写信前后的“手记”。雨果流亡时期的手记上，从1861—1864年均无巴特勒上尉的记载。直到1866年10月15日，雨果手记上才出现“巴特勒中尉来访”的字样。巴特勒中尉是英国派驻根西岛的军事长官，首次来岛，对岛上的名人雨果进行了礼节性拜访。这是一个年纪轻轻的中尉军官，而且，三四个月后，又匆匆离岛，派驻别地。从此，雨果一生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叫巴特勒的军官。结论可以是：1861年的“巴特勒上尉”可能是一个杜撰的收件人。接着，我再从雨果写这封信的日期入手。雨果在1861年11月25日这一天，从早到晚，究竟做了什么？雨果手记里对这一天没有任何记载。当然，也不会有人见证雨果这一天从早到晚做了什么，或是写了什么。我准备放弃了。 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竟然有一个人，此人明明白白告诉我，雨果这一天没有时间写信，没有时间写《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雨果自己。是雨果本人用白纸黑字告诉我，他没有在1861年11月25日写信。1862年1月21日，即1861年11月25日后不足2个月的时候，雨果在报刊上发表了一封致友人的信件，说到为了写《悲惨世界》，“要我全神贯注，让我无暇他顾，对外界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 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写信日期，也从来没有人关注过1862年1月21日这封发表在报刊上的信件；即使看过这封信件，也没有人会把它与雨果抗议圆明园被毁的信件联系在一起。而这封信件明确告诉我们，1861年11月25日，雨果在高城居创作《悲惨世界》，根本没写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至此，调研的意外收获是推翻了法国雨果研究界的观点，证明《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写作日期不是1861年11月25日，这是一封事后写成的书信体文章。2010年10月，我在中华书局出版《雨果和圆明园》一书，详细追索了这个细节的来龙去脉，也在《法国文学史评论》发表了相关论文。
郭丽娜： 在研究过程中，您听从内心，走进雨果生活和创作的历史现场，去触摸和感知雨果？程曾厚： 研究一位外国作家，研读作品非常重要。此外，走出去也是很重要的。走出去，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具体来说，就是争取走到现场，走到有历史内容的第一现场。1989年，我52岁，第一次访问法国。我努力做成两件事情：第一，访问雨果生活、创作和斗争过的每一处地方，除了巴黎的雨果故居，我还去了英吉利海峡群岛的泽西岛和根西岛，寻访雨果的流亡居所“高城居”，也造访卢森堡公国的雨果故居纪念馆，参观过雨果在政变后出逃到布鲁塞尔的住所；第二，一一拜访和请教巴黎的老中两代雨果专家，也去拜访外省尼斯和图卢兹两地的雨果专家。除了走近雨果，还需留住雨果。我手里需要一架或大或小的照相机。1989年时，我有一架奥林巴斯的傻瓜相机。2008年，我有一架松下的低档次数码相机。相机的作用，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而且是历史的记录。就我接触到的情况看，我大概是全世界为雨果拍摄照片最多的人。我不仅给“高城居”拍摄了500张照片，也给巴黎的“雨果故居”和“中国客厅”拍摄了500张照片；我不仅给雨果一生在巴黎留下的踪迹拍摄照片，也为雨果在卢森堡避难和创作的边陲小城菲安登拍摄照片。 程曾厚： 我为雨果拍摄“第一现场”的照片，距离最远，难度最大，是英属泽西岛的东北角，是新石器时代的史前人类遗址“罗泽尔石棚”（Dolmen de Rozel）。1989年3月底，我来到英属泽西岛，一个人在小岛上，用两只脚，穿越渺无人迹的荒山野林，独自寻觅“罗泽尔石棚”，那里没有人影，只有大海永无休止的咆哮声。为什么？为什么我非要找到这座欧洲古代凯尔特人的史前遗址，因为雨果有两首重要的哲理长诗：《我要去》和《黑暗的大口在说话》是在“罗泽尔石棚”写的。我有一切理由要找到，要看到，能够给诗人雨果启发，给哲理诗人雨果灌输灵气的这座“罗泽尔石棚”。我在石棚工作了40分钟。这时候，这地方，没有一架傻瓜照相机行吗？我毫不怀疑，全世界只有我，为了雨果，寻觅并且找到了“罗泽尔石棚”。我走到这个文明世界的尽头，和诗人雨果在思想上、精神上，默默地沟通。
1993年，我为香港《大公报》的副刊《大公园》，写了《海峡群岛浪迹》15篇、《海峡群岛浪迹再记》15篇和《海峡群岛浪迹三记》14篇。2019年，我为自己印制了一本附有原创照片的《海峡群岛浪迹》，纪念30年前这次和哲理诗人雨果共鸣而走到文明世界尽头的远行。 郭丽娜： 从某种意义上讲，您也是一位文学家和艺术家，所以对雨果的理解比普通人更加深刻。和国外同行不同的是，您怎样发掘和阐释雨果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程曾厚： 我1989年底第一次去法国，法国同行告诉我，法国公众在1985年第一次得知雨果不仅是诗人和作家，还是伟大的画家。为了考证《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我后来自费到雨果的流亡故居高城居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并获准拍摄高城居的照片，回程我又在巴黎拍摄雨果故居“中国客厅”的照片，一起带回国内研究。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画家雨果和中国文化研究会有什么关联。不过高城居的大量中国艺术品，让我看到画家雨果对中国文化的崇敬，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兴趣和欣赏。但是法国业界没有人研究，雨果故居纪念馆对“中国客厅”也没有充分的介绍和说明。我专程拜访法国雨果绘画权威专家若热尔，在他的精细研究里，对雨果在“中国客厅”里的艺术创作却语焉不详。所以从2010年到今天的10年间，我把关注点转向画家雨果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一般而言，法国同行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所以难以开展这一主题。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客厅”的整体研究上，努力寻找和整理雨果的中国题材绘画，查找文献，说明画家雨果和陈列的中国艺术品之间的关系。我先是发现几幅雨果的中国题材画，比如雨果画的“二郎神”和“太上老君”，是对“中国客厅”里中国的竹丝帘画的直接模仿。另外，我看到中国客厅里凡是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没有一件是孤立存在的，或者是独立陈列的。雨果为每一件中国艺术品设计和创作装饰性图案和背景，以求突出、烘托、美化中国艺术品。我根据手头的大量照片进行统计、排列和比对，逐步发现，雨果当年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根西岛上的“高城仙境”装修成一座“中国仙境”。用“高城仙境”女主人朱丽叶的话说，这是一首“真正的中国诗”。根西岛的“高城仙境”，1903年搬到巴黎的雨果故居，今天叫作“中国客厅”。
我认为，画家雨果和艺术家雨果在今天的“中国客厅”里为中国文化服务。雨果拥抱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合二为一。画家雨果的工作、艺术家雨果的手法，就是为中国文化服务。纵观雨果一生，从青年到老年，不论是文学青年，还是文坛泰斗，他始终关注中国，颂扬中国文化，身体力行，收藏中国艺术品，成为西方世界里绝无仅有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我们知道，雨果身为西方作家，早在1827年就提出“文明如同白昼，文明的曙光从东方升起”。接着，雨果把中国定位成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雨果那个时候只有25岁。1863年到1864年，雨果年过六旬，在创作《莎士比亚论》的时候，更是提出“此地是太阳神，那儿是龙”。雨果明确提出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平等而对立的关系。我可以认为，雨果对中国，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就基于这样的认识。雨果是一个植根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作家，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是很让我敬佩的。我在北京上学，参观过圆明园遗址。2000年，我特意从法国去希腊，爬上雅典卫城，站立在西方艺术象征的“帕特农神庙”遗址前，心情是很激动的。这是雨果思想中东方和西方文明的两个代表性建筑。今天，“帕特农神庙”是欧洲名列第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程曾厚： 法国人是友好的，对于有利于中法文化交流的活动，一般都会支持。在我的研究工作中，雨果专家戈东教授和普香教授（Gérard Pouchain）都不遗余力提供帮助，我也是在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逐步从传统的雨果研究转向“雨果和中国文化”研究的。郭丽娜： 程老师，您是老一辈学人。我的另一位老师梁守锵教授对您的评价是“执着的学者”。您克服各种主客观困难，坚持研究雨果40多年，直到今天，成为国际知名的雨果专家。现在是互联网信息时代，时代不同，文学研究的方法可能也不同，那么您认为研究文学还需具备什么基本素养？程曾厚： 2021年，我已是83岁的老人，这也是雨果的生命周期。我的健康和精力，不允许我再给自己提出更多的期望，更高的目标了。我可以放下雨果，但我没有向雨果告别。我一直是应用外语的精读课教师，没有人文教学的经验。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提出个人的感悟和希望：要做好一件事，首先要爱这件事。这是耕耘和收获的关系。从事研究，主观上要投入热情，不宜旁骛。耕耘是自己的事情，收获受客观环境的制约，不要把周围的环境设想得太美好，先要有孤独和平淡的思想准备，然后享受意外收获的欣喜。另外，坚持文献积累，理论可以创造，但文献是不能创造的。研究需要资料，掌握了资料，才有发言权。只有题目，没有资料，立论也没有根据，会流于空谈。不过寻觅资料，积累资料，可能是艰苦和漫长的过程。至于研究外国文学，可以有两种途径：其一，在国内闭门研究，从原著到译本，从译本到原著，从作者到读者，从读者到作者，从事对原著思想和艺术的研究；其二，走出去研究，认识外国同行朋友，寻觅第一手资料。我属于第二种，但是当初并不自觉。不过我说过，我的雨果研究主要是走出去研究。我和法国同行切磋，向法国同行请教，尤其是和法国的两家雨果纪念馆建立合作关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如果不出去，坐在家里从书本到书本的研究，那“雨果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无从谈起的。 还有一点，学习外语，研究外国文学，这是沟通两种语言，沟通两种文化的事情。小而言之，是架设桥梁的工作；大而言之，是建造大桥的工程。学外语的人切忌忽视母语。最好从中学开始，至少大学时代，力争打下良好的母语基础。母语不过关的人，学习外语，研究外国文学，充其量到达中级水平，不容易达到高级水平。 （根据程曾厚自述和2021年3月7日访谈2小时33分内容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