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本朝 | 文学行为与思想生成的对话——专题导语

文学行为与思想生成的对话

——专题导语

文/王本朝

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教授

鲁迅诞辰140周年，国内举办了不少学术讨论会，不少刊物也组织了鲁迅研究专栏。今天再给学界奉献一组研究文章，承蒙主编和编辑的美意，嘱我写上几句话。

三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有新意，运用的“方法”有启示。它们掘进鲁迅思想的深处和细处，揭示鲁迅精神的独特性和思想的复杂性，可谓该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长期以来，学术界十分重视鲁迅与佛学思想文化的关系研究，已发表或出版了不少著述，鲁迅的精神人格及其文章都受到佛学的影响，这应是不争的事实。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却出现不少问题，如谭桂林所说，存在着泛泛谈论鲁迅思想与佛学文化关系的现象，直接将鲁迅思想观念与佛学思想体系相对应，不去考证或追问它们之间到底如何发生关联，是否还存在联系中介和桥梁？谭桂林充分意识到既往研究的遮蔽和薄弱处，而从鲁迅阅读佛经、抄写佛经的考辨入手，以抄写《出三藏记集》和《法显传》为中心，分析鲁迅抄经活动的历史背景、抄写意图和文本意义，继而阐释所抄写的两部佛经对其精神人格、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一桥架两岸，它既考证了鲁迅与佛学关系之中介物，又辨析了联系及影响的具体内容，有详实的史料，也有敏锐的问题。实际上，古代文学研究对“抄本”“写本”问题也极为关注，有“抄本时代”之说，文本抄写是古代文学的重要现象，涉及文本变化、文本流传和创作观念等问题。文字学和文献学也重视写本研究，如对敦煌写本文献的研究，借助文字比较不同时代、不同内容的写本字体，确立文本断代和定名。谭桂林的文章显然与他们不同，他并不研究抄写文本，而是讨论抄写行为的过程和意义。文章将“鲁迅抄经”这一行为作为切入口，讨论抄写主体与抄写文本之间的关联性，问题重心还是落在了鲁迅的精神人格、思想观念及其文学创作与佛经关系之上。它不同于文本书写之文本和文字研究，有别于现代作家手稿研究所关注的修改和书法问题，也不同于单一的文学行为研究，而是将文学行为、文本意义和作家主体三者融合打通，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意义生成的中介和过程，显然，这样的研究方法不无启示性。

▲鲁迅先生手书四句佛偈

王小惠文章讨论鲁迅思想的生成问题，以辛亥记忆为切口，认为它或隐或显地带有他的老师章太炎的思想印迹。当光复会在民国渐被人们所淡忘和消解时，章太炎为其鼓噪鸣不平，鲁迅也借助对陶成章、范爱农的书写，表现光复会成员在民国时代的悲剧命运，以表达对社会现实，尤其是继承光复会遗产的国民党的愤懑。另外，鲁迅在对辛亥革命进行记忆和书写时，也遵循了章太炎的思想革命设想，突出改造国民精神的重要性，反思革命过程中出于投机的“国愿”论者如何掏空革命。因有章太炎的潜在影响，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感受和记忆明显不同于胡适等人对辛亥革命的制度想象和政治塑造，而体现了鲁迅的个人特点。当然，这里的“个人”有着章太炎的思想基因。

杨华丽文章选题也很别致，从社会事件进入，揭示鲁迅思想及其杂文文体的“异质性”，它立意在反抗，指归在真实。1924年，“雷峰塔的倒掉”在当时已演变成一个文化事件。不同身份的群体都参与了话语建构，可谓众声喧哗。普通市民的不祥之兆、官员士绅的重建愿望、文人骚客的惋惜哀叹，都透露出不同的思想文化取向。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场域里，鲁迅也写作了《论雷峰塔的倒掉》和《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两篇文章，它们行文平易，见识深刻，构成“雷峰塔”事件中两个最具特异性的文本。鲁迅立足民间立场，以思想者的眼光，指出雷峰塔的建筑意图和功能——镇压特性，他还回忆起自幼及长大以后一直存有“雷峰塔的倒掉”的愿望，由此，表达对镇压者的反抗，对自由的呼唤。鲁迅反其道而行之，进一步思考雷峰塔倒掉之后的好处，它可破除国人的十景病愿望，让自造的圆满显出不圆满，使伪饰回到真实，让世界成为残缺。显然，这是鲁迅批判国民性思想的续写和深化，揭示了国民性的痼疾，表达了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对自由生存的向往。

▲雷峰塔风景图

我曾经说过，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突破和创新，需要围绕“史料”“问题”和“方法”重新出发，这组文章也给我提供了言说的依据和信心。众所周知，鲁迅研究有相当难度，且不说学术成果的累积，言说语境的制约，就是学术文献和研究问题也难有新突破，导致一段时间里人们总在修补和修辞范围内行走。“修补”即在研究之细处、断处作弥补和连通，“修辞”即将已有说法换一种表达方式。鲁迅研究呼唤大格局，期待大手笔，需要探索如何实现学术研究思想性和学院化的整合、时代性与历史化的互动、个体性和社会性的勾连，去极端而通融合，牵一发而动全身，以真正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引领者和创新力量。

事实上，新的鲁迅研究已经蓄势待发。比如“手稿”研究、经典文本重读，“生活鲁迅”“政治鲁迅”的提出，乃至“思想者鲁迅”“文学家鲁迅”的重归，等等，均显示出强劲的创新态势，并获取了扎实的学术成果。下一步鲁迅研究该如何走？在一个倡导多元以及解构的历史时期，在一个内卷和躺平的自在年代，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也有庸人自扰的嫌疑。学术应有力量和追求，它要推进学科发展，参与学术创新，也要呼应社会时代诉求。近40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走过了从辉煌热闹到平实沉稳之路，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学观念，探索了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在文学史观上，所提出的“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文学现代性”等等，在文学方法论上，探索和实践的“文本批评”“文化研究”“文献学”“史学化”等等，都推动了学科的发展成熟和学术研究的繁荣。

▲《鲁迅全集》书影

在今天，学术面临新挑战，学科承受新期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包括鲁迅研究，需要理性反思和再出发。且不说向何处去，就是怎么走，也是值得深思和琢磨的问题。学科处境无法改变，学术精神可以创造。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既要回到历史，也要回应时代，既要倡扬思想，也要坚守学术。在我看来，在文学思想与现代社会、文学活动与文学文本之间开启新的对话，就不失为一条学术路径。为什么说是“重启”和“再对话”？实际上我们一直都在对话，只不过在审美主义、形式主义和文化批评视域里，文学文本被进行符号化和封闭化阐释，文学思想也被加以概念化和静态化处理，因此，应该在文学史和社会史、文学思想和文学活动中实现无缝对接。事实上，文学思想与文学活动密切相关，文学活动与文学文本互动共生。当然，这个对话过程会充满风险，经受困难，时间也可能不会很短。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过于将自身封闭化和纯净化，虽不是自身之过，但已形成历史惯性，并非一日之功即可消除，何况现代社会历史研究不也是如此，也并非没有被本质化和概念化，所以，才有在文学行为、文学思想和文学文本之间进行重新对话的必要性。当然，对话的可能性也有背景和基础，因为我们曾经就走在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和文本形式研究的路上，有过这样的传统，只是不能再走过去单一的老路，应该将文学行为与文学文本，文学思想与现代社会的关联往细处挖掘，向深处思考，至少应像理解复杂现实那样理解思想的复杂，感受独特的个人那样感受文学的独特。

在这里，不能说得太远。这组鲁迅研究文章，就让我有些按捺不住的欣喜。它们充分占有了文献史料，提出了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它们对鲁迅的抄经行为，辛亥记忆的章太炎因素以及借助社会事件展开的国民性批判，特别是对鲁迅思想的历史中介、资源背景和历史细节，都有独到的发现和比较深入的讨论，理应给予充分肯定和大加赞赏。当然，鲁迅的丰富和丰富的研究总是相伴而生，接踵而至，可以说，鲁迅研究仍然在路上。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责任编辑：李青果

推荐阅读

审核发布

初审：宋宇

审核：詹拔群、周吉梅

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

长按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