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登山队的生死营救 | 谷雨
今年的喜马拉雅登山季，尼泊尔海拔8000米以上，20多人死于登山，他们散布在各个高峰上。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既代表了人类的勇气，也代表了人类的盲目。
我们跟踪了一个中国企业家组成的登山队。他们经历了一系列糟糕的情况：大拥堵、双目失明、力竭、糊涂。他们听到了印度人的呼救，争执过要不要救人，但最后选择了无视。
这不仅仅是一个登山队的故事。海拔8000米以上，人性会被放大。大自然给人类提供的一切权利都被取消了，只保留了最古老的一项，那就是自我保存。“在那个地方去讨论人性或讨论道德，不好说。”登山队的人说，因为，“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
最终，这个故事以持续26个小时的营救告终。
撰文丨姚胤米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
德州扑克的ALL IN玩法
冲顶前，在海拔7900米处的4号营地，刘永忠看到了第一个尸体，用登山绳挂着，“躺在那里”，是保加利亚的伊万。5月17日，伊万在洛子峰撤下来后，死了，队友把他放在了那里。
这已经不是第一个死去的登山者了。4月23日，一个马来西亚人体力衰竭，在4号营地上方，等了两天才被救下来，后来运回新加坡，也死了。
刘永忠在路上看到了这个新闻。他拥有15年的高海拔登山经验，“把它当做一个客观来看待”。直到这时，整个喜马拉雅登山季，已经死掉了10余个人。每个人都知道，这很正常，一个死亡概率问题。
1.3%。——数字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但直到亲眼目睹，它才突然变得具体起来。刘永忠所在的登山队，冲顶珠峰的共有八人，有人开始感到害怕——他们有的是第一次挑战八千米以上，“从没见过这个”。
“今年，整个氛围都感觉到挺紧张的。”刘永忠说，特别是冲顶前看到了尸体，“会叫人有思想负担”。但路上，他们穿着厚重的登山服，几乎没有人谈论这个，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死亡并没有停止。等到他们下撤时，再次经过4号营地，“又有一个（尸体）躺在边上”。——拿个东西包着，两个登山者的遗体，一前一后地放着。
每年5月，登顶珠峰的最佳窗口期只有不到10天。今年，飓风“法尼”扫过喜马拉雅山，窗口期天气变得极其不稳定。5月14日登山路线开放后，山上仍阴晴不定，狂风大作，气温也低于平均水平。
四月底开始，所有的队伍都陆陆续续来到大本营，等待这个冲顶的窗口期。碎石错落形成的山脊处，密密麻麻支着帐篷，营地建在冰川的石头上。——每年，冰川都会变化，他们沿着冰川进去，搭建营地，等待时机。
从南线攀登珠峰的注册登山者共378人，欧美人、印度人、中国人，加上当地的向导夏尔巴人、厨师、后勤。到了5月中旬，大本营的人数最多时超过一千。
时间窗口很短，他们争分夺秒，都不想错过这个时间。
图 | 刘永忠
三十多支队伍，良莠不齐，陆陆续续地出发了。有职业登山家，也有业余爱好者，还有“想要在珠峰上见到佛祖”的人，以及印度军人。——他们有的临时组队，有的“并没有足够强大的能力去爬珠峰”。
就在这时，孙斌组织的巅峰探游队（以下简称巅峰队）开始冲顶了。这是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登山队，4男2女，加上探险公司的向导，一共9人。他们中，有来自东莞的企业家，也有掌管5家上市公司的大佬、还有东北铁岭的老板，年纪大的已经超过50岁。
上山过程中，每个人都配了一个夏尔巴人。——这是生活在喜马拉雅的高山种族，从小生活在4000米以上，是必不可少的当地向导。
所有登山队将要经历的事情是一样的：从大本营出发，2号营地、3号营地、4号营地，冲顶。——这个过程，他们会经历各种角度的冰雪坡、大雪原、陡峭的岩石地形、到了南峰后，一个雪脊向右拐，上岩壁，到达希拉里台阶，要登顶了。
经验丰富的探险公司会告诉登山者，每一步该做什么，甚至包括上厕所要采取的步骤：怎么把拉锁拉开，把里面的裤子脱下来。——在海拔8000米以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寻常。
有的登山者把这形容成打德州扑克，“ALL IN”，“全赌上了”。还有的人，“临出发前写好了遗嘱”。
准备就绪
4月9日，孙斌的巅峰队就赶到了大本营，提前了40天。在后来回忆那次致命的大拥堵时，他觉得很正常。——“登山者人数增多已经很多年了，这是个很明确的现象。”但是，这只是个环境的诱因，并不致命。
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自身不够强大，也没有很好的用氧策略。
围绕珠峰，有大量的探险公司提供登山服务，西方的、尼泊尔的、中国的，但有些公司并不合格。在营地，可以看到大量的印度军人，还有一些身材很胖、能力不是很强的人，也来了。——利益驱动下，尼泊尔的管理比较宽松，这吸引了大量登山者。
孙斌看起来精力旺盛。中等身材，皮肤黝黑，体型壮硕，双手宽厚而粗糙，说话沉稳而专业。读书时，他是北大山鹰社骨干，攀岩队队长。毕业后，加入中国登山协会，是08年北京奥运会的珠峰火炬接力负责人。过去20年，孙斌登顶过七大洲最高峰，也徒步抵达南北极点。
2008年，孙斌创办了一家户外探险公司，推出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和徒步南北极的项目。——90年代后，商业登山队出现，探险公司会帮助登山者做好一切：在珠峰，向导帮他们建营，把物资搬上去，帐篷、衣服、食物、氧气，都放在指定的地点。
3月20日，孙斌不小心弄伤了左腿一条韧带，4月19日手术后，在珠峰大本营又待了三个星期，“这三个星期时间是废掉的”，膝盖消肿和弯曲上没有任何进展。高海拔地区氧气匮乏，就连拔掉手指上的一个倒刺，伤口都要天天流血不愈合。
他只能留在大本营指挥。——对于一个商业登山队来说，他的角色是必要的：登山队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协调人，能够准确地判断天气，应对突发情况。
参加这个项目的企业家，训练在半年前就开始了。以周为单位，他们在群里打卡，徒步、游泳、跑步。每个周末，孙斌还会带北京的队员到郊区跑步，提前适应“每天在高海拔区域要干的事”。
这是个缓慢的过程。到达营地后，前面20天，他们开始适应7300米左右的缺氧环境。——在高海拔，一旦缺氧是致命的。身体需要慢慢接受刺激，提高代谢能力。
接下来的六七天，他们从5000多米的大本营搭直升机下来，回到低海拔地区，让消化系统重新工作，“把适应过程中损失掉的肌肉和糖原找回来”：有的回到成都，有的到澳门、香港，还有的留在加德满都，吃吃喝喝。——“把体能恢复到90%。”
最后——重新回到大本营，准备出发。
但他们一直等了6天，天气还没有稳定下来。从五月初开始，人就越来越多，很多人在大本营等了半个月。——来登珠峰的中国人有70人，和不同的探险公司合作。他们安顿下来后，互相走动，打听对方登顶的时间。
每天的安排很丰富。——“去冰山走走，攀攀冰啊”。队员们不断提醒自己：“接下来我要迎接挑战，我要攻顶了。”
出发前，孙斌把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他要求在原本每人带3瓶氧气的计划下，增加为每人携带4瓶。——正常状况下，4瓶氧气可以支撑一个人16到24个小时。他们还准备了很多备用氧气，由夏尔巴人带上去。
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准确的，这救了两个队员的命。
但并不是所有的登山队都做好了准备。直到开始冲顶，珠穆朗玛峰才显示出它的威力。
大堵车
刘永忠提前了两天，是最早登顶的一批。这让他们错开了那次大拥堵。那是5月20日。天气并不稳定，但他想要抢时间。——团队中有两个队员计划在之后冲击洛子峰，时间窗口很短。
21号早上，他们撤离4号营地。直到下来时，到6400米的2号营地，他看到那条上山路线，已经挤满了人。“哇，很震撼，整个感觉到，就好像行军这样的。”
他说，“下面排一大串，像蚂蚁上来。”
巅峰队的中国向导张宝龙就在这个“一大串”的队伍里。5月22日中午前，他们到了8000米处，支了一个帐篷，吸着氧气睡了一觉。到了晚上七点半，开始冲顶。
登山者的头灯星星点点，从4号营地蜿蜒向上，形成一条灯带。上山时，天色漆黑，只能看到头灯照亮的一小块路。随着时间向后推移，天渐渐亮了，队员们才看清周围的一切：左边是悬崖，右边是冰川，只容得下一人行进的狭窄山路上，密密麻麻排着200多人。
阳光的到来，让山巅显示出恐怖的一面，队伍开始出现拥堵。——在希拉里台阶处，四个印度女人停住了。她们穿的登山服，看起来很臃肿，上得很慢。“她们不掌握基本的攀岩技术。”下面有人怀疑。
“这样的体能，为什么会上来？”有人说。
张宝龙在队伍的尾巴处，被滞留在8600米的一块岩石上，等了一个半小时。那块岩石坡度很陡，没有雪，脚踩下去会滑，“然后会害怕”。等的时间越来越久，愤怒和埋怨开始在人群里滋生、激发。
有人开始骂骂咧咧，说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但在山上，这是没用的，“也不知道在喊的是什么话。”有人催促前面，go，go, go。但回答是， how to go？
“超车”是不可能的。要想越过前面的人，必须获得对方的同意。孙斌把这叫做“路权”。——有一次，他在北美爬山，风很大，前面的人走得很慢。
能不能让我们过一下，他说。Why don’t you get up early？很干脆的拒绝。
大拥堵开始后，危险出现了。体能在漫长的拥堵中快速消耗，有的人出现力竭、脑水肿、幻觉，每一项都足以致命——
一个美国人突然坐在路边，体温开始下降。夏尔巴人给他做心肺复苏。但没过多久，他的体力又下去了，就在那边坐着，直接死了。
8700米处，一个印度女人体能耗尽，突然开始说胡话，从人群中跌了下去，死了。
在攀登途中，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后来，他们才听说死人了。——巅峰队里，张宝龙感觉有人不对，就跟他聊天，拨弄拨弄他。
“你还好吗？”他说，“加油，你快登顶了。你现在不上你就死了。”
烦躁的等待。张宝龙觉得自己也有点缺氧。他把氧气调到了最小，感觉不到快与慢，“脑袋不太好使了，就在那一直站着”。
23日上午8点，巅峰队的队员全部登顶。
图 | 珠穆朗玛峰金顶
峰顶平坦的地方，只有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最多的时候，上面挤了接近二十个人——但是，没有人愿意放弃。在下面一米台阶处，有人会等半个小时，直到上面的人下来。
有很多旗子，各种各样的。拍照片的，玩抖音的，还有打电话的。——巅峰队里，一个喜欢打高尔夫球的老板，背着球杆上去，捏了三个雪球，挥了三杆。
很危险，张宝龙说，大多数人几分钟就下来了。已经下撤的刘永忠几乎什么都没干。风特别大，从北坡，从中国那边吹过来，“一下子就冷了”。拉旗子也拉不开，冻得手指疼。他们只待了十分钟，就匆匆下撤。
此时天已经亮起来了。从世界最高峰看下去，山路显得极其陡峭。但这时候，危险才真正开始。
下撤、自保、呼救
上午九点半，孙斌的对讲机突然接到消息，两名队员在下撤过程中遭遇意外：一个队员突然失明，双眼都看不见了。另一个队员身体力竭，“站得太久，最后没劲儿了。”
两个出现问题的队员，一个55岁，一个56岁，都是知名的企业家，在那个时刻，他们的心态也稳不住了。
“我突然发现我自己不行了，我需要氧气，”一个说，“我需要夏尔巴，我要救援，我要直升机！”
“派十个夏尔巴给我，我要坐直升飞机。”另一个说，“给我打个帐篷在这儿，我要在这儿睡觉。”
“没有直升机。”孙斌告诉他们。直升机最高只能开到海拔7000米。你们得自己往下挪，孙斌说，我想办法派人上去接你们。
幸好他们准备了充足的氧气。路上，他们挖出了备用氧气。张宝龙和另外几个向导，把氧气开到最大，让他们吃东西、喝水、休息，然后一步一步往下挪，“他们很坚强，还没有废，还能往下走。”
张宝龙的绳子和眼盲的队员是连在一起的。——上山时，他就说有一只眼睛开始模糊。他牵着他的手，两只手握拳而对，每走一步，他的手都能打到张宝龙的手上。
“我往左你就往左，我往右你就往右。”张宝龙说。两个人走过南峰顶，在之前堵车的岩石那里，才走不动了。那里相对好救援一些，地比较倾斜，是一个“大面儿”，向导们把绳子系在他的脚上 ，“拿绳拽他脚，往下扯。”
移动效率非常慢，一个小时可能只挪动了几十米。整条下山的路上只剩下他们几个人了，“后面都是喊救命的。”他们已经看到一个人死掉了，还有一个人，半个身体已经被雪埋住了，歪在那里吸着氧。
一个印度女人，张宝龙说，但在当时，谁也不会把氧气给她，谁也不会上去救她。
他说：“也不是不管你，在8000米就这样，我救不了你，你死了就死了，这不是很正常嘛。”
这时候，失明的企业家开始说话了。“宝龙，你快，你上去把那个人救了，你要是救了她，我就跟你走，你要是不救她，我就不跟你走了。”说完，他做出一副要就地休息的样子。
“我救个屁啊，我还没把你救下来，救什么救啊。”张宝龙说。他压力很大，很生气，“你跟我耍什么无赖。”
又过了一会儿，失明的企业家突然大喊，“宝龙呢？宝龙在哪儿？我只听宝龙的话。”
“我就在你面前，你跟我走吧。”张宝龙慌了。
“我不跟你走！”他说，“你不是宝龙！”
张宝龙很生气，“我草，你他×老头也不听话，还不赶紧走。”他连哄带骗，“带拽”，用绳子绑着往下放。
图 | rocker拍摄，孙斌供图
在营地里，孙斌“很紧张”，对讲机时断时续，他不知道山上的进展。到了下午5点，前方说，还没到8500米的阳台处。孙斌吓死了，“我说完蛋了，这怎么办，这边人赶快上去。”
一直等到天黑下来，四个去救援的夏尔巴才和张宝龙接上头，他们背着吃的和水，还有救命的氧气，“一共八个人，把这两个人弄了下来返回南坳”。这时已是晚上11点 ，他们整整走了26个小时。
失明的队员休息了一夜后，醒来就复明了。——在高山上，“眼压升高，会造成视网膜的一些问题”，睡一觉就好了。但另一个力竭的队员，身体透支严重，回到大本营称重，他比来时轻了13公斤。
“人都脱形了。非常惨。肌肉萎缩造成颈椎支持不住脑袋，都得用手这么托着。”孙斌说。
氧气不够用了
死亡是正常的。登山队员们反复强调，“这山上，去年也死了七八个。”张宝龙说，极限运动里，这已经是可以降低到足够小的死亡概率。
最可怕的情况只有两个：一个是坏天气，大风，看不见，“可能会迅速失温，迅速冻伤，就死在上面了。”
另一个是断氧。——只要三五分钟，就会感觉到全身发麻，“就像坐马桶坐久了那种麻，包括脸，也会表皮缺氧”，人体会冻伤得非常快，水肿也会出来，使人迅速失去行动能力。
氧气管理是登山者的重中之重。这次致命的拥堵，大多数死亡都是由缺氧导致的。“那些不负责任的探险公司是要被谴责的，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氧气策略，没有对客户产生评估。”孙斌说。还有一些人，自不量力，结果他损害到了很多人，他堵住了很多人，这些人是要被批评的。
在海拔8000米以上，老练的登山队员会反复告诉新手，管好自己的东西，尤其是氧气。登山前，孙斌的登山队会进行一种叫“视觉意象”的训练，把所有的细节像过电影一样，想上一百遍。
——你的背包里水、能量胶要装多少，吃的东西是放在兜里，还是背包里？风镜放在什么地方？头灯有没有备份电池？
——遇到突发状况，比如脸很麻，要检查氧气是不是在中间位置？遇到拥堵，叫夏尔巴把氧气调到2，一旦开始走了，加到3或者4。
夏尔巴人向导会帮他们管理物品。登顶时，备用氧气会被埋在指定的位置。但这仍然不能确保万无一失。
一旦氧气不够，登山者会命悬一线。十年前，第一次登珠峰时，刘永忠经历过一次。那次走的是北坡，状况发生在下撤途中，刘永忠觉得“怎么走得那么辛苦呢”，他以为氧气调小了，就回头叫向导帮他放大一点。
向导往氧气瓶上一看，“氧气没有了，放什么。”“没有了？那怎么办？”刘永忠急了。
“我（能）有什么办法？”向导回答，“你还要往8300那个营地，那里才有氧气。”
我怎么熬啊，刘永忠心里想，下去还有几个小时。“死了，向导不管我了。”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海拔。虽然呼吸困难，他的意识还是清醒的。但前面是一个陕西的队友，走得很慢。
“谁谁谁，我这个没氧气了，你能不能快一点。”他说。
前面没有动静。“他肯定也没氧气了”，刘永忠很慌。下面全部悬崖峭壁，不好超，就只能一点一点挪。他叫向导留意，有没有别人留下的氧气瓶。——一路上捡了三四瓶，全是空的。
几个小时后，他才到达营地，刘永忠看到陕西的队友已经“瘫在地上走不动，呼吸困难了”，向导到营地弄了瓶氧气，给他戴上。
死亡
这一次，到了营地后，危险也没有解除。下撤耗尽了最后一丝体力。到了4号营地，他们特别疲惫，决定在那里休息一晚。
半夜，有一两个队员叫了，说氧气怎么还没来。夏尔巴跟他们换了氧气。第二天一早，刘永忠身后一个帐篷里，一个中国队员突然大叫，叫得很急。
需要戴着氧气面罩睡觉。半夜，有一两个队员叫了，说氧气怎么还没来。夏尔巴跟他们换了氧气。第二天一早，大家陆陆续续醒来。刘永忠身后一个帐篷里，一个中国队员突然很大声叫，叫得很急。
“那个印度队员不好了！”他说。几个向导过去，看到印度人瞳孔已经放大，窒息。刘永忠以为他死了。
他们赶紧给他按了按胸部，印度人“咳了两下，就活过来了”——经过一晚上呼吸，氧气面罩上凝结了不少水滴，有时候会滴到登山者的身上、脖子上，但印度人氧气面罩里的水“恰好把氧气管堵塞了”，导致窒息。
刘永忠和印度人2011年就认识了，两人一起登过洛子峰。这个80后印度商人对珠峰特别执着。2016年，他们一起登珠峰时，印度商人没能登顶，特别遗憾。
刘永忠想，“登了两次，这次登上去了，下来如果睡了一觉，第二天又死了，那样就觉得很可惜了。”
他不想再失去队友。
2009年那次登顶，他的队伍里有一个江西队员，登顶前出现了脑水肿，开始变得狂躁。向导叫他不要上，“他硬要上”。他说，要把那个旗子拿上去。但登顶后下到8750，他就走不动了。
两个向导在那里陪着他，从下午三点陪到半夜三点，领队从营地派上去的两个营救的人还没上到8500，就看到上面那两个向导“带着队友的遗物下来了”。
他们和上来的人说，“不要上了，已经死了。”
第二天，几个向导上去，把死者的遗体往里面的石头那里挪了挪。死去的江西队友很健谈，他曾对刘永忠说，“自己有很多老乡在平湖的工业区办企业。”
他们年纪相仿，差不多都是四十岁左右。
67年前，新西兰登山家埃德蒙·希拉里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上后，越来越多人想要征服这座世界屋脊。从职业登山家，到民间爱好者，他们从各个国家而来，用肉体和勇气发出挑战。
并不是所有人都准备好了。在8000米以上，什么都没有，空气是稀薄的，有时会出现幻觉、眼盲、躁狂，人性也会被放大。——但是，“在那个地方去讨论人性或讨论道德，不好说。”
孙斌说，“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
将近300个登山者将生命留在了珠穆朗玛峰。大风和大雪早已埋掉了他们的足迹。张宝龙说，有时候，夏尔巴人上山时，看到这些遗体，会用雪把他们的身体盖住。——“举手之劳的事，我帮你盖上了，你保佑我安全登顶。”
这次登山季，8000米以上，死亡人数超过20人，其中印度人最多。在珠峰南坡，尼泊尔死亡11人。北坡，中国有2个外籍登山者死亡。——一个女登山者罗音（化名）告诉我，等到她从北坡登顶撤下来后，听到后面的队员说，一个澳大利亚人不行了。
他们把他抬了下去。
珠峰大本营
有点恍惚
回到中国后，孙斌和登山队的企业家们先是飞到成都，在那里吃吃喝喝，他们全喝多了。——那个力竭的企业家，吃不下什么。只吃了点冰粉，说，这个好，凉凉的。
他们觉得很恍惚。
“你想。我们从山上下来的那一天，”孙斌说，“——哥们昨天还在顶上，世界之巅，人这一辈子，有哪些事情值得我付出这么多努力。我这个独一无二的，在一个目的地，一个舞台，所以你看我，哥们我不仅做企业厉害，我干其他的也挺厉害，是不是？”
媒体开始报道这次珠峰的大拥挤，把它描述成一场灾难。一个记者采访了一个来登山的美国医生，说这里混乱、拥挤，就像个动物园。在网上，故事风向变成——“有钱人没事闲的，花钱找死。”
登珠峰需要钱。孙斌的队伍，报名费为每人5万美金。综合其他探险公司的平均数据，一个人想要登顶珠峰，花费至少要在30到45万人民币。
带了多年登山队，张宝龙见过形形色色想要征服高山的人。他们抱着各种各样的心态。年纪老的，大概都有一个想法，“想要证明我比同龄人的体力好，我还能登珠峰。”年轻一些的，除了个人爱好，“多多少少是要给别人看的”。还有网红，想要向朋友证明“自己还挺牛逼的。”还有通过直播登珠峰，给自己的社交平台账号涨粉，“卖卖东西，将来有一些营生”。
最后的一种人——单纯就信某个东西。“你可能理解不了，但是他们对这个东西付出的，远不是你能想象的。”
张宝龙和那位短暂失明的企业家一起登过峨眉山，他看见客户先点了一盏6666的佛灯祈福。这一次，登珠峰前，他和张宝龙说，“我是要上去见佛祖的。我祈求见到佛祖。”
下撤时，遭遇失明。他又对张宝龙说，“我祈求见到佛祖，所以我的两个眼睛都瞎了，我再也不敢祈求见佛祖了。”
“各怀目的。”张宝龙说。
图 | rocker拍摄，孙斌供图
在登山圈，“就没有人觉得这些人怎么样，觉得他们都是傻×。”张宝龙身上有非常明显的锐气，他的思想像他的身体一样尖锐。但是，他说，这样看的人也很狭隘，“这些大哥们也不在乎。他们是干吗的，不知道啊。他们就天天在那爬那个石头，那石头有什么可爬的，还没珠峰好。”
张宝龙是85后，肤色很黑，人也瘦，是那种精瘦，从他露出来的胳膊、小腿，可以判断出他身上有很多这样紧实的肌肉。——我们在北京一个咖啡馆见面，谈起登山，他对我说，“我们都得到了很多。”
“就是，还挺需要一个勇者的心。”我说。“你还是认为登山者就是傻×比较好。”他用一种自嘲的口气说。
回到北京后，孙斌告诉我：
“就像马斯克做SpaceX登月计划， 日本有钱人花了2.5亿报名，他图什么呢？就是说，我这一辈子，来到这个世界，我可以成为除了那些宇航员之外，第一个去太空中看看我的地球的人，这是多么了不起、多么好的一种感觉。”
——他说这话的时候，坐在北京的一间办公室里，刚刚在附近的一家理疗中心做完身体复健，掰动受伤的大腿，一趟治疗下来，“衣服全是湿的”。
5月31日，他参加了一次聚会。那是在北京昌平的柿子林卡开的一年一度的PARTY。中国国家登山队队长王勇峰也去了，他们基本都经历了中国西藏、四川、云南以及国外等多地，“五千、六千、七千、八千”的进阶式登山训练才去攀登珠峰的。他们一起吃烧烤、喝酒、唱歌，折腾了一夜，也谈到了这次珠峰的事。
“一样的，”孙斌说，“你去月球上看一看，跟你去珠峰上看一看，本质上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