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硬核防疫下的“武汉”归乡人丨谷雨

图丨河南高速公安微博

从武汉离开的500万人里，流入外省人数最多的就是河南。与武汉密切的联系，使劳力输出大省河南面临巨大考验。基层工作者和群众动员了起来，力度空前。各种各样硬核封路法和隔离手段，在网上流传。而从武汉回来的河南人，也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假日。

撰文丨崔一凡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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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月23日开始的隔离，让陈方宇丧失了一些时间感。他独自待在这座乡间阁楼的二层卧室，房门关着，说不出的憋闷。

从武汉回到南阳的乡下没多久，他就在手机上看到武汉封城的消息了。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家里人还开玩笑，“幸亏回来得早”。陈方宇笑笑，感觉有点不对，但又说不清楚。很快，父亲的手机响了，是村支书打来的。陈方宇不清楚村支书说了什么，大概是要他登记报备。

他担心父亲多想，就接过电话。村支书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跟他父亲是一波长大的。

 “娃儿，你啥时候回来咧？”

“21号。”他说。

之后的谈话关于隔离。村支书要求他在家进行自我隔离，不准出门。陈方宇察觉到了一丝不信任，随即直截了当告诉对方：“叔，你放心，我是党员，我不会乱跑的。”此后，他就把自己关在二楼卧室里，每天给村支书打一通电话，汇报自己的体温。

进村的路已经封了，村口永远有两个戴红袖标的男人值班，遇见脸生的就劝返。前两天，陈方宇的姑姑想来看看生病的奶奶，在村口被拦下了。

“他家有武汉来的人！你还敢去？”红袖标说。姑姑后来转述，她绕了条小路进村。

在村子里，信息传播的速度比想象中要快得多。邻居马上就知道了，这家人里有个“武汉回来的”。母亲偶尔跟他抱怨，“自从你回家了，她们晚上打麻将都不叫我了。”

村里有人试探，想知道陈方宇是不是在武汉封城之前“逃出来”那批人。疫情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每个人都怕跟武汉沾上关系。

“他是坐高铁堂堂正正回来的。”母亲说。

陈方宇所在的南阳市已经确诊19例新型冠状肺炎，全省唯一的死亡病例也发生在这里。南阳毗邻湖北，是人口大市，也是劳务输出大市。这里的经济并不发达，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出打工者要么北上郑州，要么南下武汉。

疫情发生后，从武汉离开的500万人里，除湖北本省其他城市，流入人数最多的省份就是河南。而南阳市与湖北交界，占武汉流入人数的1.13%，也就是至少55000人。

这意味着巨大的风险。除夕那天，南阳疫情防控指挥部连发三个公告。启动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级响应，公布了全部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机构的联系电话；第三个公告直接出台了五项规定，包括关闭所有公共文化娱乐场所，关闭活禽市场，各交通点全面检疫，以及高危人群“主动接受管理”。

陈方宇就是“高危人群”中的一员。他在武汉从事文化传媒行业。今年本来家里人说好去广东过年，但前段时间，八十多岁的奶奶摔了一跤，所有人就重新聚回老家。这是一个四五十口人的大家族，陈方宇是唯一一个从武汉回来的。

2

在河南，基层工作者和群众成为应对疫情的关键力量。李涵21号回到中牟县家中，她在武汉某国企部门工作。两天之后，她一口气接到了村支书、乡政府、防疫站、派出所和村医的数通电话。基层工作者的工作效率高得令人震惊，李涵甚至不知道他们怎么联系到自己的。事实上，她家早已搬进县城，而联系她的是户口所在地业王村的工作人员。

之后每天早上7点到8点，一位叫王学来的乡村医生都会准时喊她测体温，并且拍照报备。在王学来的指示下，李涵去当地医院做了CT和血常规，十四天内做三次，如情况正常，则可以排除传染的风险。为确保万无一失，业王村防疫站还让她去中牟县定点医院的发热门诊做排查。门诊医生很奇怪，说你不发烧来什么发烧门诊，她又被劝回去了。

春节前，河南街道上的行人

几乎同一时间，在距离中牟县不远的开封市，从武汉回家的周鹏也被隔离了。他不止需要每天报备体温，还有社区人员上门消毒。情况变化很快。1月26日早晨9点，开封市发现第一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当天下午，市政府发布公告，要求从26日24点起，市内所有公共交通停运。街面上已经很难见到行人，一位景区工作人员发布了一条短视频，龙亭公园里空空荡荡，商贩们正在收拾货品，准备回家。

紧张弥漫在大街小巷。虽然河南多数市县的确诊病例不到两位数，但地方电视台滚动播出的疫情消息，和村镇大喇叭的防疫顺口溜，不断绷紧河南人的神经。

这些天，“发烧”和“武汉”都是人群里的关键词。前几天陈方宇姑姑的岳父发烧了，往常吃了药在家休息就好，这次全家人凌晨出动，把他送到医院里打了一针。

1月25日0时，南阳开始实行交通管制，关闭前往湖北省和湖北省来宛方向高速公路出入口。与此同时，其下辖各村镇逐渐完成封路。在微博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硬核封路法，有的堆土，有的挖沟。还有人背着药筒，在村子里消毒。

隔离期间，陈方宇从不下楼和家人一起吃饭，每次都把饭菜盛到一个碗里，自己窝在一边吃；他让弟弟买来84消毒液给家里消毒，别人一天测两次体温，他测五次；他把洗手液摆得到处都是，没事就洗手，按照微博上的七步洗手法，一天洗三十次。

 陈方宇每天记录体温

回乡后，他本想再给家里人购置些口罩，但不管是村里还是县城，口罩全部脱销。他联系了一位在当地医院工作的发小，想问问他能不能帮忙买一些。发小告诉他，现在医生护士的口罩也不够用。医院已经下了命令，口罩、防护服一律不准外流。

情况越来越严重。那位医生发小本想着春节能放五六天假，还和陈方宇约了去看《唐探3》，没想到全河南的医生一天假也没放，连春节档的电影都不上映了。发小的女朋友是一位专门做血液检测的医师，她已经做好了临战准备。为了免除自己成为传染源的风险，只要有一例疑似患者来她这里做检测，她就不再回家了，自己在医院附近租房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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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涵在武汉工作的地方离华南海鲜市场不远，最早爆出这里有人染上肺炎时，没人当回事，大家只记得新闻里说了，“不会人传人”。她记得同事们还在办公室里开玩笑，说谁谁谁昨天还去了海鲜市场呢，大家得远离他。当时没人在乎。

后来李涵越想越后怕，她听说那个去海鲜市场的同事发烧了，又听说不是肺炎。谁知道呢，如果自己真的不幸染病，大概率就是被对方传染了。自从疫情紧张，她总是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得病了。大年三十晚上，她洗完澡量体温，37.1度，吓得赶紧问她爸怎么办，爸安慰她，说是洗澡水太热了。过了一会儿再量，体温终于回复正常。

疫情爆发后，河南的反应相当迅捷。去年12月，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出冠状病毒没多久，河南省政府就暂停了郑州到武汉的往来客车。1月21日禁止活禽销售，高速公路卡点设防，地铁站连夜消毒。

图丨河南高速公安微博

陈方宇是最早对疫情产生警觉的那批人，还在武汉的时候，他宁愿转三趟地铁，也要绕过金银潭医院那一站。他给家里人打电话，嘱咐他们严肃对待。但像大多数这个年龄的父母长辈一样，家里人觉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口罩不戴，麻将照打。

1月21号，陈方宇打车去汉口火车站，因为没买到直达南阳的票，他先乘高铁到郑州，再从郑州转车。他戴了两层口罩，里面N95，外面是一次性外科医用口罩，闷得不行。回河南的列车上，他看见不少人裹着口罩，心想河南的宣传确实到位，不过越往小地方走，戴口罩的人越少。

到站之后，久未碰面的表哥表姐开了两台车去迎接他。看见他脸上包得严实，还笑他小题大做。但谁都没有想到，疫情变化的速度会这么快。自从白岩松在新闻上连线了钟南山，没人再敢不当回事了。本来年前在县城订了五桌酒席，前天酒店专门来电话，劝他们退了。年夜饭也比之前冷清，陈方宇戴着口罩坐了一会儿，开席的时候自己就到一边吃去了。

家人们意识到危机正在爆发，没人敢出去了，家里的娱乐只剩下打牌，大人打麻将，小孩打干瞪眼。没人关心正在上小学的弟弟妹妹写不写寒假作业了，之前催过一次，小孩子嘴快，反驳他们，“我活着就挺好了”。

在陈方宇隔离的几天时间里，确诊人数增速越来越快，27号已增至128例。疫情爆发正逢春运，郑州作为国际综合交通枢纽，拥有两座航站楼，两条铁路干线，6条高铁线和11条高速公路。去年12月，有机构预测2020年春运，郑州节前铁路客流量将位列全国第一。如果河南疫情失控，后果将不堪设想。

防控的力度体现在很多细节上。1月26号，郑州开始建设河南版“小汤山医院”。这座医院在原郑州第一人民医院港区医院老院区上进行改造，同时在旁边新建隔离病房。要求工期不超过10天。

所有人里，只有八十多岁的奶奶依然乐观。陈方宇在二楼隔离后，还责怪孙子一年没见了也不下楼陪陪她。陈方宇包了一千块钱红包，戴好口罩下楼跟她解释，“这个病传染性强，中老年人更容易感染”。

“哦，”奶奶说，“那你去玩吧。”

河南农村的传统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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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间十几平米的卧室里，陈方宇时刻保持紧张。他每天量体温，温度在36.5-36.7度之间，他才会觉得安心。太低了不行，有一次36.3，他怕是肺炎造成的，赶快百度了一下，发现是自己想多了。还有一次，他眼睁睁看着夹在咯吱窝里的体温计逐渐上升到36.9度，水银柱还在继续往上走。他心里咯噔一下，吓坏了，然后突然反应过来，自己手边放着电暖气。

其实他不是什么胆小的人，甚至觉得就算被传染了，靠自己的抵抗力也能扛过去。他怕的是自己成了传染源，影响了家人朋友。如果提前知道冠状病毒有潜伏期这回事，他肯定不会回家过年。更重要的是，乡村生活有它残酷的一面，一旦他被传染，很难想到别人会用怎样的眼光看待他的家人。

前几天，村里传说有两个开鄂A车的人去镇上买牛肉，被人举报了。这种消息让陈方宇很不开心，他理解这么做的必要性，但总觉得对人有点不尊重。更何况，现在全村都知道他是从武汉回来的，他也能猜到会有些闲言碎语。父亲护着他，有谁提到从武汉回来的人被抓的传言，父亲就板起脸批评，“不要造谣！”

陈方宇有个在武汉某大学里工作的朋友，今年春节第一次去信阳看望未来公婆。但在大年初一，当地社区工作人员去到公婆家，表示从武汉来的人暂时不能留在这里。她被从自己家驱赶了。而当她在酒店前台掏出自己的武汉身份证，每一位服务员都只能无奈地表达歉意。

27号早上，李涵去医院做第三次血常规检查。进入医院大厅之后，每个人都要量体温。医生们戴着口罩和护目镜，仔细询问病人最近有没有去过武汉。李涵感觉医生们“挺紧张的”，只要言辞中涉及到“武汉”，就免不了一通登记问询。她住的小区门口贴了张街道办公告，去过武汉或者见过从武汉来的人，立即上报。

疫情把人的情感绷得紧紧的。说不清为什么，回村之后，陈方宇总会带着一种愧疚的心情面对亲朋。他会跟每个见面的人解释自己是封城之前回来的，自己也没有发烧。

一天晚上，陈方宇一度怀疑自己发病了。他感到昏昏沉沉的，四肢无力，想到新型冠状肺炎的感染特征，心突然就提上来，但体温显示一切正常。他关掉了屋里的空调，开窗透气，“把思绪放下来就好了”，他说，“只要把手机放下来就好了”。

他整天待在床上，想做点别的什么，比如看本书，看个电影什么的，但根本不现实。他无法克制自己拿起手机的冲动，每天打开手机上百次，亮屏时间在12小时以上，微信占到一半。

他必须不断获取关于武汉的消息。他加了很多的微信群，每天看有什么新情况发生。有一次看到在武汉采访的记者缺少冲锋衣，他还发动朋友一起找货源。

图丨尚飞

从大学到工作，他已经在武汉待了九年。他热爱这座城市，没有什么理由能让他离开。他宁愿自己依然在城中，即便帮不上什么忙，至少可以拍拍照片或者视频，把更多信息传递出去。

26号那天，他看到微博上流传一段视频，一位武汉本地记者在空荡荡的街头直播，背景音是他的哽咽声，“武汉快点好起来，快点好起来”。陈方宇看着这段视频，止不住地流泪。

“我希望我还是在武汉，跟所有人一起战斗。”他说。

 *文中陈方宇、李涵、周鹏为化名，刘心雨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