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与人类学】徐新建|“文学”词变：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创建

（徐新建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

一、内外交织的“文学”变义

汉语的“文学”指什么？《现代汉语词典》给出了一个条目式定义：文学以语言为工具形象地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需要追问的是：这样的定义从何而来？何时开始？又是由谁决定的呢？

作为流传久远的表意符号，汉语的“文学”一词便已出现在《论语·先进》篇中。后世有的理解为君子应有的才学、品行或能力，有的注释为孔门“四科”之一种，大多指“文章博学”或“文治教化之学”等。魏晋时期，朝廷设立侍奉太子教育的官职，“文学”的所指又有叠加，还成了一种官衔称谓。到南朝时，在帝王政治干预下，“文学”又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成为官方首肯的四学、四科。然而，《论语》开创的经典用法照样存在，彼此各行其是，交错并存。“文学”一词在世代交替的语用中，既在词符上形存如故又在词用上不断载新，呈现为以一释多、以旧载新的语义重叠，形成能指与所指不在简单对应的一词多义。

“文学”的词义在“古代汉语”里即已驳杂如上，那么，汉语“文学”的现代从何算起呢？

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主编“以翻译为本”的《时务报》刊发了一篇有关妇女教育的译文，不仅把文学与绘画、雕刻和音乐等总称为“美术”，而且以文内加注的方式把“创作小说”解释为“文学之粹美”。有学者将该文对话的表述视为汉语“文学”新义项在近代中国实际使用的首例。

同年十月，严复与夏曾佑合著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在天津的《国闻报》刊出，把小说地位提升到能开化国民的高度，认为“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以至于天下人心风俗，都受小说的影响和制约。该文将小说与本土分类的传统“说部”等同，未涉及对“文学”的整体界定。《时务报》译者古城贞吉于1897年出版的《支那文学史》一书，被誉为以世界视野进行观照的“日本第一部中国文学通史”。

此外，在“以汉译外”的词语革新历程中，明朝天启三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Aleni）在《西学凡》和《职方外纪》等著述中将西语的literature引入汉语，并采用音译方式写为“勒铎理加”，以音译方式开创的新词类型，至少为西语汉译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总之，晚清时期，汉语的“文学”在实际语用中含义混杂，交错并举，再度体现为一词多用的样态。根据相关梳理，仅梁启超主持三种主要报刊使用的“文学”一词，其中包含的不同义项就接近10种之多，分别指：文章博学、儒家学说、学校、文才、才学、文教、学术及语文、文科、人文学科等，有时还用指文艺复兴，称“文学再兴”。

可见，汉语“文学”在晚清以后一方面使用频繁，成为影响广泛的重要词语，另方面却仍语义纷纭。

二、“英文学”对应下的“汉文学”革新

在这样的局面中，指向于艺术之一种的“文学”新义是怎样渐行滋生的呢？对此，卷入晚清民初思想转型的鲁迅做过较为透彻的自述和辨析。他在《门外文谈》一文指出：“现在新派一点的叫‘文学’，这不是从‘文学子游子夏’上割下来的，是从日本输入，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有关由日本转入的“文学”新意涵问题在后来有高名凯等编著的《汉语外来词词典》里得到进一步梳理。该词典把现代意义的“文学”作为源自日本的“外来词”收录，含义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来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作品，包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注明是对英语的literature意译。与英文literature对应的“文学”新词如何经日本传入，具体例证难以确切考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刊于上海《大陆》第3期的一篇佚名文章《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将文学与科学并举，把前者称为“形上之学”，后者为“形下之学”，最为重要的是，都知名了两个词语的外来属性，并做了英汉比照。作者指出，“文学”译自英文的literature，音译为“律德来久”；“科学”译自science，音译为“沙恩斯”。其中对“律德来久”音译名的发明和对照，为最终选用“文学”旧词作为意译替代的同时，极力挣脱该词旧义的束缚提供了别样的可能，同时也表明“文学”新词的发生和引进，即便在与literature相对接的词变意义上，无疑同时或先后存在过并行交叉的多条路径，而非一蹴而就，单文定音。再说居于汉英之间的东洋日本。由于受汉语古义及英文多义的双重制约，明治前后的日本学界在近代“脱亚入欧”过程中选用“文学”一词翻译西语的literature，也经历了从广义之“学”到狭义“艺术”的演变，直到明治二十年代后才逐渐定型为作为美术（art）之一种的“美文学”或“纯文学”。

新词“文学”在近代日本由汉（字）及英（语）的义项添增中，留学西洋的作家夏目漱石值得关注。他不仅因创作《我是猫》等小说一举成名，被奉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开山人物，而且撰写了专门的理论著作《文学论》，就文学的意涵阐发自己见解。夏目漱石的意义，在于置身于“汉文学”与“英文学”之间，同时从语词、语义和语用三方面实现“文学”新词在现代的过渡和转型。

几乎就在夏目漱石《文学论》面世前后，鲁迅前往日本留学，在观念和创作上受其影响及启发颇多。作为被尊为现代中国思想界旗手和伟大文学家的代表性人物，鲁迅的实践对“文学”新义项的再度汉语化——亦即在汉语世界的本土化具有典型意义。如果将《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创作视为鲁迅对“文学”新词的语用实践的话，其在语义方面的理论表达则可以《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及《门外文谈》等为代表。《门外文谈》点明了汉语新词“文学”经由日本而对literature的引进；《汉文学史纲要》则将与夏目漱石等用法相当、与“英文学”对照的“汉文学”一词推延至古代，以对“文学”新词做类型与演进的历史再造，从而为“向异邦求新声”的拿来行为重塑本土根基。

对于与literature对照的汉语新词，鲁迅也经历了先后不同的选用调整，在1909年在上海报上为《域外小说集》刊登广告时即已用过的“文学”，但该书“序言”里却用的是“文术”，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时改用“文艺”，直到后来撰写《汉文学史纲要》又再度以“文学”新词统一起来。这样，从翻译介绍、理论阐述到创作践行，鲁迅个案体现了晚清词变的多重缩影。其中的引进，既包括语词新解，亦意味概念创新，更涵盖一个时代的实践变革，也就是包括着从词汇、概念到创造的践行整体。套用福柯的方式表述，亦可谓通过中外“文学”词语的交错拓展，开辟了一套新型的社会话语。此后的中国便在这套新话语的推动下，迈入了今非昔比的新“文学时代”。

三、创建小说主导的“文学中国”

如果说晚清以后这一全新“文学时代”的开启皆源于对域外literature的引进，那域外的literature又意味着什么，其本义又何指呢？依照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关键词》的梳理，英语的literature也有多重含义，在西方也经历了由古而今、从宽到窄的词义演变。其最早的词根与“字母”（letter）关联，后来指代过“书本”“著作”及“学问”“文字技巧”等，直到18世纪该词仍保留着“博雅知识”这样的义项。在威廉斯的分析中，标志英语literature进入现代新词的转变有两个事项，一是由德国开始的nationalliterature概念的出现，一是在literature的所指中出现了以“想象力”和“虚构性”而作的限定。nationalliterature指向“民族文学”“国民文学”或“国家文学”，把文学同特定的人群、地域及文化关联起来，强调“一个国家拥有一种文学”。与此同时，由“想象力”和“虚构性”而作的词义限定，则使literature逐渐从原有“各类书籍”“博雅知识”等泛指义项里抽离出来，并把“哲学”“历史”等类型分离出去，使之更接近并取代早先的poetry（诗歌）一词。后者的含义自15实际起就是指“创造的艺术”。在这意义上，英语的“文学”含义就指向了歌德曾经概括的广义的诗，即由抒情诗、叙事诗和戏剧诗组成的一种审美类型。literature在西方的多义及其演变和循环：其由最早的“字母”“书籍”开始，经过对“心理性”“想象力”和“虚构性”等的强调回到了诗并凸显了戏。literature的地位由此改变，上升成类型总名，并继续以书写为核心，所指扩大至把小说、戏剧也含入其中的“创造的艺术”。与此同时，作为即便在西方也称得上新词的literature，自19世纪起即开启了与民族－国家（nationstate）格局日益关联的政治进程。这样的几个方面合作一起，正好是晚清民初从梁启超到鲁迅等人之所以借日本为榜样极力将literature引入本国，重造汉语“文学”的最主要原因和动力。

晚清时期的维新人士以唤醒国民为目标，在“和制汉词”的激发下，对英语的literature采用了选择性引进，在抽取其中“想象力”与“创造性”等近代义项的同时，人为地凸显该词与“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关联，然后与晚清民初的时代处境相结合，逐渐把“文学”转化为重建中国的变革工具及至后来开展内外斗争的思想武器。只不过这样的过程充满争议，跌宕起伏，在晚清词变之初即受到过官方正统的压制和摈斥。面对如此艰难的“词变”处境，就不难理解为何到了民国初年《新青年》再度发起“文学”改良和革命时，刘半农仍要费力地重申各位所论的“文学”应与英语的literature为准，强调“欲定文学之界说，当取法于西文”了，并重申文学为美术之一种，已为世界公认。其中“美术”即指“艺术”，皆为英语art的对译词。

如果以严复、梁启超于1897年刊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及《得泪女史与苦拉佛得女史问答》的宣言与译作、至1902年《新中国未来记》面世的言行倡导等为标志，再加上古城贞吉、夏目漱石及泰纳、勃兰兑斯与密克威支等域外影响来总结的话，可以说从晚清开始，汉语的“文学”就步入了历史转型的新时代。它的性质与意义不仅涉及词义、观念的替换更新，更演变为中外交通、声势浩大且功能全新的社会事业。

在与此并行的另一条轨迹上，王国维等通过席勒“游戏说”而倾向的“为艺术而艺术”一派可谓生不逢时，未受到近代中国的足够重视。即便在晚清译介《摩罗诗力说》时强调“纯文学”的美术本质在于“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故而“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的鲁迅，也免不了日益朝向“文学兴国”的致用选择。内中原因，被今天的学者归结为“因世事艰难，作家、读者皆无心思”以及受“传统心态的束缚，而为时代作家、读者所耻于承认”。

结语：用汉语“新词筐”承载中国“新文学”

晚清以来的汉语词变并非一朝形成，也不仅限于“文学”，而是与诸如“科学”“民主”及“国家”和“革命”等新词一道，此起彼伏、相互交替，汇集为波涛汹涌的语言大潮。这样的词变一方面改写、重装或替换旧有词符，甚至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反推往事，重写历史；一方面又朝向当下，将新义项转为新所指，不断催生对现代中国的整体改变。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晚清词变后的“文学”一词便在频率增强的使用中，显示出越来越多的群体政治特征——不是朝向社会就是关涉国家，与此同时则与本有的个体面向日趋远离，也就是即便意指作为“语言的艺术”时，文学更多的意味着与政治群体——党派、民族、国家关联的宏大事业，而较少被视为单一的个人行为。

在语用学意义上，如果可借物象来比喻的话，每一个词都是语言编织物，彼此的词义皆不自明，要依赖语词间的相互印证才能产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样的义项，等于说“A是B的C”。于是，为了理解“文学”，你就需要掌握“语言”和“艺术”的含义，也就得进入彼此互证的语词循环，即用语词解说语词。

语词编织物的正向功能可称为“词筐”，作用是为需要表达或有待新生的事物及意义提供承载空间，通过语词符号获得命名，也就是成为人际交往中合法及有效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若把编织好的“词筐”反过来使用，用以覆盖既往的存在物象，体现的功能则可称为“词套”。

在这意义上，古语“文以载道”实为语言学命题。作为其根基的，则是“词以承物”。这样，由语词编成的“词筐”成形之后，一旦置于社会生活的交际空间，还会转化成能为思想创新提供用武之地的“词场”——语词的场域。对新词“文学”而言，这样的“词场”已不仅只是去遮盖杂乱的既往旧物，或单单把有限的新物装入筐中，而是具有无限可能的观念舞台和思想阵地，让形形色色的社会在其中发挥创造，构建以“文学”为名的新理想、新主张，以此营造改变历史、影响国民的“文学世界”和“文学时代”。

于是，经晚清词变后的汉语“文学”就这样一步步与西方的literature关联在一起，汇入多语言、多能指的全球表述，亦即并列到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世界文学”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新开辟的“文学”词场仍保留着固有的汉语特点，还能在自身语言传统中伸缩变形，故而就像其他非英语的系统一样，隐含着对literature译用后再作补充和挑战之可能，从而为创造普适于人类全体的“文学”共名——如果需要并可能的话——提供汉语的贡献。

总体说来，汉语“文学”在晚清发生的词变，还反映出特定的时代之需。一方面，受西方艺术观念及literature自身的词变影响，“小说”由汉语传统的“说部”边缘陡然转到中心，开始取代“诗”的宗主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在语言（白话）、诗文、小说等门类都纷纷转型之后，需要一个更高层级的语词范畴将它们总和起来，以获取更为集中的总体力量。于是，“文学”新义项应运而生，赢得了出场之机，进而在“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之后作为总括性范畴，引领出更上一层的“文学革命”。然而也正因如此，作为囊括诗歌、小说、戏剧等门类之总名的文学，其实只具有抽象的词义，好比名词的名词，与实际事物不能产生具体对应。在实际生活中，你可以听一首歌、写一篇诗、看一出戏或买一本小说，却无法听、写、看或买一个文学。作为抽象名词，文学在社会生活中找不到切实的对应物，是不存在的存在。因此，相比诗歌、小说或戏剧而言，文学的词义更不宜界定，于是留下了更大的解说空间和实践余地。

此外，作为组合了英汉古今多重意涵的组合名词，“文学”还具有中间性，既代表小说、戏剧和诗等次级门类的组合总名，又只是上级范畴——“艺术”的种属之一，因此一方面它的种类意义需要由“艺术”决定，一方面文学内部的小说、诗和戏剧等门类又各有所指。这样一来，作为“中间词”的文学便被悬在半空，其意涵不由自己，无法自明，只能靠位于两头的“艺术”和“小说”“诗”等的出场方可相对显现。于是，文学的词义往上看可被视为“语言的艺术”，朝下说则相当于“小说、诗歌、戏剧……的总和”，因而不但要随世人对“艺术”的界说而定，而且依赖于“小说”“戏剧”等门类的各自阐发。

由此可见，晚清词变的整体运行中，文学已由“关键词”变成了“结构词”，从而为西风东渐交汇下汉语表述体系的结构转型发挥新的分类作用。对于本土既有的诗、小说、戏剧（戏曲）等类别而言，文学之新，并不新在内涵意义上，而在于为进入全球体系的汉语中国展开（西学主导的）跨文化对话提供一套不同于从“言语－德行－文学－政事”到“四书五经”“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在这样的方式中，文学以小说为核心，把诗歌、戏剧等创新组装为一体，整合为艺术的重要部类，以便在被新知识、新话语再度视为整体的社会系统中发挥必要作用。

语词是社会约定的任意产物。因此，当选用不同的语词之时，就意味着“任意地改变我们的世界意象”。自“文学”一词在先秦时代被用作“孔门四科”的代表之一以来，汉语的世界意象也不断伴随该词的词义延伸而发生改变；晚清之后，它进一步发挥了这样的改变功能：通过中外词义的交汇表述，不但在观念上型塑了中国的新文学，并且在实践中介入了文学的新世界。

（本文刊于《新华文摘》2020年1月号，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19年第3期，全文3万3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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