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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允吉| 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

陈允吉 中国俗文化研究 2021-09-18


陈允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探治王梵志诗必然要涉及到《桂苑丛谈》和《太平广记》共同载述的条材料。《桂苑丛谈》一书尝转录《史遗》若干条传说记载其中有关王梵志的一条全文如下


王梵志,卫州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人也。黎阳城东十五里有王德祖者,当隋之时,家有林树,生大如斗。经三年朽烂。德祖见之,乃撤其皮,遂见一孩儿抱胎而出,因收养之。至七岁能语,问曰“谁人育我”及问姓名。德祖具以实告“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为‘志’。我家长育,可姓王也。”作诗讽人,甚有义旨,盖菩萨示化也。


又《太平广记》卷八十二亦据同资料来源(明刻本《广记》作《逸史》)辑入了这个物语虽文字与《桂苑丛谈》所记略有出入而叙述之故事情节则大致相同。


今按《太平广记》编成于北宋初年,《桂苑丛谈》为晚唐僖宗昭宗时人冯翊子严子休撰述,《史遗》的成书年代还要更早一些。而所谓王梵志是黎阳人云云的说法,实际上在敦煌P4078残卷唐开元时人为讽刺挖苦杨筠而戏作的《王道祭杨筠文》中已见端倪表明这个传说在盛唐以前即广为世人熟知。正因如此才会有人借用“王梵志”的大名来为自己嘲弄别人张本。传说又云“王德祖”生活的年代为“当隋之时”,这一句话很明显的是唐代人叙说故事的口吻。根据以上诸点我们可推定该传说的产生大约是在唐初时期。如是一个物语能被多种唐宋旧籍辗转记载这本身就是故事极有传播力度的朕兆之一。它以王梵志诗的广泛流传为依托背景对研究王梵志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一物语虽较简短然内容颇涉荒诞情节配置亦多勉强扯合之处。譬如传说中把“梵志这个名字同“因林木而生随意牵连在一起末尾还加上“作诗讽人,甚有义旨”之类很不自然的话手法殊为拙劣可笑。这样的材料记载,显然不能把它当做信史来看待。曾有不少王梵志诗的研究者如胡适、潘重规、张锡厚、朱凤玉等先生想借用它来弄清王梵志个人的时代生平结果碰到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难题。这倒并非由于他们的考证工作做得不够到家,而是这条材料本身所体现的性质原来就不适宜应用于史事和作家经历的考订方面。正确地说,上述传说只是在王梵志诗兴起和传播过程中附会而生的一个神话故事,它的价值不在于提供可靠的史料依据亦并非隐蔽地暗示了某一个人的特殊经历。然而它作为隋唐之世王梵志诗流传风行实际状况的折光投射却能显示当时民间对这些通俗诗歌所风行实际状况的持有的一种神秘观念。这个故事孕育、诞生于庶民社会,通折光投射,却能显示当时民间对广大群众的口头流播日具完形它展现了一般俗文学故事所常有的特点可从某个传世较早的同类传说里找到它持有的一种神秘故事形态的原型。


基于对王梵志这一传说性质特点的理解自本世纪五十年代起,国际敦煌学界就有少数研究者开始注意到它的故事来源问题,以后又有一些学者继续关心这种探究。但迄今还不能说在这方面业已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就以日本入矢义高和法国戴密微两位著名学者而言,他们论述《丛谈》《广记》转录的《史遗》这个传说,一致认定它是一个神话类的故事并不具有记录或暗喻真人真事的史实价值,所阐发之识解为精到。以致他们的这一抉示成为数十年来从总体上研究王梵志诗的主要创获到现在已被越来越多的学人们所认可和接受。至于谈到对梵志传说的探源入矢氏和戴氏似乎都没有尽倾其心力去从事广搜博讨,而仅仅在探及其它一些论题时简单地提到《史遗》故事很可能是摹仿、移植中国古代“伊尹生于空桑”一类传说的产物。这种推论当然不能说全无依傍,“伊尹”故事确是华夏起源甚早的传说,曾对后代的神话传说发生过深远影响而此中所叙之伊尹为胎儿时出现的那种奇异征象颇让人同王梵志传说里的某些描述发生联想。不过仔细比较,二者的具体情节尚多差别。个是说伊尹的母亲怀孕时自身化为空桑这种玄幻的变化是用以保护胎儿免受洪水的浸害另一个则谓王梵志降生时从树中抱胎而出并不涉及到所谓保护胎儿的问题。纵然这两个物语都蒙上诞幻虚荒的色彩但考核彼此所呈的故事形态,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前后相通感触的迹象,它们理应分属于两个各自独立的神话传说体系。如果将它们视为同一类型的传说,显然缺乏充足的理由。


1984年台湾傅锡壬发表《王梵志桃太郎与果生故事》一文则把桃太郎“果生传说与梵志传说放在起考察,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丛谈》《广记》这则传说故事之成因。然而自果实中感生出桃太郎的说法,与王梵志的出生于树之中也仍然是两码事即便此二者均是以植物类的东西作为胎儿的藏身处所果实与树说到底还有区别。树为树木上的赘生物体它的形状易同妇女怀孕时耸起的腹部触发想象的沟通固不宜与自然生长出来的果实混为一谈。我们所知流传世界各地的神话,凡述及圣人、英雄、异人诞生时寓托的遐想,在不少情况下都撇开了人身,而将别的事物当做胎儿的载体这无妨说是人类构造神话运动中普遍表现出来的思维特征。但在这种大略相近的想象形式下却包容了众多的故事族群。故审察这些神话相互之间的关系务必顾及此中每个故事形成、传播的各种具体条件不能仅仅根据某两个故事有几分相像就轻易断定它们同属于个母源。如傅锡壬这样综合分析情节有些相似的两则传说只能算是一种平行的比较研究而不是梳理一个故事系统传承与变演的源流。所以傅氏此项研究亦无法从根本上弄清王梵志传说的来源问题。


比傅氏的研究更值得注意者是近些年来项楚针对上述课题所作的探讨。项楚在为他《王梵志诗校注》一书撰写的《前言》中较多采纳了入矢义高和戴密微的观点,认为《桂苑丛谈》引述的《史遗》传说“显然是一个神话”并对它的物语形态进行了认真的比较、考溯。他指出,王梵志传说里那些虚构的神话情节绝非为这个故事所单独具有像这样一些荒诞不经的描摹,同样能够在古代的另一些传说里找到。为此项楚先生征诸旧籍从元代虞集《道园学古录》和宋代马纯《陶朱新录》里引出两条十分有趣的材料


考诸高昌王世家,盖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剌,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两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卜古可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四《高昌王世勋之碑》

交州界峒中槟榔木忽生,渐大,俄闻其中有啼声。峒丁因剖视之得一儿,遂养于家。及长,乃一美妇人,婉若神仙。

——马纯《陶朱新录》




这两段引文涉及若干民族及地理问题需稍做些诠释。《道园学古录》这则传说中所云的“畏吾而”今称“维吾尔”,古代译为“回纥”。“卜古”亦译为“仆固”北方少数民族部落之一自隋末唐初成为回纥之一支。回纥民族的主体早先称为“铁勒”其发祥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即秃忽刺河)和色楞格河(即薛灵哥河)流域后魏时臣属于突厥,“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回纥传》)。该部族入隋后渐趋强盛,唐代初年脱离突厥始合并仆固、同罗、回纥、拔野古﹑覆罗等五部并以“回纥为统称号(回纥Uigur即含“联合”“同盟”之意),至八世纪后期即奄有塞北广大地区。回纥曾帮助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自肃宗时开始与唐屡议和亲由频繁文化交往而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回纥为黠戛斯所破,其一支西迁至吐鲁番盆地称为“高昌回纥”。《陶朱新录》传说中提到的“交州”其地唐代属安南都督府,治所在今越南河内带。而所谓“峒”即指丛山之中块平原。以上材料包含着两个传说它们一北一南均生成于中国周边民族聚居地区前者着力渲染高昌回纥古代部族领袖降生时的怪异征兆后者则讲了一个交州峒中“美妇人”出生和被人收养的物语。


真令人感到惊讶《道园学古录》和《陶朱新录》记载的这两个传说从故事发生的地域上看与王梵志传说本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它们的故事情节竟会显得如此异乎寻常的一致。这三个神话传说里的主人公无论英雄、美妇人和诗人均无有例外地一样怀胎于树之中隔了些时候婴儿自树内生出旁人就把孩子收养下来以后长大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神话构建荒诞的情节,目的无非是要神化其中叙述的主要人物而贯穿于这三个物语中的叙事主线,亦如出一辙相互雷同印合。这自然不好再用偶然的巧合来作解释它们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项楚以上发现给《史遗》这一传说找到了两件面目与之维妙维肖的作品足可证明该传说那些悠缪离奇的情节应别有来源,而决非像潘重规先生所说的那样它是黎阳人王德祖在树掩蔽中收养了个“弃儿”的真实记录。了然于此就为探明王梵志传说生成的原由克服了大障碍。


然而问题在于依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看上面引录的两个故事进入书面记载的时间似乎都要比王梵志传说来得晚。项楚曾以《高昌王世勋之碑》下文尚有“传三十余君后”与唐议和亲等事的记述推断卜古可罕降生故事流传已很久远。其实此类与神话传说相关的世系表述文字可信程度大抵很差不足以拿来考订神话产生的年代。所谓“传三十余君”的说法同《旧唐书》回纥古代“无君长”的记载显有矛盾而传说所谓的“而得婴儿五”则明明白白象征着唐代初年通过合并而构成回纥民族的五个部落分支。至于碑文传述之卜古可罕及回纥与唐和亲时的一些人物在回纥古代历史上实无踪迹可考。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云“此事全与史不合,盖回鹘西徙以后又不能纪远其所记多不足信不如两唐书之得事实矣。”按《道园学古录》所记的上述故事,当是唐以后回纥之仆固民众为传诵、美化他们祖先而撰造的神话,并非远从古先民那里世代相承流传下来的史诗式作品。项楚提供的另个交州美妇人物语最早为宋人所著录其书面记载甚为简率看来也不大可能有源远流长的传播历史。这两个传说流传于西北、日南,与王梵志传说很少发生接触染化的机会倘探涉这三个故事的相互关系,很难说究竟是谁影响了谁。极有可能,它们以如此雷同的故事形态生成极有可能,于不同地域范围内是由于其各自俱曾接受过某一传说蓝本所施与的影响。该传说蓝本疑在中国及其邻近地区早有生成于不同地传播并且从情理上去推测故事里演绎的一宗重要情节,也应该与树之中生出一个孩子密切相关。



项楚援引《道园学古录》《陶朱新录》这两条材料本意说蓝本所施与确实是想考溯一下梵志传说的由来而且有些论述亦很能启益心智他无疑已呈献了一项给人深刻印象的成就。可惜他对古代不同传说体系之间的歧异尚缺少精细分辨遂未能抓住上面三个故事的特定形态继续探进一步说来说去还是将这个故事的源头上推到“伊尹生于空桑”的传说。故项氏的考证也没有找出王梵志传说的真正来源他无非是在靠近这个目标的周围兜了一大圈最后仍然返还到入矢义高和戴密微的结论上面。


这个传说故事原型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要触摸到它的有关线索必须联系王梵志传说产生的具体文化环境注意以下两点(一)从大氛围上来讲隋唐时代为佛教在中士弘传的鼎盛时期华梵艺术文化之交感融会至此也进入了收获季节而作为传送天竺思想文化媒体的佛教经典在这种异质文明交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王梵志诗虽说“不守经典皆陈俗语”但这并不改变其服膺于佛教化俗宣传需要的基本性质不管其思想内涵或诗歌外在形式都与当时人们广为持诵的佛教经典维系着割不断的联系。王梵志的传说产生在梵志诗炽盛流行的基础之上,当然不可能游离于这一重关系之外。(二)从传说故事的特定范畴讲《丛谈》《广记》转引《史遗》这个传说与佛典的瓜葛则显得更直接一些因为佛典原来就是传说故事的大宝库。佛典内搜罗了繁多的古印度民间故事其数量之繁富如无尽藏嗣后通过翻译将它们带进中国并让这些外来物语在震旦大地上逐渐传播开来,成为刺激本土叙事文学演变发展的-一种活跃因素。自魏晋南北朝到唐世,可谓是佛经故事起深刻影响于中国新故事创作的时期此际在中国本土出世的许多新鲜物语往往得力于它们的感触润益而挪借﹑附会其情节构思者亦时有所见。如关于王梵志这样个宣扬“菩萨示化”的神异传说似饶有可能是在参照﹑摹袭某一个佛经故事原型的情况下结构完成的。


事实也果真如此。今检《大藏经》第十四册《经集部》内有后汉安世高所译《佛说女祇域因缘经》及《佛说柰女耆婆经》二卷,两者说的是同一个古天竺物语唯经文之详略稍有差异。它们在故事的开头一段,皆有自树之中生出一个孩子的叙述据此可知王梵志传说出现之前,如此幽眇奇谲的想象早已为佛经故事所具备。兹择其文字稍简者将《佛说柰女耆婆经》中有关部分的原文照录如次


佛在世时,维耶离国王苑中,自然生一柰树枝叶繁茂,实又加大既有光色香美非凡。王实爱此柰,自非宫中尊美人,不得啖此柰果。其国中有梵志居士,财富无数,一国无双,又聪明博达才智超群,王重爱之,用为大臣。王请饭食毕,以一柰赏与之。梵志见柰香非凡,乃问王曰“此柰树下,宁有小栽可得乞不”王曰“大多小栽,吾恐妨其大树,辄除去之,卿若欲得今当相与。”即以一柰栽与。梵志得归种之朝夕灌溉,日日长大,枝条茂好。三年生实,光彩大小如王家柰。梵志大喜自念,我家资财无数,不减于王,唯无此柰,以为不如,今已得之,为无减王。即取食之,而大苦涩,了不可食。梵志更大愁恼乃退思维,当是土无肥润故耳。乃足取百牛之乳,以饮一牛复取一牛乳,煎为醍醐,以灌柰根。日日灌之,到至明年实乃甘美,如王家柰。而树边忽复生一瘤节大如手拳,日日增长。梵志心念忽有此瘤节,恐妨其实。适欲斫去,复恐伤树,连日思维,迟逗未决。而节中忽生一枝,正指向上,洪直调好高出树头,去地七丈。其杪乃分作诸枝周围旁出,形如偃盖华叶茂好胜于本树。梵志怪之不知枝上当何所有,乃作栈阁,登而视之。见枝上偃盖之中,乃有池水既清且香,又如众华,彩色鲜明。披视华下,有一女儿,在池水中。梵志抱取归长养之,名曰柰女。至年十五颜色端正天下无双。


上引汉译经文中所说的柰树瘤节即指树木赘生之隆起部分也就是王梵志传说里的“树”之类。庾信《枯树赋》云“戴衔瘤,藏穿抱穴。”说明树上所生的“”和“瘤节”实属同一回事。这个天竺物语想像力甚丰多采用铺垫﹑烘托手法线条单纯而节奏缓慢以有条不紊的叙事技巧使读者一直保持着悬念结构上要比《史遗》的王梵志传说完整得多。但论其主要情节则同样讲了一个孩子自树中出生而被人收养的经过。去掉那些非关紧要的枝蔓读者看一眼就会明白它与王梵志、卜古可罕、交州美妇人三个传说是属于同一个故事类型。



按“柰女耆婆”故事为印度一极长之古老传说其规模几可与著名的《太子须达拿本生》相埒。该传说着重演绎柰女的儿子耆婆(译作祇域)为一神医,他能照见人的五脏,与病者疗疾经常用开脑、破腹等法,殊有起死回生之术。《柰女耆婆经》和《㮏女祇域因缘经》中大部分篇幅均被用来一一夸示耆婆(或祇域)行医的神秘事状上述柰女降生情节只是全篇传说的一个引子而已。这两卷佛经于后汉即已译入中梁代沙门僧旻、宝唱又将它的故事编入《经律异相》卷三十。此后神医耆婆的名字遂久为华夏人士所知闻,如《宋史》卷二百七《艺文志六》即著录《耆婆脉经》三卷、陈寅恪先生《耆婆六十四问》一卷《耆婆要用方》一卷。陈寅恪先生《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尝指出我国有关神医华佗的民间传说在中古时代兴盛流播,实多获益于佛典“柰女耆婆”故事的启发和沾溉。而从《太平广记》里与王梵志传同卷所引《大唐奇事》之“王守一”条也尚能依稀看出一它对唐世本土物语浸染濡沫的痕记。要说柰女降生时的一些神异事迹则在敦煌 S2440《温室经讲唱押座文》中便有所及。诸如此类文学上的碰撞交感现象,证明此佛经故事在中国汉地肯定有广泛的流传从释迦经教在东亚的行程踪迹来看它完全有可能把自身覆盖面扩大到产生上述另外两个传说的地方。这样就造成种有利气候,俾“柰女降生故事能顺应着人们的精神需求在不同的地点﹑时间条件下陆续地牵引和诱发出王梵志、卜古可罕和交州美妇人等三个新生的神话传说来。这三个新传说共同蒙受过一个印度佛经故事的薰习从其奇特的想象方式中得到启示,并仿照挪借了前者的故事成份来结撰自己的情节。尽管这些后来产生的故事叙述的枝节尚有差异主要人物的性别、身份亦不一致但它们毫无疑问是同一传说家族里的成员均异常清晰地保留着分娩于“柰女”故事那个母体的胎记


“柰女降生”故事在唐初充当了一个为新生起的王梵传说所移植和附会这在后者呈现的物语形态中可找到多有力的证据。《史遗》这个传说纵然耸人听闻,但它作为一个神话故事的成品却没有显示出多大的创造性。因为整个王梵志传说的脉络结构差不多完全是在抄袭“柰女”故事的套路上形成的,而且这里面涉及的一些情节也大率属于对前者刻板的模拟。王梵志这位以诗歌开导众生的化身菩萨与古天竺的柰女一样诞生于果树的瘤节之中,在这以前两个树均“若人衽身然渐渐长大此后印度梵志和黎阳人王德祖同样担负起了养育孩子的责任。神光笼罩下降生的婴儿又需要凡人来照顾俾其成年后可完成应世入俗的使命这样就反过来赋予了故事主要人物一些人间烟火气息。特别有意思的是,“柰女”“梵志”二传说分别提到的柰树和林除了栽种在某个故事人物家里这处细节致外即从果树的品种分类上看其关系之近密亦非同般。《本草纲目·果部·柰》李时珍《集解》谓“柰与林,一类二种也树、实皆似林而大。”王梵志传说用林树来代替佛经故事中的柰不外乎是一种就近的移借于兹殊能窥见新传说之撰造者搬弄现成材料加以改头换面的手法。这两个物语前呼后应其间题材、内容和情节上的影同斑斑可考假若不是梵志传说有意模仿“柰女这一故事原型那就绝对不会出现如此亦步亦趋的局面。



综观“柰女”“梵志”两个物语的情节结构特点可发现故事里所说的“柰树”和“林树”在一定程度上说都是为了交代主人公名字的来历而设施的。佛经故事叙述印度某梵志家栽一柰树日后树上出现诸多神异事迹并自其瘤节之中生出一个女孩她之名曰“柰女”显然同那棵柰树有关。王梵志传说蹈袭了佛典原型的旧辙故其涉及到主人公的名字由来似亦力图通过王德祖家的林树求得某种譬解。不过新传说在这一点上所做的表述实在没有谈出多少道道远不像“柰女故事讲的那样顺理成章。试想,一个男孩从林内“抱胎而出”凭这缘故就给他取个名字叫“梵志”总让人感到难以理喻。因为“梵志"之与“林中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传说中所谓的“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后改为‘志’”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拆字游戏旨在向人们暗示“梵”字上半部的形体就已经寓明了神话人物出生的原委。传说的编造者想从中灌注种模糊的启示结果反而弄巧成拙了。此类幼稚的附会本无足取但究竟是什么缘由导致了他们硬要在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强词夺理呢?今细探个中之症结乃恰恰是由于在这些搪塞、附会传说之辞后面被有意无意地掩盖着一宗重要事实《史遗》传说里“梵志”这一名字的真正来源实则同样是出于该传说对佛经原型里人物称谓的袭用。基于“柰女传说早有一位配角称为“梵志”同时又因“梵志这个名词曾反复出现在故事的汉译经文里面,至为招人眼目。故王梵志传说在仿照袭用上述蓝本结撰自己的情节时,可以毫不费力地将这个词儿移栽到新传说的主人公头上并使它由一个原来表示人物身份的普通名词,变成了一个特定神话人物所单独拥有的专有名词。两个传说在不同的意义上都容纳了这个词,而后者对它的采用无疑同前面个传说有着因果的关连。这套移花接木的伎俩,往往如杜甫《北征》诗里说的“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发生阴差阳错、东拼西凑极难避免,然而在众多俗文学故事形成过程中却屡见不鲜。倘从另角度来审视,也未尝不能说是民间意识简率天真的表现这类使我们感到幼拙而不太有味的故事其中的大多数都是由质朴的诚心所造成的。


既然《史遗》传说之“梵志”一名别有承借那就不用分说在它前面的这个“王"姓也一定是属于虚拟的了。神话人物本身缺乏客观实在性因此无论给他冠以任何姓氏,实际上都不具备用于考订某个人身世、经历的价值。众所周知,“王姓和“张”“李”一样俱为中国最常见之姓氏其枝叶分派遍布天下故极容易被传说创撰者拿来配拟在他们虚构出来的人物身上如同“张三”“李四”“王五”之类毋宜不加分就当做真实存在的具体人物看待。一部《太平广记》中叙述的仙狐神鬼中有个“王姓者不在少数。如该书卷三百一《汝阴人》条即记述如下一则物语


汝阴男子姓许少孤,为人白皙有姿调。好鲜衣良马,游骋无度常牵黄犬,逐兽荒涧中,倦息大树下。树高百余尺,大数十围,高柯旁挺,垂阴连数亩。仰视枝间,悬一五色彩曩,以为误有遗者乃取归。而结不可解,甚爱异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纸直前,云“王女郎令相闻。”致名讫,遂去。有顷,异香满室,渐闻车马之声。……


此篇衍叙许某遇合仙姝的传闻其间“女郎”为一神人却指使树下彩囊化出的女子与凡人通款﹑手持名纸称她的女主人姓“王”。有一个确定的姓氏较有助于加强作品的艺术效果而这个姓氏的由来则纯粹靠说故事人的临时编派。更叫人忍俊不禁的在敦煌变文《丑女缘起》里还居然给天竺波斯匿王女儿金刚的夫婿硬按上一个“王”姓,让宫里的女眷们亲昵地呼他为“王郎”。由以上两例可知,见诸于隋唐时代的通俗叙事文学作品像《史遗》传说那样替“梵志”这个神话人物加上个“王说起来只是一件司空见惯、点也不足为奇的事情从这里无法推导出王梵志是一个真实人物的结论。



在谈到王梵志诗的作者问题时日本学者游佐曾引用过一首寒山诗颇能披露出此中些消息。该诗有道


我住在村乡,无耶亦无。无名无姓第人唤作张王。并无人教我贫贱也寻常。自怜心地实坚固等金刚。


诗中以第一人称口吻吐露了当时乡村里一部分民间诗人的心态。这些人社会地位不高时常面临着贫困窘境的胁逼又程度不同地受到过一些佛教思想的薰染。尽管此辈不少人确实未必都属入矢义高、游佐昇所说的“化俗法师”但不少人确实对佛教抱有虔诚的信仰其中主要的成份是在家的普通信众和知识分子。他们有定的文化教养爱好吟作浅近通俗的诗歌但目的在于劝诱世俗和表达自己的生活﹑伦理意识而并非计较在诗坛留下一个真实姓名所以你无妨说他们姓“张”亦可以说他们姓“王”。总之对于这样一个阶层的人士来讲诗歌用谁的名义来传递给别人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必须让它们发挥“远近传闻劝惩令善”的作用如果能够将自己的诗同一位神异人物的名字挂起钩来使之获得一股超乎常情的流播力量,那一定是为大家非常向往和乐于趋从的。“王梵志”这个大名的出世正是迎合了此种众趋性格和群情所需不管它在最初形成时如何出于凑合附会只要一旦流传众就会像与此名字紧密关连着的梵志诗一样远播四方。


通过以上论述《史遗》关于王梵志的这条材料不是史实记载已无疑问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低估了它文化史料的认识意义。传说材料的真伪问题有其相对性关键是在研究实践中要对材料的性质进行准确判别并加以合理的应用。王梵志传说终究是一定历史文化背景的产物,它植根于民众生活的土壤中能通过其独特方式折射出它所赖以生成的事物具体形态。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该传说中交代的“卫州黎阳”和“当隋之时”这两点总是体现了某些比较确定的实际含义不能认为它没有提供任何一点具有可信性的东西。





像《史遗》王梵志传说这样的记载与其将它看成某一位诗人身世、经历的记录毋宁把它视为王梵志诗这种通俗文学作品流播状况的曲折映现。王梵志诗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口头文学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众多无名诗人的集体创作,并发挥其最大的艺术感染作用于流播过程之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敦煌写卷和其它记载仅仅是它们口头流播形态的书面记录而已。《史遗》传说也是群众交口授受的产品在这个传说的背后则隐藏着一个范围更加广大的群众诗歌创作活动的事实。我们探索﹑分析《史遗》传说,可相信“王梵志诗”最早生成于隋代,卫州黎阳带乃是其发源地。黎阳为隋﹑唐时期佛法很兴盛的地方在这里建造了著名的“浚县大佛”具备产生这类宗教化俗诗歌的社会基础。它们在开始时声势并不很大故并未加上一个特别的名称,到了唐初引起较多人的注意,于是才同“王梵志”这一名字联系起来。过后梵志诗的流播范围愈益扩大,至盛唐以前已传到遥远的敦煌、西域地区,王梵志传说因此又展现出一些新内容。范摅《云溪友议·蜀僧喻》尝谓“梵志者生于西域林木之上因以梵志为名。这同样不可能是史实记载而恰好是《史遗》传说的变种。俗文学故事本身具有变异性的特点泊于作品发生实际作用的地方变了故事里主人公的出生地点也会相应跟着起变化。《云溪友议》这条记载与《史遗》传说呈现的某些差异主要是由于故事传播地区的迁徙所造成的。对这两条资料我们无需花费精力去评论哪一条记载正确哪一条记载错误因为它们同是属于俗文学材料不能完全用传统考据学的眼光去衡量和审视。




原文刊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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