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学】王悠然 | 《敦煌歌辞总编》序

這部稿子載敦煌歌辭一千三百餘首，是在《敦煌曲校錄》五百餘首的基礎上不斷增訂，醞釀了二十多年，數量已增加了一倍；對所有嚴重的訛别字，也改正了十之八九，然後纔告一段落，而改用了今名，曰《敦煌歌辭總編》。我曾參與其事，有所獻替，任先生便要我寫一序文，談談甘苦。我覺事不容辭，乃因緣舊誼，不慚淺薄，動起筆來了。本文所論，僅三方面：一、“總集”的作用何在；二、“民間文藝”的性質如何；三、對於宗教聯章辭也儘量登載，究竟有何必要。至於全稿的精義和特色，頭绪尚多，這裹未能一一提到，深以爲憾！

在我國浩如煙海的文學遺產中，如遇有某一種劃時代的大宗的新品種，本來分散潛伏的而忽然發現了，從一般文學史的常例和通俗“選本”所常有的情況看來，學術界必然不會放過那些確保新的東西，定要對它們及時作出評價和事先選出一部適合大衆需要的讀物來，不甘閉塞或聽其沉滞。但每每苦於其業本非自己所習，又不能一一都躬親深入，將如之何呢?勢必賴有中間的好心腸的人挺身而出，拼得埋頭苦幹，對於那些專業，做出了一番基本功，同時也為史家和選家鋪平了前進的道路。幹脆說，就是要有人適合“史”和“選”的需要，摸透了目的物的底子，先一步编出一部“大全”性質的“資料總登”來，爲“史”、“選”兩家提供方便。

任先生近来在學術界曾造過一個刺耳的名詞，叫“史盲”。他曾對北宋一段歷史發過牢騷說：北宋人的眼光所及，衹局限於所謂“中原”地帶，對於遠在西域的、如敦煌石室内早已沉睡着幾萬卷的古寫本文獻，雖當他們正是開國興基，百廢同舉的時代，也無一人會注意到，而肯去潜心研究，可稱爲空前的一段“史盲”，是一個大悲劇！倘那時對這些國寶能於及早發现，又肯就地保存，不忙遷運，該可逃過後來到了清末，忽然跳出的一夥英、法、俄三國的文化强盗來，多次幹了猖狂和野蠻的掠奪，其影響之大，便遠及於今天我們编校歌辭總集，所要求的質量標準將大受影響！單就《回波樂》一調看，被長期囚禁封鎖在列寧格勒，使我們祖國的主人倒去會面的，就達一百四十多首！其餘可推。那麼，我們今天在抱殘守闕的萬分窘境之中，不過輯得一千三百餘首這一個數目而已。我們將痛定思痛，引爲莫大遺憾之不遑，那里還會忍心面對上文所述的史家選家，發出什麼自豪感來呢！那就未免太不度德、昧於大義了！我看任先生這番自怨自艾的心情，是可感的；至於願望北宋人能早早接觸敦煌文書，還能於做到就地保存的一步，毋乃太過主觀想像了。歷史上“徽欽浩劫”的破壞量之大，不難推測，其影響之遠，也是不應低估的。當時任何文物，衹要碰上這“徽欽浩劫”，結果也都不堪設想了！

我忽然有一點興感於懷，便問任先生：“你方纔說‘俄國劫我敦煌文物太猛厲，單單《回波樂》辭就有百多首，其餘可推’，這‘其餘可推’的話，究竟是設想呢，還是有所據的?”任先生見我懷疑，瞪了一眼，二話没說，忙去抽出一頁記載，遞入我手。這裹為了認清“總編”的成就，斷不應滿足於這千二百首，我須將這紙上所寫的介紹明白，起些作用。這紙上有一行歌辭的斷句，是千二百首内所未見的。它和《回波樂)則同見於列寧格勒所已印行的總目錄中，在一三五三號下，列有“四面唱花文，南面發聲”一條。所謂“聲”，即表於辭上。開端是“所今日”三字，不可解；結束一行却云：“張錦筵，美人紅莊(妝)色正鲜！”這分明是歌辭的斷句，而原文指作“四面唱花”的南面所唱，從知在這類筵席中，曾劃分出東西南北四方，断句是坐在南方的美人所唱，唱了就飲。這辭的性質分明屬於唐著辭，應有四首。既然叶了韻的長短句體，當然是歌辭。飲酒前後雖無舞，却兼有表演的動作。此俗、此法、此辭，均他處所未見。照此看來，若信總編千二百首已經足量，已編集齊了，那衹好被逼這樣說：“請少安毋躁，還遠遠没有臨到那一天呢！”

敦煌曲子残稿

“民間性”在敦煌歌辭内甚突出！衹要看一二〇〇首内僧、俗具名之作僅占二二五首，餘九七五首皆失名之作，大致均可劃歸民間。論素質，在另一種比較中，可先借“花間”的作品來充當“民間”之作的對立面。因此，便可憑相同的兩個“間”字，產生了互相映襯，以便於同中求異，且颇有收穫。如從“花間”内看，不妨抽出“繡履”與“官靴”二名來代表，而從民間看，則相反地用草鞋與赤脚來代表。在這樣安排之下，就顯得范文瀾《中國通史》中，既誤捧中唐之末的温庭筠曲子爲“詞”的開山之祖，同時在史文中又曰“唐代民間文藝是唐代文藝之母”，便萬萬說不通了。任先生曾寫過一篇論文，题名《關於唐曲子問題商榷》(載一九八〇年《文學遺產》第二期) ，論此事甚詳，兹錄一段以見義——

“唐詞派”……還陷於祗要《花間》，不要民間的大嫌疑中。可能因为要推温庭筠當唐代“雜言歌辭之父”，同時便再難言“唐代民間文藝是唐代文藝之母”了。故范老《通史》當中，面對……敦煌民間歌辭……祗虛晃一槍，略論一首殘辭的半段而已，其餘的力量祗管用了去捧温登上“唐詞苑”的正统寶座……請問：温庭筠是啥子“勞動人民”?¹

萬想不到：“花間”和“民間”的兩“間”，竟然會被著名的大史學家混爲一“間”，豈非史壇的怪事！就這一點來說，不謂之“史盲”可不得了。單说初唐李靖作的“兵要望江南”，有七百首之多！用唐代的《開元占經》來對證，一點不假，從何推温庭筠的曲子来作“開山之祖”呢?

談到稿内將大量的佛教聯章辭一無選擇地全盤收入，見者多以爲病，顧慮這些歌辭既無文學價值，内容又大同小異，何必爲佛教如此張目！因這樣濫收之後而總數纔得逾千，是不足貴的。——任先生說，這是一般外行的看法，有不足怪。若是内行，要從大處着眼。應先理解：這個世界上若不說謊，就不成宗教。佛教之謊，其大無外！就得憑這個去肯定佛教之害！佛教對唐人所施之害尤爲深廣。有非先掌握其全部罪證，不能如此判定者。佛教歌辭是什麼呢?完全就是這種罪證！社會主義當然是唯物的，儘管不在國策方面禁止宗教，但國策又是允許人民言論自由的；勢必允許自由批判歷史上所有一切欺謊的罪惡。那麼，一切迷信當然也都是應該破除的，自不待言。敦煌歌辭内的宗教辭，正是爲了批判它，纔把它收齊在歌辭的專體下，既不訛混一首，也不蒙蔽一首。對它的批判毋庸蹈空過火，也绝不冲淡。

佛教辭分兩大類：一類是佛徒用以對内，作自我拘鉗的；另一類方是對外的，即所謂“妖言惑衆”。觀於集内第六卷所列長達一百四十餘首的一組聯章辭前，有一题目曰：“普勸四衆，依教修行。”已明目張膽地豎起了一面“欺世愚衆”的大旗來了，斯可忍，孰不可忍！如此罪狀，在如此特大的一部《敦煌歌辭總编》中，明明突出存在着，豈容爲之掩蓋！這裹祗有再借任先生給我看的一篇有關敦煌歌辭研究在海外論文原稿中的一段話，來委曲證實——

(香港大學)饒宗頤及法國學者戴密微在《敦煌曲》一書内，大大反對“聯章體”入唐曲子，以把《五更轉》、《十二時》、《百歲篇》三調(以下簡稱《五》《十》、《百》)的辭通通攆出敦煌歌辭範圍爲快！但在實際上終於做不到，且變本加厲，反又夥同一個《行路難》八首的宗教辭，一共以四個曲調的陣容，在悄悄地發展。這《行路難》不同《樂府詩集》内所有詠調名本義的。它是日本所藏敦煌本的、宗教内容的、初唐所作的、格律極嚴的十二首聯章體，如今又由日本歸還本土了！稿内便以《五》、《十》、《百》、《行》四調之辭的最大量，縱橫排闔，一往無前了！说明不管任何異端或雜體，祗要是唐五代三四二年内，曾在敦煌發现的、一切有音樂性的歌辭寫本，都得大摇大擺地逛進這部稿子裹来。任何凡不“主聲”，而專一“主文”的“唐詞”，那怕已構成花園或大厦一般的藍圖，十分宏偉美麗，對這部稿子說，它們也將立刻被剔出來，都是異端。因为這兩方面終於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無從相混。²

總之：此稿在辭量方面，還是一部有待今後用大力去增訂的初稿。要把辭的足量推到一千五百首去，很可辦到，並不浮誇。我們應高瞻遠矚，便覺前途開朗，源頭不盡。有志增訂者，多勞必然多得，現實不虚。約略數來，共有七項：〔一〕大宗的囤積應莫過於數十年來被封鎖在蘇聯的全部佚辭；今後應該公諸于世。〔二〕從伯希和劫卷中，對過去不知内容而今已陸續補出内容來的卷本中，認真探求歌辭，務窥全豹，一首不遺。〔三〕任先生說：北京圖書館所藏，早年曾經陳垣编號的萬卷寫本内，過去祗有許國霖查出《十恩德》十首而已，要認真復查。〔四〕日本東洋文库及各大學内所藏敦煌卷子，均須视作重點，派人逐一訪求。〔五〕歐、美、亞三洲的各國，尤其如英、法、意、印等國圖書館内，凡藏有我吐蕃及敦煌文獻文物的，均要去訪求細勘。〔六〕北京終於要設一個敦煌學研究所，展開局面，負責其事。這樣做，必然在新辭方面，也會有增。〔七〕在中央無敦煌學研究所之前，敦煌地方研究所尚力莫能及時，文化部和北京圖書館對於此事，總要多多負起責任來，努力地幹，不落外國的公私研究之後。總不能自家長期籠住手，一動不動，而專門責望外人代庖，甚至下命令說“不許來偷盜”，“不許不懂装懂，來亂攪敦煌學”，那纔是可嗟可嘆的！

上面的話，越說越遠：所說倘有不合任先生原意之處，由我負責修改。

一九八一年十月，王悠然。

注  释

1.今校：本段引文，據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從二北到半塘——文史學家任中敏》所收《關於唐曲子問題商榷》校訂。

2.今校：此段話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1年版《文學評論叢刊》第九輯所載之《敦煌歌辭研究在國外》一文語句多有出入，蓋引自其文手稿。

任半塘先生，又名任二北，原名任中敏。1897年生于江苏扬州，191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从词学大师吴梅教授学宋词和金元散曲。大学毕业后又到苏州再投吴氏门下学习词学，尽读吴氏家藏珍本。30年代后，他历任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扬州师范学院教授。早年编辑出版《散曲丛刊》，著有《散曲概论》、《曲谐》等，对中国散曲的发展及其在古典文学中的地位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实事求是的评价。晚年著有《唐戏弄》、《唐声诗》、《唐大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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