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与人类学】萧兵｜蚕龙蟹睛的再生与尺木登天 ——三星堆“蟹睛人面”的再研究
萧兵，淮阴师范学院教授，文学人类学研究学会创会会长。研究方向：比较文学，文学人类学等。
摘要：三星堆青铜人面，较可能为蚕丛——烛龙的一种形象。烛龙就是蜀龙，蠋龙，蚕龙。可能为雌性。其“筒目”最可能是由龙（或人格化的龙神）的“蟹睛”变成的，蟹眼脱落能够重长，跟龙（及其角、鳞、牙、距）的“再生”神性相合。目前中国及东南亚所见蟹眼筒睛多属龙或龙王。它们的“佳目”能够烛照暗昧，辟除邪恶。“蟹睛人面”额鼻间变形龙纹饰版，实即龙所特有的“尺木”，作为微型“天柱”（Heaven pole）,能够沟通天地，交际人神。
关键词：三星堆青銅人面 蜀与蚕 蚕龙 蟹睛 再生
目前多数专家认为，四川广汉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筒睛”青铜人面较可能是蜀王“纵目”蚕丛的一种造像，又与“直目正乘”的烛龙有关系。可惜不明白烛龙就是蜀龙，蜀龙就是躅龙、蚕龙。我们已结合其所栖息的青铜“扶桑—若木”做了初步论证。现在继续讨论“蚕：蚕神”及“蚕龙”跟“蜀”的关系，它们的古音以及与西文的对音；着重探索其额鼻“尺木”的登天作用，蟹睛筒目的再生功能。
一 、蚕女神
发明蚕桑的传说“文化英雄”是嫘祖——她与蜀是什么关系？
段渝说：“所谓蜀山氏，顾名思义，是指驯养桑蚕（案：不是一般野蚕）并利用桑蚕丝作为纺织材料的族群……”进而“从蜀山氏到蚕丛氏名号的转变，事实上已向我们展示出从驯养桑蚕、利用桑蚕丝到饲养家蚕、利用家蚕丝的巨大转变及其历史进程。”[1]这里有个关捩性的要素是黄帝妃“嫘祖”的介入（我们原来倾向嫘祖出于羌，羌与黄帝、周人一直“对婚”）。
嫘祖本为西陵氏之女，古代蜀人亦称蜀山为“西山”，乃历代蜀王的归隐之地（参见《华阳国志·蜀志》）。按古代的归葬习俗，归隐其实是指归葬于所从来之地，即是其所发祥兴起的地区。[2]
三星堆器物坑，成都山羊子“三成”祭坛等，都西向蜀山，大可玩味。“山”与“陵”可以互通。
嫘祖为其子昌意娶于蜀山氏，依古代地名随人迁徙的“名从主人”传统，将西陵之名带至[蜀山]，而命名蜀山为西山，同时在那里留下了以嫘祖名称命名的地名（叠溪）。[3]
嫘祖促进了蜀人（蜀山氏）从利用桑蚕到驯养家蚕的转变。
案《山海经·海内经》说：“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若水就是“桑水”，我们以为其属神话性，是流动的；四川学者却以为在四川，指雅砻江。郭注引《世本》云：
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累（嫘）祖。
“西陵”倒确实在四川（或说亦名“蚕陵”）。因为《史记·五帝本纪》明明说黄帝子昌意娶蜀山氏女，成了传统。正义引《谱记》说，其后代，“封其支庶于蜀，历虞、夏、商，周衰，先称王者蚕丛。”蚕业发明家和蚕女神嫘祖后代为“蚕丛”是很“合理”的。但也有学者（如夏鼐）认为，这个传说太晚，不足为据[4]。
因为养蚕是“女红”，所以蚕神为女神。卜辞有从女旁的“女蚕”（左女右蚕）字，“这是殷代妇女负责养蚕最早的历史记载”[5]。
宋兆麟介绍说：
四川大凉山居住的耳苏人，在育蚕时，必须把蚕子放在少女的怀里。……因蚕丝是妇女在采集活动中发现的。她们把丝用于纺织，还精心地把野蚕驯育为家蚕。[6]
这样子，我们简直要忽发奇想：蚕丛氏说不定跟西陵氏（嫘祖）同样是女性，而“蚕龙：躅龙：蜀龙：烛龙”是一条雌龙。
图1 雌龙雄龙相交
（木器铜接扣纹饰，展开图，战国；）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出土。战国秦汉以来“交龙”的意象常见，神话学家都承认其为“交配龙”，象征蕃殖与丰饶。此图二龙图饰不同，证明其为雄雌。尝疑烛龙亦有二性，烛阴即为雌（原为太阴龙）。烛龙即躅龙、蚕龙，其司蚕者应为雌性。
丁山说，殷墟卜辞（如《后》1·28·6）以八月用三小牢祭祀“蚕示”即“蚕神”，《诗·豳风·七月》称八月为“蚕月”。而“蚕体，青白色，好象白龙，有子”（引案：此说无力）。《墨子·贵义篇》“帝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那么，“蚕神自可比尊于西方[白]帝”。上古后妃住在西宫，主持蚕事。而嫘祖，恰恰也称“西陵氏”[7]。
按照早期五行系统，这几个要素应该是对应的：
八月（秋） 西方 金（？） 白（蚕：白龙） 女（后妃，西宫）
它们也许“巧合”，蚕也可能曾被视为“白色龙子”，但是，证据还不够（烛龙或蜀龙，一般与祝融叠合，却被认为与“火：南方：赤”相应）。
汉代的一些记载与此相合。
《白虎通义·耕桑篇》：“[天子]耕于东郊，何？东方少阳，农事始起。[后妃]桑于西郊，何？西方少阴，女功始成。”
殷商史料暗示蚕神可能是女性——至少采桑饲蚕是女性的事业（图2）。
胡厚宣先生赞成卜辞“蚕示”是蚕神。他认为殷商（尤其武丁时代）非常重视蚕业。相关几块卜骨或卜甲包含：
“乎省于蚕”（呼人省察蚕事）
这可能表达王室对于蚕丝丰收的热望，祈求“蚕示”（蚕神）保佑[8]。蚕病非常可怕，一旦发生、蔓延，一年的蚕业会毁于一旦。卜辞谴责玩忽职守与粗枝大叶者，特别是呼吁妇女警惕（养蚕忌讳很多，妇女的“不谨”或“不洁”会使蚕宝宝生病，蚕神发怒）。这跟后世习俗一脉相传。
《三才图会·蚕马同气》条引《淮南子》及《蚕经》说：“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蚕。至汉，祀宛窳妇人、寓氏公王。蜀有蚕女马头娘。”
《三星堆文化》引《成都民间文学集成》（1991：41）所载民歌说：
三月三日半阴阳，农妇养蚕勤采桑。
蚕桑创自西陵母，穿绸勿忘养蚕娘。
颇为惊悚的“马头娘”故事（马皮裹女化蚕，见于《搜神记》等），颇有西部民族风采（甚至可能跟大西域的马头菩萨相关）[9]，流行于川西。《三星堆文化》认为，“嫘祖：蚕丛（青衣神）：马头娘”在四川民间被看做一位（女）蚕神；她们都“纵目”（《荀子·赋篇》说蚕“身女好而头马首”，马目便“纵”）。任乃强谓：“蚕丛出于牧羌，善养马，既又创养蚕。……以天驷（星）为蚕，天马为丛辰，护持蚕命。故俗于饲蚕之月禁杀马，而绘蚕丛神像马头。……故晋人传马头娘故事。”[10]
蚕，吃桑、吐丝时常常抬头如“马首”，而龙也有具“马头”或“马齿”之说。三星堆青铜神树“扶桑”上的龙，就“方头”而“马面”。前引荀子正谓蚕“身女好”而“头马首”。《论衡·龙虚篇》说：“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由此言之，马、蛇之类也。”“龙马”的记载很多。“马首蛇尾”却与“神蚕”相似，也还是甲骨文“蜀”字的意象——马恰恰又是“纵目”。
《周礼·夏官·马质》“禁原蚕者”汉郑玄注：“天文辰（龙）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值大火（星），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禁再蚕者，为伤马与？”（上·842）
蚕马相克相生故事，尤盛于四川。《鼠璞》引《唐乘异集》云：“蜀中寺观，多塑女人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旧记先蚕与马同祖，也未可知。”屈小强、段渝等在《三星堆文化》里介绍说：“今川西蚕农多供奉蚕神——西陵神母神像。”
据《三教搜神大全》（卷7），蚕丛常服“青衣”巡行郊野，教民蚕事。民间所祀青衣神就是蚕丛氏。
所以《三星堆文化》又说：“黄帝所娶之西陵氏女（嫘祖），也就是蚕丛氏女，而黄帝之子昌意所娶蜀山氏女，其蜀山氏也当为蚕陵氏（蚕丛氏）。”亦即四者对应：
西陵氏女（《世本》）
蜀山氏女（《史记·五帝本纪》）
蚕陵氏女（参见《三星堆文化》等）
蚕丛氏女（青衣神，《三星堆文化》）
前三者都是女性，少数服从多数，“蚕丛氏”也该是女性，而不一定仅指蚕丛氏族的小姐或太太了（只不知屈等有否此意）。
甲骨文有个“雨”下二“口”的字，陈邦怀释“雷”。（参见陈邦怀：《殷虚书契考释小笺》。）
文曰：
……雷妃，于龙。
叶玉森说：“‘雷妃’，卜辞数见。殆殷代雷为女神，故曰‘妃’欤？”[11]
这大概有些像“雷祖”（螺祖），女性蚕神兼雷神；附带祭龙，因为龙司雷雨，蚕卵是由初雷催生的（参看我们《山海经的文化寻踪》下·1448~1457的论证）。此龙的性别，颇为可疑。
图2 蚕女
（左上、右下为蚕马女；右上为与“织女”同格的“蚕女”，采自《列仙传》等。左下为战国狩猎纹壶之“采桑图”，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采自郭宝钧等）蚕桑是妇女的发明与专业。蚕的女神，从嫘祖到蚕马女，均为女性。所以怀疑蚕丛氏、烛阴神等，原亦阴性。
《周易·说卦》：“万物出乎〔雷〕震。”震之言“娠”，就是孕生。
《说文》卷11雨部：“雷，阴阳薄动，雷雨生物者也。”
《艺文类聚》引东汉郎凯曰：“雷，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则万物出。”《礼记·月令》仲春之月，雷乃发声，“蛰虫咸动”，是为“惊蛰”。冬眠的“龙”（以蛇、蜥、鳄、虫为主要母型），于此时启蛰，“蠢动”。蚕子也于此时孵出。
龚维英说：“蚕似龙而小，是龙变化时的一种形态。故而嫘祖（雷祖）虽从事蚕桑之业，亦不失雷神的本来面目。”[12]这里他还暗示“雷（螺）祖”可能化身为蚕形的“雷神龙”，如果能证成此事，那可太有意思了。我们知道，嫘祖的化形之一是螺蛳，就是《山海经》中的“白水素女”和《搜神后记》与口碑里的“螺蛳姑娘”。而青铜器与金文里有一种“蜗身龙”，就是“嫘（螺）龙”或“雷（神）龙”（彝器雷纹即螺纹，这些都可以参看《山海经的文化寻踪》）。蚕是可以化龙的。我们怀疑这就是蜀王蚕丛氏所演变成的“青衣（女）神”（《方舆胜览》）。蚕丛氏“教人养蚕，时家给一金（头）蚕”（《寰宇记》），“民所养之蚕必繁孳”（《仙传拾遗》）；以后“青衣”还成了县名（《蜀中名胜记》）。
“青衣”又跟“蚕马女：马头娘”故事相联系（参见图2）。
谭继和有一个看似奇特的说法：三星堆青铜人像（或人面、人首）中包含有女性。后起蜀王传说，多暗示其原为女性。
在道教的传说里，古蜀王蚕丛、鱼凫、望帝，均同母系氏族相联系，有的蜀王本身即为传说的女性。如望帝杜宇传为妙应明香真人李真多，为鱼凫王李脱之妹。鱼凫传为“鱼妇”，鲧即为“鱼妇”。蚕丛王为青衣帝，蚕神马头娘的传说即发生在青衣国里[13]。
学术界已开始注意这方面的研究[14]。但是，显然证据依然不足。
巴楚地区有一则龙故事，颇有意趣。它讲的是神龙创世“身化万物”的业迹（1984年12月前贺家坪火麦溪村原端公郑文士讲述）。原初的“混沌”中，清/浊化成阳龙/阴龙，创造出了天/地，并分别管理它们。其图式是：
混沌：清（气）——阳龙——天
浊（气）——阴龙——地
它们还共同整顿、修补天地，五百回飞雪，五百回降雨之时会面一次。阳龙在天上观看阴龙活动，一只圆眼是太阳，一只半圆眼是月亮。阴龙在地狱中喘气为“雾”，其须变成草木，其鳞变成石头。这基本上是烛龙式的“身化宇宙”，只是提醒说，有雌雄二龙（后来生出龙子龙孙，渐变为人[15]）。
二、 “夔纹饰板”可能是“尺木”：微型天柱
筒睛人面的额间附加物，有的学者称为“夔龙形饰件”[16]。陈德安描述为“额正中凿有一方孔，孔内安装一夔龙形饰件与鼻梁上端相衔接。夔龙饰件为双歧角外卷，刀状羽饰，尾上端向内卷曲”[17]。这比“云气形”准确，可惜也没说它做什么用。他称此面具为“兽面具”。（此说颇接近“烛龙”面具）。它代表着“自然神灵”，赐福而去邪——那么面具上附加的“夔龙”就应该像“徽章”那样表明自己的身份：我是龙神，或“人面龙”——附件跟“主体”一致。它高高地指向天空，暗示能够升上云天。也许因为“升”的是青气缭绕之“天”，所以刻成“云气”纹样的吧。段渝只很谨慎称这人面为“勾云纹凸目面具”[18]。巴纳德却称为“雷纹状的尾巴”[19]。
图3 龙的“尺木”
上左：黄龙及榜题，注意其眉脊突起，与上右鳄鱼的额骨突起对照，见《李翕碑》，汉代；中左：有“篦形纹”的饕餮，商代；中右：青铜“小神面”，额鼻间“篦形纹”，三星堆；下：对龙拱卫“篦形纹”，龙角之外似有突起，商代龙的升天巫饰“尺木”有多种形态。或说饕餮额鼻间、相当扉稜处的“篦形纹”也是一种“尺木”或“太阳光柱”的繁化（可能是“武装到额鼻”的某种武器的图案）。作为一种“识别符号”，其神圣性应无可疑，有时需要某种神物来“夹侍”或“拱卫”。
那么，这块指向高天的“板饰”到底是什么东西，除标识外，还有什么功能？我们以为就是“尺木”。
汉王充《论衡·龙虚篇》：
“短书”言：龙无“尺木”，无以升天。王充的解释是：“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谓龙从木中升天也。世俗认为，龙或“藏于树木之中，匿于屋室之间”（这是蛇蟒或虫蜥的习性），雷电击毁其藏身之所，“则龙见于外”。风雨迷濛，倏忽不见，便以为龙借木升天。其实这里讲的是龙头上的某种角状突起，形如“尺木”，龙凭借这件“法宝”升天。唐段成式《酉阳杂俎·鳞介篇》讲得很清楚：
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炉）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方南生点校本，163）
记载不早，观念却还古老。初民认为，“神物”多有异相，或有特殊“装备”，否则就不能变化升腾。例如犀牛有独角，才能“通天”，角中有“丝”云云，只是误会。某些动物头上奇形怪状的角往往被神秘化，特别是它被“移植”的时候（伊藤清司说加角是“妖魔化”，我们则以为多属“神圣化”）。鹿的杈角威武而又华丽，在“鹿石”上构成“太阳角”，移植到龙、饕餮或镇墓兽头上便是“神圣”和“神威”的标志（参见插图三）；如果是独角或第三只角，那就跟独眼或第三只眼那样神奇。这是“尺木”来由之一。
图4 龙头上各种形态的“尺木”
（左上：甲金文的“龙”、“凤”字样；右：有“篦形纹”的饕餮纹；左下：三星出土的龙形饰物与青铜“筒睛”人面，晚商）
“尺木”，是龙的神圣性标志或“辨识”符号。秦汉人说，无尺木，龙就不能升天。甲金文“龙”、“凤”字样头上的戴干或戴辛，饕餮纹额鼻间的“篦形纹”，许多学者说即“尺木”，却不一定——那更可能是干侯戈予之类武器的变形。三星堆的筒睛人面与某些龙形饰物，却可能有特殊形态的“尺木”。
甲金文常见的“龙”字（插图四），仍是大头，蜷身，勾尾，但已“拉长”，且夸张其口（或有齿牙）——或说已粘附鼍鳄或猛虎的大嘴——特别是有（肉）角，即隶定为“辛”或“䇂”或“干”的字素；或说与“章”、“童”、“妾”、“仆”等上部字素相同，或说有异。但为尊饰，殆可无疑——有如印第安酋长的“加角”而不是“妖怪化”。角是动物的武器（或信息收发器），犹如“戴干”，是“武装到头发”（参看我们对饕餮纹“标识”的研究）。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22·59）说此“干”或“䇂”，也是由武器（刺兵）化来的荣饰。朱芳圃说是光辉的薪火。袁德星说是男根。孙机等机智地以为它就是《论衡》、《酉阳杂俎》所说龙借以升天的“尺木”。
我们觉得，它跟角有所不同。尽管有些“外加角”被看做尺木的一个来源。龙角原来跟昆虫触角有关，逐渐替换以鹿茸式“瓶状角”或羚羊角，那是生命力或生长力、生殖力的象征（陈绶祥认为，“尺木”有刻度的“木表”，以证明有“角：表”的龙是观象授时的动物）。
图5 肥遗纹与对龙构成的饕餮
（上：肥遗纹，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陶器纹饰，夏商之际；下：饕餮纹，商代，采自李济）
肥遗，一种“一头双身”的怪蛇，名称与身形变化极大。商周饕餮纹，有一种是用“剖开——拚合”的技法构成，例如上兴趣（纸质稿改为“图下”，手稿中为“上举”）以一对侧面观的“龙”拚合为正面观的兽面（或说即龙面），称为“肥遗纹”并不合适。我们注意它，是因为三星堆筒睛人面跟“人面龙身”的烛龙有干连。
龙、凤头上的冠形或簇毛，可写做“䇂”（手稿76页），或写做“辛”，诸家有很多解说（参看我们的《中国上古图饰的文化判读——建构饕餮的多面相》66－76）。如上所说，这是一种冠羽或“角”的夸饰，原是用来吸引异性或者充当“武器”的——我们还认为是“武装到头面”，是“斧钺”或“干盾”式武器的异变（同上书，66－72）。这种武器状华饰，可能演进为“尺木”乃至“太阳神杆”或“通天柱”，但一般的羽毛或角是不行的。“尺木”及其原来面目必须带几分神秘，这样才有被神化的“基础”或可能（参见插图4）。
这种干侯状“篦形饰”，夔龙纹“板饰”，作为通天的“尺木”，由特定视角看，可以说是袖珍版的通天杆，即微型“天柱”（Heaven pole），或“宇宙轴”（Cosmic exie）。这，许多学者也以繁富的论证触及真相，姑略。
三 、太阳神龙——鸟树
总起来看，青铜筒睛人面，扶桑树及其“爬龙”（蚕龙：烛龙），构成了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崇拜系统。
“太阳神——鸟树”是殷商自然信仰核心（或以为同时是“泛太平洋文化”的主要神话因子，但古埃及、古希腊等也有类似信仰，所以勿宁说是世界性的，只是作为“太阳子孙”的殷商更为突出罢了）。这再次证明三星堆与殷商文化有深刻联系。
其具体义项为：
太阳神龙：蜀龙·烛龙·蚕龙太阳神树：扶桑——若木太阳神鸟：扶桑九枝之上及它处神鸟三者紧密关连。但三星堆的“太阳崇拜”极富个性与地方特色。例如由蚕升华而来的“蜀龙”或“烛龙”；与“人首龙身”的烛龙或蚕龙有内在联系的“蟹睛人面”——这些都为中原——殷商文化所“缺如”——人面上的“夔龙饰板：尺木”标志着蚕龙对上天的向往与“沟通”作用（可能暗示着蚕将化蛾，龙将生翼，必定会登上“光明的云天”，与光明化为一体）；其“蟹睛”也可能“接纳”并且“反射”太阳的光辉，从而辟逐暗魅与邪恶（更多地担负着商周饕餮的职责）。三者紧密相连，互动是最值得注视与探案的。
图6 “大耳人”
（1.青铜“小神面”，商周时期，传世，现藏美国芝加哥美术馆；2.青铜器饕餮纹，商代中期；3.金文《尸作父卣》铭，商代，采自容庚；4.大耳鱼尾怪人，云南沧源崖画，采自汪宁生；5.聂耳国人，古人的《山海经》插图；6.商器完形饕餮，采自李济等；7.青铜“小神面”，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古代人形或人面造像，或极度夸张其耳，有的称为“象耳”，有的认为从野猪耳取象，目的在震慑敌邪。中国与美洲的某些群团“以大耳为贵”，例如《山海经》等书所记的儋耳或聂耳，这跟商周的“神面”或饕餮纹关系不大。江伊丽说，三星堆筒睛大耳人面，跟芝加哥美术馆所藏的小型人/鬼/兽/神面”最为相似。其实差别很大。
四 、知天察地的“接收器”
那么，为什么要把“蚕龙：蜀龙：烛龙”的眼睛制作得那样突出，乃至成为“圆筒形”；而人面的耳朵又大得像两把蒲扇呢？
方便的答案是：突出如筒的眼睛便于观察，观天察地，跟“尺木”或“天柱”的通天达地功能基本一致，相互补充。
然则大耳朵就是为了接收更多更远的信息。《封神演义》等民间说部里有“千里眼”和“顺风耳”，有的神话史家说，这是对“望远镜”和“声纳”的幼稚想象和天真向往，对人类的创造发明有所启迪。“筒睛人面”把“望远”与“多闻”合二为一，体现上古人的巨大想像力——“千里眼”和“顺风耳”是它的通俗版。古代有“儋耳”，老“聃”就表示大耳为贵（参见《老子的文化解读》），但与此无直接关系（参见图6）。
看下文就知道，这都不是纯属胡说八道。“筒睛人面”的大耳朵，有的学者认为取形于大象的招风耳（那确实便于倾听远处的动静）。殷商时代天气较今湿热，中原与巴蜀还有大象活动（竺可桢、徐中舒、袁珂等对此有精彩研究）。成都平原三星堆与金沙等文化遗址有大量象牙出土。“象耳”之说颇为有力。然而还有一个可能：从猪耳取象。这并非亵渎。野猪也能变成龙。龙的母型之一扬子鳄亦称“猪婆龙”。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的“兽面”由“淫荡”的猪取象可能很大，“截鼻”之下的大口“兼体”为獠牙女阴（我们发表过两篇文章论证，均遭拒斥）。“筒睛人面”的“豕耳”，表示它的凶猛与灵敏。商周中常见的“人兽混形”的鬼神面（图6，1、7；插图8，3），也有巨大豕耳者。这当然仍属假设（可以参看我们有关饕餮与上古艺术的论著）。
图7 神圣的猪面
（左：玉琮“神人兽面纹”，简化之猪面——或说虎面、龙面，良渚文化；右：西藏民间面具——它有“第三只眼”，突目）
野猪象征蕃育、丰饶和勇猛。大耳和獠牙是“截鼻”之外的豕面特征。三星堆“筒睛人面”耳朵颇大，变形且图案化。跟豕耳有些相似（或说象耳）。
学者们多承认，眼睛的突出、夸张，或其独立的造型，特殊的刻划，都体现一种有关眼目的信仰或崇拜[20]。
赵殿增说：“……眼睛一合，就呈现一片黑暗，由此会使人联想到死亡与毁灭。三星堆古人可能正是认为眼睛蕴含有这种分辨有与无、明与暗、生与死的神奇魔力，产生出特殊的敬畏，进而把它作为神灵来敬奉。”（《早期·三星堆》308）
如前所说，相关的几种特异眼睛不尽相同。或如伊藤青司所说，具有文化史或进化史的意义，但要具体分析。（参看《中国文化的精英》）。
直目正乘——额上单独或“第三只”竖形眼
第三只（竖）眼（属于“三眼神”）
纵目（竖形眼，数目不详）
筒柱形目睛（双眼）
突目（双眼）
然而，其基本取向是相同的：将人的眼睛“陌生化”、殊异化、神秘化，大体属于所谓“佳目”的信仰，跟“太阳神目——光明崇拜”关系很大，能够震慑、辟除邪恶或者暗魅。
图8 豕首或豕面
（1.玉猪龙，红山文化，内蒙古三星他拉出土——或说马首，虫首；2.玉猪首挂饰，传世，陈氏藏品；3.青铜“小神面”，商周时期，传世，现藏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采自张长寿；4.作为参照的斯基泰青铜豕面；5.野猪面青铜胸甲，西周，山东西庵墓地车马坑出土，采自杨泓；6.玉琮纹饰，“神人兽面”的简化，猪面，良渚文化；7.青铜斧饰，宁夏中宁关乡出土，战国）
猪面，主要由“截鼻”，卵形眼，鼻吻间皱襞等辨识（争议颇多）——杏仁形大耳，有时也被当做一个指标。三星堆筒睛人面“大耳”，由象耳或豕耳取象，表示其凶猛——而且跟“筒睛”一样便于接收“神秘信息”，以交际天人。
美国的伊利莎白·C·约翰逊（汉名江伊丽）提到从新石器到商周时期都有的用玉石或青铜制成的“小神面”（即“人/兽/鬼/神面”）：“现有器物中最类似于具有柱状眼珠和大象耳朵、形状奇特的面具者，是芝加哥美术学院收藏的带野猪特征的铜面具。”[21]就因为它们有獠牙与猪式大耳（参见插图八）。
我们看《楚辞·大招》里西方之怪：
魂乎无西！西方流沙，漭洋洋只。
豕首纵目，被发鬤只。
长爪踞牙，诶笑狂只。
大概在异文化看来，夸张的“纵目”是很可怕的（参见图19）。《招魂》里的豺狼也“从（纵）目”。《山海经》有“祙”（魅），“其为物人身黑首从（纵）目”。有的南方兄弟就如此被丑化。如清陆次云《峒溪纤志》：“竖目仡佬，蛮人之尤怪者，两目直生。”《汉书·天文志》哀帝建平四年，民间惊扰，讹言“从（纵）目人当来”。壮族有吃人妖怪叫夏山婆，人形，“不过两眼是直的”，牙齿极长，见人便笑，笑过便吃，跟《大招》的纵目豕首怪“诶笑狂只”很相似。
我们更注意“纵目”与“豕耳”相结合者。
图9 印第安“筒状目睛”面具
（“斯瓦希威”面具，印第安人，采自列维—斯特劳斯）眼珠变成圆筒（或目睛突起）无非强调它的灵力。印第安的“筒状目睛”，被视为“巫术性望远镜”，它能够与太阳相“交流”，还能捕捉灵魂；跟它的“吐舌”一致，可辟除邪魅。请与三星堆筒睛人面相对照。
我们希望在类缘性的文化系统里寻找趋同性的造型（参见图13，14），但是可比、可参照的实物、记载、论述不多（我们见闻寡陋，希望国内外学者提供资讯）。仅仅“突出”而不是圆柱形目睛，参考价值是不大的（参见图13）。
北美印第安人萨满巫有一种圆筒形的“灵魂捕捉器”，多少具有长筒型玉琮那种“贯通天地，交际神人”的功能：“神话和仪式似乎确实赋予〔这种〕圆筒捕捉、确定远方信息并与之进行直接交流的作用。”[22]
加以“戏说”，便是原始的“望远镜”。
特别是某些埃斯基摩人、印第安人“将突出的眼睛与锐利的目光联系起来（参见图9，10），或者将其归因于人们在黑暗中看东西时所付出的努力”（引同上），多少触及这种筒状目睛的（表层）功效。
图10 印第安夸扣特人面具
（现藏哥伦比亚博物馆，维多利亚，采自列维—斯特劳斯）露舌，筒状突目，有四只鸟头由面部四角伸出，造型怪诞。“地震舞”中戴用。一个说法是，库莫克人在一次求婚中成功举办了“夸富宴”（Poltach）获得使用面具展演舞蹈的权利。其“筒目”可能有“观察”的作用。
有如我们所反覆强调，在民俗神话里，“眼睛：太阳”往往由于“异质同构”而发生互渗或换位。筒状目睛可能以太阳般的光亮和超人的巫力烛照黑暗，扫除邪秽，辟除邪恶——这颇像同样是目睛筒状突起的印第安“斯瓦希威面具”（参见插图九）。根据列维—斯特劳斯《面具的奥秘》的介绍，印第安阿尔袞琴的萨满便“使用一种以空心杜松木制作的魔术望远镜”（它与眼睛“连接”便形成“筒状目睛”），用以观察想象中无限辽远的空间；而中天的太阳也“通过一个长长的铜制圆筒注视地球”——这样，“眼睛——太阳”就得到“整合”与“对流”。所以我们怀疑柱状目睛或长筒目睛同样潜在这样“交际神人，沟通天地”的功能，跟“微型天柱”互补。诺埃尔·巴纳德所举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些“筒状目睛”造型，可以跟三星堆面具对照（参见插图）。他强调后者与“木雕艺术”的联系；至于突出目睛，各有其特殊目的，但首先是要表明眼睛的重要性。
图11 玉琮
（左：成都金沙出土，晚商；右：良渚文化）玉琮，古人说，“黄琮礼地”，似不尽然。出土及传世的上古玉琮，就不止是黄色（成都出土绿玉长形琮）。其外方固可象地，内圆则又像指天。目前所知，它是一种沟通天地、人神乃至“男女”的巫术服务器（纸质稿中改为“巫术法器”手稿中为“巫术用品”）或礼器。它可能用来“观察”（手稿中为“观照”）天空，“集纳”上天旨意或信息。然则它对理解青铜人面的“筒状蟹目”的功能会有帮助。
中国古代也有一种似是用于测距的金属制“望远筒”。
《淮南子·泰族训》说：
欲知远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则快射。（刘文典《集释》本，下·690，或说“射”字衍）
汉高诱注说：“金目，深目，所以望远近射准也。”像一种能测定目标距离的“瞄准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4.1.385）翻译此句为：
如果他们想测定远近距离，你告诉他们怎样 “用金目来瞄射”（即用窥管描测），他们就会高兴的。（4.1.385，汉语回译）[23]
密歇尔氏（H·Michel）曾经说，玉“琮”（cong）就是《书经·舜典篇》里说的“玉衡”，是用来观测天象的一种“视管”[24]，受到许多学者的嘲笑。但如果不单纯地由技术层面认知这种学说，就不能当做简单的奇谈怪论。
图12 持琮巫师
（陕西宝鸡茹家庄M2.1出土，西周；上，高11.6厘米，下，高17.9厘米）由此双手持重要礼器“琮”，而且一人头戴三叉形或有菱纹之山形冠，可初步判定其为巫。琮是敬天礼地的法器，能够沟通人神、天地，并且“调燮阴阳”。由下一人持琮姿态可推定其有所观察（是否观测天文尚不可知，但此系巫师固有职责）。目前虽然还不能像某些专家那样由此推测三星堆“持物”青铜立人亦系持握琮类礼器，然此二人之形象确实令人浮想联翩。
《周礼·春官·典瑞》等说，“黄琮礼地”，有根据，但不够周全。“琮”也可能用以祭天，例如有人说它外方象地，内圆表天。琮跟男根女器的意象都有干连外形似“祖”（古有“驵琮”），其内圆与皱襞又像女阴，也许能够“调燮阴阳”（参见插图一一）[25]。
它竖立在祭坛上，或者持握在巫师手掌中，不仅仅是为了“接收”或“集纳”上天的信息或旨意，而且是一种（意义不明的）祭祀行为。陕西宝鸡茹家庄（M1.2）发现西周时期的“持琮巫师”青铜造像（参见插图一二），一位头戴神圣性的“山”形或“三叉”法冠，另一位持琮似在准备“观察”——那恐怕不仅仅是世俗的姿态或行为。有的专家企图由其推测三星堆青铜立人（大巫酋）手中所握，可能也是琮之类“敬天礼地”的巫术祭器，当然“为时过早”，但是茹家庄二铜人的意象确实充满“暗示”与“启迪”——弄清琮的功能，肯定对青铜人面的“筒状蟹目”意蕴的破解大有作用。
图13 筒状的目睛面具
(1.南部非洲象牙海岸的作品；2.巴纳德采集的近世成都手杖造型；3.印第安人斯威克斯面具，美国东北部；4.利比里亚作品，非洲；5.马林凯作品，非洲；6.新赫布里底群岛作品。采自巴纳德等）
这些主要出自非洲和太平洋文化区的面具式作品都有筒状目睛，跟三星堆柱睛面具颇有相似之点，可惜不清楚它们的性质与功能——很可能那也是多样化的，只是在强调“眼睛的力量”上大体一致。
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正续集）着重论证中国上古的某些神怪、包括神奇动物，都有沟通天地的功能——巫觋借助它们便能够上天入地，交通神人。三星堆“筒睛人面”的“夔纹饰板：尺木”与“豕耳”、“筒目”都暗示这种面具可能也具有类似的“通神”功能。它太大，只能供奉或抬举游行，却可能彰示它的巫术性功力。如果能够戴套的话，巫师们戴上它，便能够沟通神鬼，沟通天地。但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它与巫觋的确切关系，或者充当什么人的“动物伙伴”。
“通神”，这在目前还只是假设。“张理论”虽然启示无穷，却有限制，不能生搬硬套。[26]带“夔龙板饰”或“尺木”的“筒睛人面”，很可能是人格化的“蚕龙：蜀龙：烛龙”的一种造像。它的功能并不明朗。但较大可能却是利用其巨大的神性来镇伏或震慑异类或“文化他者”，像饕餮与龙神造像那样辟逐鬼怪，驱除暗魅。它的“筒目”有可能用来“观天察地”，窥微察远，但主要还是能够烛照幽晦，震慑邪恶。说是“眼睛崇拜”或“眼睛神灵”，是天地间无数神祇/灵怪在睁大眼睛俯瞰洞悉人间百态，折射出世间众生渴求观照了解天地自然的内心世界”[27]，在理论上当然讲得通，却也稍嫌空泛。
五、“筒目”与太阳神眼
关于国外的眼珠（或瞳仁）“筒柱状突起”的造型，除了列维-斯特劳斯等所举之外，诺埃尔·巴纳德（Noel Barnard）主要举出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木制面具（参见插图一三），而且认为它们“反映了一种传承数代而根深蒂固的造型传统”[28]。目前，我们还不愿意、也没有条件宣布“筒状目睛”是太平洋和非洲地区的艺术造型特征或“文化因子”，我们没有看到更多的有关材料。这两个广袤的地区（特别是太平洋诸岛及东岸、大洋洲和非洲腹地），大量分布着发展中的后进群团，他们以木雕泥塑为主的造型艺术具有极大的“原始抽象性”和“变形”特征，找出若干个“突睛”人面并非难事，那远远称不上程式化和传承性的“文化”因子或“特征”，跟三星堆“眼球筒状突起”还无法做整体对应性或规律性的“比较”。
如果仅是“突目”的话，他认为最佳的参照是楚的“龙首”镇墓兽（参见图20）
图14 突睛人面和兽面
（1.新疆 新石器时期石面；2.陕西城固县出土殷商青铜面具；3.台湾民间兽面；4.传世战国石雕；5.云南民间“镇邪”面具；6.利比里亚对抗瘟疫的面具）
为了造型需要而突出目珠，固然有强调眼睛神秘的意图，但是必须跟“圆筒—柱状目睛”严格区别开来。
安田喜宪《日中携手，创造美丽的地球家园》以为三星堆青铜人像“筒睛”是“艺术化的扬子鳄怪兽的巨目”，并且是“长江文明巨目崇拜”的表现。他认为这个时期正值日本制作所谓“遮光器”（形）眼睛陶偶的绳文时代晚期（参见插图一五）。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日本龟冈遗址和地中海的迈锡尼文化。
他说，在东亚确实形成对“眼睛神奇力量”的崇拜。
眼睛是生命之源。人死首先是眼睛合闭。古人认为眼睛有一种神奇力量，因而怀有敬畏心理，眼睛是人类生命之窗。通过生命之窗祈愿新的生命再生，祈愿凭借神奇力量战胜邪恶。[29]
他以为正是这种神秘巨目崇拜，产生了——
三星堆“筒睛”人像；
良渚“神人兽面”圆目（乳房）造型；
日本绳文后期巨目陶偶。
这种器物学有否源流关系，有待考古学界去澄清。安田氏说，扬子鳄有巨目，不很突出——然而扬子鳄是中国龙的一种母型，其目睛也值重视。
图15 大眼土偶
（陶土偶像，局部，日本绳文时代晚期出土)一般认为，极度突出或夸大眼睛，都暗含眼睛的崇拜。或以为是“长江—东海文明”的一个特色。或以为是“泛太平洋文化”的产物。
他最重要的意见是，作为“森林文化”的眼睛信仰，体现集体无意识中的“再生”原型，还带着“永久循环”（或永恒回归）的古老观念。我们觉得，眼睛及其崇拜，跟森林生活的联系似不紧密，至少并非“直接”。但安田的理论在一点上很有启发。如果三星堆的“筒晴”跟龙的眼晴确有关系的话，那么，它也可能受了螃蟹眼晴的启发（参见图16）——它不但平时能做圆周式旋转，而且伤残脱落以后还能“再生”。
图16 现代民俗艺术里“龙”的蟹状突睛
（湖南新化的舞蹈、戏剧演出里的“龙面”，摄于民间舞队；左下是傩戏里的“龙三”面具）中国“龙灯”等 民间龙王（龙造型）里龙睛多作蟹眼式的“柱状”，并且尽量使其活动，以增加可观赏性。“龙三”面具有角，似“三只眼”，火焰眉，眼睛是能转动的似铃铛椭圆形球体。
无论是甲金文的“蜀”，还是“三星堆筒睛人面”，或者纵目蚕丛、直目烛龙，它们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突出目睛，并且赋予其神秘意蕴或功能。跟“尺木”想依存。
眼睛作为“灵魂的窗户”，具有“神奇的力量”。首先是“光明”，或“太阳”的意象（参见图11）。溯源神话里的创世大神，在“身化宇宙”之时，眼睛通常变为日月，无论布鲁沙还是盘古都是如此（神话学或“太阳眼系”）。与烛龙同格的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成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五运历年记》）。比较二者，就更明白：它们跟婆罗门教创造大神，被看做“太阳制造者”和“世界的眼晴”一致（参看《老子的文化解读》）。
六、 烛龙：烛阴
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风雨是谒。（《大荒北经》）
图17 眼睛（纹）：与太阳形样的契合
（奥尔梅克与马雅文化，右为易洛魁人面具）烛龙，乃至三星堆青铜人面的“筒睛”，都很可能是一种“太阳神眼”，能够辟逐邪恶，烛照幽微。古今印策安人的“太阳神眼”面具是理想的参照系——中间的“十”字跟太阳轮同样，往往表示“日光”。
视为昼，瞑为夜……息为风。（《海外北经》）
[附：石首]左目为日，右目为月；开左目为昼，闭目为夜。（《云中记》）
盘古
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喜为睛，怒为阴。（《述异记》）龙首蛇身，嘘为风雨，吹为雷电；开目为昼，闭目为夜。（《广博物志》卷9引《五连历年记》）
可见这本是一条“太阳龙”。如果“筒睛人面”确属“烛龙：蜀龙：蚕龙”之形象构成的话，那么它的“筒状目睛”就也是“太阳眼”——其所以为“筒形”，是为了使光芒集中。它跟龙头“尺木”一样，价值指向是天空。
蚕的眼睛最微细，那么，就必须让它对转，分外地加长——神话的一大修辞策略就是夸张——就好像蚕体娇嫩，那就使它长满鳞甲，更其似龙。下文就可以看到，龙或龙王的“蟹目”，正是筒状的。太阳一般的“佳目”固然威灵煊赫，但可能消耗过度，甚至损坏，那么就需要像螃蟹眼晴那样可以更换或再生（参后）。
彝族的凸目大面具，也可以提供一些启发。例如禄丰彝乡傩仪的黑脸嘎英眼睛突出，额上有“纵目”（跟后世蓝脸蚕丛造像及烛龙“直目正乘”一致），开光点鸡血后便成为不可触犯的神灵。毕摩祝咒曰：
左点是太阳，右点是太阴。点眼睛，眼看八方；点耳朵，耳听四路；点鼻子，鼻闻思香；点嘴，嘴吃猪羊。[30]
“正乘”额中的“直目”专门威慑“看不见的鬼魔”。
邱登成援引《任子》（《太平御览》卷3引）的话，“日、月为天下耳目”，除了论证“烛龙：祝融”具有太阳神格之外，着重证明“高悬空中的日月就是太阳的眼睛,以昭显天地之光明”[31]。
图18 大耳突目的龙王
（康提面具舞，斯里兰卡）东南亚属于印度教系统的龙（Naga）或龙王，多具突出的蟹眼，有时还有“神圣的大耳朵”。或说与日本的突睛龙王或“陵王”有亲缘关系。它们可供三星堆“蟹晴大耳”人面参照。
巫鸿特别重视这种“筒目”集中眼光时的效果。三星堆人面筒目，“其管状的突出部分只夸大了瞳仁，凝视（gaze）的目光成了一种有形的雕塑的实体，向观者突射出来，以其纯粹的物质形体对观念施加影响”[32]。这种能量集中，灵力优异的特型佳目，会引起强烈的“视觉反应”（Visual response），让被看者觉得好像已为其所“控制”,而不知所措。
贡布里希（或译冈布里奇）曾说，昆虫的“假眼”不但是“伪装”，还有“震慑”的作用。有一种毛毛虫（有些像躅）有假眼，“这两双眼睛合起来便成了一只恐吓性的头”[33],用来吓唬捕食者。“远在艺术发现引出这种反应手法之前，自然就已经通过随机变化和自然选择发现了它。”[34]
图19 “类柱睛”面具
（女性的大鬼和小鬼，民间面具，四川平武）同样出现在蜀地的“类筒睛”鬼面，值得注意。但是，“突”得不够“出”，只是勉强可说成“短柱”。更要紧的，“意义”不明。
跟一般饕餮圆睁的大目一样，“筒睛”也是一种“佳目”（good eyes），它不但能够厌胜“邪眼”（evil eyes）[35],而且能够烛照四方（参见插图一七），使暗魅无所遁形[36]。“妖魔鬼怪是无法看见的”，需要特别大的神奇眼晴来“看它，打它”[37]。变形或夸饰的“图式化的眼睛”，更“可以用来恐吓邪恶的鬼怪”[38]。有人将“筒睛人面”与“瞿”（瞿上）联系起来，“矍：矍铄”就是目光炯炯，如《周易·震卦》之有“目矍矍”。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多种大小不同的“眼睛形器”，考古学家认为跟太阳（神）确实“有一定关系”[39]。
在亚洲以外发现的“筒状（突起）”的眼睛（参见图13、14、24），除了前引《面具的奥秘》所举以外，印第安夸扣特人“丑角舞蹈者”戴用一种“筒目”面具（参见图10），或说是在摹仿“普照大地的神”[40],那不是“太阳神眼”又是什么呢？
镇墓兽的主要功能是辟除邪魅毒物，以免对亡魂或死体造成危害，影响其“再生”。它往往有突起的双睛（还不足成为“筒目”）。有些学者认为其与三星堆青铜人面至为相似。其实异处更多。值得注意的是，镇墓兽多为“虎化的龙躯”，多插鹿角。
七、 蟹睛的再生功能
巴纳德说，中国的“突睛”造型主要见于楚，例如镇墓兽和《楚帛书》里的某些形象（参见图20）。“三星堆头像的柱状凸眼可能就是将这种突状眼珠向外延伸成圆柱状，以强调对眼睛（或眼球）的夸张。”我们觉得，目前所获得突睛（包括短筒式眼球）的造型或面具，主要是动物，特别是龙的眼珠——民间传说，龙生有“蟹眼”。筒柱或柱状目睛都有“所指”（signifie）,而决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夸张”。楚镇墓兽多虎身鹿角而“龙首”，长着突睛以表现其狞猛可怖，与“龙目”有牵连，不足为奇（中国民俗里的鬼怪也多半鼓着铜铃般的怪眼）。
图20 镇墓兽
（大部属春秋战国时期楚墓出土，少数为传世品）
而龙采用蟹目，是跟其器官组成—再生功能整体结构相一致的：蛇的蜕皮，鱼的换鳞，马之易齿，鹿（或羚羊）的脱角，鸡的更爪……都意味着生命形态的转换；如蔡大成等所说，是“复活”或“再生”的体现，不朽生命力之证明。[41]
目前在中国民间很难见到像三星堆青铜人面那样“筒状目睛”的面部造型。我们所见的多属“龙王”或“龙神”面具，民间传言，龙长着像螃蟹那样短圆柱形的眼睛，可供参考。也许应该注意它的“再生”功能：蟹眼脱落以后会长出来。而龙的主要器官，如马齿、鱼鳞、鹿角、鸡爪（纸质稿中改为“鸡距”），都是能够“再生”的——所以，龙是生命或生命力的意象。
遗憾的是，我们做了一些浏览和搜寻工作，囿于主客观条件，至今还没有发现中国“面具”里有一模一样的直筒状的目睛（一般“突出”者不足为奇）。“一模一样”，或者能够直接诠释“筒睛”的文物，是很难找的，目前不能存此奢望，而只能使用间接证据。
《中国面具史》作者顾朴光、川剧艺术专家戴德源、《中国面具文化》作者郭净等，都不吝惠赠了一些照片和资料（参见图21），主要是龙神或龙王的面具，给我们无穷的启发；而龙在民间艺术里多像螃蟹那样长着短棍似的“纵目”，这决不是无缘无故的，这种脱落以后能够再生的蟹目，体现着生命力的更新与恒久。而且，它能够转动，“伸缩”，可以“观照四方”，具有广阔的视域。那么，是否可以由龙的“蟹状筒目”反证三星堆“筒睛人面”，尤其是嵌有“尺木”的筒睛人面，都是龙首的意象，或者是“龙蚕”或“蚕龙”的意象，甚至确是兼为太阳神的“蜀龙：烛龙”的头部造型。它们之间可以互证。
图21 柱状蟹目龙王
（左：贵州安顺地戏面具，戴德源供稿；中：仡佬族傩戏面具，顾朴光供稿；右“巴龙神”面具，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古代民间也有关于螃蟹的信仰。例如“巨蟹千里”之类。
“筒睛”之为“蟹眼”，有些文章已经提到[42],可惜缺乏论证。必须注意，螃蟹也不是跟龙一点关系没有。例如浙江莼湖区下泊所村，崇拜“十爪金龙”，形状却如“石蟹”。特别是吉畸乡洪溪村崇拜“独眼龙王”，是“一只眼的大青蟹”[43]。可见蟹目也颇神秘。
目前我们所见的中国民间“筒形”或“蟹状”目睛的面具，主要是“龙”或“龙王”（参见图21）；
邻近国家，或属于印度教—佛教系统的筒形目睛面具：
印度尼西亚（尤其爪畦岛）龙王（或狮子）（参见图21，右）
斯里兰卡“蛇王”（参见图23）
日本“陵王”等“龙面具”（参见图22）
——也基本上是“龙蛇”（准确地说是Naga龙王）。
图22 日本“陵王”的突目
（《陵王》，日本古代面具；或说即“龙王”或说即唐代的“兰陵王”）日本龙或龙王的目睛，也颇见柱状者，只是不很突出。
图23 蛇发“突睛”双面蛇神面具（斯里兰卡）
这副“蛇神”或Naga龙神面具，可说的东西太多了。它头上是墨杜萨一般由“眼镜蛇”组成的头发，口中有獠牙并且吐舌，但对本题最重要的是它的“筒状目睛”——也许那也是可以“再生”的蟹目。
图24 科维晶人的斯瓦赫韦面具
（美国印第安人博物馆藏品，海伊基金会，采自列维—斯特劳斯）这是“兼体造型“神像。角是两只鸟，鼻子变成鸟。它的眼睛是标准“柱”状，前端不开口，用途不明。
这些似乎可以作为辅证，说明：三星堆筒睛面具也属于龙神。尤其是，那额鼻上有“卷云状”长形物，作为龙的徽识，那极可能便是无此不能登天的“尺木”——正是龙首的形象。蟹状筒睛，很可能是南方某种龙形的特征。由于烛龙“人面龙身”，或者长角被人格化，所以其头部呈现为“人面”。
三星堆的“爬龙”形青铜杆形物，其眼珠也是蟹状的，跟前举龙目十分相似。这个“蟹状龙睛”的假设值得进一步论证。
原文刊载于《文学人类学研究》（2019年第二辑）。本文的上篇已发表，此为下篇。上篇参见萧兵：《人面烛龙、神树烛龙即蜀龙、蚕龙——三星堆“蟹睛人面”的新研究》，徐新建主编：《文化遗产研究》（第二辑），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113-142页。
注释
[1]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第355、356页。
[2]同上。
[3]同上。
[4]参见周匡明：《嫘祖发明养蚕说考异》，《科学史集刊》第8期，1965，第35-64页。
[5]高汉玉：《中国桑蚕丝帛起源的探讨》，《亚洲文明》第1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第68页。
[6]宋兆麟、黎家芳、杜耀西：《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第168页。
[7]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龙门联合书局，1964，第431页。
[8]参见胡厚宣：《商代的蚕桑和丝织》，《文物》，1972，第11期第5-7页。
[9]参见萧兵：《蚕马女象征叙事的解读》，《文化与文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10]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76页。
[11]叶玉森：《铁云藏龟拾遗考释》，五凤砚斋影印本，第7页。
[12]龚维英：《古神话雷神考论》，《延安大学学报》1987，第1期，第77页。
[13] 谭继和：《三星堆神禖文化探秘》，《四川文物》1998，第3期，第6页。
[14] 参见黄剑华：《三星堆农副业与神禖文化探讨》，《四川文物》2001年第4期，第11－12页。
[15] 参见萧国松：《巴文化中龙、虎崇拜说略》，《巴楚文化研究》，彭万廷等主编，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第158页。
[16] 参见段渝：《巴蜀青铜文化的演进》，《文物》1996年第3期。
[17] 陈德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面具研究》，《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1992，第39、42、43页。
[18] 参见段渝：《酋邦与国家起源：长江流域文明起源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7，第303－304页。
[19]（澳）巴纳德：《对广汉埋葬坑青铜器及其它器物之意义的初步认识》，雷雨、罗亚平译，《南方民族考古》1993第00期。
[20]参见赵殿增：《从眼睛崇拜谈蜀字的本义与起源》，《四川文物》1997年第3期。
[21] 〔美〕伊利莎白·C·约翰逊：《商人礼仪艺术中的萨满教特征及对四川广汉三星堆新近发现的推测》，石应平译，《南方民族考古》第2辑，1989，第66页。
[22]参见〔法〕列维—斯特劳斯：《面具的奥秘》，知寒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第128-130页。
[23]〔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第4卷第1分册，第385页。
[24]参见〔法〕亨利·米歇尔：《璇玑玉衡的一种解释》，《天文学报》第4卷第2期。
[25]参见萧兵：《琮的几种解说和多重功能》，《东南文化》1994年第6期。
[26]参见萧兵：《中国上古文物中人与动物的关系——兼评张光直教授“动物伙伴”之泛萨满理论》，上海《社会科学》2006年第１期，第172-179页；参见《国际文学人类学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
[27]樊一：《三星堆寻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第103页。
[28]〔澳〕诺埃尔·巴纳德：《对广汉埋葬坑青铜器及其它器物之意义的初步认识》，雷雨·罗亚平译，《南方民族考古》第5期，1992年，第39页。
[29] 参见〔日〕安田喜宪：《日中携手，创造美丽的地球家园》，《神话、祭祀与长江文明》，文物出版社，2002，第279页。
[30] 唐楚臣：《从图腾到图案——彝族文化新论》，德宏民族出版社，1986，第117-118页。
[31] 邱登成：《三星堆文化太阳神崇拜传说》，《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第18页。
[32] [美]巫鸿：《眼睛就是一切——三星堆艺术与芝加哥石人像》，《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郑岩等译编，三联书店，2005，第80页。
[33]《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范景中编选，浙江摄影出版社，1998，第342-343页。
[34] 同上。
[35] 参见闻宥：《商代象形文字中目纹之研究》，《燕京学报》第11期，1932年第2361-2363页。
[36] 参见萧兵：《面具眼睛的辟邪御敌功能》，《淮阴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第40页。
[37]《孙作云文集·神话卷·饕餮考》，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第385页。
[38] [英]冈布里奇：《艺术与幻觉》，周彦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第108页。
[39] 高大伦：《成都金沙商周遗址出土“玉眼形器”的初步研究》，《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第24页。
[40] [美]弗朗兹·博厄斯：《原始艺术》，金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第256页。
[41] 参见萧兵：《蚕马女象征叙事的解读》，《文化与文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77页。
[42] 参见肖平：《从三星堆遗存看巴蜀文化中的祭祀巫术》，《文物考古研究》，成都出版社，1993，第115页；管维良：《鱼凫族探源与三星堆断想》，《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第46页.
[43] 参见应长裕：《奉化龙俗调查》，《民间文艺季刑》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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