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彤伟｜关于“粳”字的读音问题
王彤伟，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授
摘要：关于“粳米、粳稻”之“粳”的读音，《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及《新华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辞源》等均注为jīnɡ。但近年来，水稻专家们强烈呼吁尊重行业习惯，建议字词典将其注音改读为ɡěnɡ。我们梳理“粳”字的历史注音材料、现代方言材料，从多方面论证后，认为王洪君先生（2016）推荐的ɡēnɡ音适宜普通话，应当据以审正。
关键词：粳；异读；注音；普通话字音规范
一
2011年，我国水稻研究界发生了一次和语言文字学密切相关的关于“粳”字读音问题的讨论。据报道：“水稻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提出,‘粳’字的正确读音应为ɡěnɡ，而不是jīnɡ。”“包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内的国内水稻界186名专家，联名要求《新华字典》将现行‘粳’（jīnɡ）字读音修订为ɡěnɡ。”此论一经报道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新浪、搜狐、腾讯等知名网站迅速转载了这一新闻，《光明日报》等媒体迅速跟进，作了更深入的报道，引起了更加热烈的讨论，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个“粳”字的读音，有那么多水稻专家呼吁为其正名，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他们的意见对吗？“粳”字到底该读什么呢？语言学界无疑应该给予回答。
王洪君先生等（2016）已做出了回应，王文从“粳”的字音史和“粳”字义及所指事物在南北方言中的通行度和字义显豁度等方面，论证了“粳”字当读为“ɡēnɡ”。笔者对此论证深表膺服，但其文尚有值得进一步补充之处。笔者对此问题也早有关注，故进一步搜罗资料，加以论证，成此续貂，以彰王先生结论的正确性。王先生已经谈到的，本文从略。
二
新中国关于普通话异读词的审音，第一次成果集中表现为《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1963），对“粳”的审定结果是：“粳米，jīnɡmǐ”；作为现行国家规范标准的第二次审音成果《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继承了第一次审音的结论：“粳jīnɡ（统读）”；2011年开始的第三次审音，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完成了《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2016），新审定结果为“粳ɡēnɡ（统读）”。
我们调查了一批现代广泛使用的字典、辞书，如《新华字典》《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中华新韵》等具权威性的工具书，均遵循《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注为jīnɡ音；只有《辞海》（2009）在jīnɡ音后专门注明有ɡēnɡ音一读。民国时期的《国音常用字汇》（1932）则两音并收，分别标注为ɡēnɡ（读音）、jīnɡ（语音），《校改国音字典》（1921）则只有ɡēnɡ音。
“粳”字在中古的字书、韵书中多有收录。查勘其历史读音，所注切语除了反切上下字用字或有不同外，其读音是一致的。如《玉篇·米部》作“古衡切”，《慧琳音义》作“耿坑反、古衡反、革衡反、革坑反、梗衡反、革
中古以后，汉语字音发生了巨大变化。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1341）是第一部全面记录近代共同语字音的文献，在其记录的当时的共同语字音中，中古喉牙开口二等字的韵母都读成了细音韵母inɡ，其中“粳”字就已读成[kiəŋ]了（杨耐思，1981）。再往后，声母也由ɡ类音变成了j类音。所以，上举众多字书审定为jīnɡ音是有历史依据的。或因此，《新华字典》的修订本，如第11版（2016），也没有接受水稻专家的意见，仍然注为jīnɡ。
然而，主张“粳”字应读[kəŋ]音者，除了上举专家的意见外，前列《辞海》、《国音常用字汇》等也直接标出又音ɡēnɡ。也就是说，还是有人不完全同意统读为jīnɡ音。
“粳”读jīnɡ还是ɡēnɡ的争论，实际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字音的历史音变规则的解释问题；一个是普通话字音审定的依据问题。
（一）历史音变规则的解释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中古开口二等喉牙音字早在元代的《中原音韵》中就已经发生了读作细音韵母的音变。《中原音韵》的全部二等喉牙音字，除了萧豪韵及其他韵的个别字外，韵母基本都产生了-i-介音(或-j-)，韵母变成了细音。其中庚青韵里的梗开二喉牙音字和江阳韵里的江开二喉牙音字与三四等韵的字完全合流，无疑已经产生了-i-介音，如庚青韵有“敬三径俓经四镜獍竟兢劲三更二〇亘一”对立，这样一来，二三四等字肯定已经读inɡ韵母。虽然其他各韵里的喉牙音二等韵字保持了与一等或三四等字的对立，如皆来韵阴平里有“皆阶阶喈街偕楷二〇该垓荄陔一”对立，这些二等字的韵母有可能还保持独立的主元音。但是，从《蒙古字韵》的八思巴字的拼写看，有介音的可能性大，或许其介音还不是纯粹元音性的-i-，有可能像有人转写的-j-。因此，二等开口喉牙音字的细音化在元代就已经形成了。
今天的普通话和广大的官话方言，大致也发生了如此变化。因韵母介音的增生，共同语和许多方言慢慢发生了声母擦化，声母由元代的塞音ɡ、k、h变成了塞擦音j、q、x。王力（2004）在谈到北京话（普通话）j、q、x的来源时曾指出：“开口二等舌根音字，本来没有韵头，但是当它们产生了韵头i之后，也就影响声母，使舌根音舌面化。……最富于启示性的是梗摄字：行、衡在《广韵》里同音，幸、核上入相配，由于行、幸产生了韵头i，所以声母舌面化；衡、核没有产生韵头i，所以维持原来的舌根音，念成xəŋ和xə。”
然而，语音的变化并非完全同步划一。表一所示的《中原音韵》二等喉牙开口字虽然都读为inɡ，北京话（普通话）里却并非完全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古梗摄二等喉牙音字比较特殊（《中原音韵》归入庚青韵），其开口字在普通话里有过半的字其韵母保持洪音enɡ的读法，少半变细音inɡ的读法；声母读ɡ、k、x的多，读j、q、x的少；甚至有的字有洪细两种读法；其音变并不规则。如表1、表2。
将表1、表2 简化后，即可见表3、表4 所示的结果。
如表3、表4所示，梗摄开口二等牙音组的字极少变细音，喉音组的字变细音的相对要多一些。其中与“粳”同小韵的“庚鶊更更换䢚秔稉粳賡羹
王洪君先生（2016）论及“粳”的字音史时也论及《中原音韵》与今读多有不合，而后出的《洪武正韵》《合并字学篇韵集览》《音韵逢源》等与今读相似，好像《中原音韵》跟今普通话有不同的音变。
由表1、表2的读音看，普通话跟《中原音韵》的读音（见表5）有相当的距离，似乎普通话的音变滞后，而且极不规则，现代共同语好像发生了逆向音变。
《中原音韵》的喉牙开口二等字读音的确与今读不同，它的梗摄开口二等字除了“亨”字外，都变成了细音inɡ。但是，这极有可能是周德清审音的结果，不一定代表当时共同语或北方方言里皆作此读。因为与其同源的另一部曲韵书《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就有不同的审音（张玉来，2011）。见表5：
由表5不难看出，《中原音韵》的“京更赓庚鹒粳羹惊荆经兢泾”小韵在《中州乐府音韵类编》中是两分的，“粳”字恰好就在“庚鹒更粳赓羹畊”小韵，读ɡēnɡ。这说明，从元代开始这个字就有两种不同的读法。
王洪君先生（2016）已经论及“k、kʰ声母的‘耕’‘粳’两字，不少当代老北京人也有文白两读。”《国音常用字汇》所列字中除了这两字以外，“更、颈”两字也存在ɡēnɡ、jīnɡ两读的情况。
根据王洪君先生给笔者的指教，这种两读现象也许是文白异读的不同。作为现代共同语标准音——北京话在历史上也可能受到外来的读音影响，如《洪武正韵》为代表的南系官话的影响，致使一些字有了文白异读，又产生了洪音读法。
不管是历史音变还是文白异读，“粳”字并非定于“inɡ”韵母一读。
综上，现代共同语（北京话）的梗摄开口二等喉牙音字的音变至少从元代开始就有洪细不同的音读路径，直到今天的共同语和北方方言仍然维持这一状况。
（二）审音依据问题
国家语委发布《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时，同时也发布了《关于<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审音原则“是以符合普通话语音发展规律为原则”，同时还提出了“以便利广大群众学习普通话为着眼点，采取约定俗成、承认现实的态度”为审音策略，这实际是说审音的另一原则就是“从众”的通用性原则。
在普通话字音的审定中，规律性（是否符合语言演变规则）和通用性（大众使用情况）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则，规律与通用应该受到等量重视，而且当规律与通用发生矛盾时，应该突出通用性原则。冉启斌、石峰（2016）等在实践中总结道：“人民群众的实际读音调查是审音工作的重要依据。”
审正“粳”字读音，作为普通话基础方言的北方官话的读音，应该受到重视。从现代方言实际语音看，在下列方言点中，北京话、哈尔滨话有ɡ、j文白读音之别，唐山话、沈阳话、大连话、锦州话、丹东话、赤峰话、西昌话中“粳”的声母读j、韵母读细音，其余地方声母均读ɡ、韵母均读洪音。具体情况见表6:
另外，河北昌黎把收过粳子的地称为“粳茬”，读[tɕiŋ32-33tsʰa13]。上表可见，声母不读ɡ、韵母不读洪音的方言，大部分集中在东北官话和北京官话区。西昌话不具有区域性，或是方言自身的音变，可以不论。
在南方各大方言和江淮官话里，细音读法并不普遍。除上表所示南方方言外，上海话形容米少黏性时说“米蛮粳”，其中“粳”读为[kaŋ53]；南京话把放在热水或石灰水里泡过而无涩味的柿子称为“粳饼”，音[꜂kəŋ꜂piŋ]。
另外，水稻专家作为水稻行业的从业者，他们的意见无疑也是重要的参考。他们如此强烈呼吁改为ɡěnɡ，可见他们根本不同意jīnɡ音。
现代汉语共同语——普通话的字音虽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但是这强调的只是字音的音系规范，至于具体到一个字的读音审定，则需要考虑该字音的历史音变和基础方言读音的通行范围。历史上，汉民族共同语形成的历史非常久远，从先秦“雅言”开始，历经汉魏“通语”、六朝唐宋“正音”、明清“官话”、民国时期的老/新“国语”，直至现代的“普通话”，其字音规范前后相承，各代基础方言中权威方言点的影响非常有限。张玉来（2000）、耿振生（2007）等都曾论证过历史上的汉语共同语的规范标准并非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以某一方言点的音系为依据，而是在中原汉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内部大致统一但又具相当弹性的语音系统。因此，我们认为，审定“粳”字的读音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汉语共同语的传承性和广大北方方言，尤其是中原方言区、冀鲁方言区的实际读音。
综上所述，关于“粳”字的读音，虽然jīnɡ音也符合语音演变规则，但北方方言的语音实际中，除了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区有读为jīnɡ者外，其余绝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中原地区都读ɡēnɡ。因此，将“粳”字审定为ɡēnɡ，是既符合历史原则也符合现实原则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对“粳”字读音的审定，就没有充分考虑到广大方言区的实际读音情况。
三
上举水稻专家们呼吁“粳”字读ɡěnɡ音（上声），这不符合我们上面论证的ɡēnɡ音（阴平）。从前举中古韵书及反切看，“粳”字早期并没有上声一读。
可是，在明代张自烈的《正字通》中却记有上声一读。《正字通·禾部》：“秔，古亨切，音耕。秫之不黏者亦谓之秈。《玉篇》秈稻也。重文作稉，俗作粳。”“稉，秔字重文。《说文》秔或从更声作稉。又古猛切，音别义同，别作粳。”不过由《正字通》体例可知，其所注的上声“古猛切”是个又音，不如平声“古亨切”通行。
笔者统计了《汉语方音字汇》所收的20个现代方言点中“粳”字的声调情况，发现阴平读法与上声读法各有一半。如表7：
另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记录的93个方言调查点中，共有36个方言点收有“粳”字，其中21个点读平声、14个点读上声、1个点读去声。见表8：
根据表7、表8所反映的“粳”字的调类归属，可以发现该字的阴平和上声读法都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对这种同一字在方言中不同调类的现象，可以作两种解释：一是中古文献失收上声读法，导致方言中的上声读法没有源头；二是上声读法的方言发生了调类归属的变化，由平声变入上声。无论哪种原因导致“粳”字的声调两读，这一现象在今天都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水稻专家们建议的“粳”字读ɡěnɡ(上声) 是有方言读音依据的。但是综合考虑语音的历史变化以及北方话的权威方言地位，我们认为还是以读ɡēnɡ音（阴平）为宜。
原文刊载于《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11月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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