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地时间2024年2月13日，以“双输？”为题的新版《慕尼黑安全报告》发布。本期慕安会报告认为，七国集团（G7）为代表的西方政府开始更加关注相互依赖导致的脆弱性和谁将在合作中受益。过度关注相对收益会削弱合作的绝对利益，导致全球秩序瓦解，越来越多的国家陷入“双输”局面。届时，竞争的本质不再是如何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将变成如何在损失最小化中求得生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摘译了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时逢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慕尼黑安全报告》第10期出版。基于大量数据收集与图表，报告对当今世界局势的重大变化和挑战进行分析，反映了世界政治的下行趋势，其特点是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七国集团（G7）国家的大部分民众认为，十年后他们将变得更不安全、更不富裕。许多政府重新思考其国际合作，更加关注相互依赖导致的脆弱性和谁将在合作中受益。但是过度关注相对收益会削弱合作的绝对利益，导致全球秩序瓦解而走向“双输”局面。因此，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促进对以规则为基础、以《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共同理解。最后，报告认为恶性循环并非不可避免，并认为国际社会应思考如何停止恶性循环，增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韧性。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不确定性日益增长，许多政府不再关注全球合作的绝对获益，而是越来越担心自己的获益比他国少。优先考虑相对收益或将刺激双输态势，危及合作，破坏秩序。跨大西洋伙伴国家和志同道合的国家正面临着艰难的平衡。一方面，必须为更加激烈的地缘政治环境做好准备，在此环境中，相对获益思维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须重振“正和合作”（positive-sum cooperation），否则难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增长，也难以解决紧迫的全球性问题。
冷战结束后，开放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使得全球繁荣的“蛋糕”快速增大。然而，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和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跨大西洋共同体、强大的专制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关键行为体对国际秩序绝对利益分配不均感到不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看来，国际秩序从未兑现过做大蛋糕、普惠各国的承诺。甚至连传统的秩序守护者西方国家也不再满意，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获益在减少。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自己的成功定义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成功，一种相对收益思维、繁荣损失（prosperity losses）和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恶性循环有可能展开，由此产生的双输态势已经在许多政策领域展开，并将席卷各个地区。
对相对收益的担忧（即他者收益必然会导致自己的损失）在乌克兰冲突中表现最为明显。乌克兰作为独立国家生存岌岌可危，俄罗斯人民承受了巨大的代价，欧洲人也不再能坐享和平红利。（第2章）
印太地区或将出现的风险升级令人担忧。地区的许多国家寻求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安全关系，并试图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减少合作将对地区国家均有害。如该地区大国竞争升级，各方都将是输家。（第3章）
中东已经展示了各方均输的图景。哈马斯的恐怖袭击给以色列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以色列的反应使加沙陷入绝望。这场战争或将改变地区和解的势头，最坏情况下，战争可能进一步蔓延。（第4章）
在萨赫勒地区，一系列政变将加剧两败俱伤的局面。布基纳法索等国家的军权导致欧美失去了促进发展、民主和良治、打击恐怖主义和管理移民的伙伴。同时，萨赫勒地区的人民也失去和平与民主进步的机会。（第5章）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扭转全球化。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追求经济安全，而不是最大化相互利益。资本和贸易流动开始沿着地缘政治路线呈现碎片化。“去风险”可以降低经济脆弱性，减少竞争对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也会带来巨大的代价，尤其是对低收入国家而言。（第6章）
即使是最需要合作共赢的气候政策领域，也面临被地缘政治吞噬的风险。尽管气候、经济和地缘政治目标日益一致，但中美紧张关系、美欧在贸易和补贴规则上的分歧，以及高低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或将阻碍绿色技术的推广和实现净零排放进程。（第7章）
技术进步一直是全球繁荣的驱动力，正日益成为竞争对手争相利用的工具。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希望主导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战略技术。全球迫切需要的人工智能和数据安全治理规则成为技术安全化的牺牲品。（第8章）
当前国际社会不仅没有改革这个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使其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反而走上了相反的道路。真正的风险在于，越来越多的国家最终陷入双输局面。届时，竞争的本质不再是如何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将变成如何在损失最小化中求得生存。
关注核心问题：为何世界各国政府越发关注相对收益和损失？世界各国领导人应如何建立一个开放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更好地互惠互利，进而使更多国家扩大收益？如何打破导致世界陷入零和思维的恶性循环？
冷战结束后，世界似乎进入一个全球合作的时代。“开放市场、个人权利、主权国家平等以及规则约束下的多边主义合作”相结合，全球繁荣的“蛋糕”快速做大。然而，今天的国际社会不但没有促进有效的全球治理，反而陷入机能失调，并没有准备好应对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自由民主进步已被逆转。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世界正走向某种新型多极化，或是走向“多元复杂秩序”或“多重秩序世界”。现有秩序的内部合作已被秩序本身的竞争所替代。西方主要国家、独裁国家和全球南方对现状感到不满，同时对自己的收益感到不满。慕尼黑安全指数显示，一半的受访者同意“我们生活在一个主要由西方思想塑造的世界”（只有 12% 的人不同意），对于当代国际秩序的不满在西方最为明显。很多民众认为中国和其他南半球国家将在未来十年变得更加强大，而他们自己的国家却停滞不前或衰落。此外，西方民众和政策制定者对经济关系变化对安全的影响越来越警惕。日益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越发显现出弊端。贸易联系并没有将中国等新兴大国变成自由国际秩序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反而使民主国家更加依赖他们，并使后者变得越发自信且具有威胁性。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将美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认为美国阻止其在全球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俄罗斯领导人决心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苏联解体和莫斯科失去对东欧控制的局面。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看来，现有国际秩序并没有兑现为所有人谋福利的承诺。一些国家面临内部冲突，各类促进繁荣的投资往往都受到阻碍。由此认为，西方强调“基于规则的秩序”是虚伪的，其目的只是维持西方统治现状。在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不确定性日增的背景下，许多国家对其他国家缺乏信任，对得失分配更加敏感。在经济和安全关系中，它们越来越不甘心对手获得优势，关注自己是否是相对“赢家”，甚至不惜牺牲共同的绝对收益。在西方，越来越多的政府更愿意与政治志趣相投的国家实现互惠互利。自由民主国家领导人成功加强了从欧盟、北约到七国集团等基于价值观的集团内部合作。“朋友”和“对手”间的区分在安全和经济领域更加清晰。民主国家重新关注威慑而非合作安全。在大多数欧洲人看来，无法与俄罗斯共同实现安全，而只能通过对抗俄罗斯来实现（第二章）。在美国，两党一致认为威慑须超越对中国的信任（第三章）。在经济领域，“去风险”已成为主旋律，彰显西方国家为减少对独裁国家依赖所做出的广泛努力。正如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所说，在敏感技术领域（第八章），美现在决心“保持尽可能大的领先优势”。尽管中国抱怨西方“脱钩”，但它强调安全而非经济增长（第六章）。中国正试图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中追赶美国，但外部压力加剧或将抑制中国的增长。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可能会继续关注“双赢”，但会更加注重“赢得更多”。发展中国家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将因全球地缘政治分裂而遭受最大的损失。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无法实现包容性全球增长，同时削弱了全球南方应对气候危机的能力（第七章）。南半球国家所呼吁的多边结盟和多极世界是放弃“零和”选择。全球南方也包括“相对总和”（relative-sum）政治兴起的一些最大受益者，正在利用地缘政治竞争的优势。比如印度和墨西哥等国家正受益于跨大西洋国家通过将贸易和投资转移到本国来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的努力。还有更多国家在西方与中俄间采取对冲，使他们能够“从每个国家中获得尽可能好的交易”。这种方法有助于创造公平的全球竞争环境，但是却忽视更有原则的接触形式。对相对收益的普遍关注可能会损害全球合作的绝对收益。“保护主义的危险螺旋”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会进一步促使国内不同政策目标之间的权衡。国家预算的缩减将使补偿全球化的“输家”变得更加困难，何况经济增长放缓已经使得零和思维在民众当中滋生明显。此外，日益强调经济领域的相对收益可能导致地缘政治紧张和不信任加剧，在军事领域造成的风险最大。许多国家领导人声称他们仍致力于合作共赢，然而似乎无法打破恶性的零和博弈局势。各国政策可能是对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理性反应，但它们可能会破坏为所有人谋取利益的合作，削弱有助于促进共同增长和寻找共同问题解决方案的国际秩序。对于跨大西洋伙伴和志同道合的国家来说，阻止这种恶性循环需要采取艰难的平衡行动：在地缘政治竞争与恢复“正和”合作之间寻求平衡。加强民主国家间合作，增强“集体韧性”。如果民主国家不能维护其值得信赖的多边主义民主岛屿，那么任何关于做大全球蛋糕的讨论都将徒劳。鉴于其中许多国家普遍存在民主倒退等状况，民主国家是否会变得更有韧性还远未确定。担忧不平等回报所引发的问题越来越多，“正和”合作仅限于越来越少的国家。如以有针对性和透明的方式推行去风险政策，实现共同经济增长并非不可能。在安全领域也是如此，如果在加大威慑力度的同时，认真作出可信的承诺，则可以降低事态升级的风险——如有必要，还应建立高层军事对话等保障。国际秩序的未来不会由大国单独决定。为加强与全球伙伴的合作，欧美需证明其对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愿景符合全球的利益。要赢得确保广泛共享成功秩序的全球叙事，需要对全球南方采取新的态度。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着双输的风险，不再是谁得利多，而是谁损失少。如各国越来越多地根据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成功来定义自己的成功，而不是按照允许国际社会繁荣发展的秩序来定义，那么各国都寻求成为“赢家”的世界将是一个绝对不受欢迎的世界。在重新致力于适应不断扩大的全球蛋糕的思维和政策时，跨大西洋合作伙伴还必须考虑国内日益增长的资源限制。
要点小结：
（1）后冷战时代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乐观情绪已经消失，收益的不平均分配导致了对现状的不满。
（2）在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担忧加剧的背景下，西方、强大独裁国家和全球南方的主要行为体越发担心相对收益，并开始在国际关系层面去风险。
（3）政策调整是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的理性反应，但其代价高昂并有可能侵蚀全球合作的绝对收益。这些政策还有引发恶性循环的风险，即各国对相对得失的关注可能会带来零和世界。
（4）跨大西洋伙伴需在竞争相对收益和合作实现包容性绝对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他们需维护民主国家之间基于信任的合作，同时必须努力在与独裁挑战者的竞争中引入保障空间，探索与竞争对手互利合作的领域，并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从而确保更具包容性的利益。
根据图例数据分析结论：
有关俄乌冲突的相关指标都有所下降，尤其是能源供应中断和使用核武器两个方面。在经济方面，除巴西、日本和南非，其他国家对本国经济危机的忧虑程度均有所下降。
对非传统风险的认识进一步增加，尤其体现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伊朗问题、人工智能、跨国有组织犯罪、由战争或气候变化导致的大规模移民、网络攻击、极端天气等方面。
中国、印度和南非仍视俄罗斯为友好而非威胁。除加拿大和日本外，七国集团中有五个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比去年有所改善。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认为除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以外的所有国家都比去年更具威胁性，也是唯一一个将美国视为威胁的国家。乌克兰仍被所有国家，尤其是七国集团国家视为盟友，但程度不如去年。
加拿大对人工智能构成的威胁的担忧出现了惊人的增长。
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成为法国最担心的威胁。法国是七国集团成员国中对此最关注的国家。法国对伊朗构成的威胁的感知指数也上升了7分。
法国面临的第二大威胁是战争或气候变化导致的大规模移民。
种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歧视威胁上升了8位，成为第5。法国现在是七国集团中对这一问题关注程度最高的成员国。德国对俄罗斯及核武器与生化武器的威胁认知有所下降。
德国对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及战争和气候变化导致的大规模移民担忧急剧上升。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德国对大规模移民的担忧程度最高。在七国集团的数据对比中，意大利最担心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环境问题如极端天气和森林火灾、自然栖息地的破坏以及普遍的气候变化，构成了意大利面临的三大威胁。
在七国集团的数据对比中，意大利对俄罗斯和中国构成的威胁最不担心。
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中，日本最担心俄罗斯构成的威胁，俄罗斯再次被认为是日本面临的最严重威胁。
美国对政治极化的担忧程度仍然很高，成为第二大威胁，也位于被调查国家中对此关注的首位。
美国在不平等问题上排名第3，仅次于印度和中国，与去年相比，下降了3位。
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除中国外，美国最不担心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
美国对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栖息地的破坏表现出更多的关注，但与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相比，美国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程度仍较低。
在去年感知到的总体风险大幅上升之后，今年中国对所调查的所有风险的担忧有所下降。
中国关注的风险前三位依次是：网络攻击，气候变化和美国。
印度对极端天气和森林火灾的威胁认知上升，而气候变化仍被视为印度面临的最大风险。这两种风险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这可能反映出印度受访者越来越多地将这两种威胁的因果联系起来。
能源供应中断仍然是南非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所有国家对此项给出的最高评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