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 回鹘观音信仰考
作为一种流传极广的宗教文化现象，观音信仰对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故而长期以来一直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遗憾的是，学术界对于这种现象的重视似乎主要局限于中原汉族地区和西藏地区，对周边少数民族古往今来的观音信仰状况却关注不多。例如，今天新疆维吾尔族与甘肃裕固族的共同祖先——古代回鹘人信奉观世音菩萨的历史情况，学术界即一直少有问津。
回鹘本为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最初信奉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萨满教，[1] 大致于7世纪初开始与佛教有所接触。《旧唐书·回纥传》载，隋末唐初回鹘有一首领名为“菩萨”。此人智勇双全，作战时身先士卒，所向披靡，战功显赫，从他开始，回鹘逐步强大起来，成为北方地区具有较强大军事力量的一个民族。这里的“菩萨”，即梵语之Bodhisattva，佛教中指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之仁人。说明早在7世纪初，菩萨信仰在回鹘中就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那么，本文所述的观音菩萨信仰在那个时代是否有所传播呢？因史书缺载，我们不得而知。有幸的是，我们在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文献和壁画中，却找到了古代回鹘人信仰观音菩萨的蛛丝马迹。
古代回鹘文文献中对回鹘观音信仰的状况多有反映，其中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妙法莲华经》第25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在回鹘中的盛行。
吾人固知，《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所推崇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是随着大乘佛教的出现而产生的。该经并非由某一位作者在一时完成的，其形成过程经历了漫长的阶段，最初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直到公元1世纪末或2世纪初才最终定型。[2] 中土僧俗对此经极为重视，曾先后八次译之为汉语，今存比较完整的译本有西晋太康七年（286年）竺法护所译《正法华经》10卷28品；姚秦弘始八年（406年）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7卷（或8卷）28品；隋仁寿二年（601年），阇那崛多共达摩笈多所译《添品妙法莲华经》7卷27品，其中以罗什本最为流行。依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法华经》写本的内容及用词看，不难发现，回鹘文本是以罗什本为底本而转译的。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见于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7第25品，若就整个《法华经》之内容观之，该品似乎与《法华经》之核心内容关系不大，具有独立性，所以，学界推定其出现的时代也应是较晚的。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把观世音描写为大慈大悲的菩萨，遇难众生只要诵念其名号，他即时就可闻声而拯救解脱之。令人感兴趣的是经中对其神通的种种描写，如大火燃烧，不能伤身；大水漂没，浅处逢生；海风颠船，化险为夷；刀杖加身，段段自折；恶鬼恼人，不能加害；枷锁披身，断裂自损；富商行旅，安然无恙；淫欲过度，得离恶念；愚痴低能，智慧充满；妇女求育，得生男女。凡此种种功德利益，都会对信众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且持法修行简捷可行，易为人们所接受。故在存世的15件回鹘文《妙法莲华经》写本中，《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也有可能是单行本《观世音经》，详后）就占去了三分之一。
A．迪雅科夫（A. A. Djakov）收集品，获于吐鲁番，现藏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原件为卷子式，长285厘米，宽27厘米，共存224行。
B．橘瑞超收集品，发现于吐鲁番，梵箧式，残存1页，长41厘米，宽21. 3厘米，正面存21行，背面存22行，第3～5行间有一穿绳用的圆孔。
C. T II Y 32、39、60，是德国第二次吐鲁番探察队于交河故城获得的，现藏梅因茨科学与文学研究院，馆藏号为Mainz 733，卷子式，长103厘米，宽30. 5厘米，有文字61行，开头与中间部分残损较少，后部损毁严重。
D. T II Y51-a，德国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获于交河故城，现藏梅因茨科学与文学研究院，馆藏号为Mainz 289，卷子式，长17厘米，宽16厘米，存文字11行。
E. 另有一件文书，编号为TⅡY 10 + TⅡY 18，原件纸质呈黄褐色，墨书，现存2页，共64行。1911年，德国学者缪勒将其研究刊布，德译了全文书，并与汉文本作了对照。[3] 惜刊布者未能就其它情况对该写本做出更详尽的报道。据推测，它可能也出自吐鲁番。
在上述诸写本中，惟A本内容基本完整，仅4～5行有残缺，是目前所存诸写本中保存最好、内容最完整的一份。1911年，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在他的《观世音菩萨》一书中研究释读了该文献，附有德译及详细的疏证和原文模拟。[4] 以拉德洛夫所刊布的A本为底本，土耳其学者特肯将上述5种写本归为一帙，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研究，[5] 内容全面准确，为回鹘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写本的研究提供了比较可信的蓝本。在此之后，又有另外一些残片被认定同属该品，但内容与上述所引诸写本差异不大。近期，我国学者张铁山重新研究了上述5种写本。除了拉丁字母转写、疏证、汉译外，他还尽可能地介绍了《法华经》在回鹘人中的译传情况。可以参考。只是需提醒的一点是，由于受资料所限，他没有注意到该经的其它写本，以致于误认为“回鹘文《妙法莲华经》保留至今者，均为该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6] 其实，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妙法莲华经》中，另有属于《普贤菩萨劝发品》、《药王菩萨本事品》及《陀罗尼品》等多种内容的写本10件。
在上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回鹘文写本中，出现有大量的汉文借词，如第1行的sang，借自汉语的僧，未采用梵语的saxgha，第2行将观世音菩萨译作quanšï im pusar，而未采用梵文的avalokiteśvara，显然直译自汉语；第28行出现的tsun，显然借自汉语的“寸”；第120行出现的毗沙门，直接采用汉语音译bïsamn，而不采用梵语vaiśramana。这些说明，回鹘文本当是以汉文本为底本的。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在A件回鹘文本的第2～3行出现有quanšï im pusaralqudïn sïngar ät’öz körkin körgitiptïnlïγlarqa asïγ tosu qïlmaqï biš otuzunč字样，意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在梵文本及竺法护译《正法华经》、阇那崛多共达摩笈多译《添品妙法莲华经》中同属第24品，惟在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中被列为第25品。各种因素互相映证，可以确定，回鹘文《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当转译自罗什汉译本。
这里必须指出，回鹘语《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译本是以鸠摩罗什译本为底本的，但就具体内容言，二者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与汉文本相比，回鹘文偈颂（gāthā）部分缺了一些段落，而这些内容又是与前文所述观世音的名号来源及其广大神通的叙述是一致的，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不明，当系回鹘文译者的主观行为。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曾以单行本流行，这就是后世所说的《观世音经》（又作《佛说高王观世音经》），首见于道宣于麟德元年（664年）编集的《大唐内典录》卷二。唐人僧详在《法华传记》卷一中记载说：
唯有什公《普门品》，于西海而别行。所以者何？昙摩罗忏，此云法丰，中印度婆罗门种，亦称伊波勒菩萨。弘化为志，游化葱岭，来至河西。河西王沮渠蒙[逊]，归命正法，兼有疾患，以语菩萨，即云：观世音此土有缘，乃令诵念，病苦即除。因是别传一品，流通部外也。[7]
这一记载说明，《观世音经》的出现和流传当与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的信奉与推崇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因为沮渠蒙逊特别推重《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才有意将其另列出来，使之成为在《妙法莲华经》之外的一部单行佛经。沮渠蒙逊在位于永安元年至义和二年（401～432年），而鸠摩罗什是在弘始八年（406年）译完《妙法莲华经》的，二者相距甚近。《观世音经》如此之快地被作为单行本流传，除却沮渠蒙逊的个人因素，我认为应系时人对《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重视程度非同一般所致。
在敦煌出土的魏晋隋唐至宋初的发现物中有很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和《观世音经》写、刻本，其中有些还附有精致的插图，可谓图文并茂；在敦煌石窟壁画中，也有大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及由之变化而来的《观音经变》的变相存在，[8] 说明在那个时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和《观世音经》是非常受民众欢迎的。这种插图本文献、石窟壁画、《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和独立的《观世音经》都在敦煌一带广为流传。流风所及，回鹘人不仅推重《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而且也将《观世音经》作为单行本流传，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敦煌出土的回鹘文写本《观音经相应譬喻谭》中出现有用汉字书写的“观音经”三字。此外，在吐鲁番出土的编号为U 4707 (T III M 187）的回鹘文《观音颂》印本残卷中也提到，1330年，元政府派驻云南的回鹘高级官员跃里帖木儿（Yol Tämür）之妻色拉奇（Šaraki）为保佑丈夫平安，曾出资命人印制了《观世音经》。[9]
既然回鹘文文献不只一次地提到回鹘文本《观世音经》的存在，那么，我们前文所述的5件回鹘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写本有没有可能其实就是单行本的《观世音经》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在5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写本中，仅有A件注明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其余几件都无这种文字。至于是残缺还是原本就无这种文字，因本人无法目睹原件，而且也无法找到这些文献的照片，无法断言。
从出土文献看，《观世音经》在回鹘中应有着广泛的传播，并赢得了相应的声望，上引回鹘文《观音经相应譬喻谭》中的授记以大量的篇幅对《观世音经》进行了极力称颂，可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史实。
回鹘文《观音经相应譬喻谭》写本在结构上的特点为押头韵的四行诗形式，内容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密切相关，似应为古代回鹘人在讲说《观音经》之后的唱词，以大量的譬喻故事劝诫人们虔诚信佛。
三篇授记中的每一篇都按传说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并考虑到听众的需要进行分段，希望通过积累功德和增长智慧以求在未来“超证佛果”，文中对《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即回鹘文文献所谓的《观音经》）之殊胜多有称颂，现摘引第三篇授记中的相关内容如下：
335. tuš//ta ačuq adïrtlïγ äšidip:: maitrï佛 -lïγ paramart činkirtü baxšï-nïbu oq
336. sudur ärdinig//nomlafγalïöfünüp: tüz- kärinčsiz yig üsfünki佛 qufïnga alqïšalïp :/
337. ol alqïš-taqï-čaqafïγlanu tavranu asankï- larïγ ärfürüp
338. parmït-larïγbüf//-kärip: buyan-lï bilgä bilig-li yivig-lärig toγuruptošγurup: :/
339. 等觉妙觉tigmä二törlüg tüškäzig- lärdin ärfip käčip :
340. tüpgärmäk//atlγtuš-ta tüzü köni tuymaq burxan qufïn bulup :
341. kälmädük öd-lär-ning//učïqïdïγï tükäkïn-čä-käfägi :
342. tufčï ulalïpüzülmädin käsilmädin mäng- gün//ärip :: alqu tïnlγ-lar-qa asïγ tusu qïlu :
343. 大自在天宫 tigmä//uluγ ärksinmäk-kä täγülük:ayïšvarasfan atlγ orun-ta:
344. abamuluγ//ödünornašmaq-lar-ï bolγay ärti::
345. 善哉 善哉 娑土//qayu-ma 大乘 sud- ur-lar-qa söz-läsär: qasïnčïγ tangïsuq uz bolur ::/
346. 观音经 sudur-nung 相应是
请求真谛之师弥勒佛给你讲解这一宝典经文（即《观音经》——引者），你们将得到深不可测的至高无上的佛法；按照佛法去努力追求，你们将渡过无量时和完善波罗蜜多，完成功德和智慧的修炼；你们将通过被称为次第的“等觉”和“妙觉”，并在被称为“完善”的时间里达到真正认识佛陀；直至完成无量劫的末尾，你们将不断精进，并将成为永恒；为众生创造利益，你们将在被称为“自在天宫”的地方，即至高无上的弥勒佛居处，永远居住下去。善哉！善哉！娑土！人们常谈的大乘经文完全是奇妙的和壮丽的! 观音经相应。[10]
其内容集中反映了回鹘观音信仰的如下几个方面：
1．《观音经》是大乘佛教无上法宝，常念颂之，可深刻体悟佛法，并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
2．依《观音经》修行，可获得大功德，成就大智慧；
3．以观音慈悲心利乐有情，可往生大自在天宫（这里应指兜率天宫），与弥勒佛相会，并常住此处。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将观音信仰与往生大自在天宫，与弥勒佛相会的思想联系在一起了。
曹魏天竺三藏康僧铠译《佛说无量寿经》有偈颂称：
大士观世音，整服稽首问，
白佛何缘笑，唯然愿说意。
梵声犹雷震，八音畅妙响，
当授菩萨记，今说仁谛听。
十方来正士，吾悉知彼愿，
志求严净土，受决当作佛。[11]
在该经中，观音是与“净土成佛”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中土僧徒依据自己的重视人生、重视现实的意识，把清净的佛土发展为人们死后可以“往生”的另一个幸福美满的世界。相对于被神仙方术化了的只能解救现世苦难的救苦观音而言，净土观音能够接引众生“往生”，解决人们的“生死大事”，因而另具一种宗教意义。[12]这样信仰在中国长期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而在回鹘文写本《观音经相应譬喻谭》中，弥勒信仰被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文中不仅多次提到弥勒佛，而且称之为“真谛之师”。信徒门通过念颂观音，以其慈悲之力，人们死后可以“往生”弥勒佛的居处——大自在天宫（兜率天宫），与弥勒佛相会。这种信仰在其他地区是见不到的，是回鹘观音信仰所特有的内容。在古代回鹘社会中，弥勒信仰蔚为盛行，故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有大量的写经题记和发愿文都将与往生兜率天宫，作为信仰的终极目的。[13]
上文所说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及其单行本《观音经》属于汉传大乘佛教显宗系统，除此之外，密宗系统的观音信仰在回鹘中也有流播，突出表现在《观世音成就法（Avalokiteśvara-Sādhana）》、《大乘大悲南无圣观音陀罗尼聚颂经（Mahākārunika nāma ārya avalokiteśvara dhāranī an- uśamā sahita sūtrāt samgrhītā）》、《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Sahasrākśa-sahasrabāhv-avalokiteśvara-bodhisatt- va-dhāranī-riddhi-mantra-sūtra）》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Nīlakanthaka Sūtra）》等密宗经典在回鹘中也有所传译。
《观世音成就法》是藏传佛教经典之一，柏林收藏有相关文献5件，均出自吐鲁番地区，其中4件为印本残片，另一件为草体写本残片，内容与观想有关，当系元代遗物。其中，编号为T III M 192 b（U4710）的写本残片题跋称：
99. kinki karmau-abaxšї-nїng
100. yaratmїš bosadana-nї sapdati
101. ačari qatїnqatїn yalvaru
102. ötümiš-kä ∶mnpuny-a širi
103. ävirü tägintim∷ ∷ ∷
在撒普塔啼阿阇梨（Sapdati Ačari）的反复请求之下，我必兰纳识理把噶玛拔希上师的著作努力翻译完毕。[14]
这里的噶玛拔希（回鹘文作Karmau-aBaxšї，1203～1282年）系藏族著名佛教大师，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第二代祖师。从噶玛拔希起开始创立了通过活佛转世制来继承法位的办法。回鹘文本译者必兰纳识理（回鹘文作Punyaširi，13世纪末至14世纪中叶）则为元代著名的回鹘高僧，精通回鹘语、汉语、蒙古语、梵语与藏语，在皇庆年间（1312～1313年）曾受命翻译过多种佛教经典，见于记载的有《楞严经》、《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般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和《不思议禅观经》。[15] 从出土文献看，他还曾根据汉文佛典创作回鹘文诗歌《普贤行愿赞》，[16] 译龙树著《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颂词、密宗经典《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17] 《吉祥胜乐轮曼陀罗》[18] 和这里所述的《观世音成就法》为回鹘文。[19]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印经题记中，也曾不只一次地提到《观世音成就法》这一经典，如：
1．癸酉年（估计是1333年），大都普庆寺的和尚们（回鹘文写作Šilavandi-lar）接受了一项任务，即要把回鹘文《观世音成就法》印制成册。全寺和尚们齐心协力，顺利完成了印刷任务。僧侣们在题记中写到，通过这一活动，他们不仅得到了锻炼，而且也为传播佛法做了功德。[20]
2．丙子年（估计是1336年），俗人勃里不花（BöriBuqa）又重新印制了《观世音成就法》。[21]
上述这些回鹘文《观世音成就法》写本、印本的发现，以及多种回鹘文印经题跋对该经的记载，体现出回鹘佛教徒对《观世音成就法》及观世音菩萨的崇拜之情。
《大乘大悲南无圣观音陀罗尼聚颂经》同属藏传佛教系统的典籍，是佛教徒对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颂赞，以祈求观世音菩萨的保佑和庇护。现存写本小残片二件，均藏柏林德国国家图书馆，编号分别为U 5461（T I D 609）和U 5880（T III M 219. 505），其中，前者出自吐鲁番高昌故城，存文字11行；后者出自吐鲁番木头沟遗址，仅存文字10行。在汉文佛经中无此经典，回鹘文本当译自藏文。[22]
除了译自藏文的密宗经典外，也有不少与千手千眼观音相关的经典却是从汉文翻译过来的，如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写本《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即是。前者现知写本7件，均藏圣彼得堡，编号分别为SIKr. II/29-1、SI Kr.II/29-3、SI Kr.II/29-7、SI Kr.II/29-10、SI Kr.II/29-15、SI Kr.II/30-14、SI Kr.II/30-16。[23] 后者亦有7件写本出土，编号分别为T I D 668 (U 2363)、T I D (U 2297)、T I D 93／502 (U 2309)、T II 647 (U 2510)、T I D 93／505 (Mainz 213)、T I D (U 2304)，均由罗伯恩刊布。[24] 其中编号为T I D 93／505 (Mainz 231) 的回鹘文写本题记称：
ymäqutluγ uluγ tavγač ilintä……atlγ-γ säng- räm-däki…üč aγïlïq nom ötgürmiščitung samtso atlγ ačarï änätkät tilintin tavγač tilinčä ävirmiš basa yanaalqatmïs on uyγur ilintä kinki bošγutluγ bišbalïqiïγ sïngqu säli tutung…tavγačtilintin…ikiläyü türk tilinča aqtar-mïš…ming közlüg min iliglig amd- uq…aryavlokidšvrbodistv-nïng qïlmïš ili//…birlä… uqtu nomlamaq atlγ üčünč tägzinč tükedi (…)
时幸福的、伟大的桃花石国（即中国——引者）中有名叫……寺中的洞彻三藏的名叫智通的法师从印度语译为桃花石语，又受赞颂的十姓回鹘的后学别失八里人胜光法师再由桃花石语译为突厥语，命之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第三品终。[25]
该经的译者是古代回鹘著名学者、译经大师胜光法师（Sïngqu Säli Tutung），除了该经外，他还用回鹘文翻译了《玄奘传》、《金光明最胜王经》和《观身心经》，而且还有可能翻译过玄奘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回鹘文《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写本的发现，证明胜光法师对密宗经典也不无兴趣。
《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的中心内容同样是讲观世音菩萨的法力。文中间有药方和宗教礼仪之类的内容，它们是治疗中毒、蛇咬、眼疾、失聪、中风、致命心绞痛、家庭灾难，甚至蚊虫飞进眼睛后的处理办法。其中，《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是宋人四明知礼（960～1028年）所作《大悲忏法》的所依经。此《大悲忏法》自宋代始，一直是中国佛教界最流行的忏仪之一，内含佛教信众每天所诵念之《大悲咒》，对观音信仰的普及与流行居功甚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中还有不少内容述及千手千眼观音为信徒开示的达到心愿或躲避灾祸之方法，故而受到回鹘佛教徒特别的崇敬。
上述这些回鹘文佛教经典都出自敦煌、吐鲁番一带，其数量尽管不少，但仍然远远不是相关回鹘文佛经的全部。有趣的是，与观音信仰密切相关的几部经典，不少都有回鹘文写本流传。除了前文已叙述过的《妙法莲华经》和《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唐人佛驮跋陀罗译《大方广佛华严经》，该经在卷51《入法界品》中阐述了观世音的神力。观世音向善财童子自称：
我已成就大悲法门光明之行，教化成熟一切众生，常于一切诸佛所住，随所应化普现其前，或以惠施摄取众生，乃至同事摄取众生。显现妙身不思议色摄取众生，放大光明，除灭众生诸烦恼热，出微妙音而化度之，威仪说法，神力自在，方便觉悟，显变化身，现同类身，乃至同止摄取众生。[26]
这一记载说明，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在救苦救难时为方便起见可“显变化身，现同类身”，根据需要变成各种不同的角色。从男到女，从僧到俗从鬼怪到动物，达33种之多，即后世所谓的“三十三面观音”或“三十三身”。
《大方广佛华严经》现有二种回鹘文译本存在，一为四十华严，一为八十华严。前者出土于吐鲁番，后者发现于敦煌。[27]
此外，《楞严经》很可能也曾被译入回鹘文，在敦煌出土的回鹘文《说心性经》写本中，即多处引用与《楞严经》、《华严经》相关的文字。[28]《元史》在提到回鹘喇嘛僧、著名佛经翻译家必兰纳识里时称：
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指梵文——引者）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西番字（指古代藏文——引者）则有《不思议禅观经》，通若干卷。[29]
从这一记载看，元朝时期必兰纳识里曾根据汉文将《楞严经》译入回鹘文。对观音信仰而言，《楞严经》卷6《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其内容对观音所修持禅法有细致描写，具体包括修行功夫、修证次第与全体功用等诸多方面，对“观音法门”之禅修具有特殊意义。
这些经典的翻译与流行，无疑会进一步推动观音信仰在回鹘中的普及与兴盛。吾人固知，佛教在回鹘中的繁荣主要在宋元时期，以后便逐步走向衰落，至15世纪基本上已让位于伊斯兰教的统治。与之相应，西来的阿拉伯文也被确定为官方文字。回鹘文逐步被弃用，最终成了不为人知的“死文字”，回鹘文佛经也自然地被人们遗弃。尤其严重的是，在伊斯兰教传入吐鲁番等地后，出于宗教上的原因，人们有意识地对那里原来流行的回鹘文佛教经典进行了大规模的销毁，所以，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大多都是那些因被埋藏于地下才得以幸存的劫后余孤，多数都属于小残片，只有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回鹘文文献保存比较完好，但数量有限。以理度之，当有更多的与观音信仰相关的经典曾被译成回鹘文字流传于世。
随着相关经典的翻译与流传，观音信仰在回鹘社会中得到广泛传播，进而对回鹘的文化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回鹘艺术品中，观音绘画是十分常见的，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1．汉风影响下的回鹘观音像，比较典型的例子可见于敦煌莫高窟第97窟和库车库木土拉石窟第45窟，后者还有用汉文书写的“南无观世音菩萨”或“南无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之类的榜题，在库木土拉石窟第42窟中还出现有“南无大慈大悲般若观世音菩萨” 榜题，都明显带有汉风特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西域、敦煌等地众多的观音画像中，我们很难确定到底有哪些作品应出自回鹘艺术家之手。
2．送子观音像，比较典型的是吐鲁番木头沟遗址出土的回鹘式坐姿观音像，榜书回鹘文题记，[30] 时属9～10世纪的遗物，怀抱一子，有可能就是最早的送子观音像。[31] 从其身着白衣这一现象看，似乎曾受到了回鹘人长期信奉的摩尼教的影响。在回鹘于840年由蒙古高原西迁新疆与河西走廊之前，摩尼教一直享有回鹘国教的地位。[32]
3．水月观音。可见于敦煌莫高窟第237窟的回鹘壁画中，观音坐于水边岩石之上，身光为白色，如月轮，天边则绘一弯新月。
4．多手观音像。这种题材的作品在回鹘石窟中最为常见，如在榆林窟第39窟绘有六臂观音；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第41窟和新疆库车县库木土拉石窟第42窟中绘有千手千眼观音；在吉木萨尔县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中，也发现有千手观音。
5．马头观音。在库车库木土拉石窟第38窟的主室地面所绘敷曼陀罗两侧，各绘有一尊袒上身、披帛、头戴有马头宝冠的神，应是马头观音，系密宗六大观音之一。[33] 此外，在吉木萨尔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中，也发现有马头观音绘画残片。
上文所述的多手观音与马头观音均属于密宗内容。在密宗观音绘画中，观音手中所持的法器含义非常广泛，既表示朋友的相聚，又表示将众生从统治者的压迫下解救出来的愉悦。它是智慧之镜，是诞生在神殿的莲花，是达到圣境的神音，是祈祷好收成的香柱等等。
在绘画之外，观世音菩萨更是每每出现于回鹘文佛教诗歌中。除了前述敦煌本回鹘文《观音经相应譬喻谭》写本外，现知的尚有以下十种：
1．U 5103（T III, TV 57），写卷1页，面积14. 3×15. 3cm，吐鲁番山前坡地出土，存文字45行，内容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赞》；
2．Ch/U 6573 (T III M 141)，残片1页，面积12. 5×16. 3cm，木头沟出土，正面为汉文佛经，背面有回鹘文17行，内容为《不空羂索观音颂》；
3．Ch/U 6821 (T II S 32a-1005)，残片1页，面积12. 2×10. 5cm，胜金口出土，存文字17行，内容为《观音赞》；
4．Ch/U 7570 (T III M 228)，册子本，现存残片35页，为回鹘文《Insadi经》译本，其中第四部分（1014～1074行）为《观音颂》；
5．Ch/U 7469 (T II T 1622)，残片1页，面积12. 5×16. 3cm，吐峪沟出土，存文字17行，为《不空羂索观世音菩萨赞》；
6．U 4921（T II D 199），残片1页，面积17×28. 5cm，高昌故城出土，存文字26行，内容为《观音颂》；
7．U 5803 + U 5950 + U 6048 + U 6277（T III [M] 234），较完整的写本4页，每页面积14. 3×15. 3cm，吐鲁番出土，存文字45行，内容为《观音赞》；
8．U 5863 (T III M 132-501) ，残片1页，木头沟出土，内容为回鹘文《观音赞》；
9．Ch/U 6393 (T II S 32a)，残片1页，面积11×9. 3cm，存文字17行，内容为《观音赞》；
10．U 4707 (T III M 187) ，印本残片2页，木头沟出土，存文字80行，内容为《观音颂》。
上述这些作品均为押头韵的诗歌，有的在押头韵的同时又押尾韵，这一文学形式堪称回鹘文诗歌有别于其它诗歌的显著特点，现撷取U 4707 (T III M 187) 回鹘文《观音颂》中的二段以为例证来观察回鹘文诗歌的这一特色。
9．tüzün körgäli ärklig tip
tüzüdinkükülmiš atlγ-qa
tuyunmïš-lar iligi ïduq-qa
tüztöpüm üzä yükünürmn
我顶礼膜拜
能公正看待一切的
被所有人赞颂的
明鉴之王陛下。
10．bodistv körklüg qangïm-ay
bo ögmišbuyan-ïm küčintä
bod ködum-ä tïnlγ-lar
burxanqutïn bulzun-lar : sadu
啊，我庄严的菩萨父亲，
愿因我这赞歌之力，
一切行走的众生
得到佛福，善哉！[34]
该诗的作者不详，大致于1330年左右，元政府派驻云南的回鹘官员跃里帖木儿的妻子色拉奇为保佑丈夫平安而在大都（今北京市）出资使人印制了《观世音经》。诗中所谓的iligi ïduq（明鉴之王）从字面看指的是回鹘统治者亦都护，实际上应借指观世音菩萨。
其中，第9段以tü-/tu-起首（在古代回鹘文中，ü/u通用，不加区分），在第10段中，起首的同为bo-/bu-（在古代回鹘文中，o/u通用，不加区分），非常押韵，而且音节数目也比较严整。全诗语言优美，对观音菩萨的崇敬与膜拜之情溢于言表，具有极强的感染力，给读者以非常深刻的印象。鉴于其文学特色不关本文宏旨，故此略而不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观音信仰在古代回鹘人中的传播是相当普及的，首先表现在有众多与观音相关的经典被译成回鹘文字广为流传，同时也表现在观音形象常常出现在古代的回鹘艺术品中，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印经题跋、观音颂诗更是深刻地反映出古代回鹘佛教徒对观音菩萨的崇敬之情。从译经、印经题跋、艺术品和颂诗看，回鹘中流行的观音，既有显宗的，也有密宗的，既有汉传佛教的影响，也有藏传佛教的影响，同时又不乏自己的民族特色（如颂赞观音的头韵诗），体现出回鹘文化的多样性。
注释：
[1] 详见杨富学：《回鹘宗教史上的萨满巫术》，《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3期，第123～132页。
[2] 杨富学：《〈法华经〉胡汉诸本的传译》，《敦煌吐鲁番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24页。
[3] F. W. K. Müller, Uigurica II,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 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10, Nr.3, S. 72-78.
[4] W. Radloff, Kuan-ši-im Pusar. Eine türkische übersetzung des XXV. Kapitels deChinsischen Ausgada des Saddharmapundarīka (Bibliotheca Buddhica XIV), St. Petersburg 1911 (Repr.Taipei 1984; Delhi 1992).
[5] Ş. Tekin, Uygurca Metinler, I: Kuanši im Pusar(ses Işiten Ilâh), Erzurum1960.
[6] 张铁山：《回鹘文〈妙法莲华经·普门品〉校勘与研究》，《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3期，第56～68页。
[7]《大正藏》卷51《史传部三》，No. 2068，页133c。
[8] 藤枝晃:《敦煌册子本〈观音经〉》，《墨美》第177号，1968年，第3～44页；罗华庆：《敦煌艺术中的〈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第49～61页。
[9] G. Hazai, Ein buddhistischesGedicht aus der Berliner Tur- fan-Sammlung,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3:1, 1970, S. 1-21; 小田寿典，“1330年の云南远征余谈”，《内陆アジア史研究》创刊号，1984年，第11～24页；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BerlinerTurfantexte XIII), Berlin 1985, nr.20, S. 122-126.
[10] Peter Zieme, 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önigreich von Qočo. Kolophone und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 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Rheinisch-WestfälischenAka- 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88),Opladen 1992, S. 92.
[11]《大正藏》卷12《宝积部下》，No. 360，页273a。
[12] 夏广兴：《观世音信仰与唐代文学创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13] 杨富学：《回鹘弥勒信仰考》，《中华佛学学报》（台北）第13期（上），2000年，第21～32页。
[14] G. Kara-P. Zieme, Fragmente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 scher Übersetzung (=Berliner Turfantexte VII), Berlin 1976, S. 66.
[15]《元史》卷202《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4520页。
[16] R. R. Arat, Eski Türk Şiiri, Ankara 1965, Nr. 15, S.72-78.
[17] L. Ligeti, Notes sur le colophon du《Yitikän Sudur》, Asiatica. Festschrift Friedrich Weller zum 65. Geburtstag gewidmetvon seiden Freunden Kollegen und Schiilern, Leipzig1954, pp. 397- 404.
[18] G. Kara und P. Zieme, Fragmentetantrischer Werke in Uig- urische Übersetzung (=Berliner Turfan-TexteVII), Berlin 1976, S. 31-63.
[19] R. R. Arat, Eski Türk Siiri, Ankara 1965, Nr. 15, S. 154-161; Margit Koves, A Prajñāpāramitā Hymn inUigur, Papers on the Literature of Northern Buddhism，Delhi 1977, pp. 57-67.
[20] G. Kara-P. Zieme, Fragmente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 scher Übersetzung (=Berliner Turfantexte VII), Berlin 1976, S. 66, B 101 ff.
[21] G. Kara-P. Zieme, Fragmentetantrischer Werke in Uiguri- scher Übersetzung (=Berliner Turfantexte VII), Berlin 1976, S. 66-67.
[22] 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der Uiguren (= BerlinerTurfantexte XIII), Berlin1985, nr.20, S. 130 131.
[23] 庄垣内正弘,ロシア所藏ウイグル语文献の研究——ウイグル文字表记汉文とウイグル语佛典テキスト——》，京都，2003年，第181～199页。
[24] K. Röhrborn,Fragmente der uigurischen Version der ‘Dhāranī Sūtras der grossen Barmherzigkeit’,Zeitschrift der Deut- schen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 126, 1976, S. 87-100.
[25] S. Tekin, UygurBilgini Singku Seli Tutung'un Bilinmeyen Yeni Ceririsi üzerine, Türk Dili Araştirmalari Yillgi Belleten1965, S. 31.
[26]《大正藏》卷9《华严部上》，No. 278，页718a。
[27] 详见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5～108页。
[28] 庄垣内正弘，“ウイグル语写本·大英博物馆藏Or. 8212－108について”，《东洋学报》第57卷，1～2号，1976年，第017～035页。
[29]《元史》卷202《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第4520页。
[30] D. Siren, 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1925, pl. 577.
[31] [美]葛雾莲著，杨富学译：《榆林窟回鹘画像及回鹘萧氏对辽朝佛教艺术的影响》，《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32] 杨富学、牛汝极：《牟羽可汗与摩尼教》，《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2期，第86～93页。
[33] 贾应逸：《库木土拉回鹘窟及其反映的历史问题》，《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石窟考古卷》，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11页。
[34]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 (=BerlinerTurfantexte XIII), Berlin1985, nr.20, S. 123-124；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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