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喜梅 杨富学 | 甘肃省博物馆新入藏的几件中古织绣品及其所反映的东西方文化因素

摘 要：甘肃省博物馆近期新入藏8件纺织品和刺绣，保存完好，图案精美。其中有的纺织品中有汉字铭文，反映了汉晋时期上层贵族追求享受和儒家“孝道”思想对社会的影响；有的以丝线绣联珠动物纹，体现出波斯萨珊王朝艺术的影响；有的为团窠褐地花卉纹，与青海都兰出土丝织品颇为近似，很可能即来自都兰吐蕃贵族墓。可以断定，甘肃省博物馆新入藏的这批中古时期织绣品大体为汉晋、南北朝、唐代之物，有着明显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印记。

关键词：纺织品；刺绣；中原文化；波斯文化；吐蕃文化；中西方文化交流

甘肃省博物馆于2011年征集到8件珍贵的织绣品，其中有数件汉晋、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织锦、刺绣，这些织绣品保存较为完好，纹饰精美、色泽鲜亮，富蕴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因子，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但至今尚未刊布。有鉴于此，笔者撰文予以公刊，并就其内容、时代、艺术特点及其与周边民族之关系等问题略作考述，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一、汉晋织锦及其文化意蕴

这次入藏的8件织绣品中，时代最早者当推数件汉晋织锦。此类织锦计有三件，界面均有汉字，其一为“君宜福禄，大常孝子”铭蓝地黄绿云气纹织锦（图1）。织锦残片尺寸为56×34cm，蓝地上以土黄、绿色丝线显花；纹饰以流动起伏的波弧线形成云气山岳状，贯通整个横向幅面，在波弧空槽处分布凤鸟、仙廘、神兽等形象；纹样空隙处汉字为篆体，组合起来当为“君宜福禄，大常孝子”八字。（图1a）“君宜”为汉晋时期吉祥语，在中原汉晋时期的墓葬随葬品中多见，影响及于河西走廊，如武威市凉州区辛家河滩魏晋墓出土有“君宜高官”篆体铭铜镜，[1]  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中有“君宜官位”铜镜。[2]  不唯如此，这一影响甚至还向西传播至塔里木盆地的西缘，如1959年新疆博物馆在新疆和田一带发现的贵族夫妇合葬墓中即出土有“君宜高官”铜镜。[3]  与“君宜高官”相对应的词句乃“位至三公”，1982年敦煌新店台墓葬群M11即出土有以“位至三公”为铭的铜镜。[4] （图2）甚至在中亚地区吉尔吉斯斯坦之塔拉斯也曾出土“位至三公”铭铜镜。[5]  “福禄”、“孝子”，反映了汉晋时期上层贵族追求享受和儒家“孝道”思想对社会的影响。

图1：“君宜福禄，大常孝子” 铭蓝地黄绿云气纹织锦

图1a：铭文织锦残片局部

图2：敦煌发现西晋十六国时期“位至三公”凤纹铜镜

由是以观，中原汉晋对河西、西域诸地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甘肃省博物馆入藏的三件汉晋织锦反映的就是这一文化现象。

其二为“福受右”铭蓝地黄绿云气纹织锦残片。（图3）残片尺寸为41×17.5cm，蓝地上以土黄、绿等色丝线显花；以云气山岳纹构成骨骼，在空槽处饰以仙鹿、神兽等；空隙处加饰篆体汉字“福受右”。（图3a）200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于乌鲁木齐市征集到东汉锦片一方，上书“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铭文，比较完整，仅有左右两侧有残损。（图4）[6]  甘肃省博物馆收集品仅存“福受右”部分，揆诸保存相对完好的乌鲁木齐市征集品，可以确认，残毁部分为“大长乐明光承”，故而该锦的完整名称应该是“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铭蓝地黄绿云气纹织锦残片。

图3：“福受右”铭蓝地黄绿云气纹织锦片  

图3a：铭文织锦残片局部

图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铭蓝地黄绿云气纹织锦

织锦图案中云气山岳连绵起伏，珍禽奇兽奔腾飞跃于烟雾缭绕中。强调动势和力度的夸张，画面浪漫而灵动、神秘而壮观。其中的“受”应为“寿”之异写，“右”为“祐”之异写，“福寿祐”为汉晋时期吉祥语。

其三为“大汉乐”铭黄地蓝绿云纹织锦。（图5）织锦残片尺寸为40.5×27.5cm，黄地上以蓝、绿等色丝线显花；纹饰以穗状流云纹、鸟纹等构成，并在穗状流云纹上下饰篆体“大汉”字样铭文，在鸟纹上下饰篆体“乐”字铭文。（图5a）

图5：“大汉乐”铭黄地蓝绿云纹织锦图

图5a：铭文织锦残片局部

“大汉乐”铭织锦残片的纹饰风格与前两件织锦残片有所不同，前者为动势的交织缠绕的平衡结构，后者为稳定的排列有序的对称结构，体现了汉晋时期织锦服饰纹样丰富而有变化，并对之后的服饰风格有着深远的影响。

汉晋时期传播到漠北和西域的织锦上常织有吉语文字，如1924-1925年蒙古国诺颜乌拉出土锦上有“新神灵广成寿万年”、“仙境”，[7]  1913年，英人斯坦因在楼兰古城发现有“长乐明光”织锦。[8]  新疆民丰尼雅出土锦上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无极”、“延年益寿大子孙益”、“延年益寿常葆子孙”等文字。[9]  推而论之，上述汉晋时期织锦也可能是现今甘肃河西走廊、青海海西、新疆塔里木盆地等地出土。

二、汉晋北朝刺绣所见波斯文化因子

甘肃省博物馆本次入藏的汉晋与北朝时期的刺绣计有二件，其一为绢质红地凤鸟纹刺绣。（图6）刺绣残片尺寸为65.5×41.5（cm），以红绢为地，以黄色、蓝色丝线交替刺绣其上的凤鸟。凤鸟纹分上下排，作二分之一错位，凤鸟尾羽弯曲至项顶，双翅弯曲两侧，形态夸张、古朴而动感强烈。这件织物绣品色泽艳丽，刺绣精美，从纹饰及形态上都体现了汉晋遗风。汉代边地也出土有刺绣品，如诺颜乌拉第12号墓出土有龙纹绣，龙四爪造型奇特，双肩绘奇特的短翅，与中原的蛇身龙迥然有别。龙四周饰以三角形、圆形图案。[10]  新疆民丰东汉墓则出土有锁针绣。[11]  这种锁绣法在希腊多见，今俄罗斯克里米亚境内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遗址中即发现过用锁绣法织出的毛料织物。[12]  甘博入藏的这件刺绣织品，造型独特，较为稀见，丰富了汉晋刺绣品的纹饰内容，十分珍贵。

图6：绢质红地凤鸟纹刺绣

其二为团窠动物纹刺绣剑臂。（图7）刺绣剑臂尺寸为65×20（cm），剑臂呈长条状，保存完整。刺绣剑臂以黄绢作地，以绿色、深褐色等丝线绣联珠动物纹。

图7：团窠动物纹刺绣剑臂

联珠纹是南北朝、隋唐都普遍采用的装饰纹样，即将多个圆点连接排列，构成不同的几何纹图案，有方形、菱形、套环等形状，其中以团窠联珠纹最为著名，窠内填以动物、花卉图案。这种风格被称作最典型的的波斯萨珊王朝艺术。[13]  这种也影响到粟特地区，成为其常见的艺术风格之一，一直流行至9—10世纪。[14]  在敦煌石窟艺术中，尤其是南北朝、隋代石窟中，连珠纹非常多见，[15]  如莫高窟隋代277窟龛口边缘上有一幅连珠对马纹图，连珠边框内两匹翼马相对而立，边框中饰以忍冬纹样。[16] （图8）究其来源，是直接源自波斯还是转借自粟特，尚有待继续探讨。

图8：敦煌莫高窟隋代277窟连珠对马纹

甘博藏联珠动物纹刺绣剑臂极具代表性，白色联珠形成六个窠，窠内从左至右分别为：带翼神兽、孔雀、猪头、翼马、带翼神兽、翼马。两个带翼神兽造型相似，四足直立，均为张口，长舌伸出，耳小，两翼在颈部，尾巴上翘，毛发向上，颈部和身体有类似云纹的纹饰。凤鸟，直立，双翅一上一下，嘴部微小，尾部夸张而上翘。猪头颈部有棕，棕毛颜色有绿、黄、浅黄组合连珠组成，獠牙。翼马的双翅膀均上翘，棕毛颜色有绿、黄、浅黄组合连珠组成。这一组动物头部均向右，似为排列向前。

在世界艺术史上，这种带翼的神兽，尤其是被刻画为鹰首、兽足的有翼神兽，常被称作“格里芬（griffen）”。据考，自阿契美尼德王朝以来流行于中亚及其周围地区的“格里芬”常被视为太阳的象征或日神的化身，具有古波斯祆教美术题材的强烈寓意。[17]

中国境内出现的带翼神兽，有学者做过系统研究，指亚述、波斯系统和中亚系统的格里芬（Griffin）在复杂的表现场面里，它们往往会与其他带翼神物（如司芬克斯、拉马苏，以及鸟人、羽人）一起出现。装饰特点包括：双翼多上举，略呈S形，翼尖朝前（头的方向）；兽足（鹰首格里芬和狮首格里芬的足）或作鸟爪，特别是后足更往往是如此。[18]  这一组动物的造型和排列与李先生所论述有契合之处。

蒙古国北部诺因乌拉（Noyon uul）匈奴墓出土刺绣中的动物纹，其中有耳鹰形动物与有竖耳、颈部鬃毛末端和尾端饰以钩喙有耳鹰头的虚幻动物均是格里芬。[19]

以上述标准关照甘肃省博物馆收集的团窠动物纹刺绣剑臂，其中的动物纹或许就可以认定为格里芬。

日本秀美博物馆收藏有西藏艺术风格的鎏金银彩盘（图9）一件，以其纹饰的组合来看，主要是两个部分，即内圈，外圈。最中心的图案为为一怪兽，上半身呈人物状，首部清晰，左右手各持拿一串葡萄；下半身为带翅四蹄足动物。总体观之，似一带翼半人马怪兽。在内外圈之间有过渡带，圈内面饰卷草纹，外圈的主体图案是四对相向而立的带翼动物。就其形制言，盘上带翼动物之造型与我们手头的这件刺绣织物上带翼神兽、翼马的造型不无相似之处。

图9：日本秀美博物馆藏鎏金银盘

与团窠动物纹刺绣剑臂上猪头相似的造型，还可见于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的波斯银盘上，三只野猪均獠牙。（图10）[20]

图10：大同北魏封和突墓出土波斯银盘

图7所见翼马，乃波斯艺术之典型代表，图8所示对马纹，同为波斯艺术有代表性的图案。2018年8月1日，由敦煌研究院、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株式会社黄山美术社联合主办的“平山郁夫的丝路世界——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文物展”在敦煌莫高窟正式开幕，其中展出有来自中亚的黄地翼马纹纬锦。该编织物由上下四排组成，内容一致，均为相对而立的正在吃草的两匹翼马，马头和足部均缠有象征着祝福的绶带，缰绳和翅膀的中央有联珠带，为8—9世纪之物，具有典型的波斯艺术风格。该编织物原本应为男性长衫上的一部分。（图11）。

图11：中亚出土8—9世纪波斯织锦  

图11a：8—9世纪中亚波斯织锦局部

由是以观，该刺绣织物之纹饰当受到西亚纹样风格的强烈影响，究其时代，当为汉晋至北朝时期之物，其出土地应为新疆塔里木盆地、青海海西或甘肃河西走廊一带。

三、几件唐代刺绣所见吐蕃文化

除了中原文化与波斯文化之外，吐蕃文化在本次收集品中也有所反映，此类织品计有三件，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游牧民族文化特征。其一为团窠褐地花卉纹刺绣剑臂。（图12）刺绣剑臂呈长条状，77×25（cm），保存完整。剑臂正面以深褐色作地，以黄、浅褐、绿、蓝等色丝线绣花，纹样为一字排开的团花四朵，五层花簇相拥，团花间均以其他团花组织填充；剑臂以豆绿色绢作里衬，背面为深褐色绢，正反两面接缝处以织锦作缘；剑臂有四小件饰品，两件为绢面串饰，两件为吊带刺绣。这件刺绣剑臂做工考究、色彩丰富，纹样满而有序，富贵祥和，装饰性极强。团窠褐地花卉纹的纹饰，见于青海都兰吐蕃墓出土的丝织品。[21]  是以，笔者推测该刺绣织物的时代当为唐代之物。

图12：团窠褐地花卉纹刺绣剑臂

其二为团窠黄地涡云纹刺绣饰件。（图13）刺绣饰件为一对，一件饰件完整，另一件有系带缺失。尺寸为18.5×9.5（cm），黄绢作衬，刺绣面呈弧边三角形；正面以黄绢为地，以褐、蓝、绿等色丝线作刺绣，纹饰以涡云及花瓣纹样相连构成两朵团花，团花内绣万字纹，团花周围饰有凤鸟及鹰状动物纹样。纹样内容丰富、古朴而神秘。饰件两端各缝有20cm及25cm长系带。根据团窠褐鸟的纹样，时代为初唐时期。               

图13：圆窠黄地涡云纹刺绣饰件

最后一件为团窠褐地锦靿绣靴。（图14）靴子为一对，尺寸见图15，靴身由靴靿和靴面两部分构成，靴面以深褐色绢为地，浅褐色丝线作刺绣团花，团花由涡云纹及花瓣状纹样相连构成，团花周围饰有忍冬花枝纹样；靴靿为深褐色绢和黄地褐花织锦两部分相接而成，游牧民族文化特征明显。

图14：圆窠褐地锦靿绣靴

图15：锦靿绣靴尺寸图（单位：cm）

新入藏之圆窠褐地锦靿绣靴所见圆窠褐地图案仅在青海都兰吐蕃墓葬中多见，[22]且同一或近似形制的织品尚未见他例，可谓独一无二。故而推测其为初唐吐蕃之物。

青海都兰县境内分布着吐蕃墓葬近三千座，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海省文物考古部门发掘了其中60座，丝织品多达350余件。这些丝织品包括锦、绫、罗、绢、纱、缂丝、平纹类织物等，几乎囊括了唐代所有的品种，图案丰富，不重复的品种达130余种，内112种为中原织造，18种为中亚、西亚地区织造，而在中亚、西亚织品中，以粟特锦居多。[23]

都兰发现的粟特锦主要有黄地簇四联珠对马锦、黄地中窠宝花锦、红地中窠含绶鸟锦、绿地对波联珠狮凤锦、黄地对鸟纹锦（图16）、红色绫地宝花织锦绣袜等，体现了青海地区与粟特的密切关系。[24]

图16：克利夫兰博物馆藏都兰出土联珠对鸟纹童衣

至于西亚织品，主要有大食锦和波斯锦，前者主要有织金锦、红地中窠含绶鸟锦等。史载唐开元四年（716）“七月,大食国黑密牟尼苏利漫遣使上表,献金线织袍、宝装玉洒池瓶各一”。[25]  其中所谓的“金线织袍”，有可能与都兰吐蕃墓所出织金锦为同一类物品。后者有联珠纹内绘对鸟对兽纹锦、文字锦。其中，波斯文字锦为8世纪之物，上书婆罗钵文字二行，分别为：

第一行MLKanMLKA=ŠáhánŠáh“王中之王”。

第二行LBAGOH=Wuzurg xwarrah“伟大的，光荣的”。[26]

值得一提的是，“长年以来，都兰地区吐蕃墓葬多次遭遇被盗且被焚，墓内残存的遗物杂乱无章，破坏极其严重。”[27]  其文物流失非常严重，遍及海内外，据1999年的调查，当时在美国市场上有极好的都兰丝绸，甘肃省博物馆入藏的都兰丝绸更多达40余件。[28]

鉴于上述诸情形，虑及本文所研究2011年入藏品之时代特征、质地、图案与艺术特点等因素，尤其是这三件丝织品皆具有显而易见的游牧民族特征，使笔者颇疑甘肃省博物馆新入藏的这些收集品极有可能即来自青海都兰地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甘肃省博物馆近期新入藏的纺织品和刺绣，尽管数量不多，但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时属汉晋时期的纺织品中，都饰有汉字铭文，反映了汉晋中原文化之意蕴，至于那些以丝线绣制的联珠动物纹，则体现出波斯萨珊王朝艺术的影响，其时代可推定为魏晋至隋唐时期。尤有进者，本文所研究的新藏品中，有的呈现出明显的团窠褐地花卉纹，其造型与青海都兰之唐代吐蕃墓地出土之丝织品颇为近似，有可能为都兰吐蕃墓地的出土物。透过这些织绣品，可以看出丝绸之路上古代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相互交融，互为影响，共同促进了丝路沿线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敦煌民族史研究”（批准号：14JJD770006）

作者简介：赵喜梅，女，河南滑县人，甘肃省博物馆馆员，主要从事历史与博物馆学研究及纺织品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杨富学（1965- ）男，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西北民族大学兼职教授，兰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敦煌学、西北民族史研究。

注释：

[1]  威武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武威市凉州区辛家河滩魏晋墓发掘简报》，《陇右文博》2005年第2期，第5页，图5。

[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24—125页。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清理报告》，《文物》1960年第6期，第12页。

[4]  李岩云：《敦煌历史与出土文物》，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41页；敦煌市博物馆编：《敦煌文物》，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77页。

[5]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第1册，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6页。

[6]《丝绸之路——大西北遗珍》，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72页图48。

[7]  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東京：東洋文庫，1960年，第55—57页；Camilia Trever,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Mongolia (1924-1925),Leningrad, 1932, pp. 39-40.

[8]  Sir Aurel Stein, Innermost As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Kan-Su and Eastern Iran, Vol.III,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8, pl. xxxiv.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清理报告》，《文物》1960年第6期，第12页；阪本和子：《ニヤ遺跡出土の織品につぃて》，《中日/日中共同尼雅遺跡學術調查團報告書》第2卷《本文編》，中日/日中共同ニヤ遺跡學術調查隊編印，1999年，第327—334頁；于志勇：《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第80页；赵丰、齐东方主编：《锦上胡风——丝绸之路纺织品上的西方影响（4—8世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8—39页。

[10]  林幹：《匈奴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6—148页。

[1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古遗址墓葬清理报告》，《文物》1960年第6期，第12页；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4页。

[12]  V. Birrell, Textile Arts: A Handbook of Fabric Structure andDesign Processes, New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59, pp. 349-357; 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第63—64页。

[13] 姜伯勤：《敦煌与波斯》，《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页；罗丰：《胡汉之间——“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67—73页。

[14] A. M. Belenizki, Mittelasien Kunst der Sogden, Leipzig, 1980, S. 7-8, 30.

[15]  Janet Baker, Art of the SuiDynasty caves at Dunhuang, Ph. D. diss., Kansas University, 1980; 关友惠：《莫高窟隋代图案初探》，《敦煌研究》(创刊号)，1983年，第26—38页；[韩]梁银景：《莫高窟隋代联珠纹与隋王朝的西域经营》，《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57—476页；[韩]梁银景：《隋代佛教窟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82—195页。

[16]  [韩]梁银景：《隋代佛教窟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87页。

[17]  S.J. Rudenko, The Mythological eagle, the gryphon, the winged lion, and the wolfin the art of northern nomads, Artibus Asiae Vol. 21, 1958, pp. 101-122; Guitty Azarpay, Some classical and NearEastern motifs in the art of Pazyryk, Artibus Asiae Vol. 22, 1959, pp. 313-339；张乃翥：《洛阳“格里芬”美术遗迹与西域文明之东渐》，《形象史学研究》（2016/下半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48页。

[18] 李零：《论中国古代的有翼神兽》，《中国学术》第5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63—134页。

[19]  邝杨华、顾春华：《诺因乌拉出土刺绣动物纹和植物纹考释》，《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3期，第110—115页。

[20] 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萨珊银盘考》，《文物》1983年第8期，第6—7页；马雍：《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银盘》，《文物》1983年第8期，第8—12页；王利民主编：《平城文物精粹——大同市博物馆馆藏精品录》，南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44页。

[21] 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5—16期，1991年，第70页。

[22] 许新国、赵丰：《都兰出土丝织品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5—16期，1991年，第70页。

[23]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发掘与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主编：《7~8世纪东亚地区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6—30页（收入氏著：《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32—141页）。

[24] 霍巍：《粟特人与青海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94—98页。

[25]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450页。

[26]  许新国：《都兰吐蕃墓出土含绶鸟织锦研究》，《中国藏学》1996年第1期，第9页（收入氏著：《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218页）。

[27]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绪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28]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附录五·调查记录》，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66、165页。

编按：本文原刊《石河子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86~92页，格式有所变更，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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