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 “裕固学”应擎起河西回鹘研究的大旗

摘要：裕固族的直系祖先来自河西回鹘而非学界常说的西州回鹘，裕固族东迁传说中的西至哈至指的是沙州瓜州而非吐鲁番。元代蒙古豳王家族入居河西西端，与当地回鹘融合而形成裕固族这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宋代以后见诸史册的黄头回纥，其实就是沙州回鹘之另称。对裕固族形成史的研究，应特别关注河西回鹘，同样地，对裕固族文化的认识，也需要与河西回鹘相联系。只有把裕固族历史文化置于河西回鹘大背景中来认识，将河西回鹘之源与蒙古豳王家族之流做通盘考虑，才能真正解决裕固学研究中现存的诸多难解之谜。

关键词：河西回鹘；裕固族；蒙古豳王家族；裕固学

2014年10月底，应北京师范大学裕固族学者巴战龙博士之邀，为《河西学院学报·裕固族专栏》撰文，以笔谈的形式，谈谈对“裕固学”及其学科建设的看法与建议。数年前，承蒙南京大学名宿卞孝萱先生错爱，受邀为其主编的《新国学三十讲》撰写过《回鹘学》一文，其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裕固族历史文化的问题，只是当时还没有把“裕固学”之谓提上日程。今借机把本人的所思所想公诸同好，冀不吝赐教。

回鹘是维吾尔族和裕固族的共同祖先，其最早族源可追溯至秦汉时代的丁零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铁勒。当然，回纥又不等同于铁勒。铁勒部族众多，计达四十部，回纥只是其中的一部，该部在南北朝时写作袁纥，隋作韦纥，唐朝作回纥。据史书记载，回鹘族分为内九族和外九部。内九族又称“九姓回纥”，包括药罗葛、胡咄葛等九个氏族；外九部又称“九姓乌古斯”，包括回纥部、仆固等九个部落。内九族是回纥最基本的氏族集团，以药罗葛为首，日后回纥可汗多来自该氏族。今天裕固族的亚拉格氏，即由此而来。外九部是回纥与其他八个部落构成的集团，以回纥部落为首。到744年漠北回纥汗国建立以后，这些不同的部落亦统名曰回纥。贞元四年（788）[1] ，回纥统治者上表唐廷，请求改名回鹘，得准，故以后的史书一般都以回鹘命名之。

漠北回鹘汗国的强盛持续了近一个世纪，至9世纪30年代开始由盛转衰。840年在黠戛斯的打击下分崩离析。回鹘汗国灭亡后，部众四散外逃，大致可分为向南、向西两个方向。

其中南下的十三部逃至唐朝边塞，被唐将击破，不知所终。西迁者分为三支，一支逃往中亚，建立了哈喇汗王朝，在短期内继承了漠北回鹘的文化传统，使用回鹘文，并信仰佛教，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附近的回鹘佛寺遗址，即为历史的见证。10世纪中叶，哈喇汗王朝统治者皈依伊斯兰教，回鹘文化传统基本中断。第二支入西域，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市）、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12公里处）为中心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蒙元时代，高昌回鹘文化昌盛，影响甚大，史不绝书，只是族名称谓不一，常被译作畏兀儿，有时又译做瑰古、乌鸽、畏午儿、委兀儿、畏吾儿、畏吾尔、畏吾而、畏吾、畏兀、卫兀、外五、伟吾尔、伟吾而、伟兀、伟兀尔等。清代称为回子、缠回等。写法很多，不下六十种。直到1935年才由新疆省政府以文件的形式将其定名为“维吾尔族”。第三支奔至吐蕃统治下的河西走廊，先后以甘州（今甘肃张掖市）、沙州（今甘肃敦煌市）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甘州回鹘和沙州回鹘。在论及裕固族族源时，学界奢谈甘州回鹘而忽略沙州回鹘。其实，恰恰相反，沙州回鹘所辖的沙、瓜、肃三州，才是裕固族得以形成的根据地。甘州回鹘于1028年亡于西夏后，几乎销声匿迹，没能给后世裕固族的形成留下多少可以确定的因子。当然，待定因素还是不少的，如“黄头回纥”有可能来自甘州回鹘之孑遗，裕固族对汗点格尔的崇拜有可能来自甘州回鹘天崇拜等。忽必烈统治时期，蒙古黄金家族成员豳王成为沙、瓜、肃三州回鹘居地的统治者。回鹘高度发展的文化对入居河西的蒙古人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蒙古贵族在文化上逐步回鹘化。经过元明二代的长期融合，最终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民族共同体——裕固族。在这个民族共同体中，回鹘的核心力量体现在经济文化层面，而蒙古的核心力量主要体现在政治上。就一个民族的形成而言，决定民族内在特质的往往是经济文化而非政治，这一规律在裕固族中同样适用，尧乎尔（即回鹘Uighur的音译）之所以成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名称，根由就在于此。

今天的维吾尔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这一状况的形成过程，差不多经历了四五百年的时间。迁入西域的回鹘人，继承漠北回鹘的传统，以摩尼教为国教，同时受当地流行宗教的影响，多数民众皈依了佛教，还有一部分皈依了景教、祆教和道教。他们以回鹘文为主要书写工具，同时，出于宗教的需要，又用其他文字作为拼写回鹘语典籍的工具，如以摩尼文书写摩尼教经典，用叙利亚文书写景教文献，用婆罗谜文、藏文书写佛经，不一而足。10世纪中叶以后，中亚伊斯兰教势力大举东侵，西域回鹘佛教受到冲击，逐步伊斯兰化。及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域回鹘之佛教势力完全让位于伊斯兰教，[2]  漠北回鹘文化传统随之在西域渐趋消亡。

与西域情况不同，河西回鹘在蒙古豳王家族的保护之下，佛教势力得以独存，且有所发展，加上蒙古豳王家族对藏传佛教的崇奉与支持，为裕固族藏传佛教文化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其影响一直延及于今。[3]

裕固族的形成，是以河西回鹘为基石的，以《裕固族简史》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裕固族族源的叙述就是从河西回鹘，尤其是甘州回鹘开始的，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不同意见一直存在，李符桐、薛文波等早期学者都不认同这一观点，前者认为黄头回纥是投降唃厮啰而又西迁的回鹘人，[4]  后者则认为河西回鹘与黄头回鹘关系不大，而“黄头回鹘与西州回鹘的关系似乎比河西回鹘的关系更大一些”。[5]  尤其是近期，多数研究者由于受裕固族东迁之歌的影响，认为裕固族是由吐鲁番东迁至酒泉等地的，但在论述时却又不忘记把河西回鹘抒写一番。问题是，如果秉承“高昌回鹘来源说”，那么，对河西回鹘的叙述自然就成为徒劳和一种摆设，而且自相矛盾，无以化解。学人们之所以倾向于西域，尤喜将裕固族的族源与高昌回鹘（西州回鹘）相联系，根源似乎在于误认为将裕固族的来源地追踪得越远越好。殊不知，这种偏颇既不利于理清裕固族形成史的脉络，又无益于探寻裕固族自身的个性，更与历史事实相悖，使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变得复杂化了。河西回鹘与高昌回鹘的发展轨迹是平行的，易言之，裕固族的先民与维吾尔族的先民是在不同地域各自发展的，尽管会有所交叉，互有影响，但基本轨迹是不同的，不可混为一谈。如果将裕固族的来源地界定在高昌，势必会让人产生裕固族是维吾尔族分支的误解。

谈起裕固族族源，“西至哈至”的东迁传说自然会萦绕于心。但凡裕固族研究者，概莫能外。至于“西至哈至”具体何指，由于史无所载，众说纷纭：一说称之为西州、火州的转音，即今新疆吐鲁番地区，这是目前最流行的说法。才让丹珍在整理该传说时，直接命名为《尧熬尔来自西州哈卓》，[6]  导向意义更是非常明显。此外的说法有“盐渍甘州”说、“安定曲先”说、“肃州西方”说等，还有说是从哈密、于阗、喀什，甚至是撒马尔罕来的。本人近期的研究证明，所谓“西至哈至”，实乃沙州、瓜州之译音也，《元史·移剌捏儿传》把沙州、瓜州写作“蛇州”“合州”，《元史·成宗纪》作“薛出”“合出”，明人王琼《晋溪本兵敷奏》卷6《为夷情事》（撰写于1516）更写作“写出”和“哈出”。Šiči-Hači/Šiji-Haji（西至—哈至）是西部裕固语的读法，在东部裕固语中，情况有所不同，有时读作Šiči-Hači/Šiji-Haji（西至—哈至），有时又读作Šeči-Hači/Seji-Haji，可译作写至—哈至，也可译作赛至—哈至。“州”，裕固语读音为“至”，如肃州（今酒泉），今天的裕固语就读作肃至（Sukči/sugji）。以此类推，“写出”和“哈出”在裕固语中就是“写至”“哈至”，连读之，就成了写至哈至/西至哈至了。裕固族东迁的出发地不是高昌，而是沙州和瓜州（即所谓的“西至哈至”），更具体一点儿说，是从莫高窟和榆林窟启程的，比较原始的裕固族东迁之歌即谓“我们是从西至—哈至来的人……千佛洞万佛峡来的”[7]，最后东迁至肃州一带，整个东迁过程不出蒙古豳王家族的辖地。本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裕固族东迁地西至哈至为沙瓜二州考辩》曾提交2012年11月于北京举办的“西域—中亚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惜因故未能成行，失去了宣读的机会。在近期于肃南举办的“裕固族教育研究院成立大会暨裕固族现代教育创办者——七世顾嘉堪布教育思想研讨会”上，首次进行了宣读。虽获得与会者认可，但没有正式发表，尚未成为学界通识。这里提出来，冀以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讨论。在此之前，《裕固族简史》也秉持这一见解，[8]  只是受体例所限，只能从简，无法展开讨论，故而缺乏说服力。胡小鹏也把西至哈至考订为沙州和瓜州，但由于未能将东迁事与豳王家族的作用联系起来，缺少必要的中间环节，同样不能完全服人。[9]笔者认为，只有把裕固族历史置于河西回鹘大背景中来认识，将河西回鹘之源与蒙古豳王家族之流通盘考虑，才能真正解决裕固族形成史研究中的诸多难解之谜。

对裕固族文化的认识，同样也需要与河西回鹘相联系。

由于各种原因，在今人撰写的维吾尔族文化史著作中，回鹘文化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河西回鹘文化更是几乎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如李国香先生撰广受学界好评的《维吾尔文学史》，仅给出回鹘文学一章的篇幅，区区14页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4%，而且是《高昌文学》，没有关于河西回鹘的文字。无独有偶，维吾尔族学者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主编《维吾尔文学史》、海热提江·乌斯曼著《维吾尔古代文学研究》、拓和提撰《维吾尔历史文化研究》等，同样也仅给予古代回鹘文化以十分不相称的短小篇幅，河西回鹘文化几乎被忽略。而事实是，宋元时代的回鹘文化成就巨大，影响深远，不仅是维吾尔文化史的巅峰，而且对周边民族（如党项、契丹、蒙古等）的文化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这一时期，河西回鹘文化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敦煌发现的回鹘文献数量约为现存回鹘文文献的三分之一，沙州回鹘的石窟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可等闲视之。

古代回鹘文化之所以未引起足够重视，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回鹘文化研究者未必精通回鹘语文，即使有所了解，也未必能够见到回鹘语文献的刊本，更不用说回鹘文献原件了；其次，与研究者所掌握的资料多寡有关。回鹘文化的研究有赖于敦煌吐鲁番发现的零篇断简和石窟壁画。而这些文献残片散藏于世界各地，收集整理不易，不若后期伊斯兰时代的文献保存完整、丰富而又易得。此外，不能不承认，与研究者的文化倾向势必会有一定的关系。对一个维吾尔穆斯林学者来说，对佛教、摩尼教文化的了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像伊斯兰教文化那样谙熟，那样运用自如。恰如汉族学者对佛儒道文化的认知要远胜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不足为怪。

在这样的前提下，回鹘文化，尤其是河西回鹘文化研究的担子，自觉不自觉，或多或少地落在了“裕固学”的肩上。与维吾尔族相比，裕固族对回鹘文化传统的保持显得更完整、更持久，尽管其文化史不若宋元时代西域回鹘文化那样影响巨大。在西域回鹘于10世纪中叶开始伊斯兰化进程时，裕固族的先民——河西回鹘继续保持着摩尼教信仰，佛教逐步昌盛。11世纪摩尼教于河西消亡后，回鹘佛教兴盛不衰，敦煌、酒泉成为元代回鹘佛教文化的中心，直到今天，佛教仍是裕固族的全民信仰。回鹘文化的集中代表——回鹘文，在河西回鹘中一直流行至18世纪。20世纪初，酒泉文殊沟发现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写本，抄写于敦煌，长期被视为时代最晚的回鹘文文献。近期，在酒泉文殊山万佛洞又发现了时代比之更晚的回鹘文题记，在纪年清楚的题记中，时代最早者为明嘉靖三十年（1551），最晚者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此外尚有万历十五年、万历二十年、万历四十二年、顺治八年、顺治十五年和康熙十三年等。[10]  而在西域地区，自10世纪中叶始随着伊斯兰化进程的深化，回鹘文逐步被阿拉伯文字所替代，至15~16世纪时已完全销声匿迹，成了“死文字”。文殊山一带发现的回鹘文字遗物表明，至迟到清康熙朝后期，河西西部酒泉至敦煌一带地区仍然存在着回鹘佛教集团，继续行用回鹘文，成为回鹘佛教与回鹘文化的最后家园。遗憾的是，今天的裕固学其实并没有担负起研究河西回鹘文化的重任，国内出版的几部裕固族文化研究著作，如钟进文著《裕固族文化研究》、贺卫光著《裕固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裕固族民俗文化研究》等，庶几对河西回鹘文化都没有予以应有的关注，有的略有论及，有的则完全忽略。在我看来，裕固族文化史到了该重写的时候了。如是言之，得无可乎？

过往对“裕固学”的研究，经常受一条线索的界定，那就是黄头回纥→撒里畏兀儿→裕固族，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要复杂的多。

12年前，甘肃省民族研究所赞丹卓嘎女士主编《裕固族研究论文续集》，向我征求意见并索序。我直言相告，对裕固族的研究，必须与河西回鹘相联系而与“高昌回鹘来源说”脱钩。只有这样，裕固族研究才会走出狭隘的圈子，才会能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也只有这样，才能架起沟通裕固族历史与现实的津梁，而且，这才代表着历史的真实。所幸这一见解得到了主编的共鸣，在文集中给出了河西回鹘相当的篇幅。于是，我在《序》中兴奋地写道：“新编文集与旧本相比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就是将河西回鹘纳入裕固族研究的体系，收录了多篇研究论文，这样就把裕固族的研究与回鹘学结合起来了，对开阔读者视野，扩大裕固族研究的范围都是有益的。”嗣后不久，高自厚、贺红梅合撰《裕固族通史》出版，指出“黄头回纥与沙州回鹘是一个群体”。[11]  颇得鹄的，惜未引起应有的关注。近年，本人投入了更大的精力用于琢磨裕固族的形成史，尤其是与河西回鹘、蒙古豳王家族的关系问题，幸得阿尔斯兰（安玉军）和张海娟二位的合作，进展顺利。随着认识的加深，“裕固学”的蓝图在我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了，那就是：把河西回鹘、蒙古豳王家族写进裕固族史，而裕固族史也应该从河西回鹘写起，应给予蒙古豳王家族更多的篇章。

三五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裕固族能否“恢复”使用回鹘文。2014年8月初，“裕固族教育研究院成立大会暨裕固族现代教育创办者——七世顾嘉堪布教育思想研讨会”在肃南召开，在会上我正式提出了复原回鹘文的构想，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与共鸣。

回鹘文在裕固族中的消亡历时未久，应不到三百年时间，这种文字至今尚在蒙古族中使用，复原之是完全可能的，也是有条件的。复原回鹘文有多种益处，一来有利于贯通裕固族的历史与现实；二来有助于裕固族民族文化的积淀与发展；三者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和凝聚。况且，西部裕固语与东部裕固语同属粘连语，极便于回鹘文的拼写，历史上二者都是回鹘文字的使用者，从感情上来说，也是最容易成为两个本族语言群体接受的一种文字。语言认同、文化认同和历史认同，本可以区分开，但常常由于资源和权力的争夺而被混淆和借用。回鹘文的恢复使用则不会引起东西部何者为正宗的争论。

1946年，锡伯族人民经过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依满文而创制了锡伯文，行用至今。在满语文濒临灭绝的今天，锡伯语文却充满活力，尤有进者，当下能够使用满语文的孑遗，大多都来自锡伯族。锡伯文的创制，不惟为锡伯文化的积淀与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满文化的续存提供了空间。这一现象不啻为回鹘文在裕固族中“复活”的历史镜鉴。

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维吾尔语深受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影响，据统计，在今天的维吾尔语词汇中，基本词仅占一半左右，而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比例却高达35%左右。与维吾尔语及其他现代突厥语相比，西部裕固语存在着很多特点：首先，西部裕固语长期与亲属语言处于相对隔离的状态，语法变化较小；其次，西部裕固语中尽管汉语借词不少，但其数词却保留了古代突厥碑铭语言、回鹘文献语言的“阶梯”计数体系；其三，西部裕固语动词没有人称附加成分，同为古突厥碑铭语言、回鹘文献语言的基本特点。[12]  马洛夫认为，很难把西部裕固语视作维吾尔语，这种语言抑或为很久以前就黠戛斯化了的某种回鹘语，甚或完全是一种别的语言。[13]  整体而言，西部裕固语体现出一种古老特征，应为古代突厥—回鹘语在河西的延续，[14]  故而被称作“古突厥语的活化石”，值得深入研究。

今天我们谈“裕固学”，顾名思义，指的是以裕固族及其先民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综合性学问，内容涵盖社会、政治、历史、宗教、文学、语言、文字、文献、艺术、民俗、服饰等众多领域，究其实，与“裕固族研究”之内涵外延都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但使用“裕固学”这一概念，更有利于彰显该学科的综合性特征。至于“裕固学”能否像敦煌学那样成为“国际显学”，尚有待于学科今后的自然发展。

“显学”通常是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学问；相反，不那么为世人瞩目的学问可称为“隐学”。敦煌学之所以历百年而成为“国际显学”，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学术界常以之与吐鲁番学相提并论，但吐鲁番学目前尚不具备“显学”的特征，尽管有着成为“国际显学”的基本潜质。

“裕固学”有着可观的发展前景，不惟因为裕固族是甘肃省特有的三个少数民族之一，具有独特性，更在于裕固族是河西回鹘的直系后裔，同时又是蒙古黄金家族的直系后裔，有待挖掘的潜因素很多。遗憾的是，这些历史因缘并未引起应有的关注，究其实，除了对敦煌、酒泉等地考古资料重视不够等因素外，另一根由在于“高昌回鹘来源说”的禁锢。此说制约了学术界对裕固族形成历史真相的认识，只有破除之，打破瓶颈，“裕固学”才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顺便说一句，裕固族的来源既为河西回鹘，敦煌又为裕固族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对其研究离不开敦煌文献和石窟艺术，与敦煌学形成了明显的交叉。质言之，应该把裕固族历史写进敦煌学。

那么，裕固学与回鹘学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交叉。回鹘学涵盖的内容主要在伊斯兰化以前，包括回鹘先民、漠北回鹘及西迁回鹘，而以唐宋元三代为主。[15]  西迁回鹘，大体上讲，主要包括河西回鹘、西域回鹘和葱岭西回鹘三大部分，其中的河西回鹘既是回鹘学的组成部分，又是裕固学的组成部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作为回鹘学的组成部分，主要涵盖的是晚唐五代至宋元时期。宋元时代，河西回鹘文化兴盛一时，与西域回鹘相比，或多或少地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如敦煌回鹘语写本P. Ouïgour 5为一封早期书信，其中从格形式-dïn和-dän同时出现，这在西域回鹘语文献中是不曾见的现象。[16]  再如，河西回鹘王供养像与高昌回鹘所见也明显有别，尽管二者都身着圆领大团花长袍，但河西回鹘王长袍上绣有团龙图案，为高昌回鹘王所无，当系受中原汉文化影响所致。莫高窟409窟回鹘王及其侍从的面部均采用赭红色晕染，显然反映了河西人的面部特征，而吐鲁番柏孜克里克供养人像和北庭吉木萨尔回鹘佛寺遗址中的回鹘人像却都没有这样的面部晕染法，显然是继承了传统的敷肉色“相粉”技法。这些说明“西州回鹘王与沙州回鹘王虽然都是回鹘族政权的国王，但他们的服饰制度差别很大”。[17]  尽管如此，从总体而言，在宋元时代，河西与西域回鹘的发展步伐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直到15世纪初以后，随着吐鲁番等地伊斯兰化的逐步深入才出现了明显的分野。及至16世纪初，以回鹘文为代表的回鹘文化传统在西域由式微而消亡，但在河西地区，回鹘文化却兴盛不衰，一直持续至康熙年间。18世纪上半叶，回鹘文字始在河西消亡，此为回鹘学的下限，是后的回鹘后裔历史便不复归属回鹘学的范畴。河西回鹘及其后裔的历史文化，则始终为裕固学的组成部分。漠北回鹘尽管为裕固族的先民，但相对于人口众多的维吾尔族来说，将其总体划入回鹘学似乎更合适一些，否则不利于彰显裕固族作为小民族的独特个性。当然，这种界定只是相对的，非为绝对，不能由此而割断历史，本意只在强调裕固学研究中应有所侧重，唯此而已。

拉拉杂杂谈了以上这些，大都是一些不成熟的个人见解，旨在呼唤学界同道，携起手来，共同擎起河西回鹘研究的大旗，把“裕固学”研究推向深入。如有偏颇乃至失言违忤之处，绝非出自本意，万望谅解。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回鹘学研究。

注释：

[1]  关于“回纥”改名“回鹘”的时间，主要有元和四年（809）和贞元四年（788）两说，长期争论不休。近刊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藏《石解墓志》载：“贞元七年（791）夏，鸿胪卿庾侹充册回鹘公主使。”镌刻于贞元十二年（796）的《回鹘葛啜王子墓志》，在题额和正文中都有“回鹘葛啜王子”之载。这些碑刻表明至迟在贞元七年前回纥就已经改称回鹘了，元和四年说难以成立。见杨富学：《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回鹘米副侯墓志〉考释》，《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第78~86页。

[2]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47页。

[3]  杨富学、张海娟：《论裕固族藏传佛教信仰的形成》，提交“汉藏密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耶路撒冷，2014年6月16~19日）论文，待刊。

[4]  李符桐：《撒里畏兀儿部族考》，《边政公论》第3卷8期，1943年，第34页。

[5]  薛文波：《裕固族历史初探（上）》，《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第29页。

[6]  才让丹珍：《裕固族风俗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46页。

[7]  原歌词中的“千佛洞万佛峡来的”，至20世纪80年代被改为“经过了千佛洞和万佛峡”。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8]《裕固族简史》编写组：《裕固族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7页。

[9]  胡小鹏：《试揭“尧呼儿来自西至哈至”之谜》，《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69~72页；同氏：《元明敦煌与裕固族的历史关系》，《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第118~131页。

[10]  伊斯拉非尔٠玉苏甫、张宝玺：《文殊山万佛洞回鹘文题记》，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4~106页；杨富学：《酒泉文殊山：回鹘佛教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河西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第1~6页。

[11]  高自厚、贺红梅：《裕固族通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页。

[12]  陈宗振：《西部裕固语研究》，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15~18页；钟进文：《西部裕固语描写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7~28页。

[13]  С. Е. Малов, ЯзыкЖелтых Уйгуров. Словаара и грамматика. Изд. АН Каз. ССР,Алма-Ата, 1957, стр. 5.

[14]  Geng Shimin and LarryClark, Sarig Yugur Materials,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XLVl, 1992/1993, p. 191.

[15]  杨富学：《回鹘学》，卞孝萱、胡阿祥、刘进宝主编：《新国学三十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275页。

[16]  邓浩、杨富学：《西域敦煌回鹘文献语言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267~268页。

[17]  贾应逸、侯世新：《莫高窟409窟与柏孜克里克石窟供养人对比研究》，《敦煌壁画艺术继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515页。

编按：本文原刊《河西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1~5页，微信版转载自公众号 裕固学（Yugurology），引用请参考原文。

往期阅读：

长按二维码以识别，期待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