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 杨富学 | 回鹘医学与东西方医学关系考

摘要：回鹘医学在宋元时代取得了高度发展，不仅医药为中原所重，而且医学理论与实践也都达到高峰，风靡中原。回鹘医学从无到有，在宋元时代发展迅速，究其原因，应与回鹘于9世纪中叶西迁至丝绸之路沿线息息相关。西域地区有悠久的中医、印度医学传统，对回鹘医学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同时，回鹘医学又与波斯、叙利亚、阿拉伯等地医学有着密切联系。各种因素的交合作用，促进了回鹘医学在宋元时代的形成与高度发展。

关键词：回鹘医学；中医学；印度医学；西亚医学

一、宋元时代回鹘医学之昌明

回鹘是今天新疆维吾尔族和甘肃裕固族的共同祖先，起源于漠北地区（今蒙古高原），为Uighur的古代译名。回鹘的族源，一般可追溯至漠北铁勒。《新唐书·回鹘传》载：“回鹘……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隋唐之际，回鹘逐步壮大，并于744年建立漠北回鹘汗国。840年，由于天灾人祸，加上来自叶尼塞河流域黠戛斯（今新疆柯尔克孜族的祖先）的进攻，汗国灭亡，部众西迁至新疆及河西走廊等地，在那里先后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甘州回鹘国和沙州回鹘国等民族政权。

回鹘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善于学习外来文化并兼容多种文明的民族。在他们迁入西域后，当地数百年积累的高度发展的医学文化，很快即为回鹘人所接受、吸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医药学。及至宋元时代，西域回鹘医药学，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西域地区盛产可做药用的胡桐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北宋使臣王延德出使高昌回鹘王国，目睹伊州（今新疆哈密市）“生胡桐树，经雨即生胡桐律”。[1]  胡桐律又作“梧桐泪”，为胡杨树干所分泌的胶状物，可作药用。五代、北宋时期，回鹘常以胡桐律入宋朝贡。此外，回鹘入宋朝贡的医药尚有硇砂、大鹏砂、羚羊角、腽肭脐、大琥珀、乳香等。[2]  而且贸易数量很大，据载：“熙宁十年（1077）十月二十七日，客省言：‘于阗国进奉使罗阿斯、难撒温等有乳香三万一千余斤，为钱四万四千余贯，乞减价三千贯卖于官库。’从之。”[3]  仅乳香一项，一次贸易数量竟达三万一千余斤，可见，当时回鹘与中原地区医药贸易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乳香的原产地在红海，三国以后传入中国，多用作香料，至唐代后被看作是中药上品。高昌回鹘与宋朝贸易的另一大宗商品为硇砂。据载“北庭山北中出硇砂，山中尝有烟气涌起，无云雾，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见禽兽皆赤。采者著木底鞵取之，皮着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变为砂石，土人取之以治皮。”[4]  西域硇砂，“纯者色洁白”，特别合医家所需，故李时珍言“以北庭产者为上”。[5]  宋人洪皓记载，回鹘“药有腽肭脐、硇砂，香有乳香、安息[香]”。[6]  可谓真实反映了高昌回鹘医药发达的情况。

西域地区不仅盛产医药，回鹘医学也很发达。统和十九年（1001）正月，“回鹘进梵僧、名医”于辽。[7]  回鹘佛教昌盛，对西夏、辽及后来的蒙古都影响甚大，古回鹘梵僧在北方民族中享有非常高的声誉。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同时入辽的还有回鹘名医，说明在11世纪初，回鹘的医术就已经负有盛名了，而且开始在辽朝宫廷进行医疗活动。

除了史书的记载之外，吐鲁番出土今天所知的回鹘文医学残卷数量也有很多，现知者计有120件之多，大多藏于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研究中心，另有部分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写本研究所，还有一些原件遗失，仅存照片。这些回鹘语医学文献，有的用回鹘文书写，有的用婆罗迷文书写，也有的用叙利亚文书写。其中以U 559 (T I D 120)保存最为完好，存文字201行，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辨证、药物和治疗。辨证方面，医方涉及的不仅有胸闷、气喘、受风、腹泻、便秘、高烧、腹痛等常见病，还有妇科产科病如月经过多、月经迟至、催产、堕胎等。更为可贵的是，其中还记载有狂犬咬伤、腋臭、疯癫、流泪不止等疑难杂症。其中所载病症共计达60多种，还有数种不明病症。文献提到的药物品种多样，共有108种，以动植物为主。治疗方面，开列的药方共有84个，包含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及儿科，还有牙科、神经科、皮肤科等。据学者研究，该文献时代不明，从文献书写规则看，应为高昌回鹘王国时代之遗物。由是观之，9~12世纪间高昌回鹘医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8]

吐鲁番本回鹘文《杂病医疗百方》

此外，在柏林收藏的吐鲁番收集品中，还有回鹘文针灸文献残片一页，编号Mainz0725，应为针灸经之一种。其中存人体穴位图三幅，存针灸经文字27行，另有用于指代具体学位的回鹘文说明性文字若干。文献待刊。

吐鲁番本回灸图（Mainz 725）

及至元代，回鹘更是名医辈出，如管理蒙古药物的答里麻，来自高昌，“大德十一年授御药院达鲁花赤，迁回回药物院”。[9]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铁哥术之子义坚亚礼也精通医道，“尝使河南，适汴、郑大疫，义坚亚礼命所在村郭构室庐，备医药，以畜病者，由是军民全活者众”。[10]  说明义坚亚礼对瘟疫有高明的医术，曾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了在河南发生的瘟疫，救军民人等于瘟疫之中。当时回鹘中还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医药科学家，如元代著名军医月举连赤海牙，曾在合州（今四川省合川）钓鱼山“奉命修曲药以疗师疫”，以回鹘医方配制药物，以之治愈当时军中流行的传染病。[11]  著名的维吾尔族散曲家贯云石，不仅声震文坛，而且精于医道，在隐居钱塘时也以为民行医为事。[12]  与之情况相近的还有廉恒，作为博学多才的诗人，廉恒不仅善诗，而且懂得医药知识。他有诗《山居闲咏》云：“岑寂山斋书景长，晨兴诵习略无遑。邻翁谘药蒭浮蚁，羽客求书携蔗浆。”其中的“邻翁谘药”，正说明他精通医学，否则，邻翁何以会找他来咨询药物呢？还有元末著名维吾尔族书法家盛熙明，在书法文章之外，同样精通医术。看来，元代畏兀儿学人，精通医术者当不在少数，颇有蔚然成风之势。

这些精通回鹘医术的人士有的服务于蒙古宫廷，有的进入中原、江浙一带。他们不仅在当地大兴儒学，而且还积极投身当地的医疗事业，如回鹘人鲁铁柱在安丰担任达鲁花赤时，不仅兴办学校，亲劝耕稼，而且在当地倡导“阴阳医学”。[13]

这些足证宋元时期，尤其是蒙元时代的回鹘医学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水平，甚至在中原汉族地区都享有崇高的地位。

二、回鹘医药学与中医之关系

回鹘本为一“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14]  的游牧民族，在漠北时期，主要从事畜牧业，此外，还兼营农业和狩猎业，[15]  文化比较落后，尚谈不上医学问题。840年的西迁，为回鹘医学发展带来了契机。

早在汉唐时期，西域地区即已形成比较发达的医学。《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篇第十二》罗列全国各地的自然环境和治病经验，其中有言：“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无论从气候、地望、物产和居民的生活习俗来看，这段引文所描述的“西方”，正是我国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一带。[16]  在张骞西行“凿空”西域之后，产自波斯的胡桃、胡蒜、胡豆（鹰嘴豆）﹑石榴﹑红花等药用植物开始经由新疆而传入内地，而中原地区汉族的医药知识和成就也传到了新疆地区，吐鲁番发现的《针灸经》《张文仲疗风方》《神农本草经》《焉（耆）婆五脏论》和《诸医方髓》等，[17]  都是由中原地区传来的，唐代政府在新疆东部伊西庭三州和安西都护府设置有医学博士。汉唐时代，新疆地区中医药学的发展，为后来回鹘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于回鹘医学与中医的关系，尽管文献没有记载，但从今天维吾尔医的辨证施治主要采用望、闻、问、切来看，中医应是维吾尔医形成的基础。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可以确认的汉语来源术语有20条。这些术语不仅包括药名和易用术语，而且还有一些与医学相关的其他术语。[18]

在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文献中，有印度医学著作《瑜伽百论（Yogaśataka）》译本残片5件，其中，编号为Mainz192 (T M 319)、Mainz 204、Mainz 202的三件用婆罗迷文回鹘语书写，[19]  另外两个残片编号为U 560(T II Y19-5)和U 560 (T IIY19-13)，则用回鹘语文书写。[20]  在U 560 (T IIY19-5)之第2~3行有如下话头：“činik bitig bu ärür yüz birtürlüg bitigl[r-d[talanmiš uluɣ türlüg čini bu ärür.” [21] 其中的činik来源于梵语cīnaka，意为“汉人的”。如是，这句话可译作：“这是一本汉文（činik）书籍，是从一〇一部书中选出的汉文[书籍]”。加上该书的装帧采用的是中国式的卷轴装，是故，可以认为，这一文献应与汉文医典息息相关。另外，在吐鲁番出土编号为U 238的回鹘文文献残片中提到ŠinnuŋHan一词，其意直译为“神农王”，指的是亲尝百草，以辨别药物性能的神农氏，只是回鹘文本将其解释为“神圣的农夫”和“神圣的农民”了，文意有所误解。[22]  无论如何，这些文献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回鹘医学与中医间的密切关系。

三、回鹘医学对印度医学的融摄

印度医学对回鹘医学关系密切，尤其是佛教所言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对回鹘医学影响甚大。佛教认为地、水、火、风是宇宙物理，是形成一切物质现象的种子。“四大”和谐，自然界便会欣欣向荣；“四大”矛盾，便会归于毁灭。物理现象是如此，生理现象也是如此。所以佛教把病人生病，称为“四大违和”。同样，回鹘人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四大”，即火、气、水、土四种物质的运动、变化生成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维持着动态的平衡。这种理论，究其实质，其实是印度佛教的“四大”学说的变体。前贤已有研究，兹不复赘。[23]  这里谨就印度著名医学著作《医理精华（Sidhasāra）》回鹘文写本略作述论。

《医理精华》形成于7世纪，作者为印度著名医学家拉维笈多（Ravigupta），该书“把传统材料进行了重新整理，按照不同的主题编为31章”。[24]  该书不仅在印度，而且在波斯和阿拉伯世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后被译为回鹘文本。20世纪初以来，在吐鲁番发现了20多件属于回鹘文《医理精华》的残卷，具体情况可参见下表： 

序号	文献编号	出土地点	收藏地点	存留文字行数
1	U 9222 (T II Y 59)	交河故城	柏林	正面13行
2	Ch/U 6803 (T II Y 46)	交河故城	柏林	背面23行
3	U 561 (T  II Y 66)	交河故城	柏林	背面34行
4	U 9218 (T II Y 27)	交河故城	柏林	正面24行
5	U 563 (T II D 296)	高昌故城	柏林	背面14行
6	Ch/U 7193		柏林	背面3行
7	U 9221 (T  II Y 17）	交河故城	柏林	正面6行
8	Mainz696 (T II)		柏林	背面36行
9	U 9219 (T  II Y 27. Y 17. Y 18）	交河故城	柏林	正面33行
10	U 9226		柏林	正面10行
11	U 9220 (T II Y  18)	交河故城	柏林	正面18行
12	Mainz 40 (T II  2 (Y 14)	交河故城	柏林	背面18行
13	Mainz 725 (e2)		柏林	正面34行
14	T III M 66	木头沟	原藏柏林，今佚	正面20行
15	U 5745 (T II Y 18)	交河故城	柏林	正面8行
16	U 5424 (T I D 596)	高昌故城	柏林	正面12行，背面11行
17	未编号		原藏柏林，今佚	正面11行，背面11行
18	未编号		原藏柏林，今佚	正面9行，背面10行
19	U 9223 (T  II. Ohne Nr.）		柏林	正面7行
20	T III M 295	木头沟	柏林	正面6行
21	Mainz 208 ([T  II] S 49)	胜金口	柏林	正面7行，背面7行

上述文献中，第1-13、17-19号由热合马提刊布于《回鹘医学》一文中[25]，另外的第14-16、20号由热合马提刊布于《吐鲁番突厥语文献》一书中。[26]  这些文献皆用回鹘文书写，唯第21号文献用婆罗迷文回鹘语书写，由毛埃刊布。[27]  近期，回鹘文《医理精华》由巴克力·阿卜杜热西提进行了系统研究，译为汉文，可供参考。[28]  据研究，回鹘文本译成的时代应在13世纪以前，[29]  要早于前文提到的回鹘文《医疗杂病百方》。[30]  值得注意的是，回鹘文本在翻译的时候，根据具体情况，对梵文本《医理精华》的内容有所改变，如U 9218 (T II Y 27)有文曰：

kanap gau-mušti ünmäsär yiriŋ bolmïš ärsäryiti bilikin yarmïš k(ä)rgäk, birök yargalï korksar antag yagïg urmïš k(ä)rgäk, k(ä)ntü yar(ï)lzun, yarïlmïšta ken baš otïn ämlämiš k(ä)rgäk, arï yup yagïg urmïš k(ä)räk, yiriŋi bašï arïsar üzä otsačmïš k(ä)rgäk ät ürgülük.

如果放血后脓包（gaumušti）还是不破，而是变成了溃疡，一种方法是用锋利的小刀将之刺破。如患者惧于刺破，就放一些油膏使溃疡自破。脓疮破头后，用治疗一般伤口的方法疗之。一种方法是完全洗净之后再用油膏。脓和疮洁净后，要将草药附在伤口之上，使新肉长出。[31]

这段文字，在《医理精华》梵文本原典中是这样表述的：

对因尿道病而起疱疹的患者们来说，首先，要采取放血[疗法]，对慢性的疱疹，还要刺穿[它]，并采取治疗伤口的疗法。[32]

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回鹘文本严重脱离了梵文底本。回鹘文本对溃疡病因及疗法的描述显然更有独到之处，说明回鹘文译者对这一疾病的认识有所加深，在翻译时，便将这一认识体现于译本之中了。这一文献，既反映出回鹘医学与印度医学之关系，同时体现了回鹘医学的贡献。

四、回鹘医药学与西亚医学之交流

回鹘古来与波斯关系密切，但回鹘医学和波斯医学之间的关系，史书几无提及，然从敦煌出土汉文文献S. 1366《归义军衙内面油破历》看，波斯医学与回鹘之间当存在着某种联系。该文献记载说，太平兴国六年（981），有来自甘州回鹘的使者在沙州巡礼莫高窟，同时又有“甘州来波斯僧月面七斗、油一升。牒蜜骨示月面七斗。廿六日支纳药波斯僧面一石，油三升”。[33]  这里的波斯僧应是作为甘州回鹘的使者而至敦煌的，并纳药于敦煌归义军官府。庶几可定，在甘州回鹘境内有精通医学的波斯僧侣存在，而且曾出使敦煌，向归义军政府献药。推而论之，他们所献之药应来自波斯，至少应采用了波斯的配药方法。

前引洪皓《松漠纪闻》言回鹘药物有乳香、安息香等。[34]  熙宁十年（1077）四月，于阗国入宋朝贡，进奉物有乳香、安息香、胡黄连等。[35]  乳香盛产于西亚，安西香、胡黄连皆出产于波斯。回鹘以之作为朝贡物，体现了波斯药物在回鹘中的通行与珍贵，同时也体现了回鹘在中西交通中地位的重要。

近期，学者们从吐鲁番出土的文献识别出一件用叙利亚文书写的新波斯语医学文献，由两页残纸构成，编号分别为M 7340 (T II Toyoq)和N 175 (T II B 69+T II B 14[b])，内容系由一系列的药油或药膏的处方组成，用以治疗各种疾病。遗憾的是文献过于残破，难以卒读，其中可辨识出的内容有西瓜油可有效治疗发烧，还能够抵抗疾病。另外的药物还有黄油、糖、肉桂、甘油、姜等，其中的肉桂、甘油、姜等，在古叙利亚的药方中，都是很常用的。[36]  这一文献的发现不仅对于认识高昌回鹘医学与波斯叙利亚之关系是极为珍贵的，同时也是回鹘与西亚文化交流难得的历史见证。在此之前，吐鲁番一带发现的用叙利亚文或波斯语文书写的文献是比较多的，但用叙利亚文书写新波斯语文献的例证却很少见，此前所知仅有一件，内容为基督教圣经。[37]  这两件叙利亚文新波斯语医学文献，其一出自吐鲁番吐峪沟（Toyoq），另一件出自吐鲁番葡萄沟水盘遗址。值得注意的是，水盘遗址发现有大量景教文献，被称作“景教图书馆”。[38]  以理度之，这些用叙利亚文书写的医学文献，当与景教在高昌的传播息息相关。另外，吐鲁番还出土有一件叙利亚语文书写的医学典籍。[39]  职是之故，可以认为，叙利亚之医学知识通过叙利亚人的活动而传播于吐鲁番地区，至少在基督教社区内有传播。

吐鲁番本叙利亚文文献

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名著《回回药方》有可能也与回鹘医学存在着某种关联。《回回药方》残存4卷，载药方591首，被称作“伊斯兰的药方”或“穆斯林的药方”。[40]  可以说，《回回药方》和吐鲁番出土回鹘文药学文献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但以《回回药方》与回鹘文《医疗杂病百方》所载的部分外治方药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二者间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或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如方药功效的认识一致，均认为用胆汁外滴有开窍止痛之功效；外治方用药习惯一致，均习惯用葡萄醋含漱；外治法主治疾病一致，均用填塞和药熏方药通利下窍，治疗癃闭、月经不通、难产、胎盘不下等下窍不通之类疾患。[41]《回回药方》形成于明初，而那个时代回鹘文在西域尚处于非常流行的阶段，二者发生某些联系，应是很有可能的。若然，则这些存在一致性或相似性的药方，对于认识与理解古代回鹘传统医药的发展脉络及其与阿拉伯医学之关系，颇具学术意义。

五、结论 

回鹘本为一个草昧初开的民族，及至宋元时期，其医学从无到有，而且发展迅速，以至于达到极高的成就。何以如此？应与回鹘西迁后占据丝绸之路黄金路段这一因素密不可分。

如所周知，河西走廊与西域塔里木盆地周缘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要道——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在回鹘未西迁以前，这里就是经济繁荣、贸易发达之地，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产、供、销体系，在东西方各种民族穿梭往来，不断迁徙、流动的同时各种风格不同的文化也在这里传播、交流。从新疆出土的医学文献，不仅有汉文，也有各种胡语，反映了中医学、古印度医学、于阗医学、粟特医学、回鹘医学、龟兹医学、波斯医学、叙利亚医学、阿拉伯医学、藏医学等多种医学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与交流。多种文化的汇聚既体现中外医学的交流，又反映了文化领域多方面的交流。

回鹘人迁入这里后，继承并发展了当地长期形成的这一优良文化传统，积极发展与周边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形成独具特色的高昌回鹘文化。[42]  就医学而言，在西域地区具有悠久历史而高度发展的中医学和印度医学对回鹘医学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核心作用，而波斯、叙利亚、阿拉伯医学都借由丝绸之路，与回鹘医学相互交流，对回鹘医学的产生与发展也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进了回鹘医学的初步形成与迅速发展，并在宋元时代臻至高峰。

注释：

[1]《宋史》卷490《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111页。

[2] 冯家昇、程溯洛、穆广文编：《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74~76页。

[3]《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十八之三二~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5482页。

[4]《宋史》卷490《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111页。

[5]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11，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第655页。

[6] [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辽海丛书》第1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204页。

[7]《辽史》卷14《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56页。

[8]  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52~361页。

[9]《元史》卷144《答里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431页。

[10]《元史》卷135《铁哥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272页。

[11]《元史》卷135《月举连赤海牙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279页。

[12]  [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9《元故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贯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13]  [元]虞集：《道园类稿》卷43《靖州路达鲁花赤鲁公神道碑》，四部丛刊本。

[14]《旧唐书》卷195《回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95页。

[15] 杨富学：《回鹘社会文化发展逆演进现象考析》，《暨南学报》2015年第4期，第149~152页。

[16] 戴应新：《从中医药看新疆地区与祖国内地的密切关系》，《新疆历史论文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24页。

[17] 黑田源次：《普鲁西学士院所藏中央亚细亚出土医方书四种》，《支那学》第7卷4号，1935年，第91~123页；[日]黑田源次著，万斯年译：《中央亚细亚出土医书四种》，《唐代文献丛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年，第113~139页。

[18] 巴克力·阿卜杜热西提：《古代维吾尔语医学文献的语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74页。

[19] D. Maue, AlttürkischeHandschriften, Teil 1: Dokumente in Brahmī und Tibetischer Schrift,Stuttgart 1996, S. 114-127.

[20]  G. R. Rachmati, Zur Heilkunde der Uiguren.I,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30, S. 402.

[21]  G. R. Rachmati, Zur Heilkunde der Uiguren.I,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30, S. 402.

[22] P. Zieme, Notes on Uighur Medicine, Especially on the Uighur Siddhasāra Tradition, Asian Medicine III, 2007, p. 310；[德]茨默著，杨富学、侯明明译：《回鹘医学与回鹘文本〈医理精华〉考释》，《回鹘学译文集新编》，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61页。

[23]  杨富学：《佛教“四大”与维吾尔医学》，《五台山研究》2008年第1期，第49~53页。

[24]  R.Emmeick, The Ravigupta of Siddhasāra,Wiesbaden, 1980,p. 1.

[25]  G. R. Rachmati, ZurHeilkunde der Uiguren. II,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32, S. 401-448.

[26]  G. R. Rachmati, TürkischeTurfan-Texte. VII,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1936, S. 320-321.

[27]  D. Maue, Sanskrit-uigurische Bilinguen aus de Berliner Turfanfunden, Gießen,1981, S. 210-227; D. Maue, AlttürkischeHandschriften, Teil 1: Dokumente in Brahmī und Tibetischer Schrift,Stuttgart 1996, S. 128-134, Tefal 67-68.

[28] 巴克力·阿卜杜热西提：《古代维吾尔语医学文献的语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49~117页。

[29]  陈明：《〈医理精华〉是一部重要的印度梵文医典》，《五台山研究》1999年第4期，第31页。

[30]  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2页。

[31]  G. R. Rachmati, Zur Heilkunde der Uiguren. II,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32, S. 418-419;P. Zieme, Notes on Uighur Medicine, Especially on the Uighur Siddhasāra Tradition, Asian Medicine III, 2007, p. 319；巴克力·阿卜杜热西提：《古代维吾尔语医学文献的语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86~87页；[德]茨默著，杨富学、侯明明译：《回鹘医学与回鹘文本〈医理精华〉考释》，《回鹘学译文集新编》，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372页。

[32]  陈明：《印度梵文医典〈医理精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4~145页。

[33]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3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284~285页；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16页。

[34] [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上，《辽海丛书》第1册，沈阳：辽沈书社，1985年，第204页。

[35]《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三三~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856页。关于五代、宋、辽时代，回鹘以药材入贡中原的情况，可参见杨富学：《高昌回鹘医学稽考》，《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第135~136页；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67~368页。

[36] N. Sims-Williams, Medical Texts from Turfan inSyriac and New Persian, 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p. 16.

[37]Werner Sundermann, Einige Bemerhungen zum Syrich-neupersiscenPsalmenbruchstück aus Chinesisch-Turkistan,Mémorial Jean de Menasce, Louvain,1974, S. 441-452.

[38] Erica C. D. Hunter, Syriac, Sogdian and Uyghur Manuscripts fromBulayïq，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语言背后的历史——西域古典语言学高峰论坛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p. 79；[英]亨特著，杨富学、颜福译：《葡萄沟所出叙利亚语、粟特语和回鹘语文献》，《回鹘学译文集新编》，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25页。

[39] M. Maróth, Ein Fragment eines syrischen pharmazeutischen Rezeptbuchesaus Turfan,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1, 1984, pp. 115-125.

[40]  宋岘：《回回药方考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页。

[41] 王锦、王兴伊：《古回回医学与高昌回鹘医学的联系——以〈回回药方〉和〈杂病医疗百方〉外治方药对比为例》，《中医药文化》2015年第6期，第54页。

[42] 李树辉：《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高昌回鹘文化》，郑炳林、樊锦诗、杨富学主编：《丝绸之路民族古文字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259~300页。

编按：本文原刊《敦煌研究》2016年第4期，第119—125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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