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田芳 杨富学 | 高梁河与元大都畏兀儿佛教
提 要：智泉为敦煌册子本Or. 8212-108回鹘文《说心性经》的作者，其名见于该文献的尾跋和哲理诗中，但对其生平事迹，学界知之甚少。随着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文献的整理刊布，关于该法师的资料逐步增多。文献提到智泉法师的活动地点一为Gao Lenhua，一为ÜčLükčüng。其中，ÜčLükčüng为智泉法师的出生地，其地相当于今吐鲁番的鲁克沁，后者Gao Lenhua应为元大都西注入积水潭的高梁河，元明时代，这里是畏兀儿的聚居地，故而在后世有畏兀村、畏吾村、韦狐村、魏公村之称。尤其元代，这里一直是畏兀儿佛教活动的中心区域，与蒙古王室关系密切。回鹘文佛教哲理诗《说心性经》之创作即应发生在高梁河之蒙古皇家寺院大护国仁王寺，大致于元末由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携带至敦煌。
主题词：回鹘文《说心性经》；智泉法师；高梁河；畏兀儿佛教；敦煌
在敦煌出土回鹘文写本Or. 8212-108《说心性经》尾题中可见Čisön一名。至于这一名称的写法，学界见仁见智，有读作Čisuya者，也有读作Čisön者，对此，笔者已有专题考订，应以Čisön为是，对应于柏林藏吐鲁番文献中所见的汉文“智泉”题名。[1] 为行文之便，下文统称“智泉”。
文献提到智泉法师的活动地点一为ÜčLükčüng，即柳中，相当于今天吐鲁番鄯善县之鲁克沁，在元代和明代，这里佛教发达，被回鹘/畏兀儿佛教徒视为圣地。[2] 一为Gao Lenhua，该地名出现在敦煌回鹘写本Or. 8212-108中智泉法师（Čisuya/ČisönTutunɡ）所作的哲理诗后题记中。题记曰：
此处提到的“ɡaolenhua”，学界多不明其意。近期，日本学者中村健太郎将其比定为大都西注入积水潭的“高梁河”。[4] 但未做具体论证。鉴于该地在古代维吾尔族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明其地理，学术意义重大，故特撰此文略作申述。
有元一代，大都（今北京）畏兀儿的聚居地在魏公村，其地即坐落于高梁河之南岸。元代著名畏兀儿军事家、金紫光禄大夫、湖广等行省左丞相阿里海涯（ÄriɡQaya）及其孙——著名散曲作家贯云石（SävinčQaya，小云石海涯）等均曾栖身于此。魏公村，元代称畏兀村，明、清名畏吾村或韦狐村，民国时改魏公村，相当于今“魏公村”南区，位处佛香阁东南约6.6公里，东邻魏公村居民区和中央民族大学，南至法华寺路，西邻中央民大附小，北抵民族印刷厂。[5] 元代文献对此鲜有记载，“畏吾村”一名最早见诸明代文献。明朝大学士李东阳在数篇文中都提到了“畏吾村”，如：
李东阳之先祖于明洪武初来到大都，李东阳曰“府君在国朝洪武初，以兵籍隶燕山右护卫，携先祖少傅府君以来，始居白石桥之旁。后廓禁城，其地以入北安门之内，则移入慈恩寺之东，海子之北”。[9] 毋庸置疑，洪武初年畏吾村即已存在。
今北京市高粱河河道（图源：网络）
绘制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魏公村及周边区域地图（图源：网络）
畏兀村所在之高梁河一带原本不是燕京的核心区，直到元大都城的修建。《辽史》云：“古北之口，桑干河、高梁河、石子河、大安山、燕山。”[10] 辽居燕京时，高梁河还不在辽的皇城南京城内。金朝在原来辽都的基础上扩建，“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11] 并在城东北高梁河的下游地区修建离宫。这里“原是一片沼泽，建城时，即开凿人工湖，碓筑琼岛，在岛上建广寒殿，湖四周建有大宁宫（后改万宁宫）、横翠殿、宁德宫等。金章宗还将开封艮岳的太湖石运此装饰宫殿园林”。[12] 元灭金时，南京城内的宫殿和市坊皆毁，忽必烈及皇后“驻跸燕京近郊”，[13] 并围绕高梁河水系重建大都城，于是，高梁河一域便成了大都城主体部分，原来金朝的离宫则置大都城内，成为元廷皇宫。
燕京一带在蒙元之前就多有畏兀儿人活动。[14] 辽金时为了增加京城的人口，数次下令移民实京，并给予优厚的安置政策吸引各地的工匠、商人、民户等定居京师，以满足京城的需要。金朝亦采用同样的政策吸引民众实京，如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以京城隙地赐朝官及卫士，[15] 以优厚的待遇招募招抚四方百姓在京城安置等等。再内迁的畏兀儿人中一部分为回鹘卫戍人员及兵将，剩余部分在燕京经商者居多，许多人久居成业，不思西归。这些政策为畏兀儿留居燕京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辛酉岁，金国肆眚，皆许西归，多留不反。”[16] 元代时，畏兀儿留居燕京者剧增，主要与畏兀人、蒙古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有关。蒙古人西征途中，最先归降的是高昌畏兀儿人，因此受到成吉思汗的抬爱，很快成为蒙古人征服其他民族的左膀右臂。蒙古人入主燕京后，畏兀儿也因此大批内迁，从中央到地方为官者无不有畏兀儿官员，可以说凡“有一才一艺者毕效于朝”。[17] 其地位甚高，仅次于蒙古人。随着畏兀儿人数的增多，逐渐在高梁河西一带形成聚居区。
高梁河畔初为畏兀儿显贵蒙速思家族的墓地所在。蒙速思一生追随忽必烈开疆拓土，充任股肱之臣，亦是察必皇后的妹夫，位高权重。“有子男十一人，孙男二十四人，皆为显宦。女四人，孙女四人皆嫁世族。群臣之盛，鲜于为此。”[18]“至元四年（1264）四月六日薨，年六十二。三宫震悼，庶尹流涕，曰：‘夺我良臣’。出内帑，买地京西之土，以礼葬焉，特谥敏惠公。”[19] 嗣后，其子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阿失帖木儿亡故，与其父同葬于“高良河之滨。”[20] 因而，高良（梁）河畔遂成为该家族的陵园所在。至元十七年（1280），蒙速思女婿、维吾尔名臣廉希宪亦“葬于宛平之西原”[21]，同在高梁河之侧。至元二十三年，廉希宪妻以及阿里海涯亦葬于城西高梁河，阿里海涯孙贯云石亦归葬“析津之祖茔”[22]，当时畏兀儿三大显贵之墓地都集中在高梁河魏公村一带。
高梁河两岸在元明时代为畏兀儿聚居之地，对本文来说，尤为重要的因素是，元世祖皇后察必的家庙大护国仁王寺也兴建于此地。
据《析津志》的记载，在大护国仁王寺之南有西寺白玉石桥，乃金朝所建。”[23] 白玉石桥即白石桥。元灭金后，金朝所建中都被毁。察必皇后因常住大都金朝原建离宫，遂在金朝护国仁王寺的故基上重建大护国仁王寺。寺碑有云：“至元七年秋，昭睿顺圣皇后于都城西高良河之滨大建佛寺……三年而成”。[24] 《日下旧闻考》卷98载：“[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建大护国仁王寺，十一年（1274）三月，寺成”。[25] 其地在“都城西十里而近，有河曰高良，河之南也”。[26] 因建于高良（梁）河之滨，故又得名高梁河寺，亦曰大都寺。大德五年（1301）正月“奉安昭睿顺圣皇后御容于护国仁王寺”。[27] 睿顺圣皇后之御像被供奉于寺内，足证为皇家寺院，与万安、兴教二寺并称为都城三大刹。[28] 但该寺仅存于元，元末毁于兵燹。清修《日下旧闻考》诸臣按语曰：“护国仁王寺今无考。”[29] 高梁河发源于玉泉山，诚如《日下旧闻考》所言：“高梁河为玉河下游，玉泉山诸水注焉，高梁其旧名也。”[30] “都城西”指的是大都西城门和义门（西直门）之西，可知大护仁王寺国王寺在高梁河上白石桥西北。[31]《日下旧闻考》卷89云：“通惠河之源，自昌平县白浮村开导神山泉，……东过通州至高丽庄入白河，上下二百里，凡置闸二十有四，护国仁王寺西，广源闸二。”[32]。今存上闸即在万寿寺东长河上，下闸遗址在紫竹院公园北，因而元护国仁王寺应在今国家图书馆东北（即中央民族大学所在之魏公村）。此亦由近年的考古勘测所证实。
蒙古人定鼎燕京后，在大都城内外建有多座皇家寺院，如大圣寿万安寺、大天寿万宁寺、大承华普庆寺、大护国仁王寺、大承天护圣寺等。这些寺院占地之广、房舍之多、僧徒之众，均非其他一般寺院所可比，而且佥建供奉已逝帝后之神御殿，由朝廷专设的机构对寺院进行管理。大护国仁王寺在众多寺院中地位高、规模大，非同凡响。该寺建成后，因“众事繁”，于至元十六年（1279）八月置大护国仁王寺总管府管理寺内各种事务。后又罢总管府，“建会福院，以平章政事、宣政院使安普忽马儿不花为会福院使，综核名实，遣官分道，约部使者集郡，县吏申画疆场，树识封畛”。[33] 院使秩正三品，专肆营缮、赋税等内外事宜。寺院财产巨大，应有尽有。《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云：
即使不算各种水陆资产，仅就寺院本身言，有殿宇175间、房舍2065间，规模足够大。与大护国仁王寺同时存在的皇家寺院大普庆寺占地“凡为百亩者三……合为屋六百间”，[35] 不能言其规模不大，但以之与大护国仁王寺相比，则只能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其房屋数量仅抵大护国仁王寺的四分之一而已。大护国仁王寺诸佛造像也非同一般，如梵天佛像是当时闻名天下的造像师刘元所塑，《日下旧闻考》卷98引虞集《刘正奉塑记》云：“至元七年，世祖皇帝始建大护国仁王寺，严梵天佛像，求奇工为之，得刘正奉于黄冠师。”[36] 刘元曾从学于尼泊尔著名建筑家阿尼哥，以技艺高深而官居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若没有皇上允准，不得为他人擅造神像。《元史》载：
阿尼哥（A-ni-ko，1245—1306），尼泊尔著名的建筑师和雕塑家，约1261年来到中国。在忽必烈及其后继者的统治时期，他对印度与藏族艺术的引入内地起到了关键作用。[38] 元代著名的妙应寺就是在他的主持下修建。寺内有白塔，其形制为藏式瓶形舍利塔，在塔中曾发现了大批与藏传佛教有关的文物。因塔呈白色，故又称“白塔寺”。该寺自建立以来，因印藏风格独特且地位重要，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尤其是清代，“为了得到西藏和蒙古的支持，满族统治者积极地支持和保护喇嘛教。”[39] 刘元师从阿尼哥，其造像艺术之造诣同样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北京市妙应寺白塔（图源：网络）
大护国仁王寺不仅外部规模宏大，内部设置也相当考究，由内而外彰显皇家气派，绝非普通寺院能比。显然，这与元代畏兀儿的内迁密不可分。这些内迁畏兀儿人依其传统聚族而居，逐渐形成了以高梁河和畏兀儿大族世袭陵地为空间基础的据点畏兀村。同时，也将自己的宗教信仰渗透其间，在畏兀村形成的过程中，宗教活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畏兀儿人迁居大都后，佛教更是盛极一时，现今发现的许多回鹘文文献都属于这一时期。无论是佛经的刊刻，还是翻译都远远超迈前代，大都许多的佛寺中都有畏兀僧的活动。[40] 畏兀儿僧徒在朝廷的宗教活动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有许多名僧入居汉地和蒙古高原，或充当皇帝与藏族喇嘛教帝师之间的翻译，或传扬弘化佛教，深为蒙古统治者所器重[41]，从天历元年（1328）到二年（1329）间，高昌僧多次被请进皇宫做重要的佛事活动：
元代畏兀儿佛教与蒙古宫廷关系之密切，其势力在大都之盛及其在朝廷上下影响力之大，由上述而可见其一斑。
畏兀村周围聚集着许多的寺庙，是元、明两代佛事最为兴盛的地段。明公安袁中道《高梁桥》云：“觅寺何辞远，逢僧不厌多。[45] 如附近的法王寺，即后来的广通寺，其址在高梁桥处（今北下关小学）。寺院建筑荡然无存，只有清圣祖御书并御制碑两座，碑文已风蚀，可见有“玉河乡”字样，原本为元代畏吾村人事佛兴庙之地。白塔寺乃元大都城内回鹘人翻译与刊刻经典等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创建于辽朝，于元至元八年（1271）重建，又于元天顺元年（1328）赐额妙应寺。该寺之兴衰与元、明时畏兀（畏吾）官民的佛教信仰直接有关，且西直门、高梁河可通达。[46] 万寿寺，又称永光寺，原在今永光寺巷，已毁。在畏兀村西北缘有始建于辽朝的清水苑，明宣德三年大规模重修时改称为大觉寺。大佛寺在“西直门外北三里香山乡畏吾村”。[47] 西山有曾建于唐武德年间的慧聚寺，依《宸垣识略》，辽咸雍间始传戒坛，金、元、明均有法师传戒，亦称戒坛寺，明正统年间改为万寿禅寺。这些寺庙亦可为乘畜、行商之畏兀儿人外出作佛事之地。[48] 距白石桥东南约三百米的二里沟，有西域双林寺。《帝京景物略》载：
这说明其时畏兀（吾）村附近仍有普度众生的西域番僧，施主中自然应包括畏兀儿佛徒。每年四月初八浴佛节更是畏兀村极其重要的佛事活动。明朝著名书法家董其昌《四月八日集高梁桥》曰：
又公安袁宏道《浴佛日游高梁桥》曰：
这些诗作反映出明代畏兀村频繁的佛事活动，可以想见元代畏兀村佛教的盛况。
在宗族和宗教双重作用的影响下，高梁河之滨的畏兀村便成为畏兀人内迁之后心中的圣地。哲理诗中用“美丽”、“迷人”等字眼来形容大都（Taydu）之Gao Lenhua，充满深情，令人不由推想这里或为其长居之地。智泉法师生前曾组织人力翻译《阿弥陀经》《华严经》《观音经》《七有经》《八阳经》《般若经》《金光明经》《金刚经》《法华经》和《圆觉经》等十部佛经。[52]这10部佛经其中任何一部都需要很大的工作量，若无专门的译经场所很难完成。因此，哲理诗中Gao Lenhua极有可能就是译经场所在地，题记中更是明确指出Gao Lenhua位处元大都的西边，与高梁河寺位置相符（如图）。
如同高梁河大护国仁王寺一样，大都另有白塔寺，也曾经充任元代畏兀儿佛教徒译经的场所，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残片M14(U4759)《祈愿诗》有言：
中村健太郎言“GaoLenhua（高梁河）”和“AqStup-luɣUluɣVxar（大白塔寺）”一样更像是一座寺院的名称。果若是，则更能证明笔者的上述推论不误。周泓对畏兀村及其寺院有如下论述：
根据《元大都水系规划与城市景观研究》[55] 林军维绘制
其说言之成理，颇可信从。是以，笔者推定这里的Gao Lenhua其实指代的就是元朝敕修大护国仁王寺。由智泉法师生前的尊崇地位及其译经之多推论，在极具盛名的皇家寺院“大护国仁王寺”译经是顺理成章的。甚至可以推想，智泉法师在大都的活动中心就在该寺。根据Or. 8212-108哲理诗中出现的鼠年的记载，特肯（S. Tekin）将其推测为1264、1276、1288、1300、1312、1324、1336、1348、1360年中的某一个年份。[56] 这是有元一代可能出现鼠年的年份。日本学者中村健太郎在特肯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时间范围缩短到1288、1300、1312、1324、1336、1348。[57] 根据大护国仁王寺落成的时间为至元十一年（1274），可将其中的1264、1276年的可能性逐一排除。
那么，该文献传入敦煌应在何时呢？虑及元代敦煌佛教兴盛的历史背景，大致可将这一时段推定在元末。
至元十三年（1276），西域察合台汗国出伯兄弟（成吉思汗第五代孙）率军东归投奔忽必烈，受到了忽必烈及其后继者的重用。大德八年（1304），出伯被封为威武西宁王，赐金印。此后在大德十一年（1307），出伯又被晋封为豳王，变成了一等王，佩金印兽纽，治所也由甘州移往肃州。天历二年（1329），其二子忽答里迷失被封为西宁王（二等王），驻守沙州。同年底，忽答里迷失晋封为豳王，入肃州，空出的西宁王位由出伯孙速来蛮继袭。[58] 速来蛮及其诸子皆敬奉佛教，大力营建石窟，著名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与《重修皇庆寺记》就是其父子分别于1348年和1351年勒立的。[59] 在出伯家族入驻敦煌之前，当地是比较荒芜的，几不见人烟活动。自元末一直到明初，敦煌一直受西宁王家族的统治。明初朱元璋统一中原地区后，于洪武五年（1372）派遣征西将军冯胜率大军经略河西，在瓜、沙、肃击败元朝留守河西军之残部。豳王卜烟帖木儿虽于洪武八年降于明朝，被改封为安定王，但直到洪武十三年，明军“进至赤斤站（今玉门市赤斤堡），获豳王亦怜真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金印一”。[60] 此豳王亦怜真应为自封的伪豳王，至此，出伯家族的反明势力基本肃清，河西归入明朝的版图。是故，回鹘文《说心性经》传入敦煌的时间大致可限定在元末，但不能排除明初前四年的可能性。
据载，虎年（1362）1月，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乳必多吉（Rolpa’irdorje，1340—1383）由大都出发赴西北巡礼，曾抵达河西，对敦煌、瓜州佛教寺院多有布施。其中提到敦煌及附近地面以三王之府衙（Dbanɡ ɡi khrims ra）为首。[61] 三王者，即驻肃州之豳王、瓜州之肃王和沙州之西宁王也。皆属出伯家族，其境内势力强大者除蒙古外应首推畏兀儿（回鹘），其次为吐蕃和西夏。据藏文史料记载，沙州之畏兀儿（回鹘，Yu ɡur）、西夏等部首领、僧俗人、军中僧俗（Dmaɡban skya）等向乳必多吉活佛进献的金、银、锦缎、马、骆驼等财物成百上千，不可胜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乳必多吉活佛曾布施敦煌地区的两座文殊殿。[62] 据笔者考证，活佛供奉的两座文殊殿其一为敦煌莫高窟第61窟，乃蒙古、回鹘敬奉文殊菩萨的场所，其二为瓜州榆林窟第2窟，被回鹘人视作文殊菩萨的道场。[63] 回鹘文《说心性经》是否由乳必多吉活佛一行携带至敦煌者，尚未可知。
作者简介：张田芳，敦煌学博士，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馆员：杨富学，敦煌学博士，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杨富学、张田芳：《回鹘文〈说心性经〉作者身份考》，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7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92—199页。
[2]杨富学、张田芳：《元代柳中佛教神圣地位的呈现与成因》，《吐鲁番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9—30页。
[3]R. R.Arat, Eski Türk Siiri, Ankara, 1965,S. 124;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9页。
[4]中村健太郎：《14世紀前半のウイグル語印刷仏典の奧書に現れる[könčögイドゥククト王家]をめぐって》，《內陸アジアの研究》XXVI，2009年，第159頁。
[5]周泓：《魏公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6]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75，《四库全书》本，册1250，第787页。
[7]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75，《四库全书》本，册1250，第786页。
[8]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75，《四库全书》本，册1250，第788页。
[9] [明]李东阳：《怀麓堂集》卷75，《四库全书》本，册1250，第720页。
[10]《辽史》卷40《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94页。
[11]《金史》卷5《海陵王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0页。
[12]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
[13]《元史》卷4《世祖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63页。
[14]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89页。
[15]《金史》卷5《海陵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0页。
[16] [宋]洪皓著，翟立伟标注《松漠纪闻》卷上，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6页。
[17]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敕赐乞台萨理神道碑》，《大正藏》第49册，No. 2036，页727c。
[18]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7《武都忠简王神道碑》，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1970年，第303页。
[19]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7《武都忠简王神道碑》，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1970年，第280页。
[20]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7《武都忠简王神道碑》，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1970年，第304页。
[21] [元]元明善：《平章政事廉文正王神道碑》，[元]苏天爵编《元文类》卷65，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945页。
[22] [元]欧阳玄著，魏崇武、刘建立点校《欧阳玄集·圭斋文集》卷9《元故翰林学士贯公神道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04页。
[23] [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24][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9《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1970年，第368页。
[25]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98《郊垧西八》，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28页。
[26] [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
[27]《元史》卷4《世祖纪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33页。
[28] [元]遒贤：《河朔访古记》卷下《河南郡部》，清光绪二十一年铅印本。
[29][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98《郊垧西八》，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28页。
[30][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98《郊垧西八》，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25页。
[31]周泓：《北京魏公村史顾(续完)》，《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第60页。
[32][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98《郊垧西八》，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500页。
[33]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9《大护国仁王寺恒产之碑》，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1970年，第368页。
[34][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98《郊垧西八》，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29页。
[35][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52《城市内城西城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835页。
[36][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98《郊垧西八》，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629页
[37]《元史》卷203《方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546页。
[38] Herbert Franke, Consecration of the “White Stupa” in 1279, Asia Major 3rd series, No. 7, 1994, p. 157.
[39] Herbert Franke, Consecration of the “White Stupa” in 1279, Asia Major 3rd series, No. 7, 1994, p. 158.
[40]张新鹰：《陈宁其人及回鹘文〈八阳经〉版刻地——冯家昇先生一篇旧作赘言》，《世界宗教研究》1988年第1期，第127—131页。
[41]杨富学：《畏兀儿与蒙古历史文化关系研究》，《兰州学刊》2006年第1期，第55—59页；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98—500页。
[42]《元史》卷32《文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11页。
[43]《元史》卷32《文宗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22页。
[44]《元史》卷33《文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42页。
[45]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5《西城外高梁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3页。
[46]周泓：《魏公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47] [清]吴长垣辑《宸垣识略》卷14《郊垧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81页。
[48]周泓：《魏公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49]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5《西城外西域双林寺》，第301页。
[50][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5《西城外高梁桥》，第281页。
[51][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5《西城外高梁桥》，第281页。
[52]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回鹘文诗体注疏和新发现敦煌本韵文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9页。
[53] P.Zieme, Zur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 der alten Uiguren,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XXIX-2, 1975, S.198-199；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诗歌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5—86页。
[54]周泓：《魏公村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55]王劲韬、薛飞：《元大都水系规划与城市景观研究》，《中国园林》2014年第1期，第15页。
[56] S.Tekin, 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Yüan-Zeit, Teil I:HSINTozin oqidtaci Nom, Budapest, 1980, S. 19.
[57]中村健太郎：《14世纪前半のウイグル语印刷仏典の奥书に现れる[könčög イドゥククト王家]をめぐって》，《内陆アジアの研究》XXVI，2009年，第158页。
[58]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28—29页。
[59]杨富学、张海娟：《从蒙古豳王到裕固族大头目》，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第89—110页；杨富学：《裕固族对敦煌文化的贡献》，《河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第1—14页。
[60]《明史》卷330《西域传二·赤斤蒙古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556页。
[61]谢光典：《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绕呗朵儿只的河西巡礼》，杨富学主编：《裕固学新论——“裕固与敦煌”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裕固学研讨会文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281页。
[62]谢光典：《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绕呗朵儿只的河西巡礼》，杨富学主编：《裕固学新论——“裕固与敦煌”学术研讨会暨第四届裕固学研讨会文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0年，第275—283页。
[63]杨富学：《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乳必多吉活佛巡礼沙州并布施文殊窟斟议》，《五台山研究》2019年第1期，第48页。
杨富学 |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黑帽系乳必多吉活佛巡礼沙州并布施文殊窟斟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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