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富学 张田芳 | 元代柳中佛教神圣地位的呈现与成因
摘 要：元代畏兀儿高僧智泉（回鹘文写作Čisön或Čisuya，Čisuin）为敦煌册子本Or.8212-108回鹘文《说心性经》的作者，其名见于该文献的尾跋和哲理诗中，但对其生平事迹，学界知之甚少，仅知其活动地点为大都的gao lenhua寺，即今北京高粱河畔之元代皇家寺院——大护国仁王寺。随着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文献的整理刊布，关于该法师的资料逐步增多，尤其是敦煌本B140:5回鹘文《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记载智泉法师出生于Üč Lükčüng Balïq，其地相当于今吐鲁番鄯善县境鲁克沁镇，即汉代的柳中。这里自汉代以来以至于唐代，一直是西域地区比较重要的一座城市。高昌回鹘时期，这里佛教发达，寺院经济繁荣，长期充任高昌回鹘王国的经济中心之一，而且政治地位也很高，从回鹘文文书和史书记载分析，其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似乎都仅仅次于首都高昌。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元代柳中城逐渐发展成为彼时畏兀儿佛教徒心目中的圣城。
关键词：敦煌写本；回鹘文文献；智泉法师；柳中
柳中，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鄯善县鲁克沁镇。其地位古来非常重要，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先师苏北海先生曾撰专文对柳中城的历史发展给予了系统探讨。[1] 资料之丰富，论述之详备，足资后学参考。惟此文撰于20余年前，斯时吐鲁番出土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尚少汉译，而莫高窟北区石窟尚在清理发掘之中，至于北区回鹘文文书之公布，更是迟至21世纪以后之事了，故而苏先生大作未能关注到相关的回鹘文文献，势必限制苏先生对元代柳中佛教及其神圣地位的认识。今不揣浅陋，以敦煌、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文献为依据，结合吐鲁番汉文写本、史书记载和考古资料，就元代柳中佛教神圣地位的形成及其历史原委略述管见，狗尾续貂，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更多的关注。
一、元代柳中佛教及其神圣地位的呈现
1988年以来，随着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一大批元代回鹘文文献得以出土，其中的《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写本残卷（编号为B140:5，图1）在跋文中提到了来自柳中的元代畏兀儿高僧智泉：
01 üd eniš-intä üẓlünčü nom-ta tugmïš törümiš : ünüš-in
02 bilmädin už-ikin edärtäči : öṭmädük bošgut-lug örmädük
03 biliglig üč lükčüng [ba]lïq-lïg čisön tutung tavgač
04 til-intin türk til-inčä ikiläyü ävirmiš:: ary-a
05 mančušri bodis(a)t(a)v üz-ä[nom]la[tï]lmïš ačintay-a buda
06 višay-a tegmä sakïnɣalï [b]ögüngäli bolɣuluq-suz burxan-lar
07-nïng adkanɣu uɣuš-ï atl(ï)ɣ sudur nombitig okïyu tükädi ::
08 namo bud: namo dram: namo sang:
由寂时和末法所生的、不知出口跟随文字的、学识不足、不显知识的Üč Lükčüng城人ČisönTutung从汉文译成突厥语的《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读完了。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2]
图1：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文殊师利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写本残卷[3]
文中出现有Üč LükčüngBalïq短语，实指鲁克沁镇。Lükčüng˂*li̯ôg-ti̯ông（上古汉语）即汉籍史料中的柳中，只是其前多出一“Üč（三）”，按照字面意思，应作三柳中。何以在地名前多出一“三”字？其意不明。观古代突厥—回鹘文文献，在地名或部族名之前加数字似乎为司空见惯之事，除“三柳中”外，还有下述：
1.四吐火罗，回鹘文作tört twγry，见于高昌故城出土T II D 171（MIK III 198）回鹘语摩尼教《二宗经》（Iki yiltiz nom）跋文。[4]
2.四苦先（龟兹），回鹘文作tört Küšän，见于吐鲁番胜金口岀土T II S. 32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与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序章。[5] 其中的Küšän（又作Kusian），被文献刊布者缪勒（F. W. K. Müller）视作汉籍史乘所谓“贵霜”一名的对音。[6] 羽田亨证明回鹘文写本中的Küšän（Kusian）、tört Küšän分别对应于苦先（曲先）与“四苦先（四曲先）”，Küšän（Kusian）乃回鹘文对“龟兹”的写法，与“贵霜”无关。[7]
3. 三唆里迷，回鹘文作Üč Sulmi（Solmi），同见于吐鲁番胜金口岀土T II S. 32回鹘文《弥勒会见记》与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的序章。[8]
4. 三葛逻禄，如蒙古高原发现的突厥卢尼文《默延啜碑》南面第1行有Üč Qarluq之谓，[9]应指三姓葛逻禄，《新唐书·葛逻禄传》记载：
葛逻禄本突厥诸族，在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仆固振水，包多怛岭，与车鼻部接，有三族，一谋落，或为谋剌；二炽俟，或为婆匐；三踏实力……三族当东、西突厥间……后稍南徙，自号三姓叶护。[10]
对地名、部族名前的数字，此前曾有学者试图予以解释，如亨宁（W. B. Henning）即推想“四吐火罗”应该就是指今日库车、喀喇沙尔（焉耆）、吐鲁番、别失八里为中心的四个地区。[11] 然而，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第29号墓出土《唐垂拱元年（685）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编号64TAM29：241）第4—8行却有如下文字：
4 保人鸟（乌或焉）耆人曹不那遮年
5 保人高昌县史康师年卅五
6 康尾义罗施年卅作人曹伏磨
7 婢可婢支 驴三头 马一匹
8 吐火罗拂延年卅 奴突蜜[12]
其中的鸟耆应为乌耆或焉耆，其名与吐火罗并列书写，足见焉耆并非属于“四吐火罗”之地。[13] 既然焉耆非“四吐火罗”之一，则亨宁对“四吐火罗”中所见数字的解释不攻自破。退一步说，即使亨宁的推测间或有成立的可能，似乎仍无法类推三唆里迷与三柳中的问题。
松井太认为Lükčüng一名借自汉语且保持了古汉语的特征，并进一步推测：“如果它们直接借自汉语，我们或许应该考虑，这些城市或村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使他们在早期回鹘社会中已经知名并被固定下来，这些地名比‘回鹘字音’要早，或许要早到9世纪中叶回鹘由漠北西迁以前。”[14]
至于出生柳中城的高僧Čisön Tutung其人，又见于敦煌出土回鹘文《说心性经》（现藏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 8212-108）之尾跋（第404—405行）：
wapšï baqšï yaratmïš 心tözin oqïdtačï nom bitiyü tüɡädi∷善哉sadu bolzun∷čisuya bitidim∷[15]
按照过往的解释，wapšï baqšï 为文献的作者，耿世民译之为“法成（？）或法藏（？）法师”。[16] 张铁山未对wapšïbaqšï含义做出解释，直接音译作“法乘（法藏？）”。[17] 阿里木·玉素甫指wapšï与baqšï为对偶词，音译作法师，却又在后面的括弧中注明为人名。[18] 其后之biti-意为“书写”，Čisuya（Cisön）一般均被理解为抄经生。由此出发，张铁山将这段尾题译作：
法乘（法藏？）创作的《说心性经》抄写完了。善哉，我 Čisuya（人名）抄写的。[19]
阿里木·玉素甫译文大致相同，只是将法乘（法藏？）改译作法师并注明为人名而已。译文如下：
法师（人名）创造的《说心性经》写完了，善哉！我祈苏尼（Čisön）抄写的。[20]
所谓的“抄经生”Čisuya之写法，最早见于文献刊布者阿拉特（R. R. Arat）的转写，[21] 色纳西·特肯（ŞinasiTekin）沿袭之。[22] 兹后学界又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庄垣内正弘指读作Čisuya有误，应作Čisön，指其应为汉字“智泉”“智全”或“智宣”的音译，指其为《说心性经》的翻译者或是将其改成四行诗的人。[23] 此说得到中村健太郎的支持。[24] 茨默、笠井幸代也认为Čisön之写法可行，并将其比定为汉语“智全”之对音，同时认为阿拉特所转写的bitidim应作tutung，故尾题者应为Čisön都统（智全都统）。[25] 智全者，乃回鹘著名佛教徒阿鲁浑萨理早年“受浮屠法”之师。[26] 后来，茨默又建议把这一名字确定为“智禅”。[27] 继之，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提出新说认为该词读作Čisuin的可能性较大，或为“智宣”“智泉”“智全”“志尊”等汉文僧名的音译。[28] 鉴于柏林藏吐鲁番回鹘文文献中有汉文“智泉”题名，[29] 而前述莫高窟北区出土B140:5回鹘文印本《文殊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又由Čisön Tutung依汉文本译入回鹘文。[30] 综合多种因素，笔者认为此僧名应以Čisön为是，将其对应词推定为“智泉”当无大误。
至于回鹘文《说心性经》到底是译本还是回鹘人的原创作品，学界争议既久，认为《说心性经》是由智泉依据多种汉文禅籍和佛典，以四行诗形式而创作的回鹘文禅学原著，[31] 笔者已有专文做过探讨，兹不复赘。补充一句，尾题中的wapšï baqšï，并非某一人名，指代的应为众多法师，他们的著述均为《说心性经》作者的理论来源。
智泉不惟精通佛典，而且善于诗歌创作，与《说心性经》属于同一写本（Or. 8212-108）的哲理诗，其作者即为智泉。哲理诗后有题记曰：
küskü yïlïn toquzunč aynïnɡ on yanɡïta.
körtklä tanɡïsuq taydu kedini ɡao lenhuata.
köp yašamaqlïɣ boduɣïn kök qalïɣïɣ
küčäyü bädizäɡäli umunmïšïn körɡü üčünbitidim. čisön tutunɡ
鼠年九月初十，在大都（Taydu）西部的魅力、迷人的高莲花（ɡao lenhua）用长生不老的颜色把虚空极力装饰的愿望变成现实而写。智泉都统。[32]
这里的Taydu即指“大都”，此名在文献中出现即意味着这一文献为元代遗物，文献的书写风格与词法特征也正与此合。其中的高莲花（ɡao lenhua）即今北京魏公村附近之高梁河，为智泉长期传法、译经的地点，笔者已有考证。[33] Üč Lükčüng Balïq（柳中城）则为智泉法师的出生地，这是我们此前未知的问题，彼时我们只能将智泉的活动与大都相联系。
有元一代，柳中城地位很高，甚至发展成为畏兀儿佛教徒心目中的圣城，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写本B128:18有言：
[bur]un-qï ozaqïažun-larïnda.
buyan-lïɣ iš-lärigqïlmïš-qa.
bu amtï közünüražun-ta.
bodun baščïsï bägbolmïš.
tavar-ïngät’öz-ning isig öz-nüng.
taraldačïsačïdačï-sïn saqïnïp.
taydu-taqï asïɣ-nïngatïnga.
tayčung pančavrsïk qïldačï::
[ ]š buyan-larïɣ qïlmaq-tïn.
[ ]
bu közünür ažun-ta.
üčlükčüng balïq-tä tuɣmï[š].
在前世通过积德行善之事，在现世成了人们的头领。想明了财产终将耗尽，生命也将终结，把大都的财产，在般遮于瑟会中作为布施捐出。[因前世做]功德善事，在此世得以生在柳中城（üčlükčüngbalïq）。[34]
回鹘文写本中的pančavrsïk，即般遮于瑟会。《翻译名义集》释作：“般遮于瑟，或般遮跋利沙，此云五年一大会”。[35]
显然，这则材料在于强调柳中城的神圣，作为宗教领袖的智泉都统能够出生在柳中城，是因为他前世做了善事功德。敦煌发现的另一件回鹘文写本有助于佐证柳中城地位的重要。至正十年（1350），西宁王速来蛮（Sulaiman）去世，其子阿速歹继位。为超度速来蛮亡灵，阿速歹特意聘请柳中城的高僧为其父抄写《吉祥胜乐轮（Sri-cakrasamvara）》，其中，叶46a—46b有下述记载：
tört türlüg käzik-lärig yol-ča uduzmaq-lïɣ tärïng nomluɣ tamngaq-ïɣčoɣ-luɣyalïn-lïɣ uluɣ baxšï·naropa-nïng käntüaɣïz-ïndïn nomlayuyarlïqamïš·sakï-lïɣ toyïn uluɣ baxšï čoɣ baɣ-lïɣ darma tuačï čoskï irgämsan nomluɣ tuuɣ atlɣ baxšï üzä yaratmïšärür……qamïl-lïɣ ary-a ačarï tükäl-lig bilgä istonpa baxšï-nïng bošuɣ yrlɣ-ï üzä ävirü aqdarutägintim∷∷∷či čing onunč-ï barsyïl altïnč ay tört yangï-qa üč lükčüng balïq-lï qulut mn yangï bošɣutčï sarïɣ tutung asuday oɣul-nïng lingči-siüzä bitidim
四种次第成就法，此为纳若巴大师讲说之真义……由萨迦僧人大法师法幢（Dharma tvacï）大师制成……哈密尊者阿阇黎（Ārya Ācar）遵佟巴（Istonpa）大师之令翻译……至正十年（1350）虎年六月初四日我柳中（Üč Lükčüng）城之后学萨里都统（Sarïɣ Tutung）奉阿速歹（Asuday）王子之令写。[36]
《吉祥胜乐轮》是印度著名密教大师纳若巴（1016—1100）所传。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死亡书”（叶1a—11b，1—236行）之节本，讨论“处于生死之间中间状态及由此得到再生之方法”。第二部分（11b—46b，236—1011行）为“四种次序成就法”，内容相当于藏文之《四种次序指南（Rim-pabži lam-duslon-ba）》。第三部分（47b—58b，1012—1297行）题作“旃陀利（candālī）六种禅定导入仪”，即关于纳罗巴“六法”之学说。第四部分（59b—63b，1298—1430行）为计述对“吉祥胜乐轮”的六种礼拜残文。[37]速来蛮，至顺元年（1330）被封为西宁王[38]。西宁王驻地在沙州（今甘肃敦煌），阿速歹为其亡父专门请人抄写度亡经书，当时敦煌佛教发达，居于敦煌的回鹘佛教僧侣应不在少数，而阿速歹所请却为来自柳中城的法师。推而论之，要么法师佛学高深，享有盛名，要么阿速歹特别崇奉柳中城。否则，阿速歹何必舍近求远呢？复观阿速歹不是延请萨里都统演经讲法，而是请其抄写佛经，其身份应为抄经生。由此观之，后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在吐鲁番出土的社会经济文书中，柳中一般都写作ÜčLükčüng，但在两处涉及智泉都统及另外一位来自柳中的佛僧萨里都统时，在“柳中”后都加一balïq“城”字。前者似乎意在表述地域，后者似乎意在强调城市。这一现象是否纯属巧合，值得思量。
二、柳中城佛教神圣地位得以形成的宗教因素
从吐鲁番写本看，柳中一带佛教一直很发达。《唐开元四年（716）西州柳中县高宁乡籍》提到柳中的佛教寺院，有郎中寺（a15[39]、b15、b26）、南塔寺（a19）、左寺（a40、a41）以及废寺（b19）。[40]“郎中寺”在南北朝时即已负有盛名。南朝梁释宝唱云：“冯尼者，本姓冯，高昌人也。时人敬重，因以姓为号。年三十出家，住高昌都郎中寺。”[41]冯尼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史见于《高僧传》的女尼，曾作为高昌国的“尼依止师”，“高昌诸尼莫不师奉”，足见其地位之高。由是以观，北朝时期的郎中寺即已充任高昌地区之佛教重地了。唐代诗人王建（768—835）西行，途次高昌，撰《废寺》诗云：“废寺乱来为县驿，荒松老柏不生烟。”[42]寺废于唐开成年间（836—840），足见其存在之早。1906年，勒科克所率德国第三次吐鲁番探险队造访鲁克沁北色尔克甫（Syrkyp）废寺旧址，并留下了废塔最早的照片。（图2）
图2：1906年的色尔克甫佛塔[43]
1928年，黄文弼再访其地，记曰：“在鲁克沁使力克普沟口[之]塔木和塔什地方有一废塔颇高峻，四周有佛像遗迹，多已残毁；塔顶部作圆弄形，朱书‘贞元七年’年号，知为唐代遗物。并题有‘僧辩真画’等字，盖为内地僧尼过此之题记。”[44]使力克普，今译色尔克甫，行政上原属鲁克沁镇，今划归连木沁乡。其废寺旁有塔，乃贞元七年（791）所建。至于建寺的原因，陈国灿先生推测：唐蕃战争爆发后，北庭于贞元六年（790）陷落吐蕃之手，西州的地方官员们并没有动员民众作积极抵抗的准备，而是寄希望于佛陀神灵的保祐。[45]塔寺当修建于斯时，抑或可推而定之。
高昌是西域地区佛教最为发达的地区，由于宽松的宗教政策，一度是各种宗教融合的坩埚，佛教、摩尼教、景教、拜火教、道教都曾在这里次第流传，有的一度辉煌。西州回鹘政权建立后，回鹘人逐渐接受了对佛教的信仰，且颇为兴盛。宋人王延德《西州使程记》载其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46] 据载：“乾德三年（965）十一月，西州回鹘可汗遣僧法渊献佛牙、琉璃器、琥珀盏。”[47] 高昌回鹘王派遣高僧法渊向新立国的宋朝贡献珍贵的佛牙等物，既表现出对宋的友好，也反映出回鹘可汗对佛教的推崇与敬信。[48] 敦煌写本S. 6551讲经文乃930年前后在西州回鹘地区写成的汉文文书，其中有言：“天王乃名传四海，德布乾坤，三十余年，国安人泰。早授诸佛之记赖蒙贤圣加持，权称帝主人王，实乃化身菩萨。”[49]是见，已当政三十多年的某西州回鹘可汗早已皈依佛教了。在高僧大德的开导加持下，回鹘可汗虽为帝主人王，但己被神化为菩萨的化身了。
从20世纪初于吐鲁番吐峪沟口发现的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看，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柳中有着发达的寺院经济：
10.buyan alɣalï kösüslüg ädgü qutluɣ tïnlqlar öküs tälim bolup. qočo ulusnïngbasruqï toyuq
11.qïsïlta qasïnčïq uluq wrqarlar samgramlar itip yaratïp bütürmislar. öküs tälim
12.ödlärning qolularnïng ärtmäkingä itiglig nomlarnïng ornaqsïzïnga bu wrqar
13. samgrambuzulup artap idisz igäsiz bolup turmïsïnga m(a)n an baglïg toyin mn tudum salibuzulmïsïn
14.itip opraqïn sapïp yangïrdï lin pryan itdim.bu wrqar samgramta olurtačï borsang
15.quwraqqa liw kiä as qia bolzun saqïnïp öz qasanïs qï(a)m lükčüngtä tsari(?) ögäntä
16.iki sïq bis küri yir kiä yana bu oq ögäntä uluɣ yolta bir sïq uruq
17.kirgü bir adïz yir kiä (,) tört tösäk iki tauma bir orunluq tört uluɣ küp
18.bir oyčanlïq bis küpük ikiulug kičig isič bir sač.bu munča qïa sangik
19.ötünü tägindim. bu sangik(lar)ïɣ bu og wrqarta olurqučï bursang quwraq ärksinipop(raqïn) s(apa)
20.yrlïqazunlar. balïqta turur quwraq ärksinigäli oqrasar(,) maitri tngri burqan özinkörmäzün-
21. lär.
希望获得功德的善良有福的众人，曾协力在高昌国的基地(?)吐峪沟修建了瑰丽、高大的寺院，由于年代久远和教法的不定，由于寺院毁掉无主，我安姓僧[和]我土都木萨里[把该寺院]加以整修，使其重新成为一座寺院。[此外]为了寺中僧众吃用所需，特把我的财产：位于柳中察里（tsari）河边的，可下二石五斗种子的土地[和]位于同上河边大路上可下一石种子的耕地[以及]四张床、二个tauma、一条凳子、四只大杯、一件oyčanlïq、五只小杯、大小两口锅、一个平底锅等物捐给寺院。这些捐施由住在该寺院的僧众享用，[并]由他们负责[今后的]修茸工作。住在城中的僧众如若享用，[死后]将不得见弥勒佛。[50]
关于该文书写成的时代，刊布者以其字体、书法特点将其推定于10—12世纪间。[51]文书中提到土都木萨里为了重修吐峪沟的寺院，将自己在柳中（Üč Lükčüng）的三石五斗的耕地、四张床、二个tauma、一条凳子、四只大杯、一件oyčanlïq、五只小杯、大小两口锅、一个平底锅等物捐给寺院。从土都木萨里捐赠的财物来不难看出，此人相当的富有，且是极其虔诚的佛教徒，同时也显现出这一地区寺院经济的发达。
元代，畏兀儿佛教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吐鲁番木头沟出土T III M 205 (U 5317)回鹘文寺院经济文书即生动反映了这一现象。揆诸文书，可见当时佛教寺院拥有为数不少的葡萄园和土地。出于种植的需要，寺院驱使通过买卖、强迫等手段而占有的一大批依附农奴和下层僧侣进行生产劳动。亦都护政府在支持与鼓励寺院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还授以寺院各种各样的经济特权，不仅寺院可以蠲免赋税，而且在水利灌溉方面也享有特权。关于这一文书，笔者已有专文研究，[52]兹不复赘，仅摘引其中一段文字：
11. murut
12．-luqaryadan-ï-sangikik borluq-ï yir-lär-i
13．birlä-bizingqut idilätü yarlïqap näčäkätägi il
14．iš-siz-birt-sizböz-siz tintsui-sïz qïluru
15．baš-tabizing qutïnta basa il-kä ulušqa
16．buyanbirzün tip
穆鲁特鲁克寺院的僧侣们拥有葡萄园和土地，给我们带来了福份，国家不让他们服差役、献贡物、缴棉布、纳田租，让其首先在我们[心目中]成为至尊，其次再为国家祈福吧![53]
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回鹘统治者一方面努力加强宗教的社会作用，同时着力提高宗教的影响力。这当与元代柳中城能够发展成为佛教徒心目中的圣城应有一定的关系。
明朝初年，陈诚奉使西域途次柳中，在《鲁陈城》一诗中写道：
楚水秦川过几重，柳中城里遇春风。
花凝红杏胭脂浅，酒压葡萄琥珀浓。
古塞老山晴见雪，孤村僧舍暮闻钟。
羌酋举道遵声教，万国车书一大同。[54]
这里的僧舍晨钟暮鼓依旧，佛教持续繁荣，而其西不远处的火州却佛教凋敝已甚，“僧堂佛寺过半今皆零落”，[55]呈现出一幅“梵宫零落留金像，神道荒凉卧古碑”[56]的凄凉景象。二地间距仅有区区七十里，佛教状况却有天壤有别。窃以为，明初柳中佛教之持续繁荣，应与元代柳中佛教地位之崇高息息相关。
三、柳中地缘重要性与政治地位在元代的提升
柳中城（图3）何以在元代能够成为畏兀儿佛教徒心目中的圣城？颇值得思考。个中原因，除汉唐以来这里佛教发达这一因素外，还应有其他各种因素，如地缘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等。这里首先看柳中的地缘因素。
图3：鲁克沁镇柳中故城（陈爱峰摄）
柳中是中原地区最早经营西域的要地。西汉时，随着汉匈关系的转变，为了更好的经略西域，于公元前60年“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谒者关宠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数百人”。[57]中央王朝开始直接的掌控西域。东汉疏于对西域的管理，匈奴再次威胁河西。《资治通鉴》卷50云：“光武中兴，未遑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58]其后“匈奴果数与车师共入寇钞，河西大被其害”，[59]河西受扰，而敦煌孤危，朝中有人主张弃西域，班超之子班勇极力反对，在此时提出了经营西域的战略等到了冯太后的支持。延光二年（123）敦煌太守张珰紧急上书支持并完善班勇之奏议，陈言：“臣在京师，亦以为西域宜弃，今亲践其土地，乃知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60]于是，张珰上呈“西域三策”，汉安帝刘祜选用中策，即“复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61]此举使柳中这一屯戍地一跃成为西域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后汉书》载：“出玉门，经鄯善、且末、精绝三千余里至拘弥。拘弥国居宁弥城，去长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62]自建武至延光，西域三绝三通。[63]
柳中何以能成为长史府所在地，首要原因在于战略的重要。[6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云：“柳中县，贞观十四年置。当驿路，城极险固。”[65]《后汉书》载：
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66]
杜佑《通典》亦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自高昌壁北通车师后部金蒲城今北庭府县。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内地，故汉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谷、桑、麻、蒲萄，其北及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汉帝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67]
柳中在后部金满城之北，去交河县八十里。在汉魏西晋间，柳中长期充任西域长史府的所在地。《后汉书·百官志》云：“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68]说明长史是边郡相当于郡丞一级武官。东晋咸和二年（327），前凉张骏于柳中设田地县。[69]麹氏高昌王国时期，柳中升县为郡。贞观十四年（640），唐平高昌，废郡，以田地城为柳中县。[70]由是不难观见柳中对中原王朝控制西域所具有的重要战略意义。
自汉魏以至十六国，柳中都是吐鲁番盆地通向敦煌连接内地干道——大海道——的基地。大海道又称柳中道，亦即《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所载西汉末年徐普试图开通的新道，或即《魏略·西戎传》所载魏晋时期的新道。[71]近年洋海墓地出土《北凉高昌郡高宁县条次烽候差役更代簿》揭橥北凉高昌郡存在一条由高昌城→高宁县→田地县的交通干线烽候警报系统，此干线与大海道相接，直通敦煌郡，这是北凉高昌郡与内地联系的主要通道，是一条虽艰苦却安全的交通线。[72]《旧唐书》云：“田地城，校尉城也。胜兵且万人。厥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蒲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叠，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有文字，知书计，所置官亦采中国之号焉。”[73]田地城即为柳中县。大海道到唐西州时期仍然在用，敦煌遗书P.2009《西州图经》载：“大海道，右道出柳中县界，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误，有泉井咸苦，无草，行旅负水担粮，履践沙石，往来困弊。”[74]这条道的名称似晚至唐代才出现，但实际上这条道路的开通应在西汉末年，要远早于唐代。其开通与西汉王朝经营西域的形势密切相关。[75]
柳中西域长史之设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出于满足驻军的需要。柳中地理位置重要，但远离汉朝政治中心，补给困难。好在柳中一带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可供汉兵屯田。史载：
柳城……四面皆田园，流水环绕，树木阴翳。土宜穄麦豆麻，有桃李枣瓜胡芦之属。而葡萄最多，小而甘，无核，名锁子葡萄。畜有牛羊马驼。节候常和。[76]
优越的地理环境，极宜屯垦，这在西域干旱的气候条件下显得尤为难得。班勇屯田柳中后，有效地展开一系列的活动，重开了西域稳定﹑统一的局势，并为之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使其能长期延续近百年之久。[77]从而使丝路畅通，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再现热潮，诚如《后汉书》所云：“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78]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柳中城的政治地位非常重要。《宋史·高昌传》记王延德于太平兴国六年（981）出使高昌回鹘，其途“次历地名宝庄，又历六种，乃至高昌”。[79]这里的高昌实指今吐鲁番市东面约四十公里哈拉和卓乡所在地附近之高昌故城。宝庄者，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卷六云：“高昌国之白棘城，或作白刃，讹作白力、白刀。宋人称宝庄，明曰北昌，今呼辟展，乃白棘、白刃之音译”。[80]此宝庄即唐代之蒲昌、清代之辟展和今日之鄯善县城，位处柳中之东。六种位处宝庄与高昌之间。《辛卯侍行记》卷六：“汉柳中，今厅东南一百三十里之鲁克沁。《宋史》作六种。元鲁古尘。”[81]是知六种乃柳中、鲁克沁之对音，揆诸其方位，也正好相合。[82]
王延德经行路线，又见于12世纪初中亚谋夫（Marv）伊斯兰学者马卫集（Sharaf al-Zamān Tāhir Marvazī）所撰《动物之自然属性》一书中，其中言从Qam-ju（甘州）经过L·Ksin（柳中）而到Khocho（高昌）和唆里迷（焉耆）有一条交通路线。[83]元至元四年（1267）六月，耶律希亮“繇苦先城至哈剌火州，宕柳中，经铁堠子，宿伊州，涉大漠以还。” [84]
从一件出自吐鲁番的事关失踪男奴协议的回鹘文文书（编号为3Kr. 37b）看，当时柳中一带有达鲁花赤之设：
13.čam
14. čarïm qïlsar-m(ä)n
15 uluɣ süü-kä iki yastuq ötünüp ming
16. bägi-kä bir yastuq lükčüng daruɣa-ïnga
17. yarïm yastuq birip aɣïr qïntägär-m(ä)n
如果再制造纠纷，就要受到向皇帝陛下呈缴二锭，向千户长缴一锭，向柳中的达鲁花[赤]缴半锭的重罚。[85]
如所周知，达鲁花赤乃蒙古语Daruqači（镇守者）的音译，为大蒙古国和元朝的官名，为所在地方、军队和官衙的最高监治长官。在该文书中，柳中的达鲁花赤与蒙古皇帝一样，被列入接受违约纳罚的对象，应该说其权势是很大的，凸显了元代柳中政治地位的重要。
违约纳罚是古代法律七月中非常的一种现象，一般而言，契约谈妥之后，双方都不能更改契约各款内容，要按照契约的要求来执行。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一方没有按照契约的要求执行，即为“违约”，违约者要受到一定的处罚，处罚所得交予未悔约的一方。这是古今中外的一般通例，但在吐鲁番出土的元代回鹘文契约文书中，却可看到与之迥然有别的奇特现象，即违约纳罚对象不再局限于契约双方，也包括了蒙古统治者、回鹘统治者和地方官员或官府。如西安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契约文书《薛赛大师解放奴隶斌通书》中有言：
14. boš bolzun(.) bu bitigtäkisöztin ängi bolsarbiz.
15. uluɣ suuqa bir altun yastuqaqa ini tägidlär(kä) birär kümüš yastuqïduqqutqa
16. bir y(a)stuq šažïn ayɣučqabir at qïsɣudünüp sözläri yorïmazun(.)
如果我们中谁违反此约中的规定，就让他自己交纳给[蒙古]皇帝陛下一锭金子[罚金]，各交纳[皇帝]诸兄弟、诸皇子一锭银子[罚金]，交纳给亦都护一锭银子[罚金]，交纳给沙津爱护赤一匹马的罚金。让[违约人]他们的话都无效。[86]
这里接受违约纳罚者为蒙古皇帝、皇子、回鹘最高统治者亦都护和元代畏兀儿地区的佛教领袖沙津爱护赤。而在吐鲁番七克台发现的T II Čiqtim 5 (U 5243)回鹘文《遗嘱》中，接受纳罚者则为蒙古皇帝、皇子和内库。[87]在圣彼得堡藏的3kr.35回鹘文《婚约》中，接受纳罚者除蒙古皇帝、皇子外，尚有亦都护和高昌城爱护赤（应即沙津爱护赤）。[88]
可以看到，接受纳罚者多为蒙古皇帝、皇子、亦都护和其他回鹘高官。柳中达鲁花赤与之并列出现，具有接受违约纳罚的身份，足见元代柳中政治地位非同一般，这种情况在元代文献《通制条格》之“女多淹死”条中即可得到佐证：
至元十三年七月十二日，钦奉圣旨，亦都护根底，塔海不花，亦捏不花两个根底，火州、秃儿班、吕中为头二十四个城子里官人没根底，僧人没根底，也里可温没根底，百姓没根底，哈儿沙沙津爱忽赤都统奏将来有：“火州城子里每人的媳妇每，若生女儿呵，多有撇在水里淹死了。秃尔迷沙的根底水里撇去间，速按海牙为头人每拿住，薛间干，不颜帖木儿两个根底说呵，他每的言语不肯分间，首告的人每秃尔迷沙的根底却分付与了”，么道，奏将来的上头，“速安海牙，塔失海牙状头没根底，作百姓者，今后女孩儿根底水里撇的人每，一半家财没官与军每者，首告的人每若是身奴，作百姓者”。咱这般说来，这圣旨宣喻了呵，女孩儿根底水里撇的人，面情相觑者，达奉圣旨，管民官没有罪过者。[89]
唐代高昌有二十二城。[90]大致写于10世纪的敦煌写本P. 3672 Bis有一首尾完整的书简，首题“赏紫金印检校廿二城胡汉僧尼事内供奉骨都禄沓密施呜瓦伊伊支都统大德面语宋僧政索判官梁教授”。[91]11世纪初期伽色尼王朝（Ğaznavid）迦尔迪齐（Abū Sa’id ‘Abd-al-Haiy ibn DahhākibnMahmūd Gardīzī）著《纪闻花絮（Zainu’l-axbār）》，称高昌“其地比龟兹要小。由二十二个村庄和一处平原组成，冬天很冷，有雪但不大。夏季炎热。当地居民都修地窖，大部分人住在这些地窖里，到夏末才从那些地方转回家里。居民们都扎着腰带，上面挂着刀子、匕首和日常必需品，在当地统治者宫殿的大门附近每天都聚集着三四百个电那勿（Dīnāvarīyān），大声念诵摩尼的著述，然后走向统治者，向他致敬后返回。从中国城（即西州，吐鲁番）再向ZYKRD走，就到达九姓乌古斯之地了。” [92]这里所谓的“二十二个村庄”有可能就是二十二个绿洲城市之意。由是可以推定，及至唐末宋初，二十二城仍应为高昌回鹘所辖吐鲁番盆地之总称。[93]《通制条格》言为“二十四个城子”，说明吐鲁番盆地至元代已发展为二十四城。二十四城中，又以火州（Qočo）、吕中（Lükčüng，亦即柳中）和秃儿班（Turpan）“为头”，足见柳中在当时回鹘地区地位之重要。在《元史·西北地附录》中，列出的吐鲁番盆地地名仅三处，即哈喇火州（高昌）、他古新（托克逊）和鲁古尘（柳中、鲁克沁）。[94]除以他古新替代秃儿班外，柳中和哈喇火州同样在列。有学者依《通制条格》之载而认为畏兀儿亦都护辖地“被分成三个行政管理区域：柳城（鲁克沁）、火州（二堡）和吐鲁番。[95]揆诸《元史》所载，其说恐难成立。
依上文所述，再虑及下文将要谈到的柳中经济地位——柳中仅次于哈喇火州，为元代畏兀儿地区第二大经济中心——可以推想，元代柳中政治、经济地位很高，仅次于都城哈喇火州，宗教地位则更高，庶几应高于哈喇火州。
及至明代，这一状况开始发生变化，明显表现在吐鲁番地位稳步上升，渐次超越柳中、哈喇火州而成为吐鲁番盆地的政治中心。伯希和曾言：“及至14世纪末，哈喇火州作为天山以南最大城市的地位被吐鲁番所取代”。[96]此言恐非实，似乎有些过早。哈喇火州自13世纪晚期开始，屡经战火，渐趋衰落，自为史实，但直到15世纪初，其作为天山以南最大城市的地位仍然得到保持。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四年（1406），“别失八里王沙迷查千（干）遣使来朝贡马，赐其使者钞币，命礼部宴劳之。遂遣鸿胪寺丞刘帖木儿等赍敕及彩币往劳沙迷查千（干），令与其使者偕行，并赐所过哈剌火州、土鲁番、柳陈三城王子哈散等彩币。”[97]这是吐鲁番作为城名第一次出现于汉文史料。[98]永乐五年，“哈剌火州王子哈散、土鲁番万户赛因帖木儿、柳陈城万户瓦赤剌等俱遣人贡玉璞等物。”[99]永乐十一年，“别失八里王马哈麻、火州王子哈三、土鲁番万户赛因帖木儿、柳陈城万户观音奴，俱遣使从给事中傅安等贡名马海青。”[100]稍晚，明使臣陈诚曾于永乐十二年（1414）、十四年、十六年三度出使西域，[101]途次柳中，留下了“火州、吐尔番、鲁城三处，民风土产，大概相同”[102]之记载。斯时的柳中城“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园，流水环绕，树林阴翳”。[103]以上各种记载对三城的表述一致，说明直到15世纪早期，元朝与亦都护政权虽已不复存在，但哈喇火州仍然是东察合台汗国所辖畏兀儿的首府，土鲁番超越柳中位居其次。这一现象在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所著《拉失德史》中有着更确切的反映。据载，在黑的儿火者（继东察合台汗国汗位的时间不晚于1389年）在位期间，曾对明朝进行了一次圣战，“他亲自攻占了契丹（明朝）的两个边陲重镇哈喇火州和吐鲁番”。[104]文中完全没有提到柳中，足见斯时柳中作为第二大城市的地位已转让于吐鲁番了。至于吐鲁番取代哈喇火州成为畏兀儿首府的时间，史无详载，大致可追溯到歪思汗统治时期（1418—1421，1424—1428复位）。据《拉失德史》记载，歪思汗将东察合台汗国的牙帐由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徙至亦力把里（今新疆伊宁），但他每年都在吐鲁番、塔里木、罗布、怯台等地狩猎，在吐鲁番亲自浇灌土地，种植作物，自给口粮。[105]看来，至迟到歪思汗时期，哈喇火州的首府地位已由吐鲁番取代了。[106]
四、柳中城神圣地位得以形成的经济因素
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柳中经济的繁荣，无论在农业还是手工业、商业方面，柳中都是作为王国之中心城市而存在的。圣彼得堡藏吐鲁番出土编号为3Kr.39的回鹘文《葡萄园买卖契约》记载：
1.tawïšɣan yil bir y(i)g(i)rminč ay ...... manga
2.oz-mïš-qa tögäl-kä biz ikägü-kä yonglaq-lïɣböz k(ä)rgäk
3. bolup taygu ögän-täki alaču......-kä.....ili o.....yirim-ni
4. alačusï birlä basa toɣrïl-qa toɣuru tomlïtu sattïmïz satïɣ
5.böz-üg ïnča söz-läšdim(i)z lükčüng kidin-intä yorïr šü-
6.-luɣ tamɣa-lïɣ. üč otuzikilik bözingä käsišdim(i)z.
兔年十一月……日，我奥孜迷失[和]托革勒我们二人因需要通用的粗棉布，把我们位于太沟河渠的......土地与茅舍一起合理合法地卖给了跋萨·托合里利。我们这样谈妥了粗棉布[卖价]：在柳中市场流通的盖有署印的二十三个双经粗棉布。[107]
粗棉布在高昌回鹘王国时期，一方面作为商品，另一方面又可充当一般等价物，比如在土地和葡萄园的买卖中都以粗棉布充当货币，如圣彼得堡藏吐鲁番出土3Kr. 41回鹘文《奥孜迷失·陀赫里勒等人卖地契》记载：
1.ud yïl bir y(i)ɡ(i)rminč ay y(i)ɡ(i)rmi-kä . biz-inɡä ozmïš toɣrïl-
2.qa töɡäl-kä yonɡlaq-lïɣ böz k(ä)rɡäk bolup . čuɡu-täki yir-
3. im(i)z-ni . äničük iči-kä toɣuru tomlïtusattïm(ï)z . satïɣ
4. böz-in ïnča söz-läštim(i)z . lükčünɡ kidiniyorïr šü-
5.luɣ t(a)mɣalïɣ yüz yitmiš ikiliɡ yorïɣ böz-kä käsiš-
6.tim(i)z.
牛年十一月二十日，我们奥孜迷失陀赫里勒[和]托革勒因需要通用的粗棉布，而把我们位于渠沟上的土地，合理合法地卖给了艾尼屈柯兄了。卖价谈妥为柳中市场上流通的盖有署印的一百七十个双经通用粗棉布。[108]
同藏于圣彼得堡的一件残颇已甚的回鹘文清帐收据（编号为3Kr. 32a，图4）也提到了柳中市场流通的粗棉布，其中有言：
1.......yïl......ay......-zy(i)g(i)rmi-kä . män
2.iš qar-a ......-kä satmïš tawar
3.k......l......i säkiz on lükčüng
4.kidin-i yorïr böz-üg tükäl altïm
5.kin öngtün yoq .
......年......月十八（或十九）日，我伊失喀喇卖给......的货物......的八十个柳中市场流通的[粗棉布]我已全部收到了。今后[再]不存在[债务问题]。[109]
图4：俄藏吐鲁番本回鹘文清帐收据[110]
上述四件文书都提到了柳中，且都是由俄罗斯探险家科洛特科夫（В.С. Колоклова）于乌鲁木齐收集的，具体地点不详。由此笔者推想，以上四件文书很可能出自同一个地点，即今吐鲁番市鄯善县鲁克沁镇柳中故城遗址。
此外，在日本大谷探险队所获得的文书Ot. Ry. 2720 + 2795 （现藏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也提到了柳中：
7. bu’künbir otuz-qa
8.tangta-sïnta a̤mraq tu[rurm]än ädgü avrta birlä
9. qočodïnünüp yor[ï …… ]r munta bizintä täginür
10. a̤mtïbu qïz singingkä [mü täginür] (a)zu lṳkčüngkä mü
11. täginür
直到今天，[即]二十一日黎明，我一直很愉快。和一个保姆、[一个女孩]]在一块，然后在高昌分离，出发[旅行？]。[这个女孩]和我们一起到达这里。现在，这个女孩应该去向Singing还是Lükčüng？[111]
以上文书中所见的粗棉布，回鹘文均作böz。《宋史》记载：“[龟兹]国城有市井而无钱货，以花蕊布博易。”[112]这种充当了一定货币职能的花蕊布应该就是böz（粗棉布）。[113]此后的文献中又被称为quanbu或qoqbu。按，quanbu/qoqbu一词似源于汉语“官布”一词，在一些回鹘文契约文书中其有“代用货币”的意思。[114]成书于11世纪后期的《突厥语大词典》对这种纺织品充当的实物货币记载道，“Kamdu，长四盖斯，幅宽一拃的一块布，上面盖有回鹘国王的印，在交易中当货币使用。如果这布旧了，每七年可洗一次，再重新盖印。”[115]据统计，在25件存有价格语的回鹘文买卖文书中，有17件明确记载有粗棉布货币。[116]通过这些文书可以看到，粗棉布作为代用货币，使用范围是很广的，既可用来买卖奴隶与土地，也可用于借贷、纳税、记账、记债，有的还作为遗产赠与他人。
与柳中市场（lükčünɡ kidin）相对应，在回鹘文契约文书中还可见到高昌市场（qočo kidin）一语，如斯坦因于吐鲁番交河故城所获Y. K. 0014(Or.8212-106)回鹘文《卖地契》记载：
1. ......čaxšaput ay bir yangïqa män adïɣ tarhan-qa
2. yonglaqlïɣqanbukärgäk boltï č/mɣuq-ta bir šïɣï
3. tašsangun-qa ...toɣuru tomluɣ sattïm. satïɣïn ïnča söz-
4. -läšdimizqočo kid(in)indä yorïr iki učï kinligotra yirtä
5. tamɣalïɣ yüz qanbu-qa üzüšdümüz bu yüz qanbuɣ bitig
6. -mïš küntä tükäl birdim.
[....年]腊月初一，我阿狄赫达干因需要通用的[官布]而把我位于奇姆胡克的一石土地合情合理地卖给名叫艾勒普塔石[的]相温了。其售价我们是这样商谈的：我们以在高昌市场流通的两侧有边儿、中间处有印章的一百个官布成交了。这一百个官布在立文书之日，我已全部付清。[117]
无独有偶，“高昌市场”这一术语还见于吐鲁番木头沟出土T III M 205d(U 5241)回鹘文《卖地契》之中：
1.qoy(ï)n yïl č(a)xsap(u)t ay üč otuz-qa biz-ning-kä y(a)rp
2.yanga-qa ädgü-kä ikägükä yongl(a)q-lïɣ qunbu kärgäk bolup
3.üstün ögän üz-ä suwaq-lïɣ yiti šïɣ atl(ï)ɣ yimgiči yir
4.-im(i)z-ni. qutadmïš-qa toɣuru tomlïtu satd(ï)m(ï)z. satïɣ qunbus-ïn
5.ïnča söz-läšt(i)m(i)z. bukün-ta qočo?kidini yorïr iki učï kin-
6.-lig otra tamɣalïɣ üč ming iki yüz älig qunbu
7. -qa üzüštüm(ü)z .
羊年腊月二十三[日]，我雅尔普雅阿[和]艾德古俩人因需要通用的官布，把我们位于河渠上游的七石种粮食的土地合理合法地卖给了库塔德迷失，其售价之官布我们是这样商定的：我们以当今在高昌市场流通的，两侧[及]后面中间[盖]有印章的三千二百五十个官布成交了。[118]
与之类似的话头又见于木头沟出土T III M 205d(U 5241)回鹘文《卖地契》：“qočokidini yorïr. iki učï kin-lig. otura tamɣalïɣ. üč ming biš yüz quanbu-qa käbäzi birlä käs-išdim(i)z（我们以高昌市场流通的两端有边儿的、中间有图章的三千伍百棉质官布成交了）。”[119] 此外，吐峪沟出土T II Toyoqonhe Nr. (U 5267) 小残片中也出现有“qočo kidin yorur qïrq（高昌市场通用的四十）”[120] 之语。
这里的“市场”都是用“kidin”来表示的。按，kidin又作kedin，其含义有二端，一者表方向，意为“西方”，二者指市场、店肆。[121] 在表示价格的场合下，山田信夫、耿世民等一般都译作“市场”。李经纬先生先后著有《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年）和《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三书，对kidin给予了不同的译法，有时译作“后来”，有时译作“西部”。均不可取。故径译作“市场”。
如果考虑到粗棉布货币的尺幅已经不适于裁制、上面加盖的印章以及经过至少七年流通使用，可见作为货币的粗棉布货币已经丧失了作为布匹的使用价值，其货币价格的维持全部依靠于其上的高昌王的印，即畏兀儿亦都护政府之国家信誉，这一点在回鹘文文书中也有体现，如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原件现存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号为总8782T,82）第24—25行记载：
yir(suw) boznïng yaqa(?)nïng altmïš iki quanbu üzä böztäkšürüp t(ä)ngri yat(qu) kädgü böz bir(zün)
用租金中的六十二官布换成棉布，用作僧众的被褥（？）和衣用布。[122]
由上文可以看出，在元代畏兀儿地区同时流行着两种可作为货币使用的粗棉布，一者流通于柳中市场，一者流通于高昌市场。庶几可证，在作为元代畏兀儿首都的高昌之外，柳中是作为王国的第二经济中心存在的。
五、结论
从上文引述的各种回鹘文资料可以看出，元代柳中城之经济地位是很重要的，与高昌一样具有发行货币——署有政府官印的粗棉布——的权利，有着与高昌并驾齐驱的贸易市场，庶几充任高昌回鹘王国之第二大经济中心。不唯如此，自汉唐至元，柳中地理位置一直非常重要，不仅是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要地所在，而且也是西域沟通中原的交通咽喉所在；其政治地位也是很高的，尤其是在元代，这里驻有达鲁花赤，由各种迹象观之，这里如同首都高昌一样，同居王国二十四城之首，其政治地位似乎仅次于高昌；柳中自魏晋南北朝隋唐以来，佛教一直繁荣不衰，高昌回鹘王国时期柳中有着发达的寺院经济。各种因素的交合作用，共同早就了柳中城的崇高地位，元代臻至极盛，成为畏兀儿佛教徒心目中的圣城。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敦煌出土回鹘文写本B128:18对柳中以及出生于柳中的智泉法师何以推崇备至了。
作者简介：杨富学（1965- ），河南邓州人，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陇东学院特聘教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回鹘学研究；张田芳（1982- ），女，甘肃武山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注释：
[1] 苏北海：《吐鲁番盆地柳中城的历史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第35—48页。
[2] Abdurishid Yakup, Uighurica from the Northern Grottoes of Dunhuang, A Fertschrift inHonour of Professor Masahiro SHŌGAITO’s Retirement Sudies on EurasianLanguages, Kyoto: Publication Committee, 2006, p. 24；阿不都热西提·雅库甫：《敦煌北区石窟出土回鹘文文献的综合研究》，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卷，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460页。
[3] 图片选自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2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图版123。
[4] A. von Le Coq,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Chotscho I, Abhand lungen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 1911, S. 27; H. -J. Klimkeit, Gnosison the Silk Road: Gnostic Texts from Central Asia, NewYork, 1993, pp. 374-375.
[5] F. W. K. Müller,Toγri und Kuišan [Küšän], Sitzung sberichte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XXVII, 1918, S. 581;Geng Shimin und Hans-Joachim 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Teil I: Text, Übersetzungund Kommenta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8, S. 52.
[6] F. W. K. Müller,Toγri und Kuišan [Küšän], Sitzungsberichte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XXVII, 1918, S. 581.
[7] 羽田亨：《大月氏及び貴霜に就いて》，《史学雜誌》第41編第9號，1930年，第1025—1054頁（收入氏著：《羽田博士史学論文集》上卷《歷史篇》，京都：同朋舍，1957年，第538—561頁。
[8] F. W. K. Müller,Toγri und Kuišan [Küšän], Sitzungsberichte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XXVII, 1918, S. 582;Geng Shimin und Hans-Joachim Klimkeit, Das Zusammentreffen Mit Maitreya. Die erstenFünf Kapitel der Hami-Version der Maitrisimit. Teil I: Text, Übersetzungund Kommenta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8, S. 52.
[9] Hüseyirı NamıkOrkun, Eski Türk Yazıtları, Ankara 2011, S. 174; 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9页。
[10]《新唐书》卷217下《葛逻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143页。
[11] W. B. Henning,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History, G. L. Ulmen (ed.), Society and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Karl August Wittfogel, The Hague, 1979, pp.215-230.
[12] 中国文物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叁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349页。
[13] 荣新江：《“吐火罗”非“焉耆”——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内陆欧亚历史语言论集——徐文堪先生古稀纪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1―135页。
[14] Matsui Dai, Old Uigur Toponym of TurfanOases, Kutadgu Nom Bitig. Festschrift fürJENS PETER LAUT zum 60. Geburtstag, Wiesbaden, 2015, p. 295（[日]松井太著，杨富学、陈爱峰译：《吐鲁番诸城古回鹘语称谓》，《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1页）。
[15] Reşit Rahmeti Arat, Eski Türk Şiiri, Ankara, 1965, S.124; Şinasi Tekin, Buddhistische Uigurica aus Yüan-Zeit, Budapest, 1980, S. 53.
[16] 耿世民：《敦煌突厥回鹘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第112页。
[17] 张铁山：《回鹘文佛教文献〈说心性经〉译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69页。
[18] 阿里木·玉苏甫：《敦煌回鹘写本〈说心性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19] 张铁山：《回鹘文佛教文献〈说心性经〉译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文献论集》，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69页。
[20] 阿里木·玉苏甫：《敦煌回鹘写本〈说心性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105页。
[21] R. R. Arat, Eski TürkŞiiri, Ankara, 1965, S. 124.
[22] S. Tekin, Buddhistische Uiɡurica aus Yüan-Zeit,Teil I: HSIN Tozin oqidtaci Nom, Budapest,1980, S. 53, 68.
[23] 庄垣內正弘：《ウイグル語寫本·大英博物館藏Or. 8212-108について》，《東洋学報》第57卷第1—2號，1976年，第18頁。
[24] 中村健太郎：《14世紀前半のウイグル語印刷仏典の奥書に現れる「könčögイドゥククト王家」をめぐって》，《内陸アジアの研究》XXIV，大阪，2009年，第159页。
[25] P. Zieme, Die Stabreimtexte der Uigurenvon Turfan und Dunhuang. Studien zuralttürkischen Dichting. Budapest, 1991,S. 319; Yukiyo Kasai, Die Uigurischen Buddhistischen Kolophone (BerlinerTurfantexte XXVI), Turnhout: Brepols, 2008, S. 233-234.
[26]《元史》卷130《阿鲁浑萨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175页。
[27] P. Zieme, The “Sutra of Complete Enlightement” in OldTurkish Buddhism, Collection of Essays1993. 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Taipei, 1999, p.474.
[28]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回鹘佛经翻译家Čisuin 都统其人》，《西域研究》2016年第3期，第95页。
[29] 杨富学、张田芳：《回鹘文〈说心性经〉作者身份考》，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7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92—199页。
[30] Abdurishid Yakup, Uiguricafrom the Northern Grottoes of Dunhuang, A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Professor Masahiro Shōgaito’s Retirement: Studies on Eurasian Languages, Kyoto, 2006, p.24;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0页。
[31] 杨富学、张田芳：《回鹘文〈说心性经〉为禅学原著说》，《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79—86页（收入杨富学：《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75—194页）。
[32] R. R. Arat, Eski Türk Siiri, Ankara, 1965, S. 124;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古代维吾尔语赞美诗和描写性韵文的语文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9页。
[33] 杨富学、张田芳：《高莲花与元大都畏兀儿佛教》，提交“第二届中国宗教学高峰论坛”（成都，2017年11月9-11日）论文。
[34] 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回鹘佛经翻译家Čisuin都统其人》，《西域研究》2016年第3期，第97页。
[35] [宋]释法云：《翻译名义集》卷13《名句文法篇第五十二》，《大正藏》第54卷，No. 2131，页1138a。
[36] P. Zieme und G. Kara, Einuigurisches Totenbuch. Nāropas lehre in uigurischer Übersetzung von viertibetischen Traktaten nach der Samelhandschrift aus Dunhuang British Museum Or.8212(109), Budapest, 1978, S. 160-162；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3—124页。
[37] 庄垣內正弘：《ウイグル語寫本·大英博物館藏Or. 8212-109について》，《東洋学報》第56卷1期，1974年，第44—57頁。
[38]《元史》卷34《文宗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55页。
[39] A15，表示a件第15行，下同，不另注。
[40] 池田溫：《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概觀·錄文》，東京：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第243、245、246頁。
[41] [梁]释宝唱：《比丘尼传》卷4《伪高昌都郎中寺冯尼传四》，《大正藏》第50卷，No.2063，页946b。
[42] [唐]王建：《废寺》，见《全唐诗》卷301，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429页。
[43] Albert von Le Coq, 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An Account of the Activities and Adventure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erman TurfanExpedition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8, pl. 15.
[44] 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年，第12页及第16页插图5。
[45] 陈国灿：《西州回鹘时期吐鲁番地名的音变——吐鲁番古代地名研究之五》，《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29页。
[46] [宋]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4，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0页。又见《宋史》卷490《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112页，其中的记载是以《挥麈录》为范本的。
[47]《宋史》卷490《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110页。
[48] 陈国灿：《西州回鹘时期吐鲁番地名的音变——吐鲁番古代地名研究之五》，《吐鲁番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32页。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英藏敦煌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7—108页。
[50] 耿世民：《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第80—81页（收入氏著：《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6—428页）。
[51] 耿世民：《回鹘文〈土都木萨里修寺碑〉考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1期，第79页（收入氏著：《维吾尔古代文献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5页）。
[52] 杨富学：《一件珍贵的回鹘文寺院经济文书》，《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第59—65页（收入氏著：《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46—256页）；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8—210页。
[53] W. Radloff, UigurischeSprachdenkmäler, Leningrad, 1928, No. 88, S. 143;Д. И. Тихонов，Хозяйсотво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Уйгур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X-XIV вв. , М. -Л., 1966, стр. 56；杨富学：《一件珍贵的回鹘文寺院经济文书》，《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第60—61、63页（收入氏著：《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248、252页）；杨富学：《回鹘之佛教》，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1、205页。
[54] [明]陈诚：《竹山先生文集》内篇卷二《鲁陈城》。嘉庆乙卯刊本。
[55] [明]陈诚：《竹山先生文集》内篇卷一《御览西域山川风物行程记录》。嘉庆乙卯刻本。
[56] [明]陈诚：《竹山先生文集》内篇卷二《哈密火州城》。嘉庆乙卯刊本。
[57]《后汉书》卷19《耿弇传附耿恭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20页。
[58]《资治通鉴》卷50永宁元年三月丁酉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1603页。
[59]《资治通鉴》卷50永宁元年三月丁酉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1606页。
[60]《资治通鉴》卷50延光二年四月戊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1625页
[61]《资治通鉴》卷50延光二年四月戊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1626页。
[62]《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5页。
[63] 苗普生：《略论东汉三绝三通西域》，《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第56—63页；李大龙：《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第14—18页。
[64] 苏北海：《吐鲁番盆地柳中城的历史发展》，《西北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第37—38页。
[65]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32页。
[66]《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14页。
[67] [唐]杜佑著，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卷191《边防七》，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205页。
[68]《后汉书》卷118《百官志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621页。
[69]《初学记·州郡部·陇右道》引顾野王《舆地志》：“晋咸和二年设高昌郡，立田地县。”于维诚：《新疆建置沿革与地名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页误将田地县置于今哈喇和卓。
[70] [唐]杜佑著，王文锦、王永兴、刘俊文、徐庭云、谢方点校：《通典》卷191《边防七》，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5205页；《资治通鉴》卷50延光二年四月戊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626页。
[71] 嶋崎昌：《西域交通史上の新道と伊吾道》，氏著：《隋唐時代の東トウルキスタン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467—494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2卷《河陇碛西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第485页。
[72] 陈国灿：《〈北凉高昌郡高宁县条次烽候差役更代簿〉考释》，《吐鲁番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1—8页。
[73]《旧唐书》卷198《西戎传·高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3—5294页。
[74]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6页。参见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75页。
[75] 郑炳林、李军：《敦煌历史地理》，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17页。
[76]《明史》卷329《西域传一·柳城》，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527页。
[77] 殷晴：《柳中屯田与东汉后期的西域政局——兼析班勇的身世》，《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第1—8页。
[78]《后汉书》卷88《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931页。
[79]《宋史》卷490《高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4111页。
[80] [清]陶保廉著，刘满点校：《辛卯侍行记》卷6，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0页。
[81] [清]陶保廉著，刘满点校：《辛卯侍行记》卷6，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4页。
[82] 于维诚：《新疆建置沿革与地名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2—33页。
[83] V. Minorsky, Sharaf al-Zamān Tahir Marvazi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india.Arabic text (circa A.D. 1120) London: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42, p. 18.
[84] [元]危素：《危太朴文续集》卷二《耶律希亮神道碑》（元人文集珍本丛刊七），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507页。
[85] W. 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 Leningrad, 1928,No. 116, S. 212; 山田信夫：《ウイグル契約文書集成》II，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49頁；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9—250页；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76—278页。
[86] 捷尼舍夫、冯家昇：《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三种附控诉主人书》，《考古学报》1958年第2期，第113页（收入冯家昇：《冯家昇论著辑粹》，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3页）；耿世民：《两件回鹘文契约的考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第46—47页；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21、223页。
[87] 山田信夫：《ウイグル契約文書集成》II，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34—135頁；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6—217页；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54—255页。
[88] W. 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 Leningrad, 1928,No. 115, S. 210-211; 山田信夫：《ウイグル契約文書集成》II，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46—147頁；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6页；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79—281页。
[89] 方龄贵校注：《通制条格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02—203页。
[90] 嶋崎昌：《高昌國の城邑について》，氏著：《隋唐時代の東トウルキスタン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第113—147頁。
[91] 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0页。
[92] A.P. Martinez, Gardīzī’s Two Chapters on the Turks, 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II (1982), 1983, pp. 133-134, 136; [英]马丁奈兹著，杨富学、凯旋译：《迦尔迪齐论突厥》，《回鹘学译文集新编》，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57—259页。参见В. В. Бартолид, Извлечение из сочненияГардизи Зайн ал-Ахбāр, Приложение k«Отчету о поездке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с научною целью 1893-1894гг.», СПб 1897,стр. 115-116.
[93] 森安孝夫：《敦煌と西ウイグル王國──トゥルファンからの書簡と贈り物を中心に──》，《東方学》第74號，1987年，第61—62頁；[日]森安孝夫著，陈俊谋译：《敦煌与西回鹘王国——寄自吐鲁番的书信及礼物》，《西北史地》1987年第3期，第120—121页。
[94]《元史》卷63《地理志六·西北地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569—1570页。关于他古新、鲁古尘的地理考证，见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80—581、587—588页。
[95] 于维诚：《新疆建置沿革与地名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页。
[96]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I,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59,p. 161.
[97]《明太宗实录》卷62永乐四年五月戊戌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804页。
[98] Oda Juten, Part I. Uighuristan, 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Eastern Culture 34, 1978, p. 24, note 18.
[99]《明太宗实录》卷66永乐五年四月丁酉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929页。
[100]《明太宗实录》卷154永乐十一年十一月辛丑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1717页。
[101] 杨富学：《关于陈诚及其西行的几个问题》，《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21—25页。
[102] [明]陈诚著，周连宽校注：《西域行程记》，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10页。
[103] [明]郑晓：《皇明四夷考》卷下《鲁陈》（中华文史丛书之十六），台北：华文书局，1968年，第536页。
[104] N. Elias & E. Denison Ross, A History of the Monguls of CentralAsia/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at. London,1972, p. 52. 参见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5页；米尔咱·海答尔著，王治来译注：《赖世德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2页。
[105] N. Elias & E. Denison Ross, A History of the Monguls of CentralAsia/Being the Tarikh-i-Rashidi of Mirza Muhammad Haidar, Dughlat. London,1972, p. 67. 参见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著，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译，王治来校注：《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第1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8—249页；米尔咱·海答尔著，王治来译注：《赖世德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84页。
[106] 魏良弢：《关于明代火州的几个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1期，1987年，第71页。
[107] W. Radloff, UigurischeSprachdenkmäler, Leningrad, 1928, No. 108, S. 204;山田信夫：《ウイグル契約文書集成》II，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4頁；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8—149页；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21页。
[108] W. 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 Leningrad, 1928,No. 107, S. 202-203; 山田信夫：《ウイグル契約文書集成》II，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6—17頁；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0—151页；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16—117页。
[109] W. Radloff, 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 Leningrad, 1928, No. 124, S. 215; 山田信夫：《ウイグル契約文書集成》II，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60頁；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307页。
[110] 图片选自山田信夫：《ウイグル契約文書集成》II，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Tafel 140。
[111] Moriyasu Takao, Epistolary Formulae of theOld Uighur Letters from the Eastern Silk Road (Part 1), 《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第51號，2011年, pp.55, 69.
[112]《宋史》卷490《外国传六》，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123页。
[113] 杨富学：《古代新疆实物货币——粗棉布》，《中国钱币》1989年第3期，第14—17页。
[114] 郑炳林、杨富学：《敦煌西域出土回鹘文文献所载qunbu与汉文文献所见官布研究》，《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第19—27页。
[115] [喀喇汗王朝]麻赫默德·喀什噶里著，校仲彝等译：《突厥语大词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442页。
[116] 刘戈：《回鹘文契约文书初探》，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第69页。
[117] James Hamilton,Un Acte Ourgour de Vente de Terrain Provenan de Yar-Khoto, Turcica, Tome 1, 1969, pp. 33, 35; 山田信夫：《ウイグル契約文書集成》II，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4頁；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9—140页；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36—139页。
[118] 山田信夫：《ウイグル契約文書集成》II，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8頁；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3—144页；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29—132页。
[119] 山田信夫：《ウイグル契約文書集成》II，大阪：大阪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0頁；耿世民：《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5—146页；李经纬：《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辑解》，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第133、135页。
[120] 山田信夫：《ウイグル文貸借契約書の書式》，《大阪大学文学部紀要》第11期，1965年，第144—145頁。
[121] 森安孝夫：《ウイグル文書箚記（その一）》，《內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4號，1989年，第54—59頁。
[122] 耿世民：《回鹘文摩尼教寺院文书初释》，《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第503、506页（收入氏著：《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0页）；森安孝夫：《ウイグル=マニ教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纪要》第31/32卷合并号），大阪：大阪大学文学部，1991年，第40页。
编按：本文原刊《吐鲁番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9~30页，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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